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话语中的中国现代文学1.“五四”与“左翼”的同质性--对新文学运动与左翼文学运动“共性”的反思_文学论文

“五四”话语中的中国现代文学1.“五四”与“左翼”的同质性--对新文学运动与左翼文学运动“共性”的反思_文学论文

五四话语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笔谈)——1.“五四”与“左翼”的同质性——关于新文学运动与左翼文学运动“共性”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同质性论文,新文学论文,笔谈论文,共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4-0052-09

历史的悖论有时并不来自历史本身,而是来自有关历史的言说。当1920年代末左翼文化运动肇始之际,其当事人就曾把这场刚刚开始的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质”上区别开。后期创造社虽然并没直接喊出“脱弃‘五四’的衣衫”,但却强烈地内含着这一“脱弃”逻辑。成仿吾在他那篇著名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就通过一个当下的空间位置图——资产阶级文学→小资产阶级文学→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把新兴的文化运动在时间上潜在地与“五四”区别开,由此得出了他的必然性的历史逻辑: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冯乃超依据这种历史逻辑,横扫文坛,也横扫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成果。李初梨则通过重新解释“文学是什么”以及诸如“审查动机”等自我唯意志,把五四新文学和左翼“革命文学”做了本质上的断然区别[1]。几位创造社的宿将新秀们急于把他们刚刚从日本带回的“真理”,连同等于真理的自己推荐出去,便把文学革命轻而易举地埋葬在黑暗里(有趣的是,仅给前期创造社有限的成员留下通向光明的路径)。

明确提出“脱弃‘五四’的衣衫”的是瞿秋白。他在退出中共最高决策层后,于1931年写了一系列文章,阐述正在兴起的左翼文学运动和文艺的普及化问题,尖锐地触及这场新兴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在他看来,五四白话文运动并没有产生“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反而造成了“文学”与“广大群众”的新的隔阂,因为这场运动并没有实现“言”和“语”的统一,造就出“我手写我口”式的“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它只不过贡献了一种不同于文言(“周朝话”)、新文言(“明朝话”)的五四白话(“欧化文”),几万万不识字或初识字的普通民众是根本不能享用这种白话的;而用这种白话来书写的“新文学”,也不过是“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他因此得出结论:“这次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2]

那么,瞿秋白心目中最终的“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现代中国文”是什么样的呢?——用罗马字母,或至少用“绝对的白话”记录口头语言,用普罗大众能听得懂的口头语言书写文学、科学和学术等。但瞿秋白的立足点显然不是纯粹的语言学和专业性的,而是要用极易学习、人人都能掌握的罗马字母或“绝对的白话”创造大众文学,使之参与到变革中国的社会动员之中。这个“变革”就是“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的统治,建立苏维埃式的“新中国”。在他看来,“五四”的不彻底,就在于这场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五四“文学革命”仅仅满足于为新的权贵阶层提供现代(“摩登”)文学。在这样一种思想逻辑支配下,主张“脱弃‘五四’的衣衫”,来一场“‘无产阶级’的‘五四’”自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这一自我描述和自我定位,今天可称之为“左翼”遗弃“五四”。

但“五四”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位置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就在瞿秋白和后期创造社这么来做自我描述和自我定位时,就已经遭到了来自左翼文学运动内部的抵抗。据茅盾回忆,《学阀万岁》写出之后,就“有几个朋友认为不能发表,退还了秋白”。茅盾还曾当面问他:“你真正认为‘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一无可取么?”瞿的回答则是:“不用猛烈的泻药,大众化这口号就喊不响呀!”茅盾据此认为瞿秋白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论断不过是“矫枉过正”而已[3]。鲁迅也认为瞿秋白的“绝对的白话”不可行,他坚持把“大众”分为甲、乙、丙诸类(甲:很受了教育的;乙:略能识字的;丙:识字无几的),并把丙类排除在“读者”之外。他直告瞿秋白,即使是为“乙类”读者写书译书,“现在也还不能和口语——各处各种的土话——合一,只能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话。后一种,某一地方以外的读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较广,势必至于要用前一种,但因此也就仍然成为特别的白话,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4]。这一技术性讨论,等于推翻了瞿秋白否定“文学革命”的立论基础。而瞿秋白自己,在发表关于“五四”极端之论的一年后,也不得不回到“光荣的五四的革命精神”这样的措辞上,虽然他仍然认为“五四”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但已声称“无产阶级决不放弃五四的宝贵的遗产”[5]。此后,在左翼政治力量成熟起来后,已将“光荣的五四”叙述进自己的历史,“五四”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也被定性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6](P698),从而将早期被刻意拉开的“左翼”和“五四”之间的“裂痕”成功地焊接在一起。

然而,历史叙述通常会受到历史本身的挑战。进入1980年代后,“五四”的“彻底的反封建性”受到突出的强调,其针对性正是被认为是导致了“十年动乱”的“封建法西斯”的极左思潮,而这一思潮的源流又恰恰被追溯到30年代左翼文化思潮。于是,弘扬“五四”作为一个显在的主题,与“祛左翼化”作为一个潜在的命题[7],便相得益彰地成为新的时代潮流。那个曾经声称自身“高于”五四的左翼文化思潮,那个后来又被叙述为与五四进步文化“同体化”的思潮,如今却以“蒙昧”的角色,承受着被重新定义为“启蒙”的“五四”的击打。在一种特有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断裂”虽未以命题形式被突出地彰显,却以未加命名的强劲思潮贯穿于整个“新时期”。

这一强劲思潮所引发的一个态势,可称之为“五四”遗弃“左翼”。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如此悖谬——它不断地被指责着错误,也不断地总结着教训。然而这种“指责”和“总结”,一方面无不带着当下焦灼着人心的“问题状况”,另一方面又预留着新的“被指责”和“被总结”的空间。今天,当我们从每个“遗弃”所粘合的历史状况中稍微抬高一点目光,或者把业已产生的新的历史状况纳入视野,就会发现,被两个历史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共同描述为“断裂”、判定为“不同质”的“五四”和“左翼”,不仅从未彻底断裂过,而且所谓“不同质”也是相对的,甚至从一个历史的“长时段”中观察,其“同质性”可能并不小于其“不同质性”。

今天通常把“五四”描述为“启蒙”,把“左翼”描述为“革命”,正如一位立场似乎超然的学者所区分的:“这批(左翼)文艺工作者与前一辈作家的作风迥然不同。他们倾心于意识形态的号召,也因此更愿意从事具有煽动性的文学述作。”[8](P53)但假如我们此刻不把诸如“启蒙”、“革命”、“意识形态”、“煽动性”等概念做一狭义的理解,即“狭义化”,那么我们就会讽刺性地看到,五四新文学恰恰就被冠以(文学)“革命”,左翼文学也恰恰被当做另一种“启蒙”——“‘无产阶级’的‘五四’”,而且很难说“民主”、“科学”乃至隐含的“自由”之号召就不是当时的意识形态,而“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呐喊也很难说不具有“煽动性”。将一种本应“狭义化”的历史现象给予“广义化”的理解,并赋予不可移易的“本质”属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最常见的意识形态处理方法。而不易辨析它的困难在于,这一意识形态处理方法一方面粘合于历史结果,具有一种以“单一结果”取代“多因现象”的倒果为因的错置,另一方面又因为历史结果的惨痛,极具当下的“批判性”和“总结性”这一问题状况,使之看起来像是历史本身。

其实,即使在左翼文学运动中持极端之论的瞿秋白那里,在对“五四”的批判中仍然暗含着另一种线索,那就是对鸳鸯蝴蝶派的拒斥。这一线索是那样模糊,以至于在以阶级为划分的对抗中,显得那么不起眼,但这一线索却绝非不重要。事实上,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学革命”就有一隐一显两个层面,显性的是文学观念层面,其针对性是以文言为载体的旧文学,所谓“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隐性的则是现实文学层面,其对手在相当程度上则是鸳鸯蝴蝶派。前者霸占着文学的正统地位,不推倒它,白话新文学无以生根,因而需要大声疾呼,激烈论战,乃至没有论战也要制造论战;而后者则是新文学诞生后的真正敌手,因为鸳鸯蝴蝶派不仅使用着与新文学同样的主要基础文类(小说),而且占据着既有的文学期刊和大众传播媒体,并掌握着都市的主要文学读者。然而,非常吊诡的是,鸳鸯蝴蝶派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旧文学,它是介于新旧之间、具有近代意义的一个品种,事实上,正是它才体现了文学之于资本主义的真正属性——文学作为商品,也仅仅作为商品。而资本主义,又是古老的中国在近代几十年挣扎中被迫走上的道路,这个道路与“五四”所倡导的“科学”、“民主”乃至暗含的“自由”并不矛盾。

这里的症结并不在于鸳鸯蝴蝶派作家何以创作鸳鸯蝴蝶派文学,而在于市场何以需要鸳鸯蝴蝶派文学,而这正是“五四”新文学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着力点之一。可以这么来描述,在“五四”新文学中隐含着“未来中国”的影像,它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彰显着文学的主体性,体现着文学唤起公众主体性,进而改造世界的雄心,因而是一种负有“使命”的文学。而鸳鸯蝴蝶派则以一种“被动”的姿态,通过文学作为商品的属性,迎合也受制于文学市场,因而是一种不负有“使命”的文学。对此,胡适曾在无意间做过区分,他在1918年的一篇《论短篇小说》的演讲中列举的反例正是鸳鸯蝴蝶派的套路:“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一日,游某园,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而真正的短篇小说则被比作一棵被锯断的大树的“横截面”,“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蕴含在这个“横截面”之中[9](P395-396)。在这种看起来像是技术性的讨论中,则包含了对新的读者的召唤,延续着梁启超当年的“小说新民论”的呼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适暗含的逻辑里,鸳鸯蝴蝶派已(通过对短篇小说的定义而)被排除在“文学”之外。正是在刊登胡适《论短篇小说》演讲稿的那期《新青年》上,一位此前不知名的作者发表了一篇名为《狂人日记》的短篇,无论从哪个角度言,都像是对胡适排除掉鸳鸯蝴蝶派的短篇小说定义的佐证,当然这篇小说的意义远非如此。

而从这个角度对比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此后的左翼文学运动,会发现在其内在逻辑上,后者一直延续着前者。仍以瞿秋白为例,尽管他在左翼内部属于对五四新文学持极端之论者,但他以罗马字母取代汉字或“绝对的白话”的主张,却正位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逻辑延长线上,甚至是钱玄同等“废除汉字”主张的直接继承①。他极力让文学参与社会动员,以建立未来中国的逻辑,也无不包含在五四新文学的文学想象乃至清末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论”之中。从主张上来看,瞿秋白是否定五四“文学革命”的,但当他以五四新文学延续到当今的现状为这一立论的参照时,他所能诊断出的症状恰恰是“中国新文艺的礼拜六化”。他沉痛地问道:“现在,谁还需要文化革命呢?”中国的绅商吗?除了有些“自以为很巧妙的戴起马鹿(愚蠢)民族主义的帽子,鼓吹屠杀政策”,多半只满足于通过“五四”开出的路子,“学会了许多时髦”——他们不再禁止妻女“剪头发”,转而拥抱“摩登女郎”,“华丽的富贵的公馆里,居然也会陈设些未来派的直线主义的新式木器。至于‘黄金少年’,那更用不着说了。他们都很愿意做‘被消遣的男子’……”他们如同“菲(非)洲土人的酋长也会到巴黎去受法国资产阶级的荣华,印度的王侯也会学习最新式的英国跳舞”一样,“并不因此就不是封建残余的代表,而完成了民权主义的革命任务”。显然,瞿秋白在做出这种愤懑的描述和分析时,正沉浸在“五四”的历史影像里,正愤懑于当下的新文艺“不会再产生痛恨吃人的礼教的狂人,而只会产生些‘被当做消遣品的男子’”。他看到的“五四”以来的文学史是:“从狂人到面首——这又是一条奇妙的道路。”[5]

当然,这么来描述瞿秋白,并非要弥平瞿氏在对“五四”理解方面一直存在的内在分裂。他对“五四”欲拒还迎的态度,也一直反映着他深刻的内在矛盾,但那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这里只是说明,即使在对“五四”持极端之论的左翼文艺家那里,仍然保留着“五四”和“左翼”共有的关于“文学”的理解和想象——负有“使命”的文学。这种文学的极端之处,自然是文学的彻底工具化,但这已是制度化的产物,而非文学本身。在中国近代以来特有的悖谬性的历史处境中,这种负有“使命”的文学想象,一直使文学处于“与现实的苦斗”(丸山升语)之中,从而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而摆脱这种文学想象,哪怕标以“纯文学”,也极有可能走向其悖反——“新文艺的礼拜六化”或当代文学的“礼拜六化”。

这种文学想象自然也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学知识分子。他们坚持文学“起组织作用的价值”[10](P301),抗拒时尚或权威价值,以文学家身份承担思想家角色。有时,他们也以文学家身份承担战士角色,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以自己敏感的神经乃至血肉之躯,触碰着各种社会现实问题。这些角色的承担自然主要是以“文学”为载体,但也常常忍不住逸出狭义的“文学”文体,直接以“议论”的方式,担负着其自许的使命。虽然在特有的悖谬性历史处境中,他们也难免犯错,或缺少历史前瞻性,但却总能喊出社会最痛苦的惨叫,发出时代的良知之声。如果从梁启超算起,或强或弱,或中断或延续,这已是一个百年传统,而五四新文学运动和包括了鲁迅的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正是其中最华彩的乐章。时过境迁,当反思百年之中惨痛的历史结果时,却有人将其归咎于这种传统,凿凿有词地认为正是文学知识分子搅乱了人们本应安分的神经,打断了历史本应有的进程,而根本罔顾不同历史条件、历史语境之巨大差别,以一种自己也难以觉察的“从上面看”的视角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间接参与着对“醉虾”盛宴的调制。因而,从历史的“长时段”中找出“五四”与“左翼”本来就有的“共性”,就不仅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直接关乎着我们的当下。

收稿日期:2009-03-28

注释:

①其实更早主张废除汉字的是吴稚晖,他1907年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周刊上主张用“万国新语”(世界语)取代汉字。见赵胜忠《重评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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