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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2)05-0023-05
20世纪是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中国的社会经历了从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从军阀混战的分裂国家向一个统一整合的国家的转变，从专制主义、半封建主义、半殖民主义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转变。在跨入21世纪之际，中国政治发展已经具备了民主的基本条件，正在向着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切实实现民主目标而努力。
一、政治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偶然的、盲目的，是有普遍规律可循的。只要人类社会还是政治社会，就必然存在着政治发展，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 运动规律，无论什么社会都受这一规律的作用，因而人类的政治发展必然存在某些共同性和普遍性。尽管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发展的时空条件、文化传统不同，具体的表现形式也千差万别，但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受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所支配。因此，各国均面临着政治发展的问题。政治发展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各国政治发展所遵循的基本规律是一致的，它们的发展趋向是统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西方历史上现代化运动的描述过程中就揭示出了政治发展的普遍性，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并断言这一发展“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
在西方社会兴起的现代化运动塑造了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同样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逻辑。西方国家作为人类早期现代化社会，其政治发展所经历的过程及其成就必然包含着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因素，特别是西方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某些成功的经验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参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政治发展的所有特性就是人类发展的共性。
政治发展的普遍性或共性，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道路都是千篇一律、一模一样的。不同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都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下展开的，不可能不带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列宁在总结俄国革命时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2]因此，在看待政治发展时，既要关注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经验，也要注意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点。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只有在适应本国国情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找到通往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人类政治发展的过程并不排斥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同样受到人类社会政治发展一般规律的约束，在政治发展普遍性的规律中凸显自己的特殊路径。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发展成果是中国政治发展应当汲取的重要资源，尤其是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和方向。中国的政治发展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借鉴人类政治发展的成果和经验。这些成果和经验作为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外来资源，无疑会对中国的政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但政治发展毕竟是一个社会内部的政治实践，这种政治实践需要理论和原则上的指导，但更多地是要考虑到社会的实际情况，考虑到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也就是说，政治发展实践必须建立在社会现有的条件和基础之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发展最主要的资源还是来自于自身内部的本土资源。充分挖掘、利用政治发展的本土资源，是中国当前政治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中国政治发展的本土化资源
自近代开始，中国的政治发展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中，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提出了国家体制应模仿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议会共和制的主张，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以及孙中山、宋教仁等，并且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但多少次的努力并不成功，结果却走向了假立宪、军阀混战，最终出现的是国民党寡头军人政府。在随后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政权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根本谈不上有序的政治发展。作为后发国家，近现代早期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体制资源主要来自于西方各国的经验。但是，以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替代专制制度并没有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反而使中国的政治生活陷入了停滞、混乱的境地。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根据地经验以及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我国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以“本土资源为主、外来资源为辅”构建政治体制的思想基本上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后来二三十年的政治运行。尽管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政治体制已经渐渐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的要求，但以“本土资源为主、外来资源为辅”的原则将继续成为我国政治发展的指导思想。
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本土化资源主要包括制度性资源、功能性资源以及文化性资源。
1.制度性资源
制度性资源是中国下一步政治发展的主要资源。制度性资源由于调整的是执政党、国家、社会、民众、市场等要素之间的政治关系，因而对于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设施，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选举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关系、公检法体制、军队在国家中的建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仍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改革的基础(当前中国的政治发展主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内容)。在这些制度性资源中，大多数制度既承担了作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而发挥着稳定社会、调节社会秩序的功能，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石；又体现了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有所区别的特征，即反映一国文化传统和国情的制度内涵，正是后者构成了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主要对象。在上述的制度性资源中，关键部分是执政党的民主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制度性资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建设时期形成的，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工业化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体制被证明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保障。因此，坚持、巩固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过去的一套领导方式和领导体制已经逐渐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党的执政方式进行改革，进一步加强党内的民主化。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实践中，党不能代替人民直接行使权利，也不能以命令的方式领导，必须转变到依法行政上来。党如何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运作，处理好同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党内民主关系，并将这些关系规范化，是下一步中国政治发展的首要任务。
基层民主建设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从社会基层自发生成的一种民主化改革运动。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在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社会活动实践中，基层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牵涉到人民切身的、具体的利益，他们对基层社会公共活动有着自觉的参与意识与要求，对基层组织的事务有着迫切的参与愿望。这种发自广大人民内心的首创精神和对自身利益的最大关怀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坚实基础。基层自治是基层民主的主要形式，村民委员会制度和居民委员会制度是当前我国基层自治民主的最好实现形式，在短短一二十年内已经发展为广大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良好组织形式。基层自治民主的实践将继续成为我国发展社会基层民主重要的资源。
通过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以及结合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上下结合，进一步开发政治制度的本土化资源以推动整个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是下一步政治改革的主要任务。
2.功能性资源
中国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本土资源是功能性资源。由于政治体系在社会体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是其他任何体系所不能比拟的。政治体系以独占性权力和暴力垄断为支撑而在执行国家意志的功能方面具有优势，因此，政治体系在运用自己的功能和发挥独特作用时，产生了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但不是所有的社会均能够很好地使用功能性资源来实现政治发展的目标。通常，当制度性资源发挥很好作用的时候，功能性资源的作用并不凸显；而在制度性资源存在某些缺陷时，功能性资源的使用和开发 就显得极其重要了。
中国未来政治发展功能性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组织动员资源、社会稳定和控制资源、政策资源等。
(1)组织动员资源。强大的组织动员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体制的一大特色。在革命年代，正是依靠了共产党有效的组织动员能力，才能够将亿万中国人民团结起来，集结在党的周围，同仇敌忾，向着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目标而奋斗。同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依然凭借动员起来的蕴藏在人民中间的巨大能量，实现了工业化、集体化的目标。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尽管市场经济建设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但市场毕竟是有缺陷的，存在着市场失灵，这时，政府的介入就显得十分重要。而组织动员是政府介入的一种有效手段，特别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组织动员手段的运用可以迅速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集中于经济建设，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可以在短时间内赶上早期现代化国家，弥补发展差距。因此，保持、维护和提升国家的组织动员资源，是本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2)社会稳定和控制资源。中国是一个超大社会，长期以来，政治稳定是历代政府的头等大事。一般来讲，法律、风尚、习惯、宗教、伦理、官僚等都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和达到社会和谐稳定的手段。但政府所能控制的不外乎法律和行政机制，其中尤以行政机构的建立为重要。历代中国社会的行政体制只达到县一级，乡镇以下地方自治为主，大部分时期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调控是无能为力的。新中国建立以后，借助根据地时期的经验，国家将行政体制延伸到最基层的社会，并在农村村一级基层也建立了党组织[3]。在城市则建立单位制度，使得每一个公民直接面对国家政权，接受来自国家的任何指令，从而保障了社会有序稳定。公社体制解体以后，政权组织回缩到乡，在村一级出现了村民自治组织，城市基层也建立了类似的自治组织即居民委员会。这种通过建立在人们自愿组织基础上以实现社会稳定的做法比之过去具有更为坚实的基础。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建设基层自治组织，使之纳入国家调控的范围而不至于变成一种离心力。
(3)政策资源。与法律一样，政策是国家调控社会、管理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在全能主义[4]政治体制下，法律被置于一边，政策成为政权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几乎所有的国家意志都是通过政策的形式从上至下贯彻，因此，围绕政策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组织实施机制，民众对政策也有相当的心理认同。如何继续发挥政策资源的功能，利用民 众对政策的认同来有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避免政策资源的流失，是我国政治发展中必 须予以注意的方面。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如何运用财政、货币经济政策 ，实现对社会总体市场的宏观调控，是十分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当然，在利用政策资源 时，必须坚持法律至上，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
3.文化性资源
文化性资源是任何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的基础性资源，没有一个社会能够脱离文化传统而获得现代性的结果，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始于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具有无比丰富的文化资源。从总体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制度系统，其实质是专制主义，更是成为政治发展的巨大阻碍力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着许多优秀的成分，是西方现代化运动发展所未能发育出来的。例如：在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西方主要是从制度和法律的角度进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注重道德的调节，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伦秩序。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组织是人伦关系的逐步扩大，即以人为中心一圈一圈地推广出去的。在各层社会集群中，“家”是最重要的一环，“国”与“天下”都是以“家”为原点的，因此有“国家”、“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类的说法。以人为中心的自然关系的不断扩大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天下大同”，而“大同”显然是“仁”的价值观念的最高体现。可见，传统中国文化追求的是一种自觉的价值秩序的实现，是人的内在精神的一种升华。当然，这种秩序不是通过法律或制度来规范的，而是通过“礼”来实现。在这里，法律是消极、滞后的，而礼是积极、预防性的，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互补的。礼和人伦秩序并不否定法律和制度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但法律和制度的对象是抽象的、共性的个体，因而只能保障起码的公平或“起点的公平”，而礼和人伦秩序则进一步要求关怀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是一种充满了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应该说是符合了人类的基本理想。但是，法律、制度与伦理如何分界、如何融合一体而共同发挥作用，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
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出民主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民主就不能相容。传统文化中仍然蕴藏着大量的合理成分及其现代意义，如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以凸显个人的道德价值，从另一种角度张扬了个体主义精神；发展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平等意识以及散漫式的自由传统。这些都可以通过现代的法制结构转化为客观存在，成为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民主的依凭和补充，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和价值资源。
三、政治发展进程中本土化资源的开发
中国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治体系的结构和功能必然发生较大的变化，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的要求，适应整个社会深刻的变革要求。政治体制的结构和功能的完善，是政治发展的一种必然的逻辑趋向，是为了更有效、更有力地实现对社会发展的整体调控，推进社会发展，促进既定的政治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在急剧的社会整体性转轨时期，政治体系的发展面临着来自社会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的冲击，特别是由于随着开放性市场经济建立而来的各种外来制度和文化，更是对我国的政治体系的改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这些外来制度和文化中间，有不少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念，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发展，特别是一些只适合西方土壤的制度和文化，也随着经济开放而进入我国社会，并以其口号的绚丽、理想而获得不少人的推崇。但是，这种脱离中国社会实情的制度和文化如多党制、三权制约、自由主义等并不适合当前中国政治体系改革发展的要求。盲目地照搬只会导致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走入误区。
中国政治发展的资源除了物质性资源只能来自于本土，非物质性资源同样也是主要来自于本土，开发、利用本土化政治资源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当然逻辑。外来政治资源中一些具有人类政治发展共同特性和规律性的成分，经过适应性转化后才能进入中国政治发展的轨道。中国政治发展的本土化资源来源于中国丰富的历史传统，来源于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发展的要求对政治体系的推动。充分挖掘、利用本土化资源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
首先，集中开发、利用制度性资源。社会发展中的政治资源主要来自于政治体系自身演进的积累。社会经济的快速推进、社会关系的巨大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更新，要求政治体系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这就首先要求政治体系本身实现调适性的转化。制度和体制是政治体系变革的最重要因素，而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政治制度，构成了我国发展政治资源的主要源泉。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有体制中的某些制度已经不适合现实发展的需要，就不再是政治体系创新所汲取的资源。
其次，重点保护、开发功能性资源。功能性资源是政治体系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的体现，是政治体系的特有资源。这种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尽管各个社会均具有其功能性资源，但政治体系的功能性资源的作用在不同社会有着巨大差别。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积累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功能性资源，这些功能性资源曾经发挥过巨大的组织、整合、规范社会的作用，是政治发展弥足珍贵的财富。但是，如果不加珍惜和保护这些功能性资源，很容易导致这些功能性资源的流失，如在共产党领导下国家的有效组织、动员资源，一旦放松党的领导，这种动员资源很快就会丧失，其结果就是政治体系整合度的下降和政策贯彻有效性的降低。因此，必须认清功能性资源在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合理地保护好功能性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利用功能性资源，使之在政治生活中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增强政治体系的功能。
再次，合理地挖掘、汲取文化性资源。任何一个政治社会都浸润在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之中。文化资源是政治体系得以延续、变革、演进的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在总体上阻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但不管怎样，这些文化毕竟是中国政治发展得以发生的原点，传统文化中不少成分可以得到创造性的转换而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成为政治发展可资提取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发展要避免类似西方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代价、挫折，就必须从本土的文化资源中汲取养分，要合理地挖掘、借鉴本土文化中的现代性成分，并将之创造性地予以转化，纳入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进程中，成为中国政治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
在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发育成熟之际，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已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系的变革，面临着大量的来自社会内外部的资源，这些资源均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本土化资源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性资源和主要来源。如何开发、利用本土化资源，是中国政治发展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我国当前政治体系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02-03-28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本土化论文; 法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