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综合收益与非经常性损益价值相关性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损益论文,相关性论文,经常性论文,与非论文,收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带来了企业经营活动的日益复杂化，由此导致利润表无法反映来自金融创新的、非传统的利润来源。各国准则机构陆续在资产负债表中采用公允价值来计量金融工具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与此同时，因公允价值变动而产生的未实现损益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也应运而生。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倾向于采用总括收益观①作为报告收益的基础，然而出于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考虑，这些国家的会计准则又都允许一些未实现损益项目绕过利润表直接在资产负债表的权益中反映，使资产负债表权益部分归集了大量与资产价值变动及未来现金流密切相关的会计信息，从而损害了收益报告的一贯基础，降低了利润表的信息内涵。如美国SFAS12“某些可流通证券的会计处理”、SFAS52“雇主退休金会计”、SFAS80“期货合同会计”、SFAS87“雇主退休金会计”等都将某些损益项目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这种披露方式引起了信息使用者和理论界的争议。因此，迫切需要以综合收益概念为基础，系统组织这些绕过利润表直接在权益中列示的项目，全面反映某一期间除与所有者交易之外的所有者权益变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第3号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财务报表的要素”中最先提出综合收益的概念(SFAC No.3，1980)，将其定义为“一个主体在特定期间内除去与业主进行交易之外的企业净资产的变动”；综合收益最终以准则形式出现则是FASB在1997年颁布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30号——报告综合收益》(SFAS 130)。SFAS 130将综合收益划分为净收益(Net Income)和其他综合收益(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两大类，主要目的是解决那些绕过利润表直接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中列示的项目(即其他综合收益)的报告问题。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在2007年发布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的列报》(IAS1)修订版中，也正式提出综合收益表。 国际范围内财务业绩报告的改进，使综合收益对投资者决策的有用性日益凸显，对我国的业绩报告也产生了直接影响。2006年对《企业会计准则》的全面修订中没有采用综合收益的概念，一部分利得和损失即非经常性损益计入了利润表，另一部分利得和损失即其他综合收益则直接计入了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2009)明确要求上市公司的利润表需要增列“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新的列报方式把利得和损失全部整合到利润表中。2014年，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CAS 30)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CAS30首次在准则中定义了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两个概念，并明确了“其他综合收益”需要按照是否能重分类进“损益”两类来列报。根据CAS30，其他综合收益是指企业根据其他会计准则规定未在当期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主要包括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的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形成的利得或损失、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的部分、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导致的变动等。依据CAS30(2014)，对利得和损失(包括已实现的和未实现的)采用了两种不同的会计处理。如图1所示，利得和损失被作为利润表中的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两部分来列报，那么投资者是否能有效区分这两部分盈余信息，并据此对企业的价值进行判断？本文对2009年-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其他综合收益信息和非经常性损益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检验，主要结论和可能的学术贡献是：(1)现有的价值相关性研究主要集中在综合收益的相对联系研究和增量联系研究这一层面，而较少考虑其他综合收益的来源以及对利得和损失不同的会计处理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并且也较少考虑投资者估值缺陷的存在和概念内涵对估值有用性的影响。本文从会计信息决策有用观的视角考察了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价值相关性的差异以及二者对经常性损益②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对投资者的盈余认知能力进行了初步探讨。基于本文的发现，投资者能有效区分这两部分盈余，并给予不同的定价，并能依据上市公司是否发生重大其他综合收益或非经常性损益来调整对经常性损益的定价，因此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价值相关性的研究对提升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具有重要的意义。(2)本文为我国利润表向综合收益表的过渡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相关结论支持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和利润表改革的有效性，丰富了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方面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价值相关性文献假设财务报告的目标是为制定商业和经济决策提供有用信息，投资者是会计数据的使用者，而会计数据的主要应用就是出于投资决策目的对公司价值进行估值。现有对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的研究主要解释了这两部分盈余信息分别对投资者决策的有用性。Barth等(2001)[1]认为，“价值相关性研究评估会计数据反映权益投资者所使用信息的效果，为准则制定者提供深入的见解”；“现有的估值模型可以用来研究价值相关性问题”，所以，对于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可以为准则的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可以为准则的实施效果提供经验证据。 1.其他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 Van Cauwenberge和De Beelde(2010)[2]将已有的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的研究划分为两大类：一是相对联系研究比较了股票价格(或股票回报)与可替代的收益的计量方法(净利润或综合收益)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收益计量方法的盈余反映系数(ERC)越显著或回归的
越大，该收益数据就被认为越具有价值相关性。二是增量联系研究检验了其他综合收益的组成部分在净利润的基础上是否提高了价值相关性。这类研究主要检验其他综合收益的系数是否显著不为零或者分析包含其他综合收益组成部分的调整
是否增加。 在相对联系研究中，对净利润和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的比较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如Dhaliwal等(1999)[3]发现，和净利润相比，综合收益(定义为NI+OCI)与股票回报没有更强的相关性；而Kanagaretnam等(2009)[4]的研究表明，SFASNo.130(FASB，1997)规定披露的其他综合收益及其构成项目具有价值相关性，相对于净利润而言，综合收益与股票回报的相关性更强。Goncharov和Hodgson(2011)[5]以欧洲国家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净利润比综合收益更具有价值相关性；王鑫(2013)[6]以2009年-2011年中国境内沪深两市主板A股上市的非金融公司为样本的研究表明，综合收益具有比净利润更高的价值相关性。 增量联系的研究结论相对而言更具争议性。首先，在关于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方面的研究，一些学者(Pinto，2005；Chambers等，2007；Mitra和Hossain，2009)[7-9]发现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具有价值相关性，但也有学者得出相反的结论(如Dhaliwal等，1999；Goncharov和Hodgson，2011；O'Hanlon和Pope，1999；Cahan等，2000)[3，5，10-11]。其次，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未实现利得和损失的研究，Dhaliwal等(1999)[3]的研究发现，其他综合收益的这个组成部分是价值相关的，特别是限定于金融企业的样本。Chambers等(2007)[8]、Kanagaretnam等(2009)[4]也得到类似的结论。Mitra和Hossain(2009)[9]的研究则发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不具有价值相关性。Goncharov和Hodgson(2011)[5]基于欧洲国家的分析发现，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前，仅在报酬模型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具有价值相关性。再次，关于额外最低退休金负债调整的增量联系研究结论也不一致。如Mitra和Hossain(2009)[9]的研究发现，额外最低退休金负债调整是价值相关的，而Dhaliwal等(1999)[3]得到的结论相反。我国关于其他综合收益组成部分的增量联系研究相对较少，王鑫(2013)[6]的研究结果表明，其他综合收益组成项目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和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具有价值相关性。 以往文献对其他综合收益及其组成部分的价值相关性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很可能是因为被检验样本的年度、计量经济模型以及被分析的国家或行业存在差异而导致的。 2.非经常性损益价值相关性 以往对非经常性损益(或SI③)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得到的结论较为一致。国外早期研究已经验证了SI利得和损失是价值相关的，但对股票市场回报的反应小于扣除SI后的盈余(Elliott和Shaw，1988；Elliott和Hanna，1996；Cready等，2010)[12-14]。国内关于非经常性损益价值相关性的研究较少，叶建芳等(2013)[15]发现，非经常性损益具有价值相关性，非经常性收益越多，上市公司经常性损益的价值相关性越低。 综上所述，国内外文献主要集中在综合收益的相对联系研究以及其他综合收益或非经常性损益的增量联系研究方面，而鲜有研究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价值相关性的差异以及二者对经常性损益价值相关性的影响。本文搜索到的唯一一篇比较了其他综合收益价值和SI价值相关性的文献是由Jones和Smith(2011)[16]撰写的，该文认为其他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要低于SI以及扣除SI后净收益的价值相关性。 基于以往研究，本文的研究主题并非是其他综合收益及其组成部分的增量联系研究或非经常性损益的增量联系研究，而是从利得和损失不同会计处理的经济后果，即对投资者决策有用性的影响的视角，就我国资本市场环境下，投资者对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的市场定价问题展开讨论。本研究有助于评估利润表改革的政策后果，对帮助投资者理解不同盈余组成部分的决策有用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理论分析 在决策有用观下，收益指标是使用者尤其是投资者进行经济决策时最为关心的会计数据。FASB明确肯定了收益信息在使用者决策方面的重要性，“编制财务报告的首要重点是通过收益及其组成内容的计量，提供关于企业经营业绩的信息”[17]。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是收益信息的组成部分，当上市公司存在其他综合收益或非经常性损益时，投资者在进行决策时必然会考虑到这部分利得或损失的影响。 对于产生其他综合收益的资产或负债在每个会计期间需要重新计量，由此对于相同的资产或负债可以持续地产生其他综合收益，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当资产或负债被出售或处置后，其他综合收益会转回，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就会影响未来的净利润和现金流量，从而影响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评估，进而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在我国资本市场环境和会计制度背景下，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是其他综合收益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现阶段上市公司一般不存在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如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导致的变动)，所以本文推断在我国资本市场环境下，其他综合收益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 一个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关，对于一个给定的项目(如固定资产的出售)，通常不会在每个会计期间持续地产生非经常性损益，但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资本市场环境下，一些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在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具有持续性，且发生额具有重要性。如叶建芳(2013)[15]的研究发现，2007年-2010年，连续4年均发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的上市公司占比在60%以上，每年发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的上市公司占发生非经常性损益上市公司的比例基本保持在90%左右，且呈上升趋势；连续4年发生了政府补助项目的上市公司超过半数。鉴于在我国资本市场环境下非经常性损益表现出的非暂时性，投资者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时就不得不考虑这些项目，因此本文推断在我国资本市场环境下，非经常性损益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保证会计信息有用性的前提，财务报告透明度则是衡量高质量会计准则和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属性。同时，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表明，投资者的非理性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评估很可能受到自身认知能力的限制以及财务报告透明度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两个角度来分析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价值相关性的差异。 一是从财务报告透明度的角度分析。会计信息在财务报告中列报的位置和详略程度很可能会影响到投资者对会计信息有用性的判断。因为在不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环境下，会计信息估值的有用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投资者认知能力、对会计要素概念内涵的理解和会计信息质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非经常性损益不是利润表内的独立项目，大部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被计入到营业外收支中，这就降低了盈余信息的透明度。另外，对于在利润表中非独立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投资者需要搜索和加工之后才能认知和理解，并据以预测未来盈余和现金流，从而增加了估值成本。比较而言，《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2009)和CAS30(2014)都明确要求在利润表中单独披露其他综合收益信息，准则中也明确了其他综合收益的定义及重分类的要求，增加了利润表的透明度，这样投资者不需要搜索和加工就可以获得其他综合收益的完整信息，从而降低了估值难度和估值成本。从这个角度分析，其他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要高于非经常性损益的价值相关性。 二是从投资者认知能力的角度分析。概念本身也会影响和改变投资者的认知能力及价值判断。认知心理学认为，概念是事物本质特征的反映，是一类事物特有的本质属性的信息表征，概念是认知的主要成分。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投资者的估值缺陷是内生的。所以会计信息估值的有效性就会依赖于概念是否明确、信息是否易于处理以及信息披露是否明晰等。非经常性损益从概念上让投资者易于理解其所涵盖的信息，从而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相比之下，其他综合收益在2009年以准则解释的形式要求披露，直到2014年CAS30修订后才明确了其定义，并且有关综合收益的准则还在不断完善。企业自身和投资者都对其他综合收益概念的认知、理解和运用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毛志宏等(2011)[18]的研究发现，相当多的公司都存在利润表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勾稽关系错误、未按规定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充分披露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具体内容、少列和多列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等问题。同时投资者对其他综合收益的涵盖范围及所涉及的交易事项的模糊理解，也会导致投资者对其他综合收益的认知偏差，从而降低了其他综合收益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从这个角度分析，其他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要低于非经常性损益的价值相关性。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 H1a：其他综合收益、非经常性损益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且其他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高于非经常性损益的价值相关性； H1b：其他综合收益、非经常性损益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且其他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低于非经常性损益的价值相关性。 一般而言，投资者可以根据实体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
根据公式，企业实体价值是企业产生的未来自由现金流量按照含有风险的折现率计算的现值。本文采用实体现金流量模型作为理论依据，推导假设2和假设3。 如果上市公司的其他综合收益占净利润的比重较高，意味着公司存在大量的未实现利得或损失，这会对未来的盈余和现金流量产生较大影响，加大了未来经营状况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增加公司的风险溢价，提高投资者对公司的风险评估，从而导致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上升。根据实体现金流量折现模型，现金流量折现率的提高会导致企业实体价值的降低，最终导致经常性损益价值相关性的降低。 类似地，如果上市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较高，很可能向投资者传递了公司主营业务正在萎缩，只能通过非流动资产的出售或政府补助等非主营业务来提高盈余水平的信号。理性的投资者基于对公司总体盈余质量产生疑问的同时，会提高对公司的风险评估，降低对公司的估值，结果也会导致经常性损益价值相关性的降低。Elliott和Hanna(1996)[12]、Cready等(2010)[14]的研究都发现非经常性损益会影响经常性损益的价值相关性。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2和假设3： H2：发生了重大其他综合收益的上市公司，经常性损益的价值相关性会降低。 H3：发生了重大非经常性损益的上市公司，经常性损益的价值相关性会降低。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其他综合性收益来源于企业相关资产和负债的后续计量，由此可推断公司可以产生经常性的其他综合收益，但是不能同样来推断非经常性损益，因为非经常性损益通常是企业偶然性的价值调整结果，所以本文选择的样本集中在存在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司。鉴于财政部在2009年6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首次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本文选择2009年-2013年在我国沪深两市主板A股上市的公司作为样本，剔除ST类公司、所有者权益为负值的公司、审计意见为非标的公司以及数据缺失的公司，共得到8 436个观测值。其中，约45%的样本(n=3 790)在样本期间报告了其他综合收益。由于要比较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所以本文也关注样本中非经常性损益的发生情况，在存在其他综合收益的样本观测值中发生非经常性损益的概率为97%(n=3 702)。文中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RESSET数据库。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采用Winsorize(1%)极端值处理。 (二)模型与变量说明 在实证检验中，目前多采用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来考察价值相关性。根据Kothari和Zimmerman(1995)[19]的研究，价格模型在计量上更容易产生异方差问题且模型设定有偏，但报酬模型产生的估计偏差较小，因此建议两类模型同时使用。 Ohlson(1995)[20]模型是价值相关性研究的基础。
根据Ohlson模型，权益市场价值至少由两个因素决定：权益账面价值和会计盈利。除此之外，其他信息也能决定权益市场价值。为了检验假设1，本文在Ohlson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两个价值模型和两个报酬模型。 (1)价格模型
其中，P表示股票价格，鉴于证监会要求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于次年4月30日之前完成披露，故选取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4个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4月30日)的收盘价作为股票价格的替代变量(若当日停盘，则向前追溯至有交易数据当日的收盘价)；NI-NRI为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本研究将其作为经常性损益的替代变量；OCI表示年度其他综合收益；BV表示年度净资产账面价值。除P外，其余变量均用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予以标准化④。 为了检验上市公司发生重大的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对经常性损益(NI-NRI)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假设2和假设3)，在价格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本文用其他综合收益净利润比⑤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发生了重大的其他综合收益，用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比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发生了重大的非经常性损益。当一家上市公司发生的其他综合收益或非经常性损益与净利润的比值超过50%时，它对该公司的盈余水平就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采用虚拟变量D1和D2来具体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发生了重大的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当其他综合收益净利润比≥50%时，D1=1，否则=0；当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比≥50%时，D2=1，否则=0。
的含义是，当其为1时，i公司t年度发生了重大的其他综合收益；当其为0时，则没有发生重大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含义是，当其为1时，i公司t年度发生重大的非经常性损益；为0时，表示没有发生重大的非经常性损益。 (2)报酬模型
其中，R表示报告期的年度股票收益率，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股票收益率可以根据月度收益率计算得出，也可以通过公式“股票收益率=(当期收盘价-上期收盘价+现金股利)/上期收盘价”计算得出。这里采用第一种方法计算年度股票收益率，采用第二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测试。任一家公司的年度股票收益率可以通过月度收益率数据进行计算：
其中，
(i=1，2，…，12)表示一年内第i个月的月度股票收益率。本文按照年度报告信息已经被市场和投资者充分理解和吸收的标准，以上一年度5月1日至披露报表年度4月30日为一年计算年度收益率。其余变量均用年初普通股市场价值予以标准化。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市公司发生重大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对经常性损益(NI-NRI)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假设2和假设3)，在报酬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三)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在回归检验前，本文对样本采用了两种方式的描述性统计。表1比较了3 790家有OCI的公司样本组和4 646家无OCI的公司样本组的规模(权益市场价值MV)、盈利能力(资产报酬率ROA和股票回报率R)以及其他综合收益净利润比和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比(OCIP和NRIP)。可以发现，待检验样本公司规模比无OCI样本组中的公司规模均值要大⑥，根据王鑫(2013)[6]的研究，OCI项目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占的比例最大(63.3%)，据此可推断，规模相对较大的公司更可能有闲置资金进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投资。在盈利能力方面，两个样本组资产报酬率均值无显著差异，有OCI样本组股票回报率的均值显著小于无OCI样本组股票回报率的均值⑦。在存在OCI的样本组中，OCIP和NRIP的均值分别为0.54和0.85，同时基于OCIP最大值(176.70)和NRIP的最大值(311.50)，可以推断出存在个别企业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损益的金额远远超出企业净利润的情况。总的来看，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的股票回报率和权益市值有重要影响，因此对二者价值相关性的检验和比较是颇有必要的。
表2中Panel A和Panel B分别列示了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所涉及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总的来看，除了股票价格之外，其余变量的标准差都不大。从股票价格的标准差(9.69)以及最小值(1.61)和最大值(121.9)可以发现，2009年-2013年期间股票价格波动比较大。
五、实证检验结果和分析 (一)相关系数矩阵 表3是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的相关系数矩阵。Panel A中，被解释变量股票价格(P)与解释变量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NI-NRI)、其他综合收益(OCI)、非经常性损益(NRI)和净资产账面价值(BV)显著相关。净资产账面价值(BV)与其他解释变量都显著相关，后面回归时会考虑多重共线性问题。Panel B中，被解释变量股票收益率(R)和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NI-NRI)、其他综合收益(OCI)后和非经常性损益(NRI)显著相关。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中(NI-NRI)×Dl和(NI-NRI)×D2都与股票价格及股票收益率显著正相关，如果假设2和假设3成立，交乘项的系数应该显著为负，上述结果只是单变量分析，还需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做进一步的验证。
(二)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表4报告了价格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1a)和(1b)的回归结果显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都与股票价格显著相关，这与王鑫(2013)[6]和叶建芳(2013)[15]的研究结论一致。两个模型的Vuong似然比检验的Z值是-2.7086，在1%水平上显著⑧，H(1b)得到了很强的证据支持，表明其他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低于非经常性损益的价值相关性，从投资者认知能力的角度证明了投资者能够对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作出有效区分，并给予这两部分盈余不同的定价。检验结果(列3)显示“(NI-NRI)×Dl”的系数在5%水平显著为负，H2得到验证，表明发生了重大其他综合收益的上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的价值相关性越低。检验结果(列4)显示“(NI-NRI)×D2”的系数显著为负，H3得到验证，表明发生了重大非经常性损益的上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的价值相关性越低。上市公司发生了重大其他综合收益或非经常性损益，会降低经常性损益(NI-NRI)的价值相关性，说明投资者逐渐趋于理性，对于发生重大其他综合收益或非经常性损益的上市公司，投资者会降低对经常性损益(NI-NRI)的定价，以此调整对公司价值的估计，从而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 表5报告了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报酬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3a)和(3b)检验结果显示，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都与股票收益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在报酬模型下，也验证了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Vuong似然比检验Z值为-1.1033，但检验结果不显著，无法比较OCI和NRI的价值相关性，因此在报酬模型下，假设1没有得到充分验证。
检验结果(列3)显示“(NI-NRI)×D2”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发生了重大其他综合收益的上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的价值相关性越低，验证了H2，与价格模型的检验结果一致。检验结果(列4)显示“(NI-NRI)×D2”的系数不显著，因此在报酬模型下，H3没有得到验证。 结合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的检验结果，基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都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其他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要低于非经常性损益的价值相关性。上市公司如果发生了重大的其他综合收益或非经常性损益，会降低经常性损益(NI-NRI)的价值相关性。 (三)稳健性测试 为了验证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如下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稳健性测试⑨。 1.对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进行了变量替换。首先，价格模型中采用次年4月30号的股票收盘价作为因变量，借鉴叶建芳(2013)[15]的做法，考虑到中国证券市场存在股价漂移现象，为减少其对回归结果的影响，采用5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前复权的股票收盘价作为因变量进行测试，结论不变。其次，将报酬模型中的因变量(股票收益率)替换为研究会计年度5月份第一个交易日至下一个会计年度4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间的股票收益率，计算公式为：Rit=(当期收盘价-上期收盘价+现金股利)/上期收盘价，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 2.如果非经常性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占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的50%以上，也可界定为上市公司发生了重大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这里仍采用虚拟变量D1和D2来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发生了重大的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检验结果中模型(2a)中D1与NI-NRI交乘项系数不显著，即价格模型中H2没有得到验证，但报酬模型的检验结果验证了H2，其他结论与前文一致。 3.删除金融行业样本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不变。 4.考虑到2009年是其他综合收益信息披露的第一年，毛志宏等(2011)[18]的研究发现，合并利润表(2009年)列报的其他综合收益数据与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列报的其他综合收益数据之间均存在较大差额(按照报表间的对应关系，两表其他综合收益数据应相等)，相关数据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故删除2009年数据，以2010年-2013年的研究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 六、结论及建议 本文选择2009年-2013年在我国沪深两市主板A股上市的公司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在我国会计制度和资本市场环境下，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发现：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损益都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其他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要低于非经常性损益的价值相关性；同时，上市公司如果发生了重大的其他综合收益或非经常性损益，会降低经常性损益的价值相关性。 研究结论说明：日趋理性的投资者能够对上市公司会计盈余中经常性损益、非经常性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做出有效的区分；对于发生重大其他综合收益或重大非经常性损益的上市公司，投资者能对经常性损益做出价值调整，从而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本文的研究也支持了我国当前利润表改革的有效性，为利润表向综合收益表的过渡提供了经验证据。从价值相关性的角度来看，将其他综合收益单独列示有助于增加业绩报告的决策有用性。然而，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尽管当前多步式的利润表区分了一些具有暂时性的盈余项目，但对盈余其他组成部分是否可持续仍感到茫然，并且将不同持续性水平的项目混合在一起，削弱了盈余预测未来业绩的能力(孙谦，2010)[21]。所以，应当借鉴美国SEC模式中的盈利坚持模式[17]，将非经常性损益作为独立项目在利润表中披露，以增强高质量财务报告的核心标准——透明度。另外，为了减少投资者认知能力的偏差，在业绩报告中应按照重要性原则，合理增加其他综合收益组成项目的列报，进而提高这部分盈余信息对投资者的决策有用性。 ①总括收益观(All-inclusive Income Concept)认为，除了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外，所有本期确认的权益变动在进入资产负债表权益部分之前都必须报告在收益表中。 ②本文将经常性损益界定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即经常性损益等于净利润减去非经常性损益。 ③Special Items(SI)对应于我国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标准普尔公司会计数据库(Compustat)中作为SI索引的项目指的是：不经常发生或发生频率不高的利得和损失，其在净利润中单独反映，无论其是否已经实际发生，主要包括资产或投资的出售损益、已发生或未发生的重组费用、合并费用和清算等项目。 ④本文采用Vuong似然比检验来比较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中其他综合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的价值相关性。Vuong似然比检验能够判断出哪个模型更接近于现实数据，即模型分布与实际分布距离最小的模型为最优模型。 ⑤借鉴Dhaliwal等(1999)[3]的做法，将其他综合收益净利润比定义为每年其他综合收益总额的绝对值除以净利润的绝对值；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比定义为每年非经常性损益总额的绝对值除以净利润的绝对值。 ⑥MV均值t-test检验结果：t=-14.3716，在1%水平显著。 ⑦ROA均值t-test检验结果：t=-0.0233，差别无统计学意义。R均值t-test检验结果：t=12.1786，在1%水平显著。 ⑧Vuong似然比检验结果中一个负的Z统计量代表其他综合收益回归产生的残差大于非经常性损益回归产生的残差，说明非经常性损益与股票价格的回归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实际数据的产生过程。 ⑨因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结果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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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与非经常性损益相关性的比较研究_非经常性损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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