义不忘华：北美华裔小说家第一人水仙花的心路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美论文,水仙花论文,小说家论文,华裔论文,不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蒙特利尔市有一处庄严肃穆的皇岗墓园，园中竖立着一座与众不同的墓碑，其顶端篆刻着四个中文字：义不忘华；接下来是用英语刻的碑文：ERECTED BY HER/CHINESE FRIENDS/IS GRATEFUL MEMORY/-OF-/EDITH EATON/SUI SINFAR/DEARLY BELOVED/DAUGHTEROF/EDWARD &.GRACE/EATON/BORNMAR.15,1865/DIED APRIL 7,1914。这座坟墓的主人就是本文所要介绍的第一位北美华裔（也是亚裔）小说家埃迪思·牟德·伊顿(Edith Maude Eaton)。她在华人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一位当时在纽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是这样评价埃迪思·伊顿的：“在美华人永世感激水仙花为捍卫他们而采取的勇敢的立场。”（注：水仙花：《春郁太太及其它作品》，第223页。）
埃迪思·伊顿实际上是具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欧亚裔作家，在美国亚裔文学史上，和华裔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伊顿出生于1865年，卒于1914年，笔名水仙花（Sui Sin Far)。其父爱德华·伊顿(Edward Eaton,1838-1915)是英国人，其母格拉斯·特列皮西司（Grace Trepesis，其中文名字是荷花，1847-1922）是中国人。（注：据怀特－帕克思考证，格拉斯的父亲，即埃迪思的外公叫A.Trepesis；其母名Ah Cheun（阿春），因此埃迪思的母亲本人也可能是混血儿。参见怀特—帕克思：《水仙花／埃迪思·伊顿：文学传记》，第10页。）母亲幼年被人拐骗，后被一位英国牧师收养，使她受到了英国式的教育。爱德华常往来于英国和中国从事经商活动，俩人在上海相识并结婚。他们返回英国，在爱德华的故乡麦克莱斯费尔德居住数年，生下6个孩子，包括长女埃迪思·伊顿。因为爱德华的父母并不赞成这门婚姻，所以他们举家移居美国，住在纽约的哈德森市，后于1874年迁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他们先后生育16个孩子，有5男9女长大成人。伊顿曾在美国数地生活10余年，因此研究美国华裔文学也把她包括在内。
伊顿写过两篇有关自己生平的文章。一篇是“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书笺”("Leaves from the Mental Portfolio of an Eurasian")。该文是伊顿去世前不久发表的一篇自传体文章，记录了她的心路历程。这篇回忆录以及在《西方人》杂志上发表的几篇速写表明伊顿与华人社区的认同更进了一步。怀特－帕克思认为“回忆书笺”一文的发表是伊顿写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她的作品更为成熟。她不再是以局外人的身份观察和描写华人社会，而是以具有华人血液的局内人的身份，更为真切地叙述华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另一篇是“水仙花——具有一半中国人血统的作家记述她的职业生涯”("Sui Sin Far,the Half Chinese Writer,Tells of Her Career")。我们对于她的生平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这两篇回忆录。怀特－帕克思著《水仙花／埃迪思·伊顿：文学传记》(Sui Sin Far/Edith Maude Eaton:A Literary Biography)(1995)主要依据也是这两篇文章。
《春郁太太》（Mrs.Spring Fragrance,1912）（注：把Mrs.Spring Fragrance回译成中文时，有几个可能的选择，此处译为“春郁太太”，妥否还望识者指正。）是伊顿发表的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它由两部分组成，即《春郁太太》含17篇故事；《中国儿童故事》(Tales of Chinese Children)含20篇故事。由美籍华人林英敏(Amy Ling)和怀特－帕克思(Annette White-Parks)重新选编的《春郁太太及其它作品》(Mrs.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1995)包括从第一部分中选出的15篇故事和从第二部分中选出的9篇故事。原版《春郁太太》发表之后，在加拿大和美国都受到了注意，《蒙特利尔每日见闻》(Montreal Daily Witness)刊登了一篇书评，写道：
本季度发行的一部精美的礼品图书出自一位加拿大华人妇女的手笔，她有一半中国人的血统，她在书中所流露出的同情心，说明她是站在她的中国母亲一边，而不是她的英国父亲一边。（注：“春郁太太和她的中美朋友”，《蒙特利尔每日见闻》，1912年6月8日。）
那么在80多年以后的1995年由一位美籍华人和一位美国妇女重辑的《春郁太太及其它作品》的发表则不仅仅是再次“站在她的中国母亲一边”，为华人的命运呼吁了。这部作品集的发表应该具有更为深层的蕴意，也许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全部体味出来。这部作品重新发表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又是怎样的呢？美国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多民族的社会，自1972年美籍华人Kai-yu Hsu和他的合作者共同编辑的一部《亚美作家》(Asian American Authors)作品集发表以后，华裔作家的创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活跃；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重新发现被遗忘作家与其作品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并非没有遇到任何反对，相反，很有一些美国文学主流的卫道士们谴责“复活少数民族或妇女作家”的活动只不过是“被曲解了的、回溯历史性的平权运动”而要把他们的名字写进美国文学经典书目“简直令人震惊”。（注：参见丹尼尔思为怀特－帕克斯所作的序。）但是罗杰·丹尼尔思作为这一系列作品的主编则正言相告：“这是一种误导。”他指出，“如果象麦克尔·威格沃思的那种‘自怨自艾’的诗作都能收入美国经典书目，那么容闳或水仙花又为何不可以占有一席之地呢？”（注：怀特－帕克斯：《水仙花／埃迪思·伊顿：文学传记》，第xii-xi
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林英敏和帕克思为重辑的《春郁太太及其它作品》所作的“序”总结强调了伊顿的作品的意义：其一、这些故事描绘了世纪之交的北美中国的画卷，故事的创作既不是她那个时代的“黄祸”文学的形式，亦不是传教士文学的形式，而是充满善意且富有真诚同情心的作品。其二、这些故事传达了中国人和北美华人妇女与儿童的心声，表现了他们所扮演的主人公的角色，从而突破了只描述“光棍社会”而无视为数不多的妇女人口、听不到妇女的声音、看不到妇女身影的文学程式。其三、在美国社会中异族通婚被宣布为非法的时期，伊顿的小说首次介绍了亚洲人与白人结合所生的儿童的困境。
她们认为伊顿的作品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譬如要加强民族之间的理解及自强不息的问题；处理好个人与社会需要的关系问题；当代移民的传统与变化冲突问题；以及种族与文化混合的人们处在“两个世界之间”的苦难问题，等等。两位学者的总结是很有见地的。在当今的美国社会中，种族冲突仍旧是潜在的社会危机的重要诱因。时有发生的白人警察殴打、枪杀黑人，虐待非法移民，乃至辛普森案件，平权法的取消问题等都说明能否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稳定国内局势是美国历届政府的首要任务。我们今天重温她的作品，其意义即在于记住过去，开拓未来，使今日的美籍华人能够超越种族主义的羁绊，在公平的基础之上发挥他们更大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美国，也是为了中美人民更为久远的合作，从而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作出炎黄子孙的贡献。所以我们今天重读水仙花的作品，就不仅仅是为探求美国华人或亚裔文学之滥觞这一个目的了。
综合伊顿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贯穿她的故事的主题有二，即人权和女权问题。这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并且集中体现在伊顿的身上。作为一名女子，她深深感到妇女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不能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从她发表文章时不得不使用笔名即可以看出。而她作为一个具有中国人血统的欧亚裔女子，又时时被冷眼看待而感到屈辱。但是她没有象她的妹妹威尼弗莱德·伊顿(Winifred Eaton)那样采取逃避的态度，为自己起了一个听起来象是日本人的笔名Onoto Watanna（夫野渡名）。伊顿为自己起了一个中文笔名“水仙花”(Sui Sin Far)，她用这个笔名在20余年中，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文章，为她的华人兄弟姐妹们争取合法权益而勇敢地辩护。林英敏指出，在当时恐华症蔓延、反华活动甚嚣尘上的历史时期，水仙花作为一个具有欧亚裔血统的人本可以装成白人。但是她却选择了捍卫中国人和劳动阶级妇女的事业，并把自己当成她们的一员，公开地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这是需要何等的决心和勇气！（注：见水仙花：《春郁太太及其它作品》第一部分序。）“回忆书笺”一文正是堂堂正正地署上自己姓名的，讲述自己一生与种种不公正的斗争和她的中国情结。她大声疾呼：“我们需要中国人站出来为中国人的事业伸张正义！”（
伊顿在作者序中写道：我把那些来到美国生活、定居的中国人称为华裔美国人。她是第一个使用Chinese American这个词的人。（注：怀特－帕克思：《水仙花／埃迪思·伊顿：文学传记》，第158页。）她指出这些中国人都是最早来到美国的开拓者。她肯定了中国人对美国早期建设所作的卓越贡献。
他们远在我们的横穿大陆的铁路建成之前就来到了这个海岸，他们帮助美国人开采我们的矿山，修建我们的铁路，使太平洋海岸繁荣昌盛起来，有如盛开的玫瑰花。（注：怀特－帕克思：《水仙花／埃迪思·伊顿：文学传记》，第158页。）
而在美国进入了20世纪70年代，亚裔、包括华裔对美国的贡献才得到政府的首次公开承认，这就更显出伊顿在那个年月里为争取华人的合法权益而呐喊的深远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今天有了第一个华人出任州长，则说明华人开始懂得如何在美国政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百年努力的结果。水仙花倘若有知，当含笑九泉了。
伊顿还告诫美国人说，他们并不是什么外国人。“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与白人并无二致，也是按照控制他们的情绪作出反应。”“他们有的待人接物和谒可亲，有的则是冷酷自私”，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她教导美国人要学会全面地分析问题，不能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不能因为个别不良分子的表现而贬低整个华人群体。伊顿认为
行为的多样性并不改变人的本质：华裔美国人恬静温和的外表掩盖着他们内心的激情；而一个人不善于表现自己的情感并不说明没有情感。
她还提醒人们要注意虐待来自中国的移民可能产生的国际政府影响：
他们在整个居住期间生存了下来，他们与故国的亲朋好友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们想些什么，写些什么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同胞对美国人民的看法。
她还说：“如果中国人能从美国人这里学到很多东西的话，那么中国人也能教会美国人一些东西。”即是说学习和帮助是相互的，双方都能受益，而不是象有些美国人认为的那样，只是中国人从美国那里得到些什么。
伊顿创作的巅峰是1888-1897年，这也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排华与加利福尼亚州的排华遥相呼应，愈演愈烈的年代。1894年《新闻报》刊登了题为“中国的入侵：报警的呐喊”("Chinese Invasion:A Cry of Alarm and Warning")的文章，该文预测倘若现今中国人移民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将会出现严重的劳工纠纷；该文呼吁加拿大政府为了白人的利益采取行动。他们把全体中国人都看成是喜好赌博、贪吸鸦片之徒。华人被迫从事诸如洗衣等白人不屑干的活计。即便如此，白人还是对华人课以重税，或干脆把他们挤兑走。加之新闻报道对华人阴暗面的大肆渲染，使得华人的国际形象很糟糕。但是也有许多正直的传教士为华人作出辩护，他们要求政府取消用水税，还指出在赌桌旁的白人更多。至于吸鸦片的问题，那要归咎于唯利是图的英国人。伊顿还指出专门对华人征收人头税也是不公道的。白人的理由是这些华人只是到美国来打工，迟早要返回中国，并且把所挣的钱都带回中国，伊顿非常有力地驳斥了这些白人的指控。她说：
中国人只不过是按照西方人的先例行事而已。……中国的通商口岸充斥着外国私人经商者。他们大捞一笔钱之后，就打道回府——而他们的家却不在中国。（注：怀特－帕克思：《水仙花／埃迪思·伊顿：文学传记》，第76-77页。）
美国商人从中国赚来的巨额财富远远超过了华人寄回中国的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所得的血汗钱。因此，那些人对中国人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
伊顿作品中对华人的态度与其他一些同代作家的态度迥然不同。她在致《世纪》杂志的一位编辑的信中说，有些作家对中国人的态度似乎是“站在离中国人远远的地方，大多数情况下，把他当成笑料来写。”（注：1903年12月4日埃迪思·伊顿致纽约公共图书馆世纪公司档案、善本、手稿部负责人R.U.约翰逊的一封信。）更有甚者，有些白人作家如奥立佛·迪博特(Olive Dibert)和弗兰克·诺瑞思(Frank Norris)不仅是把华人当作“笑料”去描写他们，还利用文学为种族主义、分割政策、排外政策张目。（注：参见帕克思：《水仙水／埃迪思·伊顿：文学传记》，第113-115页。）金惠经(Elaine H.Kim)（注：金惠经系加大伯克利分校族裔研究系系主任，韩裔美国人。）指出：多少世代以来，美国的通俗文化总是把亚洲人描绘成漫画式的人物形象。他说：
在布列特·哈特、杰克·伦敦、约翰·斯坦贝科、弗兰克·诺瑞思等作家的有关美国西部故事的作品中，都会碰到漫画式的中国人的形象，甚至在人们想不到的路易萨·梅·阿尔考特(Louisa May Alcott)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也会见到中国人的这种形象。（注：Elaine H.Kim,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Lntrod 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p.3.）
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特别是以亚洲人为主题的英美文学的作品中，都充斥着这种漫画人物，都是一些不入流的极其无聊的作品。即使我们不指责这些作者是出于政治偏见而写出这样的作品，至少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没有深入生活，没有全面了解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生活状况、精神风貌等等。
但是伊顿的一些早期的编辑看到了他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1896年，W.B.哈特在比较她的小说与布列特·哈特的小说时注意到
哈特所写的约翰（注：“约翰”在当时系指在美的华人男子。）仿佛并不真正是人，……而水仙花闯入了这一领域，带来一位从全新视角描写的文静的、幽默的人物……压缩到了一个适度的范围，表现了她的天生的讲故事的才能。（注：参见帕克思：《水仙花／埃迪思·伊顿：文学传记》，第116页。）
1900年查尔士·拉米思(Charles Lummis)也观察到这一现象：“对于别的作家，这个异域天朝之子民充其量不过是文学素材而已；但是在水仙花的故事中，他或她是一个人。”（注：《文学传记》，第116页。）这就表明伊顿写作的出发点与所谓的主流作家有很大的区别。也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写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华人形象，才使读者看到华人真实的一面，从而使读者、尤其是华人读者体会到一种亲切感，而不是在阅读了某些白人作家有关华人的作品之后所产生的反感。
在一个女人在文坛还不能以女人的身份公开写作的时代，伊顿的写作内容也只有局限于婚姻和家庭生活。但是她成功地在这一主题范围内对读者陈述了她对妇女，特别是华人妇女，以及整个华人社区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等重大问题的看法，表现了她对华人疾苦的关切，对来自母国人民的怜悯和爱护。“苦人”一词在中国话里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命苦，尤指女性。但是在伊顿的小说中，她常使用这个词(Ku Yum)作为小说里的主人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良苦用心。她要用小说中的人物告诉读者中国妇女所处的困境。因而“苦人”则不只是一个专有名词，而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作者希望用这个苦命的人物唤醒人们的良知，去改变妇女的处境，去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个世纪之前，埃迪思·伊顿就在为妇女应有的权力大声疾呼，我们不能不为这个弱小女子的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而她也就成为美国、加拿大乃至全世界争取女权运动的一名先驱。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在北美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生活的华人同埃迪思·伊顿一样都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这种感觉正如《啊噫——！》(Aiiieeeee!)的编者们所说的那种“被亚洲和白人的美国所抛弃”的感觉，“证明我们既不是亚洲人，也不是美国人。”（注：Frank Chin,ed.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Garden City,N.Y.:Anchor,1991),p.xii.）他们是林英敏所说的“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人。如果说只有中国人血统的华人在美国生活有这种感觉的话，那么伊顿这样一个具有英国人和中国人血统的人所体验的这种感觉则更为深刻。“我对父母都不讲悄悄话。他们不明白。他们怎能明白呢？他是英国人，她是中国人。我与他们俩都不一样——是一个陌生人，虽则是他们的孩子。”不论她生活在什么地方，在英国、加拿大或美国，她都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伊顿不无痛楚地说：“欧亚裔的十字架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年幼的肩膀上。”这种感觉正是百年来许许多多的华人所检验的心态。他们的认同危机，他们的无根的感觉，他们的自卑心理是在白人至上的社会中心灵被扭曲的变态表现。或许她抹不掉这种心态留下的阴影，或许是由于她的父母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给他们的子女带来种种不便和痛苦，或许是加利福尼亚州于
伊顿在痛苦和困惑中并未沉沦。她要了解她的母国的一切，她要知道她的母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只要有机会我就偷偷地溜到图书馆，凡是能够找到的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书我都看，我从书中得知中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以及其它一些介绍。在18岁这个年龄，使我苦恼的并非我是个混血儿，而是别人不知道我的优越在那里。我虽人小，但是我的情感很丰富，我的虚荣心也很重。”
正是由于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了解，使得她对东西方文明有了新的认识。她反驳了“西方垄断文明”之说。她指出“有迹象表明将来这个国家之中我们可能达到中国人业已达到的高度的文明，但是眼下看来，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是远远地落在了后面。”伊顿告诫美国人民，要他们知道美国可以从中国那里学习到很多东西，而不应该一味地排华。只有接触才能了解，正如埃迪思·伊顿所说：“偏见可由接触交往而被消除”。
埃迪思·伊顿的自豪是她对中国热爱的自然的流露。
我以自豪的心境幻想在焚尸的木柴堆上逝去，一个伟大的精灵从火焰中升腾而起，他向那些曾经讥讽过我们的人们宣布：听着，中国人民是何等的伟大、光荣、崇高啊！
她的高亢的呐喊声在美利坚的土地上回荡，穿越历史的时空，激励着每个苦斗中的华人，使他们在逆境中看到了希望。而这希望就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就存在于他们与美国其他各民族携手共同建设美国的努力之中。在为华人的境遇操劳的同时，伊顿心系中华民族的命运，渴望看到祖国的繁荣强盛，她愿意把生命的最后奉献给她的母国。埃迪思·伊顿的梦想虽然终未实现，但是她那颗冰清玉洁的中国心却与千千万万炎黄子孙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义不忘华”正是对她的最高褒奖，而祖国也不会忘记她，同样不会忘记象水仙水一样钟情于祖国的人。
伊利沙白·阿蒙斯(Elizabeth Ammons)是这样评价埃迪思·伊顿作品的政治意义的：“水仙花冲破了万马齐喑般的死寂和有系统的种族压迫，发现了她自己，创造了她自己的声音，这是本世纪初美国文学史的胜利之一。”（注："Audacious Words:Sui Sin Far's Mrs.Spring Fragrance",in Conflicting Stories: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105-20.）埃迪思·伊顿的“先锋”作用功不可没。如果说在世纪之交她还是孤军作战的话，那么到了本世纪后半期，华人的写作队伍则不断扩大。伊利莎白·阿蒙思称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注：现在一般译者都把她的名字译成汤婷婷。实际上据黄秀玲女士（Sau-ling Wong)对我说，她的名字是不带“女”旁的，因为她的父亲希望她多一点男子的气概。）为“水仙花的精神孙女。”即是说，以汤亭亭为代表的许多当代华人女作家都从伊顿那里汲取了精神力量和创作灵感，从而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华人文学的创作浪潮。他们的文学活动正在与美国文学的主流汇合，共同丰富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美国文学。他们当中有些作家的作品列入了许多大学的课程设置。凡此种种都是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争取民权和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