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研究与大文化视野——第四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侧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文学论文,第四届论文,中国当代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委员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作协创研部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颁奖”于1998年9月19日——9月23日在北京、承德两地召开。与历届学术研讨会不同的是，这次会议体现出主办者一种新的创意——引进与推出。即在女性文学研究中打开一扇窗，让知识经济、国内外女性研究新成果与女性文学研究对话，同时把女作家与女性文学研究作为一项事业推向社会，吸引社会各界对于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参与与关注。因此，在会议规模规格上、文化视野开拓上、新话题设置上、多重角度探讨上、女性文学出版上，齐头并进皆获不小的成功。在研讨会上，女性作家的“女性观”与女性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发言，共同创建一片女性文学发展的理想天地——在“女性文学”建构上，创作者与研究者都呈现出主动话语姿态，在自觉地做着一件互相砥砺的事情。
一、大背景下的女性文学研究
在当前“知识经济与人类未来”话题中，袁正光认为，在体能时代女性是弱于男性的。当体能退居次要位置时女性优势就会显示出来。下个世纪是生物世纪，为女性进一步解放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人的观念也会加速转变。9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遍及全球，把人类带入一个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可现在看到的许多文艺作品寻求农业经济时代的题材，中国已有了工业时代，反映工业时代的作品却极少。与会学者认为，知识经济的确为女性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子，在女性文学的建构上要有一种科学的态度，不断地创造、追问，理论要不断地推陈出新。科学就是规律，“当一种理论不能预测未来时，就应该把它送走”。女性文学研究应该建立在一种全新开放变动不居的观念上。
戴锦华从女性主义发展角度，深入具体地比较了大陆与台湾女性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角色价值上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具体文化背景。由于台湾女性在法律中被剥夺了很多基本的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她们进行了长达20年之久的女权运动，实际上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寻求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诸如寻求继承权以及对家庭财产的支配权等等。而大陆女性则不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了一种先天的优势，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女性就天然地具有了一种与男人平等的权利。也就是说从妇女运动妇女解放的角度来说，大陆女性主义起点很高。所以，从表现方式上，台湾女权主义从民间立场出发，在争取平等权利上较为激烈。大陆女性主义则对于文化形态的平等进行了不停的追问，也就是说向一种虚假的平等提出挑战。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女性文学女性主义发展在与外部世界交汇和撞击时，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而且就其国际化立场来看，其拓展领域与发掘层次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与经验。
李小江就国内外当前妇女状况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主要是围绕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文学批评与中国女性生存状态的关系来展开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只是对女作家创作和文学方面，和妇女生存现状是一种什么关系？李小江认为文本给予的天地是有限的。而生存状态在妇女研究中，包括从史学、民俗学等角度是可以体现出来的。例如中国妇女口述史，口述史的提出不单是为女人找回一部历史，还在于让沉默的人群发言。在文本中，可以看到男女平等大团圆，可生活中确实女人的话语被剥夺了。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存在方式不仅是突破有限的历史阶段中的话语空间，同时也突破我们自身。当前女性小说中的“私”与“性”，反映了女作家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她的生命和体验。她这种体验说明了什么？我们以前总是写社会。写私写性与其说女作家在创作上的突围不如说在我们目前现存的社会空间上突围。另一方面，性为什么在女作家中这样写，确实说明性在我们这个国家是不能写的。性在西方和中国文化中具有完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文化背景。今天我们理解的性解放性小说私小说要放在这样的背景上考虑。女性文学最重要的是“文本”，“文本”只是一个层面，不是一个空间。谁能写“文本”？女作家即使再普通也掌握了文字，第二文字长期被男人控制着。比如当代女性文学研讨会，台上坐着清一色全是男性，这种安排是对女性意识的不敏感。在文学与文学批评空间中有些东西有自觉的意识问题。
上述观点涉及到女性文学的存在及立场等问题，引起与会者热烈反响。
谭湘认为，女性文学研讨会上边坐一排男性是最好的现象。因为女性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是因其是女性始发和创造就隶属于女性性别集团或具体某个人，它的基本含义是共享。其二，女性文学是检索女性文化的一个视角，是人类精神成果的一部分。其三，女性主义是其文学努力中的一个过程，是一种必须的手段，女性因自然性别持有它，只是强调女性在开掘这份人类共同财富过程中，历史与现实形成比较充分的话语资格与权力，当两性真正和谐平等伙伴关系到来时，女性主义将归于消亡。其四，对女性文学女性意识女性主义的执著和研究，不是女性集团对男性集团、女性对男性的对抗或宣战。是一种文化行为，是人类的智慧向所有尚未破解和抵达的自然奥秘的探索和冲击。女性与男性在确定女性文化是被忽略的人类财富的基础上，重建话语意义群落，是一种共同的责任。如果在这个会上有更多的男性参与进来说明社会的进步。有时形式本身是有意味的。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不论对女性还是对男性都有侵害，《圣杯与剑》中所说的原初的美好的东西存在于两性身上，我们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认识它挖掘它，共享人类文化财富。
就女性“文本”研究的重要性，与会学者有一致的看法。女性“文本”代表了一种具有自觉意识的女性的发言，其中一些写作女性就其观念而言是处于社会前沿的，文本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经过加工浓缩的东西，是一种艺术范畴的人类的精神产品。对中国女性进行人类学、史学、民俗学研究，进行一种切实的具有科学性质的调查取证工作固然重要，而“艺术则是通过事物的特殊规律揭示事物的普遍规律”，作为艺术的“文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具有重要价值。刘思谦认为文本很重要，女性文学研究必须依据文本，突破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走向田野更广大的被遮蔽的更深的妇女的生存，对绝大多数作家评论家难以做到。要写文本，但文本怎样被写出来，社会含量要广要深不要使自己的生活方式太封闭，应该和社会上更广更低层的妇女接触。荒林认为，我们讲的不是对于沉默者的研究，而是指对发言者的研究。发言者是一种自觉的女性，研究她们写什么怎么写，表示自觉的解放了的知识女性做出了怎样的想象。同时，任何文本的问题都涉及到文本之外的问题。胡辛认为，女性文学不能包揽妇女运动妇女解放，女性文学是妇女解放的一部分而且相对层次较高的东西。文学是人学，不管写什么都是一种女性书写，文本意义是不能否定的。
二、女性文学的具体研究与学科建构
在学术研讨会上以大文化视野为背景女性文学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态势。从具体文本研究到学科化建构，从当代文本到古代文本，从国内作家到海外华人作家，从具体文化现象到大文化中的女性视角，都有程度不同的探讨和论述。归纳如下：1.关于新时期女性文学文本。朱育颖在《人·女人·个人》一文中指出，新时期女性文学在走进人的世界后，发现自身的全面失落，在争取“爱的权利”中表现出对人的主体位置和人生价值的追求。80年代中后期女性文学从“人的自觉”转向“女人的自觉”，王安忆、铁凝扩展了张洁、张辛欣的书写领域，把女性肉体的觉醒带入文本。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林白、陈染等女作家关注女性的个体，以个体生存体验表达女性集体的生存经验，从社会生活空间走向私人生活空间，从类走向个人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但女性写作采取极端个人化的叙事策略，自身与作品人物贴得太近，易产生误读。万莲子从“公民意识”的角度提出了在女性文学中，研究关注了多少现实社会中人民大众的生存状态？女性文学与平民百姓的生活存在着什么样的距离？她的“公民意识”渗透了很强的“悲悯”情怀，对于苍生对于处在最下层的女性人生，女性文学要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万燕在《解构“典故”》中就王安忆小说《长恨歌》解构典故的手法，指出在小人物小日子小目标的前提下，上海女人瓦解了史诗，王安忆的整部小说和历史无关，而和上海这个城市有关。2.古代女性创作与文本。刘淑丽在《古代女性创作的忧患意识》中认为，女性忧患意识在女性生活中是千年不绝的感知生活的主要方式。而爱情忧患意识几乎弥漫于女性忧患的各个角落。女性世界的一再被忽视会导致女性忧患意识的一同被抹杀，进而导致人们对研究女性文学的更大疏离。鲍震培在《论樊梨花》中认为，古代战争小说中“女英雄”形象多是一种思想幻象。中国小说从才子佳人到侠男烈女到英雄女将，体现了儿女与英雄结合的趋势，从观念上反映出从女人是祸水到妻子有用这样一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进步。3.海外女性文学创作与文本。王敏在《龙应台创作的文化视野（提纲）》中指出，龙应台创作中面对现代世界的焦虑思索与对男权价值体系对抗质询形成了她的创作特点。既有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反思，又有女性个体真实的生命体验，体现了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女性创作的丰富内涵和多样化表现。鲁曼华在《“逃不了”——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中女性的困局》中运用客体关系理论，探讨小说中女性特有的困境。
认为男性在自我意识中重要的是成为独立个体，而女性自我意识建基于与别人的联系，女性比男性更需要与别人接触，在人际关系中界定自我。桑青渴望与异性接触建立密切的关系，最终却往往一无所有。4.在文化视野中的女性文学。谢玉娥在《“小女人散文”：一个颇具意味的文化现象》中指出，对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来讲，“小女人散文”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对具体的个案批评的人可见仁见智，但对“小女人散文”这一批评术语的使用要严肃审慎。它的笼统概括既有随意性，也有本质主义的文化、文学性别界定的话语局限。从女性角度看，具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实质还是男女两元性别等级思维定势在文学批评上的表现，是以男性为中心为正面价值的男权批评话语。荒林在《论性别虚构》中认为，在人类选择了一种文化——虚构了有性别、性差的历史过程，虚构的权力，或者说使虚构原则贯彻下去的主人是男人们。女人的存在，女人沉默的或叫空白之页的方式，成了女性文化在男性中心文化中唯一存身之道。某种意义上，在女人那里一直保存了延伸了更早的人类文化即自然文化。在80年代初中期，性别对抗情境中的女性意识，以反抗男性中心和男权统治为主要特色，具有“同一地平线上”的紧张和“方舟”倾晃的焦灼，到了90年代中期，多元文化语境确立，女性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意识明显增强，像《甜蜜的拍打》、《长恨歌》所体现对女性自身缺陷“拍打”和“长恨”的意识已很深刻。而近时段女性文学作品，以西西、徐坤写作为例，带来了女性写作新的激情。“性别虚构意识”大有取代“女性意识”的趋势，很可能带来女性文学面貌巨大变化。采薇在《女性视角：一种女性研究与女性“文本”的契合》中认为，女性研究与女性文本创作在90年代进入了外表上色彩纷呈内里极具女性意识女性立场的阶段，整个贯穿了对男性主流文化的批判态度，不再单纯停留在对女性角色的困惑上。走过了颠覆主流文化的道路之后，女性研究与女性文本找到了一种共同把握世界的方法——女性视角，从传统表现方式与立场上突围出来。80年代女性文本从群体范畴上揭示出女性自身的自卑与困惑，在获取功名过程中女性的挣扎进而与男性价值体系的认同。文本中的女性“雄化”现象是男性中心话语的产物。90年代在众多男性批评者“失语”的时候，女性文学研究者精心地构筑女性研究的理论框架，女性文本的范围扩大出现了具有内省意识的女性经验小说，其特点是采取女性本位的描述态度，与权力话语对抗。5.女性文学的学科化建
设。乔以钢在发言中从三个方面就学科化建设进行了探索。其一，进一步开拓研究视野，不仅关系到研究的广度还关系到学科深层建构的合理性框架科学性问题。如对古代女性文学研究，涉及到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重新认识女性写作的历史。妇女文学创作的传统应该纳入妇女文学史。其二，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很长时间，以阶级分析政治标准忽略文学本体性取消真正意义上的批评付出了很大代价。提倡学理上的探讨争鸣，任何一方都不谋求话语霸权，形成一种平等交流相互包容的学术空气。其三，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关系到研究深度。否则会停留在表面热闹。问题如女性文学研究的主体是谁，仅仅是那些有主体精神用一定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女性研究者，还是自觉地以学术态度致力于女性文学研究的人，包括男性。误解在于，女性研究仿佛是女性的事，这会影响到学科建设。男性视野中的女性文学也是女性文学研究中重要的角度，不可或缺。
此次研讨会还设立了“‘自然·女性·儿童’及其它女性文学新话题”，“台港澳女性文学前景与现状”专题讨论，限于篇幅这里暂且不做归纳。但仅从题目设置上，也可看出当代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在研究上具有的全方位意识。在大文化视野中的女性文学研究，在此次研讨中无疑打开了自身，必然会使女性文学研究站在更高层次上，审视女性文学以及女性文学与当前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形态的关系包括与现实中女性存在的关系，从而引发更多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