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友好关系的辉煌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非论文,友好论文,历程论文,辉煌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三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发展中非关系，把发展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使中非关系始终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亮点。在三代领导人时期，中非友好关系经历了基础期、调整发展期和深化期三个阶段。本世纪初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前三代领导人的对非思想和政策，将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推进到全面深入合作的新阶段。
一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是中非友好关系的基础期。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同非洲国家独立初期领导人密切合作，共同开拓了中非关系的新纪元，打下了中非传统友谊的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就把支持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事业当作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和自己的事业，为非洲大陆的崛起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奠定了中非世代友好的根基。
中国站在时代和国际社会的最前列，全力支持非洲民族解放事业和捍卫国家主权的英勇斗争。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高度评价包括非洲在内的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义无反顾地站在坚持反殖、反帝斗争的非洲人民一边，作他们的坚强后盾。毛主席曾向来访的非洲朋友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非洲人民进行反殖、反帝斗争的峥嵘岁月里，中国人民和他们虽然远隔重洋，但休戚与共、同仇敌忾，谱写了中非关系史上壮丽的篇章。中国不仅在政治上、道义上给予非洲人民最大的同情与鼓励，还提供大量财力与物质支持，为他们的反殖武装斗争提供军事装备，培训游击战士。双方在反殖、反帝斗争中成为并肩战斗的战友和患难与共的至交。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50年代中期，毛主席以大无畏的气概，坚决支持埃及人民收复苏伊士运河的英勇斗争。他称赞纳赛尔是亚非地区民族英雄。北京50万群众和全国各地上亿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严厉谴责英法侵略埃及的行径。中国政府并给埃及政府提供大笔外汇赠款，帮其克服危局。当时中国还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开展武装斗争、争取民族解放。毛主席向阿尔及利亚朋友说，我们是站在你们一边，不站在戴高乐一边的，我们不怕戴高乐生气。法国曾试探以同中国建交为条件来换取中国不再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反法武装斗争，被中国拒绝，直到阿独立后，中法才建立外交关系。60年代初，中国政府严厉谴责美国、比利时及其仆从冲伯集团杀害刚果（利）民族英雄卢蒙巴的罪行，此后又支持刚果（利）爱国武装力量的斗争。60年代至70年代上半期，中国积极支持非洲葡属殖民地人民及南部非洲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下的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向他们提供包括军援在内的多方面的援助。中国军事专家在坦桑尼亚营地曾为莫桑比克培训了近万名自由战士。据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字，1971年至1972年，非洲解放运动自非洲以外获得的武器援助，中国占75%。
周恩来总理多次访问非洲，为中非友谊和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建树。特别是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对阿联（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10国之行，访问国家之多、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以及访问取得的丰硕成果和产生的深远影响，均在国际交往中所罕见，堪为政府首脑外交的经典杰作，加固和扩大了中非友谊基础。在这次非洲之行中，周总理还以非凡的气度打破首脑访问必须与有关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的惯例，前往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突尼斯和埃塞俄比亚访问并取得巨大成功。突总统布尔吉巴在周总理求同存异精神感召下，消除了对中国的疑虑，当即宣布与中国建交。埃皇塞拉西一世也为周总理的博大胸襟和真知灼见所折服，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为后来中埃建交创造了条件。周总理在访非期间宣布了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及中国政府对外援助八项原则。这是对万隆会议精神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成为长期来指导中非友好关系的基本思想和准则，使中非友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非常关心非洲国家建设和发展经济，并且给予真诚无私、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根据周总理提出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急非洲国家所急，对其给予不附加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与非洲建交国家通常签订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向它们提供上百亿元人民币无息贷款。援建领域主要涉及生产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项目。中国充分尊重受援国对项目援建的意见，努力让受援国获得经济和社会效益，增强经济自力更生的能力。其中援建的坦赞铁路全长1800多公里，于1970年10月正式开工，1976年6月提前全面建成，是中国对外援助的最大项目。毛主席亲自关心此事。周总理倾注许多心血，要求工程保证质量提前完成。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惦念工程进度。尼雷尔总统称赞坦赞铁路是中国对非洲和第三世界做出重要贡献的标志。卡翁达总统感谢此铁路帮助非洲前线国家陆续获得解放。当年西方出于政治目的，不愿承建，当获悉中国援建时，大为震惊，并大肆攻击，称“中国对非洲有野心”，“这将是西方国家在非洲遇到的最强烈的外交挑战”。但是，他们的诬蔑和干扰遭到了失败。坦赞铁路凝聚着坦、赞、中三国人民的深厚友谊，被誉为“友谊之路”、“南南合作之路”。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非援助的核心主张是认为这种援助不是单方面的赐予，其性质是相互援助，即中国援助非洲国也是援助自己。因为援助非洲国家获得解放与发展，就是壮大世界反殖、反帝力量，也使自己获得肝胆相照的朋友。事实也是这样。非洲国家把中国当成坚强可靠的“全天候”朋友。它们在独立后往往首先同中国建交并发展亲密无间的友好关系。从1956年埃及同中国建交起到1976年6月，共有42个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占当时非洲独立国家的近90%。
非洲国家积极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并在国际上给予中国许多宝贵支持。尤其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非洲国家做出了不懈努力，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23个有关提案国中，非洲有11个，占全部提案国的近一半。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的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其中非洲国家有26票，占全部赞成票的1/3强。毛泽东主席赞叹说：“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二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世界两极格局终结，是中非友好关系的调整发展期。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对国际理念和中国对外政策作出重大调整的同时，相应地调整了对非外交思想和政策，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更加稳健与务实的基础上，拓展了中非合作的领域。
邓小平和中国政府对非思想和政策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鼓励非洲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利用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特点，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战争就不可避免；当前时代是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并认为反帝、反殖、巩固和维护民族独立是非洲国家的主要任务。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重新审视了当时国际形势特点，对国际战略理念特别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作出了重大调整，认为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世界大战在相当长时间里打不起来；当前时代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以此为依据，中国调整了国家重点目标，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同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小平同志对世界大势的新认识相联系，他认为非洲国家在获得和巩固政治独立后，应把国家工作的中心适时转到发展经济上来。他一再对来华访问的非洲国家领导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都独立了。这为发展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非洲国家要求用这一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我和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邓小平同志还强调非洲国家要根据自己国情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绝不能照搬，因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
第二，重视与非洲国家开展南南合作。
邓小平同志积极倡导和推动开展南南合作。他多次对非洲朋友说，第三世界国家要解决发展问题从外部条件来讲，仅仅依靠南北对话和合作不够，还必须开展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资源丰富，能互通有无，开展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第三世界国家根本利益一致，穷帮穷，南南合作有坚实的基础，潜力很大，前景很好。他强调中国和非洲国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相互之间合作，为南南合作做实事。”在小平同志的推动和鼓励下，中国和非洲国家重视南南合作这一新的合作形式，双方在非洲大陆和中国成功启动和开展了不少南南合作性质的项目。同时，非洲国家之间也强化了地区和次地区合作意识与行动。
第三，建议非洲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基于对时代的认识和坚持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立场，鼓励和支持亚非拉新兴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或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经制度。然而实践证明，包括中国在内一些国家不顾客观条件搞的“穷过渡”式的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那些模仿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模式的非洲国家经济形势每况愈下，陷入困境。邓小平同志科学地总结了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倡导改革开放政策，领导中国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认为在目前政治经济条件下，非洲国家不宜搞社会主义。1989年3月28日，邓小平对访华的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说：“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说，“要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贫穷绝对不是社会主义”，非洲国家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不要做“违反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事情。这有利于促进非洲国家实行政策调整和改革，实行适合本国国情的政经模式与发展战略。
第四，改变“以美划线”和“以苏划线”的做法，实行全方位对非外交。
建国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实行向前苏联一边倒，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外交政策，对亲美国家持冷淡和批判态度，实际上是搞“以美划线”。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即中美关系解冻以后一个时期，由于前苏联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实际上实行“联美抗苏”方针，对支持前苏联的国家持冷淡、批判态度，搞“以苏划线”。由于当时有的非洲国家亲美，有的非洲国家支持前苏联，无论搞“以美划线”还是搞“以苏划线”，都会影响这些国家同中国建立或保持正常关系。在80年代初以后，中国根据邓小平的外交思想，调整外交政策，既不搞“以美划线”，也不搞“以苏划线”，而是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对国际问题的态度，和根据联合国宪章精神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国家关系。这就消除了中国开展正常外交的一些不必要的障碍，打开了中国对外关系包括对非洲国家关系的新局面。
与此同时，中国调整了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政策，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对非经济合作新原则，即把中非经济关系由单一的中国提供官方援助转向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从而大大拓宽了中非经济合作的领域，有利于提高和扩大中非经济关系的质量和规模。在新的对非经济合作方针指导下，中国一方面继续向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增加对非洲国家的无息或低息贷款。在这一时期，中国为非洲援建了约300个项目，涉及众多领域，所有项目都如约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例如中国为毛里塔尼亚建设的友谊港，为突尼斯修建的水渠，为毛、突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为埃及援建的“开罗国际会议中心”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国际会议大厦，中国为肯尼亚援建的大型体育场达到国际标准，受到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称赞，为第四届全非运动会成功召开提供了主场地。另一方面，中国大力开展与非洲国家的贸易交流和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期间，中非双边贸易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递增，中国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共签订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2000余个，承包的劳务人员达8300余人。
邓小平和中国政府调整对非外交思想和政策的性质是对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对非外交理念与政策的继续和完善，旨在新形势下更好地促进双方利益和进一步巩固与加强中非传统友谊及友好合作关系。这得到了非洲国家的积极响应，收到了良好效果。
其一，邓小平对国际大势和时代主题的精辟论述，特别是关于非洲国家发展道路的观点对非洲国家有现实意义与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赞赏与欢迎。许多非洲朋友认为这是对非洲国家宝贵的“精神援助”，其意义不下于物质援助。如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在谈到邓小平1988年5月18日对他说关于莫“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和要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时说，邓小平那次讲话“很有水平，对我启发很大”。他从那次访华回国后，积极探索适合莫国情的发展道路，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政策，取得可喜成效。希萨诺及其继承者和莫桑比克人民加深了对邓小平和中国人民的钦敬和感情。
其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调整外交政策，并不意味着中国改变了重视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的立场，而是一如既往地坚定地支持它们争取、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事业，中国提出对非经济关系新方针扩大了中非经济和技术合作的领域，给非洲国家带来更大的利益与实惠。因此，非洲国家依旧心向中国，和把中国当作“全天候”的可靠朋友。1988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谈到中坦关系时说“对华友好永远是坦桑尼亚对外政策的基石”。这反映了非洲国家的普遍心声。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增强和扩大。期间，已经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巩固了同中国的关系，刚刚获得独立的吉布提、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原先未建交的国家如安哥拉、科特迪瓦、莱索托同中国正式建交。埃塞俄比亚等一些原来亲前苏联的国家同中国改善和发展了相互关系。至此，除了马拉维和斯威士兰两个小国外，整个非洲大陆国家全部同中国建交。
其三，中非关系经历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在前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后，非洲国家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大为下降，其弱势地位更形突出。但中国一本初衷，始终重视和尊重非洲国家，对其继续提供无私援助，扩大与其经济交往，在国际上为其仗义执言，维护其合法权益。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也全力支持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后，非洲国家顶住西方压力，坚持同中国站在一起。就在这一年，有9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对中国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与孤立阴谋起了关键作用。
三
20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是中非友好关系深化期。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演进，南北差距拉大、南北矛盾突显的形势下，中非加大了合作的力度，推动相互关系向纵深发展。
（一）高层对话更加频密，特别是江泽民主席四次访问非洲，把中非关系推进到一个深入发展的新阶段。江主席先后访问了肯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马里、纳米比亚、津巴布韦、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南非、突尼斯、利比亚和尼日利亚等12国。江主席访问非洲次数和国家之多，不但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中的第一人，而且在世界所有国家元首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充分说明中国对非洲和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国是非洲国家最真诚的亲密朋友。江主席1996年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在非统组织总部演讲提出了今后发展中非关系的五点建议，即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五点建议是对中国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提出的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原则的充实与丰富，反映了在新的国际形势和时代条件下深化中非关系的客观要求，并为加强和扩大中非新型国际关系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这些重要建议得到非洲国家的热烈响应和广泛赞同，是中非扩大合作、深化关系的指针。江主席在访非期间代表中国政府向有关国家提供了新的无私援助，双方签订了涉及广泛领域的合作协议，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包括有关建立国际新秩序、南北关系、人权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广泛共识。这些将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提高到新水平。
（二）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密切合作，凸显“患难之交”的真挚友谊。这一时期，中国继续在国际上坚定地支持非洲国家维护本国独立和主权以及争取建立公平、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正义斗争，在联合国坚决维护非洲国家的正当要求与权利。中国领导人一再重申，中国在联合国所拥有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和否决权是代表包括非洲在内的第三世界而行使的。非洲国家在国际上则给予了中国更多的宝贵支持。他们除了在中国申办奥运和世博上鼎力协助，为中国申办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在攸关中国根本和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坚定地支持中国。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人权问题。从1990年起，美国为首的西方国连续多年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反华提案，企图利用人权问题抹黑和妖魔化中国，进而在国际上打击和孤立中国。在这关键时刻，许多非洲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不顾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威逼利诱，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和正义，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使中国得以连续11次挫败其反华提案。二是台湾问题。李登辉上台后，推行台独路线，在国际上大搞“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分裂活动，用金钱开路，利诱和欺骗非洲国家与其“建交”。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尽管经济困难，仍以国际道义和对华关系大局为重，鄙视台湾当局的“金钱外交”，坚持同中国保持牢固的外交关系。如台湾当局曾企图以3亿美元换取与赞比亚建交，当时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其金钱诱惑，坚持“一中”原则，使其碰了一鼻子灰。一些曾经受骗上当而同台湾“建交”的国家，在明辨是非曲直和权衡利害得失之后，断然同台绝交，而回归“一中”立场，同中国复交。1998年，非洲大国——南非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在非洲的“外交空间”空前萎缩，其“银弹外交”阴谋趋于破产。在中国连续多年粉碎台湾当局企图挤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重大斗争中，也得到了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些是中非友谊和友好关系经受住严峻考验，而不断得到巩固与深化的明证。
（三）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关系史上一大创举，是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而诞生的新事物。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起，非洲大陆政局总体趋稳，经济实现连续增长。非洲国家集体自强意识显著加强，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洲国家期望进一步加强中非关系，早日建立中非之间集体对话与合作机制，得到中国的积极回应。1999年10月，江主席致信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元首及非统秘书长萨利姆，正式发出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的倡议，非洲国家予以热烈响应。经过中非双方一年的努力，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于10月10日至12日召开。江主席和非统组织前任、现任和候任主席均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副主席和非统秘书长萨利姆也出席了开幕式；朱镕基总理和萨利姆秘书长出席闭幕式并讲话。44个与我国建交的非洲国家的79位部长与会。会议就新形势下如何共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加强中非在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两大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两个重要文件。会后，中非加紧进行后续行动和论坛机制建设，文件中提出的各项目标都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如中方减免非洲31国105亿元人民币债务已提前完成免债承诺，中方为非洲国家培养和培训专业人才近7000名。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和成功启动为中非友好关系机制化和永久化开辟了道路，是中非友谊和友好关系向更高和更深层次发展的标志和象征。
四
2002年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新领导集体，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前三代领导人的对非思想和政策，将中非关系推向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胡锦涛主席和中国政府极其重视对非工作，把加强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温家宝担任政府总理3年来，即分别两度访问非洲国家，并都取得重大成果，把中非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密集访非在中非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这集中显示对非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突出地位。
中国中央新领导集体为了全面深化与扩大中非关系，开拓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对非政策主张和举措。主要有4点：其一是倡议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胡主席今年4月访非期间，正式提出“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主张，其具体内容和目标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在传统友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提升相互关系，双方致力于政治上增强互相信任：经济上扩大互利共赢；文化上注重互相借鉴；安全上加强互相合作：国际上密切互相配合。胡主席的重要主张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响应，有的非洲国家已同中国建立了这种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其二是提出中国帮助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三年规划。在南北贫富鸿沟扩大，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少非洲国家贫困化加深的情势下，为帮助它们脱贫和加快发展多做实事，胡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宣布在今后三年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五点举措，其中包括扩大对其投资，增加开发援助和减免最穷国债务等，非洲国家是主要受益对象。其三是出台对非政策文件。为了促进中非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今年初中国政府首次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指出在新形势下中国将继续和发展中非传统友谊，致力于全面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并为实现这一目标确定了合作领域尤其是明确了重点合作领域。这为中非关系的全面深入发展提供了政策保证。其四是倡议召开中非峰会。为了从高层推动落实“中非合作论坛”达成的共识，中国政府倡议召开中国和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得到非洲国家的热烈赞同。双方决定于今年11月初在北京举行中非峰会暨“中非合作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届时将有几十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与会。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中非领导人聚会，也将是在北京召开的中外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际盛会。这次峰会将发表“中非领导人共同宣言”，以集中反映中非对重大国际问题、非洲问题以及中非关系问题的看法和共同立场；还将通过“中非合作论坛”2007年至2009年行动计划，对中非未来3年的合作进行全面规划。届时，中方将宣布同非洲加强合作的重要新举措。中非双方领导人将在这次历史性峰会上共商长期合作大计，必将推动中非关系全面迈上新台阶。
中国政府的重要政策举措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期间在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在经济、政治、安全、文教和国际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在关键的经济合作方面所得的成果和进展之大是空前的。
双边贸易进入快车道。2005年中非贸易额达到397.4亿美元，比2003年翻了一番，平均年增40%以上。中国还采取切实措施，以方便更多非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1月起，中国对原产于非洲25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输华商品实施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共计190个税目。2006年又增加了3个国家享受此待遇。这是促进中非贸易实现持续强劲增长的一个重要新因素。
中国增加对非经援。近年来中国同许多非洲国家新签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向它们提供无息贷款、优惠贷款、政府贴息贷款等多种形式的资金，重点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农业、水利、基础建设、电信等产业，以及涉及人民生活的公益设施。同时，中国还增加对非洲国家的无偿援助。仅温家宝总理今年6月访非期间，即向刚果（布）提3000万元无偿援助，向苏丹达富尔地区紧急提供2000万元人道主义援助，向非洲联盟提供10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
中非互利合作呈跨越式发展势头，特别是中国对非投资出现前所未有的大手笔。如近年来，中国石油公司在苏丹共投入了27亿美元，修建了1506公里的输油管道，建成年产250万吨原油的加工厂，使苏丹从石油进口国变成了石油出口国；中国承诺投资40亿美元用于尼日利亚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2006年初，中国广东新光国际集团与尼日利亚政府签署了一项总值达20亿美元的改善尼铁路系统的协议。
“中非合作论坛”在经济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在2003年底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开幕之前，中非举行企业家大会，吸引了双方的500家企业，签订了16个合作项目，总金额达5亿多美元。这表明中非合作论坛已成为推进中非经贸合作的有效平台。
五
中非开启外交关系整整50年了。这50年是中非风雨同舟的50年，是中非关系得到长足发展的50年，是中非合作成果丰硕的50年，也是中国和非洲国家从中大受其益的50年。瞩目未来，中非关系有着更加广阔和美好的前景。这是由下列长期起作用的积极因素决定的。
其一，中非关系有着深厚的政治基础。双方的长期友好关系是建立在以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当代新型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的，是一种互相尊重、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互利共赢、真诚友好、亲密无间的真正朋友和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同大欺小、强凌弱、富压贫的强权政治划清了界限，同尔虞我诈、争权逐利、损人利己的民族利己主义划清了界限，同领导与被领导、控制与被控制的主从关系划清了界限，同针对第三方难免引发矛盾与对抗的集团结盟关系划清了界限。中非关系因而是一种符合时代潮流与世界进步方向的新型国际关系，经得起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
其二，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发展壮大对双方都是机遇。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将持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和不断跃升新台阶。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实力的增强，中国对非洲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将会增多，对非洲的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将不断扩大，从而对非洲的发展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同样，非洲的发展和崛起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非洲国家的发展壮大将有力地推进中非的经贸与科技合作，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随着双方实力的增强，中非在国际上相互支持与合作的力度与分量将不断加重，有利于促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从而有利于为双方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这些是促进中非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其三，中国和非洲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有相同的命运和遭遇，现在又都面临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和发展国家经济的任务，在国际上有共同的利益与立场。双方都主张和致力于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任何国家建立单极独霸世界的图谋，反对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操纵和垄断国际事务：都主张尊重与维护各国的独立、主权和自己决定本国政、经制度与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某些西方国家利用人权、宗教等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和向其他国家强行输出西式民主和发展模式；都主张多边主义和维护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抵制单边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凌驾于联合国之上和践踏联合国宪章及国际关系准则；都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冲突，反对诉诸武力与武力威胁；都主张经济全球化要更多地反映和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要求，希望发达国家为帮助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多做实事。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全球重大问题上志同道合，互相同情与支持，成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知交。随着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复杂演变，中非这种亲密朋友关系将愈益加强。
所有这些无疑将推动中非关系进一步全方位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出于对中国的仇视与嫉妒，竭力挑拨中非关系，破坏中非友谊，别有用心地散布什么“中国对非洲威胁论”，和“中国掠夺非洲资源”等无稽之谈。这些奇谈怪论在客观事实面前不攻自破。非洲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决不会上反华势力的当。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批驳这些怪论说，目前有人鼓吹中国的发展对非洲是威胁，说中国要攫取非洲资源，这不是事实。乌干达坚信，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乌干达、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乌干达是中国发展的受益者。这番公正之辞反映了广大非洲国家的共识。
诚然，中非关系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如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对非援助也有限，同非洲国家的期望值有一定的距离；少数西方国家不愿看到中非关系顺利发展，企图在中非之间打进楔子；“中国威胁论”在非洲仍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随着经贸合作的深入和扩大，双方在这一领域的矛盾与摩擦可能增多；台独势力的“银弹外交”对中非关系的干扰等。这些需要双方认真对待，慎重处理，努力防患于未然，以免防害中非关系大局。从总体看，中非发展密切关系是彼此根本利益之所在，已成为奔腾向前的历史潮流，不断向前推进的势头是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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