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执行的关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关税论文,中国制造业论文,政策论文,商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最优关税理论主张通过征收一个不太高的关税，以持续改善贸易条件，实现本国福利最大化。Mill（1848）指出：出口关税与进口关税的作用一样，也可以改善贸易条件，改善的程度依赖于需求弹性的大小。Marshall将Mill等人的分析绘制成几何图形，成为后来分析最优关税的相互需求与供给曲线的经典方法（Whitaker，1973）。在Marshall的相互需求图表基础之上，Edgeworth（1894）又增添了贸易无差异曲线，从而确立了分析最大化国家福利的特别关税率原则。Edgeworth指出：最优关税就是扭曲本国供给曲线向纵轴方向移动，与外国供给曲线相交的交点处，同时又是外国供给曲线与本国最高无差异曲线相切点处的关税。他还强调最优关税必须是一个不太大的关税，如果关税太高，则只会降低而不会提高国家的福利收益水平，Edgeworth对由于较强的政治压力而导致关税提高到最优关税水平以上表示担心。其后，Bickerdike（1906、1907）又向这一思想注入了三项内容，一是通过数学证明了导致国家福利改进的关税存在；二是推导出了最优关税率的代数公式；三是指出：最优关税对单个进口商和出口商的限制作用，使得征税国有可能扮演成一个卡特尔组织的角色，利用市场力来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
Kaldor（1940）提出，只要关税不太大，本国商品在市场上具有垄断力，并且不存在其他国家关税报复，那么征收关税总是有利于本国。其逻辑是：对进口商品征税可以减少对该商品的要求，从而降低商品的世界价格；而对出口商品征税可以限制该商品对世界市场的供给数量，从而提高出口商品的世界价格。如果这个过程持续下去，就容易造成其进口商品供给与另一个国家对其出口商品需求的无弹性，从而成为一个垄断者，其结果是进口商品越来越廉价，而出口商品越来越昂贵。最优关税率就是贸易条件的改善超过进口数量减少损失和国际劳动分工损失时的关税率。Lerner（1944）也通过几何图形描述了最优关税的存在。Johnson（1951、1953）、Gros（1987）、Syropoulos（1992）探讨了存在报复情况下的最优关税确定，Katrak（1977）、Kolev和Prusa（1999）对在本国市场存在着外国的垄断供给商时，如何确定最优关税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Brander（1995）认为进口国关税的作用，就是要把租从外国垄断者那里夺回来。
综上所述，最优关税干预思想经过长时间的完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表明其理论体系是一个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的经验总结。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理论体系切合于当今贸易大国（指能够影响世界价格的国家）在倡导贸易自由化同时，利用一个“不太大的关税”干预进出口，以追逐国家福利最大化的指导思想。
本文依据最优关税的理论思维逻辑，研究美国对中国进口贸易中的福利问题。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制造业商品，2005年该类商品占美国自中国进口的98%。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以下简称USITC）的统计，① 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以下简称NAICS）2位平均水平上的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关税，② 已由1997年的5.2%下降到2004年的2.9%，但是我们也观察到2005年又小幅回升到3.1%。在这样的关税政策工具综合作用下，美国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占该类商品总进口的份额已由1997年的8.1%上升到2005年的17.3%；进口额年平均增速更是达到19%；2004年中国超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墨西哥，成为继加拿大之后的美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国。这一状况直接导致200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到了2005年，逆差已是1997年的4.2倍。近些年来，由美方发起的若干次贸易谈判、协商、交流的主题，几乎都是要求中方做出努力，以缩减美方贸易逆差，似乎美国增加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受到了逆差的严重“伤害”。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误导，因为美国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平均关税（NAICS制造业2位）在“不太大的”水平上并不是持续递减，也会小幅回升，这意味着美国也会对贸易进行限制性干预，这是管理贸易特征。那么在存在贸易干预的情形下，为什么逆差与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总量会同时快速增长呢？这其中必定存在着某种激励因素，而这一激励因素显然就是国家的净福利收益。所以，笔者考虑的问题是：在关税政策干预下，美国从增加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贸易中获得的福利收益是如何变动的？贸易条件变动是否反映了其关税调整意愿？目前这种针对中美制造业商品贸易的福利分析，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献不是很多，国内存在着中国出口美国商品价格过低的看法，但是大多数的研究成果没有探讨美国关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干预的福利效果。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在这方面做出尝试性探讨，通过拨开“巨额贸易逆差”面纱，来考察美国对中国进口关税政策的福利效果。
二 局部均衡的Armington模型建立
对于有关政策的福利效果评价，大多数的国内外文献研究中普遍采用了可计算局部或一般均衡的方法。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可计算局部或一般均衡模型就开始被国外学者广泛使用。由于这类均衡分析模型通过设定明确的需求和供给函数来构建方程组，使得模型可以利用已知的行为参数（如替代弹性、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等）及基期的一组数据计算出没有政策扭曲时的均衡价格和数量，从而使得政策制定者可以从政策变化中评价对生产、消费以及福利的影响。Francois和Reinert（1997）在整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对可计算局部和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基础、贸易政策的量化方法、福利度量方法、参数估计方法做了总结和归纳，并创建了多种实用模型，使可计算局部或一般均衡模型成为一种成熟的贸易政策分析技术。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本文较快的建立研究模型。
首先，本文将建立一个2国（中国和美国）、2商品（美国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和美国本土生产制造业商品）的局部均衡模型。其次，考虑到中国制造业商品进入与美国同类商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有不完全替代的特征，因此，模型应采用Armington（1969）假设来反映两种商品之间的关系。按照Armington假设，要确立的需求函数必须反映两种商品之间不完全替代关系，就必须用CES函数来描述。
（2）和（3）式中的变量，表示为消费者的收入，即消费组合商品的总支出，由I＝q×P得到。
最后设定组合商品的需求函数为：q＝KP[e]，其中q是组合商品需求，K是组合需求函数的常数，e为组合需求弹性。至此，假定美国市场上，美国制造业商品及进口的中国制造业商品的各自需求和供给达到局部均衡，那么就要求下列4个方程成立：
其中（6）为目标方程，规划求解这个方程组，就会得到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这就使得比较在关税政策工具干预下和自由贸易下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成为可能，从而计算出两种情形下福利变动效果，至此，可计算局部均衡模型得以确立。
三 参数的估计
但是观察上面方程组中的4个方程，有4个参数仍然未知。这4个关税政策行为参数是Armington弹性σ、美国制造业商品供给弹性e[,1]、中国制造业商品出口美国供给弹性e[,2]以及市场上组合商品需求弹性e。要求解这个可计算局部均衡模型的方程组，必须确定4个弹性的值。
关于对Armington弹性研究，Stern（1976）首先系统地对3位SIC（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的28个产业美国的进口替代弹性进行了估计。其后Shiells等（1986）使用存量调整模型和1962～1978年的年度数据，估计了美国163个产业的贸易替代弹性，其中122个产业的弹性值显著。Reinert和Shiells（1993）则将美国进口的商品来源分为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以及其他国家，分别采用了一般最小二乘法、最大似然估计、联立方程组估计技术，对128个部门的进口替代弹性进行估计；其中一般最小二乘法和联立方程组估计采用了科布—道格拉斯函数，最大似然估计采用了CES函数，结果发现这3种估计方法得到的值没有太大差异。Reinert和Roland-Holst（1992）使用了1980～1988年的月度数据，估计了美国163个采掘业和制造业Armington弹性值，其中3位SIC中占2／3的产业显著，范围在0.53～4.83，他们的成果被广泛引用。虽然上面这些学者估计方法可以借鉴，但是本文所需的，在NAICS 2位水平上的具体的Armington值，在学术文献中很难找到，因此需要自行估计。
对于美国制造业商品市场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美国的相关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伴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消费者对制造业商品的需求和厂商的供给发生了变化，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值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我们很难寻觅这些参数，并且，这些工作不具有针对性，没有反映美国对中国进口的双边贸易特征。
因此，本文尝试针对美中贸易在制造业整体水平上的Armington弹性、中国厂商的供给弹性、美国厂商的供给弹性以及美国市场制造业商品的需求弹性进行估计。
（一）构建4个弹性值的估计模型
（二）数据处理
在研究中，笔者选用NAICS（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的2位产业分类序号31、32、33部门组成的制造业数据作为样本，这些数据采集于USITC官方网站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库。观察期间为1997年1月～2005年12月，共有108个观察数。在数据处理方面，选用美国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单位值代表边界价格，以1997年1月基期数据为100编成指数，构成P[,m]的时间序列。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局（U.S.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简称BLS）官方网站公布有制造业生产者价格指数，③ 定基期1997年1月等于100编成指数，构成P[,d]的时间序列，由ln（p[,d]／p[,m]）得到σ估计的解释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USITC数据库有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的数量单位，这使得构建m变得很容易。对于美国本土生产供给市场的d构建，笔者认为USITC数据库中存在有美国离境前的出口所有国家的单位值数据，这个数值与未出口的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商品单位值是一致的，所以使用美国统计局（U.S.Census Bureau）官方网站公布的美国制造业交货值数据除以单位值数据，④ 得到总数量单位，减去美国制造业总出口的数量，就得到了d的时间序列，通过ln（m/d）可构建σ估计的被解释变量。
美国制造业商品和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供给弹性中的被解释变量与d、m的构建一样，并分别取对数值；而解释变量与p[,d]、p[,m]的构建一样并分别取对数值。美国市场组合需求弹性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构建则略微复杂一些，构成被解释变量的总需求量应是美国制造业商品的总交货数量减去总出口量加上总进口量的对数值；而解释变量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BLS公布的美国总体城市平均的消费者商品价格指数的对数值。至此，4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数据处理完毕。
（三）弹性值的估计
为了避免伪回归，首先对4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平稳性进行ADF检验，发现4对变量都是一阶非平稳变量，并两两具有协整关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替代弹性、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理论公式来建立估计模型（9），而应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因此，估计方程应改变为：
△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根据误差修正模型的特征，系数
表1中数据显示，系数a[,1]的4个值t统计量都非常显著，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的Armington短期弹性为0.96小于1，说明尽管美国持续增加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但在制造业整体水平上的中国制造业商品的替代程度仍然很小。另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制造业商品短期供给弹性值，仅为0.45，说明中国商品对美国市场短期供给是无弹性的，对价格变动不敏感。考虑到美国控制对华高技术含量商品的出口，而中国对美国这类制造业商品的需求又较大，其结果进口美国制造业商品的数量要远远小于提供给美国市场制造业商品数量，这意味着中国的供给曲线是无弹性的。“如果一个国家有幸面对着外国无弹性的供给曲线，那么征税国只会获益，而不会有任何损失”，“如果外国的供给曲线富有弹性，则通过征税改善贸易条件的余地不大”（Mhitaker，1973）。而Sidgwick（1887）的研究结论是：“A国征收关税依赖于B国供给曲线的无弹性，即B国在任何价格上需求A国的商品，那么A国利用关税增加贸易条件收益的代价就会很小”。表1中的最后一个参数是美国市场上对两种商品的组合需求弹性为－2.45，富有弹性。按照Bickerdike（1906、1907）的研究结论，“征税国对进口商品的需求更富有弹性，那么关税就会使得征税国获得更多的福利收益。”我们通过对4个弹性值的估计，得到了初步的认识是：美国具备了对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使用最优关税政策工具的特征条件。那么，这一政策工具的使用是否会有利于美国的贸易条件改善呢？这需要我们转入下面的净福利变动核算，做进一步的分析。
四 福利收益的计算
借鉴Bickerdike的研究方法，征收关税在进口贸易中所造成的福利变动，除了一部分关税收益与相应的消费者剩余损失抵消外，应由两部分组成，见下面等式：
表示偏离自由贸易均衡的消费者剩余无谓损失三角形。在等式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变量
，分别表示在实现贸易自由化局部均衡时的进口数量和进口价格，这两个变量需要由求解方程（5）、（6）、（7）、（8）得到。按照可计算局部均衡模型的通用做法，求解过程是：首先设定国内市场价格皆为1，目的要校准两个供给函数的常数项K[,1]、K[,2]以及CES函数中的份额参数
。本文选用1997～2005年美国制造业商品交货值减去总出口的余额，作为其各年的美国制造业商品销售额；选用各年进口中国商品的贸易额（USITC数据库中的海关值）作为中国制造业商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额，二者为基准数据，选用USITC数据库中NAICS的2位制造业平均关税率，并假定当年关税水平不变，将前面得到的σ、e[,1]、e[,2]、e估计值代入方程（5）、（6），这样就可以校准当年的
，值，而校准K值，可以通过求和得到。规划求解方程组就可以得到自由贸易下的均衡价格p[,0]和均衡数量q[,0]，再代入等式（11），就得到了各年的净福利收益值，将其分解为贸易条件变动值和消费者剩余无谓损失三角形的值两部分，制成附表2。
结果显示，1997～2005年在关税政策工具的干预下，在美国对华进口制造业商品贸易中，净福利收益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中2005年的贸易条件收益额是1997年的2.4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2%，相比较而言，消费者剩余损失维持在极低的水平，而且波动幅度非常小。比较附表1、2我们发现，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伴随着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增长速度加快，美国从中所获得的贸易条件收益增幅也在扩大。也就是说每增加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1%，会使得美国的贸易条件收益增加0.63%。美国进口变动百分比和贸易条件变动百分比的变化见图1。图中的两条线都呈上升走势，但有两个时间点值得注意，一个是2001年的数据造成两条线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锯齿”，这主要是因为自2001年3月到2001年11月，美国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衰退，当年的美国经济增长仅为0.3%，从中国进口也大幅度放缓（见附表1），与前一年相比只增加了2.47%；而贸易条件收益增加2.01%，这个“锯齿”带来的间接含义是：不论美国还是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进口（或出口）都会使得美国从中获得的贸易条件收益呈一定幅度的下降。另一个点出现在
图1 美国进口变动与贸易条件变动的比较
说明：绘图所用的数据见附表1、附表2。2005年的数据上，这一年美国平均关税水平（NAICS制造业2位，编号31、32、33）由2.91%小幅增加到3.11%，使得美国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的增幅由2004年的29.56%下降到23.68%；但其获得的贸易条件收益增幅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由2004年的17.03%上升到32.11%，可以确认，这种非零的、不太大的、上下波动的关税水平不仅对进口有限制作用，而且还扩大了贸易条件收益。笔者认为美国的关税政策在保证其净福利收益（包括贸易条件收益）的持续增加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五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观察期内美国对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执行的关税政策，符合最优关税的主要特征，并获取了巨额的净福利收益，主要表现在：
首先，伴随着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的增加，1997～2005年，美国的贸易条件获得了持续的改善，其所获得的净福利收益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中国福利受损基础之上的。尽管在文章最初部分综述的最优关税思想中，除Torrens和Bikerdike外，众多学者都强调了最优关税政策工具的不足之处：如果国家之间相互采用最优关税政策，就有可能导致争夺贸易条件收益的关税战；一国的收益是以另一国的损失为代价的，当受损国代价可能超过受益国收益时，征税国行为就是违背国际道德标准的。但是，我们没有观察到中美贸易实践中出现关税战，只是观察到，美方用“巨额贸易逆差”的面纱遮掩，在多次贸易谈判中使用提高关税的筹码以进行威胁，综合运用“不太大”的最优关税政策工具追逐净福利的最大化。
其次，中国制造业商品的相对价格较低，意味着美国增加进口就会增加福利收益。在观察期内中国制造业商品短期供给变得无弹性，出现了对价格向下变动不敏感的现象，而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处在很高的水平上，并保持上升趋势，所以在美国同类商品价格几乎没有向下调整空间，不利于刺激消费需求的情形下，“不太大”的关税可以在降低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供给价格的同时，又有助于保持其消费需求富有弹性（大于1）。快速增加中国制造业商品进口对拉动美国消费需求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最后，笔者认为美国增加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所产生的巨额逆差，是服从于美国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追逐福利最大化目的的。逆差的增加带来的净福利收益增加，是美国贸易政策管理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逆差使得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者不仅有了影响中国贸易政策的借口，还为其关税政策的灵活运用扩大了空间。本文研究发现，美国（或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进口（或出口），都会使美国净福利收益水平受损，相应贸易政策工具的使用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截稿：2007年8月
注释：
① 数据来源见USITC的官方网站http://dataweb.usitc.gov/，本文已将采集到的数据制成附表1。
② NAICS的制造业分类编号为31、32、33。
③ BLS的官方网站是http://www.bls.gov/，按照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局，PPI是厂商为销售商品和服务进行第一次交易得到的价格。Gallaway等（2003）在估计Armington弹性值时也采用了这一价格。
④ 数据来源于U.S.census Bureau 官方网站http://www.census.gov/econ/ww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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