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与防范：政治认同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原因论文,政治论文,群体性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0)04-0083-05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①中国正处在快速转型期。“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②当今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总体保持稳定，但也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和演化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现阶段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体为弱势群体，主要发生在县域范围内，主要针对的对象为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尤其是县政府和乡镇政府。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江西南康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都是如此，这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看似偶然和孤立，但其中也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目前学术界较多地从国家的体制性结构、转型期复杂的社会权利结构、个体的权利意识和行动能力、利益的视角、社会心理学等维度来研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逻辑，③但很少有学者从政治文化尤其是政治认同的角度来研究群体性事件，鉴于此，本文以政治认同为分析的视角去考察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逻辑和防范之策。
一、政治认同：群体性事件的一种分析框架
群体性事件是一种由突发事件或偶发事件引起，发展到参与人数较多，规模和影响较大，并且直接针对政府的聚众事件。其特征：一是参与主体多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如农民、下岗工人、小商贩等；二是主要发生在县域范围内，多发生在县城或乡镇，尤其是发生在那些离省城较远，较为偏僻且为几省的交界地带，这些地域经济较为落后，治理较为困难，治安较为复杂；三是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针对的对象为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尤其是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由于群体性事件来得快，去得也快，人们往往关注事件的表象，少有对其发生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的探究。为什么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主要为弱势群体？为什么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县域范围内？再进一步，为什么群体性事件针对的对象总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一级政府和乡镇一级政府呢？我们将这些问题置于中国快速转型期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考虑就更容易找到问题的答案。中国社会转型改变的不仅是社会结构，而且使民众的政治认同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弱势群体对地方政府政治认同发生了弱化。笔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在社会转型期政治认同逐步弱化而导致的。
“政治认同是人们从人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所属的政治系统的情感上的归属感或依附感，政治认同本质上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的信任、政治价值的信仰”④，政治认同主要包括利益认同、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其中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制度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关键，价值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就群体性事件而言，本文认为政治认同是指处在一定的政治体系中的政治主体（群体或个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政治客体（政治系统、政治运作、政治价值观等）表现出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或依附感。政治认同包括三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递进的三个层面，即作为基础的利益认同、作为关键的制度认同、作为核心的价值认同。利益认同是指人民基于利益的发展和满足而对政治系统产生的依附感；制度认同就是指人们对社会政治制度的信任和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要求；价值认同则是指人们对社会价值的掌握，并以该价值要求行动。
如前所述，政治认同是一种归属感和依附感，那么政治认同的弱化则是指处在一定的政治体系中的政治认同的主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政治认同的客体所产生的不信任感和离心感。相应地，政治认同的弱化也包括三个层面，即利益认同的流失、制度认同的流失和利益认同的流失。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群体性事件，本文所指的政治认同的主体主要是指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主体——社会弱势群体，而政治认同的客体则主要是县一级政府和乡镇一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其做出的决策等。本文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政治认同弱化的一个具体行为表现，政治认同的弱化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但同时也应指出的是，政治认同的弱化并不一定会导致群体性事件，但群体性事件在政治认同弱化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尤其是诱发性事件出现时发生的概率增大。
二、政治认同的弱化：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
（一）利益认同的流失
1.经济发展能力不足导致民众产生焦虑感
我国中西部的县乡经济发展迟缓。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认同感明显低于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经济发展快的地方的政治认同度明显比经济发展缓慢的地方高。这实际上是由经济发展发展能力不足引起的焦虑感造成的。尤其是在中西部的县乡经济发展能力极其不足，经济发展缓慢，而整个国家和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处于该地的居民面对强烈的对比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感。事实上这种焦虑感引发政治认同的下降是不太容易注意到的，这只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先行因素，是政治认同弱化的开端。
瓮安事件的瓮安县就是这种典型代表，瓮安的整体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蛋糕”一直无法做大，使得当地民众内心十分焦虑，对县政府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和抱怨，这就为该县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进一步下降，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2.利益格局的失衡和贫富差距的扩大致使民众产生被剥夺感
中国历来就有朴素的社会公正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明例。当前政府的职责不仅是要将“蛋糕”做大，更重要的是要将“蛋糕”分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使得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首先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个体、企业都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其次，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相互冲突，在利益冲突中，由于个体的力量微薄，无法和政府、企业等利益主体等抗衡，政府在利益冲突中又往往疏于解决个性的利益。此外，在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现象，贫富分化表现为中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拉大，城乡差距、行业差距扩大。这就使得社会形成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两极分化对立的态势。由于政府无法有效地协调利益冲突和收入差距，使得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无法得到有力的保障，使得本来处于弱势的弱势群体在已有的焦虑感上又增添了被剥夺感，使得本已出现的政治认同弱化的苗头上升。特别是县域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集散地”，这就使得该地区的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更为强烈，认同的下降更为显著。
云南的孟连事件发生前胶农同橡胶公司就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而且胶农同橡胶公司的员工收入差距很大，胶农感到利益受损，由此产生被剥夺感。而当地政府未对利益冲突和贫富差距进行调节，在胶农和橡胶公司发生冲突后直接站在后者背后，使这种被剥夺感更加强烈。
3.社会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引起民众的被抛弃感
社会公共服务是政府实现人们共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它也属于“蛋糕”分配的范围内的。然而在中国的公共服务是非均等化的，特别是在县、乡公共服务更为不平衡。具体的讲，在中心区域的公共服务远高于弱势群体集中的边缘地区。由于公共服务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这就使得老百姓面对非均等的公共服务产生了一种被抛弃感，使得政治认同进一步弱化。
例如在发生石首事件的石首市治安状况极差，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使他们产生了被抛弃感，但民众又无可奈何，使得他们对政府的认同急剧下降。在一酒店厨师的非正常死亡时，死者家属不相信当地公安机关停尸于酒店门口，而且当地的谣言四起，引得平时就对当地公安部门不满的大量群众围观。当在当地政府强行抢尸，调集大量警察驱散群众时，群众平时的不满一下爆发并和警察发生冲突，此后群众越聚越多，政府也调集了更多的警力，使得冲突进一步升级、不可控制。
“从利益关联和政治层次性的角度，愈是距离民众愈远的权力，愈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愈是距离民众愈近的权力，愈与民众的利益相关，也愈为民众关注。”⑤县乡一级政府是距人民最为接近的政治系统，掌握着距民众最近的政治权力，与老百姓的利益直接相连，且弱势群体多集中于县乡，而他们的利益往往又得不到保障，使得他们对县乡政府的政治认同出现了弱化。在这时遇到偶发事件的刺激，就有可能发生导致针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
（二）制度认同的流失
1.利益诉求机制和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导致民众产生受挫感
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现在中国社会利益已严重分化，人们的利益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普通民众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迫切需要参与政治决策，在关乎自身利益的决策上有一定的话语权。但在当下的中国，这种利益诉求渠道是不畅通的，作为人民表达利益要求的制度性渠道——信访制度流于形式，政府经常对上访人员进行围堵，将利益诉求强行压下；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来自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比例较少，那些为他们摇旗呐喊的代表也并不真正的理解他们，因而这种渠道也不能真实完整的实现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真正的能实现利益诉求的渠道还是缺失的。因而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在利益诉求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产生了受挫感。另外，当前社会也缺乏利益协调机制，社会利益冲突越来越表面化，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冲突加剧。在利益冲突中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无法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这就使得弱势群体对政府的认同下降。考虑到中国的地方政府，尤其县、乡政府，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以及基层官员的腐败和不作为的现实，加之已产生的政治认同的显著弱化，此时弱势群体不得不“团结”起来进行一些抗争行为。
在2009年通钢事件中，通钢要实行进一步的股权改革，原本企业员工就对原先的改革的结果不满意，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的渠道进行利益表达，但利益诉求都石沉大海，根本没有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政府也未对员工和企业的利益冲突进行调解。而政府批准的新方案因而遭到员工的强烈反对，负责股份改革的政府部门站在企业一方，这就使得本已愤怒的通钢员工到达忍受的极限，员工集体围堵生产线，以求维护自身的利益。
2.地方决策机制缺乏科学民主性导致民众产生不信任感
20世纪以来地方基层政府的决策愈来愈多，且决策也愈来愈具有地方性，这时政府的决策是否科学民主直接关系到该地区民众的幸福和民众对决策的支持度。如果决策科学民主，就有可能造福一方，赢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同；相反，如果决策不科学民主，就会祸害一方，导致民众的反对。2009年的江西南康事件就是由县政府决策的失误造成的。南康市政府为整顿本市家具行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决定实施新的税收政策，引起了从事家具行业商贩的反对，起初他们上访，后又阻断公路。事实上政府决策的失误是由于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体制，只是“拍脑袋”做决定引起的，这就会引起民众的不满，使得政府所做的相关决策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
（三）价值认同的流失
价值认同的流失就是指现实社会中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同现今社会主流政治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使得民众十分矛盾，无法抉择哪种政治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实现现代化，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同样政治价值观也在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会出现传统政治价值观和现代政治价值观的矛盾冲突。
虽说当今政治价值观的矛盾冲突在全社会都存在，但在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接点”的县域社会最为明显。在传统国家中皇权不下县，县域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性。传统社会是个农业社会，血缘、地缘是主要的社会关系，人情、习惯是主要的交往原则。正是如此县下一般依靠宗族和乡绅才能实现有效治理。20世纪以来国家行政权力下沉，现代化的民主和法治也延伸到了全社会。但传统观念和习惯依然沿袭。由此形成了传统和现代并存的二元格局，县域社会正处于这一“接点”。一方面基层民众接触到现代民主法治观念；另一方面传统的人情、习惯也深入到民主法治之中。现在许多地方民主法治徒有其名，政府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执法不公，“人情高于王法”，“关系大于公章”。而在县域社会中现代的民主法治意识在不断萌生和增长，公平正义要求日益强烈。当两种观念相碰撞后，民众的内心会产生一种震撼感，而利益认同和制度认同的流失使之进一步加剧，加之外界的刺激，使得民众采取传统的破坏性方式来发泄不满。
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是由一起非正常死亡事故引起的。在瓮安，调查非正常死亡事故的警察竟然幕后指使黑帮成员对事主家进行报复殴打，引起了民众的心理震撼，本来由于经济发展缓慢、社会治安差、拆迁的纠纷等，民众对政府和公安局的认同急剧弱化，在这个消息的刺激下民众的长期不满立马爆发，实施了针对政府的暴力破坏行动。可以看出，显然民主法治的观念尚未深入民众的内心，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的冲突，往往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占据上风。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当政治认同的弱化从利益认同流失到达制度认同流失时，政治认同的弱化程度就十分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政治认同的弱化继续从制度认同流失发展到价值认同流失的时候，群体性事件在一些偶发因素的作用下发生的几率就更高，而且程度可能会更激烈。
三、政治认同的强化：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之策
既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政治认同一步一步弱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是从利益的认同流失到制度认同的流失再到价值认同的流失的结果。那么要有效地防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需要一步步的强化政治认同，即逐步的强化利益认同、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
（一）强化利益认同
作为政治认同的基础，利益认同必需首先得到强化，这是强化制度认同和和价值认同的前提条件。强化利益认同需要从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做起。
1.提升经济发展能力
一切利益首先必然表现为经济利益。由于我国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发展，那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民众面对其他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会产生一种焦虑感，会为群体性事件的埋下伏笔。其实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因而消除民众这种焦虑感的最好办法就是努力提升经济发展能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中西部地区且经济发展缓慢的县乡而言这种能力必须大幅提升，消除民众焦虑，提高民众的政治认同感。
2.调整利益格局，缩小贫富差距
政府的职责不仅是做大“蛋糕”，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分好“蛋糕”。首先要做的便是调整利益格局。政府在调整利益格局的时候应做一个公正的“裁判”，妥善照顾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有效控制社会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侵犯，做好冲突的调解工作，将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其次是要缩小贫富差距。现今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越了警戒线，亟需缩小。这要求政府调节好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和个人之间的差距，在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调节强势群体的过高收入。通过这两点来消解民众的被剥夺感感。作为利益矛盾最为突出、贫富差距最为显著的县乡要慎重的处理好这两个问题，使民众相信政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会有效地保障普通民众的利益，从而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
3.努力实现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公共服务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是政府赢取民众政治认同的基本而有效的手段。当然要赢得民众的认同，政府所提供的服务要能满足民众的基本要求。要实现此目标，政府必需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首先实现公共服务的广覆盖，即将公共服务覆盖全体民众；其次，就是实现公共服务制度的一体化，构建面向全国、城乡一体、标准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最后就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公共服务的条件和设施基本均等、供给能力和水平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就会使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去除被抛弃感，增强政治认同。就全国而言，县乡的公共服务远差于大都市，就县域来看弱势群体集中的地方又是公共服务最为薄弱的地方。因而从全国角度看要加强县乡的公共服务，从县乡角度看，必须加强区域范围内弱势群体集中的地区的公共服务。
（二）强化制度认同
好的制度会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而强化制度认同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畅通利益诉求渠道、形成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
1.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利益协调能够将利益冲突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但目前尚未形成这样的机制。笔者认为，针对目前日益增多的利益冲突，可以成立一个政府牵头的由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的人员以及社会各方代表组成的而又独立于政府的经常性机构，而且在这个机构里各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该机构的任务就是对社会上的利益冲突进行协调，在保证冲突双方的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尽量将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种体制的形成就会使得利益冲突不至于升级，使得冲突双方的基本利益的都能得到保证，这样既化解了矛盾，又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同时，加强各种社会组织的建设步伐，使得社会组织在代表某一行业、领域的群体的利益时，更好地进行利益协调。
2.畅通利益诉求渠道
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它能为利益受损者提供一个表达和发泄的渠道，让不满和愤怒的情绪通过合法的渠道宣泄出去，从而防止“民意淤塞”导致政治认同的弱化；另一方面，它能通过搜集民意，向政府部门发送信号，督促政府倾听社会各群体的声音，收集公众的不满，从诉求中发现社会矛盾，从而尽早地将矛盾化解。然而现有的利益诉求渠道淤塞了，亟需疏通。
首先，要改革利益诉求的制度性渠道——信访制度。信访部门应增强为民排忧解难意识，加大信访问题的解决力度，而不是“只唯上”，将问题压下来。第二，应适当增加农民、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委员中的比重，使他们能够在政府的决策中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第三，新闻媒体要积极如实地反映民众的诉求，政府部门对媒体反映情况进行做出积极地回应。
3.形成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
决策的不科学民主往往会造成利益相关民众的反对，引起制度认同的流失。在现实生活中，县乡一级政府经常“拍脑袋”做决定，导致决策同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政策不符，导致决策与现实情况脱节，导致决策与民意相违，导致决策的权威性受损。决策的不民主科学是由于在基层相关制度的缺失，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的建立迫在眉睫。
第一，决策前要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了解民意和现实情况；第二就是在做决策前认真地分析上级机关的相关政策，使上下政策保持一致性；第三，决策时要体现民主的精神，不能只是“一言堂”，领导说了算，而要进行民主讨论，充分征求相关利益方的意见和建议。最后，要加强对地方，尤其是县乡领导班子的监督，使他们能够按程序决策，并有效地落实相关决策。
（三）强化价值认同
在社会转型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同样在经历转型，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各种价值观念会产生激烈的碰撞，会使民众内心十分矛盾、无法抉择以何种观念指导自己的行为。因此必需使党和政府所提倡的价值观念在民众心里稳固，并且使其占据主导位置。
民主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也是我党和政府提倡的政治价值观。虽然民众现今已经有了民主法治的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在慢慢地成长，但在民众的内心始终未成主导，他们通常还是按传统的价值观念行事。因而需要加强民众的民主法治观念。首先，要进一步加强民主法治教育，基层的政府官员和弱势群体应成为教育的重点，增强民主法治意识在他们内心的地位。第二，就是政府工作人员在生活中带头守法，工作上依法执法，使社会形成一种遵法守法依法、依法行事的良好氛围。最后，要继续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民主规则。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雍涛：《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点思考》，载于《江汉论坛》2006年第2期。
②［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页。
③相关的研究述评参见柳建文：“行动”与“结构”的双重视角：对中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解释框架，《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④孔德永：《政治认同的逻辑》，载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⑤徐勇：《“接点政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一个分析框架及若干个案例为例》，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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