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探讨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逻辑悖论与理论陷阱
彭志恩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摘要：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一边肯定改革开放成就，一边质疑马克思主义合法性。这一悖论的直接原因包括：误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潮涌入导致的“晕轮效应”、形式逻辑主导下的错误归因、对党的建设存在问题的不当解读。更深层原因是“西方中心论”的理论陷阱：体现了部分西方学者的傲慢与偏见、部分西方政治势力的保守性、部分西方利益集团的本质面貌。事实证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文性以及勇于独立思考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界日趋活跃，各种思潮互相激荡碰撞，既有效推进了我国思想界的繁荣兴盛，同时也持续挑战和考验着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思想地位。尤其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未来我国将可能进一步形成社会思潮更加多元化、自由化、个性化的局面，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带来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当前，社会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仍然有市场。对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有力的驳斥和彻底的澄清。
一、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背后的逻辑悖论
在中国，每当说到改革开放，多数人都会由衷地钦佩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尤其是那些正巧赶上了改革开放好政策先富起来的群体，每当提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总会由衷地表示感激与钦佩。然而现实中却常常存在这样一种悖论现象：往往越是先富起来的群体和阶层，越容易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质疑。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源于中国采用了西方理论，而中国现存的问题则主要源于我们“思想解放”不足。而所谓的“思想解放”不足，常常指我国存在所谓“计划经济思维”、“意识形态垄断”、“一党集权”等“非西方”的做法。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算不上真正的经济学，中国实施的民主法治形式也跟不上时代的潮流，马克思主义是阻碍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成为现代化国家的“顽固堡垒”。导致这种逻辑悖论是有其特殊历史和逻辑背景的。
（一）误将特殊时期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在革命年代取得过辉煌成就。然而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一度名存实亡。尤其在十年“文革”浩劫期间，虽然表面上曾一度出现了“全民学哲学”的盛况，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非但不能够在实践中健康发展并正确指导实践，反而被严重篡改和歪曲利用。这种篡改和歪曲凸出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大特征——革命性和批判性，被狭隘地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开展阶级斗争。于是，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以及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22，等等，这些反映真理性的东西，长期被非理性的阶级斗争热情深深淹没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主要领导人的“语录”，变成了无数僵死的“教条”。十年“文革”期间，在被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和国家政策出现重大偏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偏离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遭受了严重损失。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全党开始在各领域进行拨乱反正，包括理论工作在内的一系列工作才得以重新回归正轨。特别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展彻底扭转了思想理论领域的严重错误，恢复了科学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更是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全会决议的形式彻底澄清了一系列理论问题。如关于阶级斗争、主要矛盾、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阐释，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领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法的否定等。中央以决议的形式支持理论工作拨乱反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使曾经一度被歪曲和荒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重新发挥指导作用。然而，“左”倾思潮尤其是十年“文革”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象和尊严受到了严重损害。因为人们在反思“左”倾、反思文革灾难时，往往对这段特殊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心存芥蒂，而作为官方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清算。但是，并不是多数人都能够理性地区分出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从而，对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清算，必然极易在负面情绪的影响下演变成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非理性的清算，从而导致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由以上分析可见，真正应该被抛弃的是特殊历史时期的那些被教义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而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二）大量涌入的当代西方思潮导致人们认知上的“晕轮效应”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深入和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全社会的主要注意力被越来越多吸引到与经济建设相关的领域中来。伴随实践领域的这种重大转变，思想意识领域出现了两个重大转变。一是以往“全民学哲学”的盛况一去不返。在国内各大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由以往空前热门的学科，转变为空前冷门的学科。到20世纪90年代，甚至连国内一些重点名牌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也一度因为招不到学生而备受困扰。二是当代西方思潮成了新的潮流。与马克思主义学科普遍遇冷相反，在国内各高校，西方经济学等相关专业日益成为热门专业。尤其随着西方经济、政治、管理等学科大量进入我国高校课程，当代西方思潮在我国受到了空前热捧。当代西方思潮对改革开放不久的我国思想界而言，俨然代表着“新事物”，由于其多半是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介而来的，因此其合理性极容易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巨大发展成就的有力“背书”。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当代西方思潮的认知便极容易形成某种“晕轮效应”，① “晕轮效应”认为，人们对人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只从局部出发，扩散而得出整体印象，也即常常以偏概全。 使其成为科学性、真理性、现代化的象征。由此又必然在另一个向度上促使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晕轮效应”，即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权威、保守、落后、教条的象征。时至今日，历史事实已经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远非一些人所述的那样“一无是处”。而当代西方思潮固然有许多极有价值因而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但是也同样有着十分明显的不足。一方面，其并非完全没有缺点，如工具理性导致的现代性发展危机，早已经被西方社会深刻反思。另一方面，即便其中的许多优点，如其完全自由化的经济和政治思想，也并非完全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实际。因此，站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上看，当代西方思潮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辩证批判地吸收采纳西方之长，才可能使我们在合理发挥后发优势的同时，避免重蹈西方发展的覆辙。
（三）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主导下形成的错误历史归因
形式逻辑认为，一事物要么是A，要么是非A。即一事物不可能同时既是A，又是非A，两者是不可调和的。辩证逻辑则认为，A与非A之间并非决然对立的，只要满足一定条件，二者就可以互相转换，即只要满足一定条件，A也可以是非A，反之亦然。改革开放后，随着各种思潮的泛起，我国思想界变得空前活跃，思想领域迅速呈现出分化态势。特别是随着大量当代西方思潮涌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迅速出现了两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对立阵营。一方是侧重于传统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另一方是侧重于西方新兴思潮的所谓“自由派”。前者主张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正苗红”，后者则主张资本主义自由化。其实从今天看来，二者都明显存在非辩证、极端化的错误倾向，由此必然导致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结果。其实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特征，就在于它的高度开放性，它并不排斥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相反，正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坚持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才使其得以如此有力并长盛不衰。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同改革开放后大量涌入我国的当代西方思潮之间并非决然对立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存在广大的统一空间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辩证看待马克思主义同当代西方思潮之间的统一，而非一味片面强调二者之间的对立。然而，正是由于许多人错误地采用了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思维，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西方思潮对立起来了，从而导致了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再加上当代西方思潮的涌入引发人们认识上的“晕轮效应”，当人们从理论上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得与失进行归因时，极容易将成功的部分单纯归因于西方当代理论的引进，而将问题与不足简单归因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然而他们却忽略了关键的一点：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中国之所以成功学习和借鉴西方之长，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的，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日益恢复了生机与活力的情况下取得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借鉴西方思潮，这本身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并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转而拥抱西方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秉承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不断吸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经验、先进做法，非但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与废弃，相反，恰恰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威信与地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西方以胜利者姿态为人类历史定调。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一些媒体纷纷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更是在其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中宣称冷战结束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西方的自由民主将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和最高价值普遍化。“历史终结论”是伴随国际资本主义阵营对共产主义阵营冷战的胜利而生的，它是成功者的豪言壮语，曾一度垄断了后冷战时期的历史命名权，它成功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推上了历史的最高峰，同时也将“西方中心论”的地位推上了历史的最高峰。这种“振聋发聩”的思想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许多国人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不断地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然而历史往前发展不过短短20年，实践就已经证明这样的断言是多么的狭隘和短视。曾因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名满天下的福山本人，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看到西方社会陷入经济衰退、社会矛盾激化、政府反应迟钝，而中国这边却风景独好，不得不主动修正了他的观点。他在新作《历史的未来》一文中承认“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异常复杂的社会转型，从苏联式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转为充满活力的开放经济，并且体现了惊人的政治能力——坦率地说，比最近美国领导人处理宏观经济的能力要高得多。许多人现在倾慕中国体制，不只是因为其经济成就，还因为该国能够及时做出宏大而复杂的决策，这与近些年美国和欧洲令人气恼的决策无能现象形成鲜明对照。”[4]该文批评西方自由市场与小政府理念正面临困境，抱怨如今的西方社会左翼缺席，“过去两代人当中，主流左翼思想既没提出概念框架，也没拿出社会动员的强有力工具。马克思主义已经于多年前死去，少数老派马克思主义者只想着照顾家务。学院左派代之以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和其他零零碎碎的思想，这些思想取向更多的是在文化层面，而非聚焦经济问题。”[4]他呼吁重建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新的意识形态。“新意识形态也许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规划国有部门，把它们从相关既得利益者手中解放出来，并且使用新技术手段来提供服务。人们将不得不坦率地要求强化再分配机制并且找到一条终结利益集团主导政治的可行道路。”[4]由以上可见，西方部分学者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往往体现了其理论上的傲慢与偏见，是为话语霸权而霸权话语，因此情绪化往往超过理性化，价值因素往往超过事实因素。
（四）对一定时期党的建设存在问题的不当解读
当然，站在一定的立场上，许多理论都有其自身逻辑自洽性。因此许多时候，人们选择相信和拥护哪一种理论，往往并不是一个纯粹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受政治意识形态背后主导的现实问题。部分西方学者选择为“西方中心论”“背书”，不过是他们站在自己政治立场上拿脚“投票”的“政治正确”表现。而这种“政治正确”表现，又集中反映了他们及其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势力最深切的诉求。所谓“过时论”和“历史终结论”的话语霸权，不过是他们极其渴望永恒维系资本主义现存制度，从而实现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千秋万代永葆优势地位。因此，不过是对政治霸权地位极度渴望的表现。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希望终结历史的态度显然是极其保守和反动的，因此也是极其短视和错误的。正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资本主义由于自身内部矛盾进而走向灭亡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是任何个人或阶级的主观愿望也无法改变的，这种愿望只不过反映了许愿者的焦虑。正如马克思所言：“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1]22事实证明，如果从量变而不是质变的意义上而言，《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不可避免”的预言，① 《共产党宣言》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一直都在实现着，并将继续实现着。也就是说，170年来，资本主义一直都在灭亡，并将继续灭亡。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不再是170年前的那个资本主义，它已经渗透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因素，并将继续渗透社会主义因素。有了这一点认识，我们就能在战略上藐视一切“过时论”和“终结论”，对马克思主义事业充满坚定信念。
遗憾的是，至今我国社会仍有一些人深陷“西方中心论”和霸权主义的陷阱不能自拔，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信任，常常跟着吹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这既与他们浅尝辄止和蜻蜓点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①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那样，“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于《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5/18/c_1118891128.htm） ，也可能与利益的多元化诉求有关。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邓小平理论为根本开端、原则和基调，总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中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但并没有陷入“西方中心论”的理论陷阱。相反，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始终坚定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始终坚守独立思考的珍贵创新品格。
“西方中心论”对话语霸权和政治霸权的极度渴望，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近代以来一直努力追求并且至今总体上仍保持着的生存霸权和发展霸权的体现。这种霸权主义思想，在其它方面又分别体现为经济霸权主义、军事霸权主义、生态霸权主义、科技霸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等等。将所有这些霸权主义集中起来，就构成了这些西方利益集团的本质和原貌。由此也揭示了一个事实，话语权也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生态权也罢，本质上不过是国家综合实力角力的结果。有实力就有权力和影响力，没实力就没权力和影响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持续快速提升，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长期以来以我们一直缺乏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局面正逐步改观。马克思主义也因此重新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重视。
1.3 1 导管固定评估 比较两组患者术中和术后气管导管固定情况，观察气管导管固定良好和气管导管异位情况。
二、“过时论”更深层的原因是“西方中心论”的理论陷阱
“欧洲中心论”（亦即“西方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涵盖了所有认为欧洲人在过去和现代都比非欧洲人优越的观点，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用语，而且是一个文化用语，甚至还成为了一个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用语。它“宛如变幻莫测的巨大幽灵在人文社会科学界逡巡游荡，业已成为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挥之不去的梦靥……是各个学科领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不得不跨越的一个理论创新与学术实践的峡谷。”[3]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同“西方中心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① 雅斯贝斯认为，人类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是史前时代。第二个是古代文明。第三个是轴心期。第四个是科学技术时代。这四个时期的历史意义不同。史前与古代文明是间歇期，轴心期是突破期，目前的科技时代是第二个间歇期，也许能导致人类的再次突破，进入第二个轴心期。雅斯贝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驳斥标榜“科学”和“理性”的欧洲中心主义，承认中国和印度是两大古代文明发源地，强调三种文化各有其独特的思维模式。但他认为在目前科技时代欧洲是中心。
（一）体现了部分西方学者在话语权上的傲慢与偏见
从对加工过程实现优化控制的角度出发，智能加工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加工状态的智能感知、数据的实时智能分析、对分析结果的自主智能决策以及对决策结果的精准智能执行等关键单元技术(图2)，并在此基础上对加工整体过程进行优化。显然，以上各单元技术是实现智能加工的基础，同时为实现加工整体过程最优还需要加工车间的信息化作为必要的支撑条件。
（二）体现了部分西方政治势力的保守主义姿态
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实现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促使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观念越来越复杂化。面对各种新兴思潮的冲击，尤其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强势的商品经济思维激烈冲撞着全体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这种激烈的冲撞中，不少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三观”产生动摇，理想信念出现滑坡，行为偏离正确的航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良作风问题日益凸显，贪污腐败在不少重要领域呈高发状态，党风政风民风受到了严重破坏。面对这种日益严重的不良现象，人们普遍深感深恶痛绝。由于腐败和干部作风问题频发，不少党员领导干部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台上马列主义，台下牛鬼蛇神，导致广大基层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群众身边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一落千丈，作为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其实，政党建设问题是所有政党都可能面临的问题。在一定时期，某个政党的建设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随着政党管理工作的改进，相应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但同时可能又会出现新的问题，由此又需要进一步针对性改进管理。因此，党建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是世界上一切政党建设的日常状态，它同某个政党所持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并无直接的联系，而更多是一个管理上的技术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建设问题，但经过整风肃纪，后来就变好了，但过一段时间又难免会出现别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针对党内存在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出台了系列整顿措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入了新常态，实现了党风政风的重大转变。事实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同党内建设出现的阶段性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并无直接的联系。
（三）体现了部分西方利益集团的本质与原貌
邓小平同志始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面对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他说：“我相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2]由此可见，在实践上肯定与钦佩邓小平，却在理论上质疑与贬低邓小平的指导思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现实中一个常常容易被忽略的逻辑悖论。
坚持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企业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检验党组织的工作成效。
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同时还建议把毕业实习安排在暑假至第七学期初。这一点与笔者当初的想法完全一致，因为暑假时间较长，期间没有各种考试和招聘，学生能够专心进行较长时间的实习。笔者负责华南理工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毕业实习已有十年时间，最近三年的毕业实习均是安排在暑假进行。但是，按照教学计划的要求，毕业实习是不能安排在暑假进行的，从今年起毕业实习回归到正常的第八学期初。原因很简单，教学必须按教学计划来进行。
（一）在方法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坚持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开启的改革开放探索
今天我们回顾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可以发现迄今为止的整个改革开放进程，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要义。例如，中国改革开放的许多成功做法都是源于基层群众的创新，安徽小岗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中国搞经济特区实验，本质上也就是延续小岗村的创新模式，即给政策、给环境，充分相信群众的智慧，鼓励群众自己创新创造。这种做法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的观点，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认识论观点。也正因为坚持了实践标准，中国在学习借鉴西方理论和经验过程中，始终强调坚持不唯书、只为实，从来旗帜鲜明反对全盘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长期健康发展，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平衡，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主次缓急有别、循序渐进改革等改革策略密切相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
（二）在价值观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进程
例如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始终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为此，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深刻论述，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目标：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判断一切工作得失标准时，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思想。即：判断各项工作是否正确的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延长线上，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的历任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邓小平理论所坚持的根本宗旨、目标、原则和方法，结合不同时期形势需要，先后提出和发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不同方面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和立场以及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在改革战略布局上始终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矛盾，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大胆创新生产方式、变革生产关系，大手笔布局改革进程，展现了极其高超娴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品质和特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极强的理论定力和极高的理论自信。
2.2.2 基因测序。基于PCR技术的基因分型是根据已知的DNA序列和突变位点，通过扩增来检测。但如果出现了未知的新基因和突变位点，就需要基因测序来解决。
（三）在独创性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今世界上最能独立思考、最具独创精神的治国理政思想之一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极少数敢于实事求是地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一些人常常感到中国与世界似乎总是格格不入，感到自己仿佛被世界主流阵营孤立了，因此而萌生出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卑心态。基于这样的自卑心态，一些人热衷于追逐西方的时髦理论。他们常常通过以西方时髦理论反对和质疑马克思主义来自我标榜独立思考之品格。然而他们却恰恰忘了，治国理政毕竟不是赶时髦，治国理政思想的好坏也不在于是否够时尚。马克思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5]其中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共产党宣言》里的这段论述：“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6]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脱离了具体历史实际的理论，即便其内在逻辑再完美，在实际面前其最终命运只能是流于空转。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多数时候都具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7]因此，尽管一些国内学者时常指责中国人缺乏独立之思考、独立之人格、独立之精神，可他们本身却常常没有做到这一点。当他们站在西方巨人的肩膀之上进行思考的时候，却总是忘了这些巨人们毕竟是站在西方土地之上进行思考的。没有认识到，真正的独立思考是自己脚踏实地进行的思考，真正的独立人格是基于自我生活塑造的人格，真正的独立精神是源于个人生命体验的精神。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敢于独立思考、特立独行的理论，而真正的真理从来不需要刻意追逐潮流，而只会逐渐引领世界的潮流。
四、结语
由以上论述可见，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是再次焕发了勃勃生机。为此人们应该重温马克思的那句话——“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在那些拥有完美逻辑体系的西方时髦理论面前，应始终保持批判扬弃的科学态度，警惕各种“幼稚病”“教条病”和“流行病”，始终保持我们的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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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3605（2019）01-0029-09
收稿日期： 2018-09-16
作者简介： 彭志恩，男，湖南花垣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
责任编辑：贺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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