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弑君与被弑说考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帝论文,被弑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2-0097-07
一、隋文帝弑君说考证
唐太宗曾经评论隋文帝“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注：《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第二》，岳麓书社1996年版。）隋文帝篡周是没有争议的事实，但对他是否弑君的怀疑，却是几年前由胡如雷先生首先提出的，他以为：“根据隋文帝一贯心狠手毒的作风，弑杀周宣帝应当说也是情理中事”，根据有四：第一，周宣帝22岁去世，死不当时；第二，死后没有遗诏；第三，杨坚是周宣帝岳父，宣帝病时，不应由长辈入侍；第四，发病至死过于突然。而杨坚入侍12天后即召五王入朝，显然是其清除异己的动作。（注：胡如雷《隋文帝杨坚的篡周阴谋与即位后的沉猜成性》，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胡先生所论，关涉重大，无论赞成与否，都应予以慎重研讨。兹根据《周书·宣帝纪》记载，（注：隋文帝篡周经过，《周书·宣帝纪》与《隋书·高祖纪》、《资治通鉴》的记载不同，《资治通鉴》采《隋书》而成。对比考订两种记述，当依《周书》为宜，理由可参阅拙文《隋史考证九则》，载《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将周宣帝出游至死的全过程列示于下：
大象二年（580年）五月甲午（9日）夜，帝备法驾幸天兴宫。
乙未（10日），帝不豫，还宫。诏随国公坚入侍疾。
甲辰（19日），有星大如三斗，出太微端门，流入翼，声若风鼓幡旗。
丁未（22日），追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
己酉（24日），大渐。御正下大夫刘昉，与内史上大夫郑译矫制，以随国公坚受遗辅政。是日，帝崩于天德殿。时年22，谥曰宣皇帝。
从9日出游到死，前后16天，不能不说是暴卒，故胡先生怀疑的第一点有道理。第二点关于周宣帝有否遗诏，可以见到以下几条相关记载：
《隋书》卷三十八《刘昉传》记载：“及（宣）帝不悆，召昉及之仪俱入卧内，属以后事。帝瘖不复能言。昉见静帝幼冲，不堪负荷。然昉素知高祖（杨坚），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于天下，遂与郑译谋，引高祖辅政。”（括号内为作者所加说明）
同卷《郑译传》记载：“帝不悆，遂与御正下大夫刘昉谋，引高祖入受顾托。既而译宣诏，文武百官皆受高祖节度。”（参上引《周书·宣帝纪》）所谓：“御正下大夫刘昉，与内史上大夫郑译矫制，以随国公坚受遗辅政”，可知宣帝曾有遗命，只是当时宣帝已喑哑，故记录者颇有作手脚的余地。而且，此遗命曾由郑译向百官宣读，故不能说没有遗诏。郑译等人做假乃《周书》所谓“矫制”，其内容为：“以随国公坚受遗辅政”。第三点之长辈入侍本不应成为问题，所谓入侍，非端水送药，而是临时主持局面。当时入侍者非杨坚一人，宣帝之子静帝亦于10日“入宿于露门学”。（注：《周书》卷八，《静帝纪》。）宣帝肆意清除宗室大臣，造成朝中无宗室亲王执政的局面，因此，出现意外事变时，杨坚以宣帝岳父及四辅官之首的身份，与静帝一道入镇禁中，合情合理，历史上亦多先例。其实，当时在宣帝身边的中枢官员各有所私，刘昉、郑译等人与杨坚同为功臣子弟，少年同学，故引杨坚执政。而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和宦官谋划引大将军宇文仲辅政，恐怕也未必是宣帝的意思。外戚与宗室争权夺利，几乎是中国数千年宫闱斗争反复上演的闹剧，刘昉、郑译与颜之仪、宦官的斗争，仍是外戚与宗室争权的重复。
不过，杨坚的宣帝岳父身份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关键作用，不可不细究。宣帝继承人静帝年仅8岁，则将来皇后权势之大可想而知。静帝非杨皇后所生，宣帝又将后妃皆立为皇后，所以顾命大臣之位决定着各个家族的前途，对杨皇后本人更是荣辱攸关，不能不争。实际上，杨皇后也确实为杨坚入辅朝政发挥了关键作用。《周书·宣帝杨皇后》记载：
初，宣帝不豫，诏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渐，刘昉、郑译等因矫诏以后父受遗辅政。后初虽不预谋，然以嗣主幼冲，恐权在他族，不利于己，闻昉、译已行此诏，心甚悦之。
光凭这段记载，则杨皇后俨然是个旁观者，只是间接被动地在名分和感情上支持了其父亲。但是，从当时关乎生死的政治形势以及杨家同宣帝及宗室的矛盾来看，杨皇后不可能对未占优势的父亲不施与援手。日后，杨坚在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公主（即杨皇后）有大功于我。”可见杨皇后曾经积极介入这场宫内斗争，并在关键时刻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杨坚所谓的“大功”，透露于《隋书·天文下》：
宣帝崩，杨后令其父隋公为大丞相，总军国事。
由此看来，刘昉、郑译与颜之仪相持不下时，由杨坚辅政的诏书或即由杨皇后最后拍板敲定。
至于第四点之召五王入朝，说是杨坚所为，恐怕是误会。《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四“陈宣帝太建十二年（580年）五月”记载：“坚恐诸王在外生变，以千金公主将适突厥为辞，征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周书》卷十三《文闵明武宣诸子列传》和《隋书·高祖上》均无此记载，不知《通鉴》有何根据。《周书·赵僭王招传》记载：“（大象）二年，宣帝不豫，征招及陈、越、代、滕五王赴阙。比招等至而帝已崩”，正说明征召五王入京者为宣帝无疑。《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记载：“大象元年，他钵复请和亲。帝册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以嫁之，……二年，始遣使奉献，且逆公主。”《周书·宣帝》也记载，突厥入朝迎娶公主在二月；而且，五月宣帝驾崩，国丧期间决无下嫁公主之理，杨坚不可能出此掩耳盗铃的下策召五王入京，适足激成其变。但是，从五月二十二日宣帝召五王到六月初四五王入京，似乎时间太长。《隋书》卷五十四《崔彭传》记载：“及高祖为丞相，周陈王纯镇齐州，高祖恐纯为变，遣彭以两骑征纯入朝”，崔彭计擒陈王入京。这段记载似乎有所夸张，难以尽信。五王未及时入京，杨坚恐其生变，遣使催促，或许有之，但其详情已不得而知。我以为五王并非被杨坚诓骗到京城的。
实际上，五王直到六月初四才齐集于京城，这时宣帝都死了十来天，杨坚也已上台，他们不但无计可施，而且一旦回到京城，简直就是羊入虎口，自身难保。故隋文帝制造冤案，诛杀五王，发生在其掌握北周政权之后，与宫廷政变没有直接关系。
宣帝暴卒与其极度纵欲荒淫的生活正相符合。完全没有理性的行为，对他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死前一年，他也曾突然想起要到洛阳，当即启程，令四位皇后并驾齐驱，自己骑驿马奔驰，见到哪位皇后落后，即加谴责，一日驱驰300里，人马劳顿，颠仆者不绝于道。此次发病，起因也是半夜出游。如此癫狂成性，不暴卒倒是应该做科学研究。
对于判定宣帝有没有被谋害的另一关键，是当年宫廷政变的性质。宣帝生前猜忌施暴，搞得人人自危，其凶残程度，非当时暴君所能比拟。唐太宗曾经和魏征对北齐后主和北周宣帝做过十分有趣的讨论，比较其优劣，魏征认为：“二主亡国虽同，其行则别。齐主懦弱，政出多门，国无纲纪，遂至灭亡。天元性凶而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论之，齐主为劣。”（注：《贞观政要》卷八《辩兴亡第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也就是说，齐后主其实是色厉内荏，而周宣帝才是货真价实的暴君。这么一个暴君，对宫中的控制是极其严格的，杨坚根本没有自己的人马来诛杀宣帝，他能够辅政，全靠宫中一班机要官员的力量。
刘昉、郑译乃至杨皇后，希望的只是杨坚辅政而已。杨皇后后来知道其父图谋篡周时，曾表示反对，这是史有明文的事实。就刘昉和郑译而言，他们发动政变，也决不是要将权力拱手让给杨坚，而是企图自擅朝政，所以，他们打算推杨坚为冢宰，而以郑译为大司马，掌握军权，刘昉任小冢宰，为杨坚之副贰。在北周六官制度里，冢宰虽居六官之首，但若不总摄百官，特别是掌管兵马，则与其他五官并列，周武帝诛宇文护后，冢宰名重权轻，（注：参阅王仲荦《北周六典》卷二《天官府第七》上册，第34页。）故郑译和刘昉的人事安排，乃是效周武帝故智以架空杨坚。由此即可明白，为什么杨坚夺取权柄后要迅速起用李德林、高熲等自家人马，清除刘昉、郑译等人势力，从而将辅政之争转变为篡周斗争，彻底改变了这场宫廷政变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发生了两次政变。而在夺取朝政的斗争中，作为周宣帝心腹的刘昉、郑译等人，虽然篡改了宣帝对将来的人事安排，为的是保护自己的权势地位，却根本不会同意并介入杨坚暗害宣帝的行动。没有他们的同意，杨坚没有兵卒，根本不可能贸然弑君，自取灭亡，更何况宫中还有颜之仪与宦官等敌对势力存在，杨坚能争得辅政地位已是万幸。
当初，刘昉、郑译召杨坚入宫辅政时，杨坚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满心疑惧，硬着头皮进宫，在宫中永巷东门遇到术士来和，如逢救星，急忙问道：“我无灾障不？”（注：《隋书》卷七十八，《艺术·来和传》。）那付狼狈相足以说明杨坚当时在宫中有多大的能耐了。
杨坚上台的过程及当时内外形势，均不能支持隋文帝弑君说。
二、隋文帝被弑说考证
隋文帝为其子炀帝所弑，几乎是众口一词、言之凿凿的事实。然而，这一猜测出现的时间相当晚，且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疑团重重，试做检验。
隋文帝平陈以后，志得意满，加速了专制集权的进程。到其晚年，三省长官及要害部门都掌握在皇室与少数弘农杨氏手中。（注：参阅拙文《隋文帝时代中央高级官员成分分析》（《学术月刊》1998年第9期）及《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他本人则锐气日消，越来越喜欢听颂声，享清福。特别是杨素为其修建的仁寿宫，成为他晚年修养的去处。从开皇后期以来，文帝夫妇已经很难离得开舒适的仁寿宫了，几乎每年开春，他们总要到仁寿宫去。我们从开皇十七年（597年）起略作回顾：是年正月一过，他们就动身前往仁寿宫，一直住到秋高气爽的九月才回到京城；翌年同样也是从二月住到九月；而开皇十九年（599年）二月到仁寿宫后，干脆一直居住到翌年九月；只有仁寿元年（601年）未见前往仁寿宫的记载。可是，仁寿二年（602年）三月，文帝夫妇又动身到仁寿宫去了，可这年，独孤皇后在仁寿宫去世，害得文帝没心情，翌年整年都没有去仁寿宫。这时的隋文帝早已是政治上的独裁者，既是孤家寡人，也是耆耆老人，政治上缺乏理性的专制行为大多是在仁寿宫决定的，仁寿宫已成为这时期政治的中心舞台。因此，所谓文帝被弑案自然也发生在这里。
大概出于对政治紊乱的担忧，或者是对文帝年纪身体的顾虑，仁寿四年（604年）正月文帝准备再度前往仁寿宫时，术士章太翼再三劝阻，直言道：“臣愚岂敢饰词，但恐是行銮舆不反。”（注：《隋书》卷七十八，《艺术·卢太冀传》。）文帝大怒，把章太翼抓进牢房，准备从仁寿宫回来，证明章太翼所言虚妄后，将他斩首示众。
二十七日，文帝动身来到仁寿宫。次日，他下诏将国家大小政务都交由皇太子处理。这种诏令，以前从未有过，仿佛透露着不祥的气氛。果然，到了四月，文帝病重的消息传了出来，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等人入阁侍疾，皇太子广入居大宝殿。
也就是从这时起，仁寿宫内发生了一系列令后人议论纷纷的事情。
首先是所谓隋炀帝杨广调戏文帝宣华夫人陈氏事件。《隋书》卷三十六《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是这样记载的：
初，上寝疾于仁寿宫也，夫人与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意谓献皇后也。因呼兵部上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阁为敕书迄，示左仆射杨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张衡入寝殿，遂令夫人及后宫同侍疾者，并出就别室。俄闻上崩，而未发丧也。夫人与诸后宫相顾曰：“事变矣！”皆色动股栗。
这条记载绘声绘影，却明显出自宣华夫人一面之辞，并非源于档案材料。北朝隋唐受胡俗影响，存在收纳父妾的风气。老皇帝行将就木，年轻美妾另择良木，乃常见现象，当年唐高宗和武则天就是在唐太宗的病榻前结的缘；还有将兄弟妻妾收为己有的，如唐太宗收其弟妾等，在当时决非骇人听闻的悖礼秽行。因此，宣华夫人得到即将上台的杨广青睐，似不应有如此英勇抗暴的表演。更重要的是她与杨广早就关系深厚，平日收受金银玩物，关键时刻为他驱驰效力，共同推翻太子杨勇，所图不就是文帝身后的荣宠吗？其次，柳述、元岩为杨素的对立派，他们若受皇帝密令更改太子，则决无将如此生死攸关的事拿去同杨素商量的可能。因此，这段材料只能告诉我们文帝生命垂危时宫内出现继位斗争，杨素一派整肃了柳述、元岩等人，为隋炀帝的顺利接班做了准备。由此也能说明没有在仁寿宫发丧的原由，毕竟这里不是京中权力中枢之地。故回京后发丧的措施无可厚非，也不能用以证明文帝被弑。
最早指控炀帝弑父的记载见于《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文帝仁寿四年七月”条所引赵毅《大业略记》和马总《通历》二书，《大业略记》记载：
高祖在仁寿宫，病甚，追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唯陈、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啮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庶人勇，即令废立。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官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仗，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十八日，发丧。
《通历》则记载：
上有疾，于仁寿殿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是时唯太子及陈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素秘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
这两段就是论证隋炀帝弑父最基本的材料。做研究，首先必须对史料进行文献批判，这种常识不需要在此多说。然而，轻信古人记载，乃至史料猎奇却时有所见。《大业略记》的常识性错误极其明显，我们知道，所谓炀帝绯闻案的主角乃陈宣华夫人，而不是蔡夫人，《大业略记》不但连受害者是谁都搞不清楚，而且将二十一日发丧也误作十八日，人物时间都弄错，则其信口开河能有多少可信度？其次，蔡夫人抗拒，被殴至“面伤发乱”，则事件的性质已属强暴，而且文帝就在隔壁，实在骇人听闻。第三，说杀文帝的首犯是宰相杨素，次为左庶子张衡，用的是毒药，这是没有任何一本史书能够提供那怕是蛛丝马迹的证据的。
《通历》的错误也同样历历在目。隋文帝与百僚诀别，在七月十日，十三日就去世了，也就是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在文帝与百僚诀别的庄严时刻，身为太子的杨广如何能够、也如何胆敢跑到别室去非礼宣华夫人。其次，杨广乃杨素扶持为太子的，文帝再糊涂也不至于叫杨素去废杨广。第三，行凶的手段变成“拉杀”，即仗杀，还杀得声闻四野。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隋炀帝被杀时说“天子自有死法”，要求饮鸩，后改以练巾缢死。炀帝都知道天子不得加兵刃，如何能对亲生父亲如此刻毒？甚至嚣张到不怕为人所知。显然，所谓“拉杀”云云，纯属无稽之谈。
以上二书都把猎艳、废立太子、宫中规矩乃至谋害父亲视同儿戏，暴露其对政治运作的无知，归根结底，只能说明它们是市井艳词流言，不足为凭，其道理就像我们不能拿《隋炀帝艳史》来研究隋史一般。所以，司马光经过一番引用后，也不敢引为凭证，慎重地注明：“今从《隋书》。”但是，司马光受到后人丑化隋炀帝的影响，把大段猎艳小说大加征引，有失史家的严肃性，也产生误导的作用。
那么，《隋书·高祖纪》是如何记载文帝逝世经过的呢？兹排列如下：四月，文帝在仁寿宫病倒。到了六月六日，朝廷宣布大赦天下。显然，文帝病重，故以大赦为他祈福。而且，当时记录下的天象称：“有星入月中，数日而退”，曲折地表明文帝病情严重。七月一日，“日青天光，八日乃复”，说明文帝已经病笃无望了。果然，到十日，“上以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三天后，也就是十三日，文帝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岁。
《隋书》的记载清楚无误，文帝自四月生病以来，病势日渐加重，以至从仁寿元年（601年）以来每年文帝诞辰（六月十三日）都要进行的佛事活动也不得不停止。而自此至七月十三日逝世的数十天，御医显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才使得文帝的寿命得以延长。这段时间里，太子广一直和宣华夫人一道服侍文帝，都相安无事。如果曾经发生强暴与政变，则必定发生在文帝与百官辞别之后，也就是在七月十日以后，此时，文帝已在苟延残喘，而杨广强抑色欲达数月，竟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如此迫不及待，真不知此前是如何熬过来的。况且，宣华夫人和蔡夫人都不是淑女节妇，文帝死的当晚，宣华夫人就和炀帝共结同心，而蔡夫人也自告奋勇，请求面见炀帝，作成胶漆好事。如此迫不及待，怎会有此前的守身抗暴？
如果说文帝临终前发现太子与宣华夫人有私，那倒有可能。但要重新改立太子一事，又成了另一桩疑案。当年废黜杨勇，文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甚至对高熲等朝臣发动政治清洗，其负面影响一直无法消除。而此时，杨广与杨素已经控制朝政，羽翼丰满，这种局面不是躺在病床上进气少、出气多的文帝所能改变的，如后述，文帝至死都是清醒的，因此，他若对眼前的丑事感到愤怒，自可理解。关键的是身边的柳述和元岩很可能利用此事大做文章。
柳述是文帝的女婿，十分得宠，晚年跟随文帝左右，成为沟通宫省之间的桥梁。但他没有什么功勋，又恃宠傲慢，欺凌朝臣，引来不少反感。重要的是，他看不惯杨素跋扈，每凌辱之，并在文帝前揭杨素之短，促使文帝对杨素颇起戒心。故柳述与杨素势同水火。在文帝发现太子的丑事时，在场的是柳述和元岩，他们正好是太子与杨素的对立派，趁势火上加油，力劝文帝废黜杨广，重立杨勇，试图夺取朝政。因此，所谓废立太子的斗争,实际上是杨广、杨素一方与文帝宠臣柳述一方的权力之争。
但是，双方的实力实在悬殊，柳述不过是狐假虎威，哪里是杨广的对手。杨广迅速调来东宫卫士，在宇文述和郭衍率领下，控制了仁寿宫，逮捕柳述和元岩，撤换所有禁卫。至此，杨广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清除了对手，文帝的话连寝宫都传不出去。这下子他完全可以放心地服侍危在旦夕的父亲，为其尽孝，不至于蠢到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杀害父亲。我曾长途到坐落于今陕西省麟游县的仁寿宫遗址考察，在深山老林的环抱中，炀帝与杨素的卫兵一旦控制宫禁与交通，则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炀帝当不会丧心病狂到谋杀垂死的父亲，授人以致命的把柄。反过来，后人不齿炀帝的品行，故对当年深山深宫里发生的事也产生怀疑。冷静分析，当年如果发生变故的话，则应是隋炀帝和杨素为确保顺利接班而清除异己，控制仁寿宫而采取的行动，打击的对象是政治对手而不是自家父亲，性质是政权交接而不是桃色事件。
实际上，自从文帝病倒仁寿宫以来，炀帝和杨素等人就为权力的安全交接而日夜操心。《隋书·杨素传》记载：
及上不豫，素与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入阁侍疾。时皇太子入居大宝殿，虑上有不讳，须豫防拟，乃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录出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所宠陈贵人，又言太子无礼。上遂发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谋之于杨素，素矫诏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又令张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颇有议论。
这段记载应比较客观而接近事实真相，其中关于杨素在寝宫外，炀帝在寝宫内；以及杨素矫诏帖东宫兵士上台宿卫等细节，都与宫规及调发兵士的制度符合，同时也解释了经过宫中撤换卫兵的骚动，与文帝逝世的巧合，偶然因素凑在一起，由此产生了后人的疑窦。
实际上，就是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君臣，也没有一人指控炀帝弑父。当年，如火如荼的隋末大起义，成千上万的民众揭竿而起，不少隋朝官僚也趁势反叛，在全国上下一派声讨隋炀帝的声浪中，竟然没有一人揭露炀帝弑父这一富有鼓动力的罪行以壮大自己，可知当时并没有炀帝弑父之说。
而且，被后人指控为杀害文帝的凶手张衡，史书称他“幼怀志尚，有骨鲠之风”，他为炀帝出谋划策，夺得太子之位。炀帝上台后，打算建造汾阳宫，他进谏道：“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敝，伏愿留神，稍加折损”，结果招致炀帝疏忌，后因谤讪朝政而被赐死于家。唐高祖李渊“以死非其罪，赠大将军、南阳郡公，谥曰忠”。（注：引文均见《隋书》卷五十六，《张衡传》。）如果张衡果真是弑君凶手，那么，唐高祖决不会为他平反，更不会给他“忠”的谥号，因为这是国家赖以维持的伦理道德问题，决不容有丝毫的含混。
宫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当然让文帝满心凄楚，但他并没有糊涂。在病榻上，他清楚地记得来仁寿宫前卢太冀的再三谏阻，他甚至记得卢太冀本姓章仇，于是，他唤太子广到床前，交代说：“章仇冀，非常人也，前后言事，未尝不中。吾来日道当不反，今果至此，尔宜释之”。（注：《隋书》卷七十八，《艺术·卢太冀传》。）
文帝最怀念的还是独孤皇后，看来，相会的日子在即，他把当年建筑皇后山陵的何稠也叫到跟前，嘱托道：“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耳。魂其有知，当相见于地下。”而后，他搂着太子广的脖子叮嘱道：“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注：《隋书》卷六十八，《何稠传》。）
作完一系列后事交代之后，文帝才与世长辞。如此从容的临终嘱托，表明他死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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