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发展优势与劣势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劣势论文,优势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463(2004)02-0049-03
针对中部地区发展出现的“挤压论”、“塌陷论”以及“后发优势论”，2003年8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长春主持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他明确指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快东部地区发展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布局。学界把这种战略布局称之为“三极论”，即东部为一极，西部为一极，东北部为一极，三极共同发展并带动中部发展。作为“不东不西”的中部地区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布局中，再次被放在发展战略的“后发”位置。中部地区发展的危机意识也陡升，东西部“挤压论”、中部“塌陷论”不断被理论界关注，中部地区发展的“边缘化”的危机又再次出现。本文尝试通过理性分析中部地区发展的优势与发展的劣势，使我们客观冷静地看待中部发展的希望与隐忧，使得我们既关注于当前，也立足于长远，使中部地区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
尽管中部“塌陷论”并非空穴来风，但终究不能掩盖中部地区“后发优势”的存在。至2003年，中部地区政府已经完成经济增长前的“政治鼓动”与社会的“思想动员”工作，种种迹象表明，中部地区的“追赶”与“跨越”在中部地区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那里已经达成发展共识。后发优势理论认为，从经济增长的层面来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决于三方面的条件：首先是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资源、资本以及劳动力，如果这几种生产要素都增加，总产量、经济水平当然提高；其次是产业结构、给定生产要素，如果将这些生产要素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经济总体水平也会提高，尽管要素总量并没有增加；第三是技术创新，给定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如果技术创新，经济水平同样可以提高。从后发地区来看，其优势在于，经济增长的这三个方面有着极大的潜力，尽管它与先发地区有着较大差距，但如果措施得当，通过有效的制度变迁，在生产要素的供给、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技术创新的效率方面进行弥补与调整，后发地区将呈现快速的增长，并可能较快地接近和超越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这就是所谓后发的“优势”。以此来对照中部地区的发展，我们认为，只要中部地区发展战略得当，其后发优势是很明显的。其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
一、生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方面。对于土地资源，中部地区可用于工业化、后工业化的土地储备潜力较大。由于中部地区是传统的农业区，农业土地较丰富。如果能够进行良好的土地利用的产业化转型，与东西部比较具有较大优势（东部可利用的土地已经越来越少，西部的土地虽然较多，但能作为资源利用的土地还是较少）。当然，对于土地的有效利用，产业化转型是关键。而劳动力方面的供给，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比较则有更大的优势。中部是传统的农业区，其所在的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山西6个省份，历史上大多是鱼米之乡，农业人口数量巨大。由于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已从一个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变，农业的效益递减，农业的剩余也呈结构性减少，农业人口过多地生活在农村反而是农村一个巨大包袱，“三农”问题的背后也是全球化时代社会大转型的必然。农村人口的离土离乡是典型的“内生”需要，即工业化、城市化是农村劳动力走向的惟一路径。与东部比较，中部的劳动力不仅有人数优势，更有成本优势。由于中部地区劳动力市场是典型的供给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言，是一个增长的持续之源，这也是吸引东部发达地区产品换代、结构调整的重要优势之一。如果说土地、劳动力这两个生产要素确实是中部的优势的话，那么资本就明显是中部的“劣势”，但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这个“劣势”。资本都有逐利的本性，如果能提供足够的激励，资本就会青睐一个“即将开发的市场”。如果能适度地让利于资本的拥有者，并给予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支持，以及时的赚钱效应给予资本一个确定而稳定的预期，那么劣势到优势的转换是可能的。这里将考验中部地区政府的谈判能力、吸纳能力和维持韧性与弹性之间的张力的能力。中部地区的振兴，更多的是政府的主动“赶考”。
二、产业结构调整的后发成本优势。与发达地区工业化、后工业化（信息化与知识经济）比较，中部地区面临巨大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中部地区是传统农业化社会的“发达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中以农业产值占主要部分。由于农产品的附加值在一个以耐用消费品为主的社会越来越低，农业社会中的优势在工业化时代反而是—个劣势，由于制度积累的成本过高，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并不轻松。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处理有着巨大积累的传统农业，即如何应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转型问题；二是如何实现城市老工业向附加值高的新工业的结构转型。前者是一个城市化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工业化的问题。作为后发的中部地区，如果应对得当，也将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生的问题，对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转型，工业化为其提供发展出路，最大限度地吸纳农业人口城市化，有效地解决农业中的人多地少的传统难题。而城市化的过程又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资源基础，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业化的生产成本，使得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生互动形成良性循环。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后发成本优势是，由于中部地区并不是传统的老工业区，传统工业的积累并不像东北老工业基地那样对结构调整构成巨大压力，因此，制度转型的成本相对较低，工业向附加值高的产业转型就具有低成本优势，在这方面，中部地区主要依赖其技术创新的能力和农业型经济结构向工业型经济结构的有效转型。
三、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二战以来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其最主要的因素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后发地区在技术创新方面往往有两条主要的发展方式，一是发明，这需要投入非常多的资金、人力来研发新技术以取得技术创新；另一种方式是引进，通过和发达地区的技术差距比较，从比自己发达的地区引进已有的、先进的技术来达到技术“创新”的目的。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后一个方面，即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实现技术创新。后发地区由于资金缺乏，走资金推动的技术发明之路显然不现实。比如，发达地区的技术发明投入一般都在亿元以上，而且风险也特别大。研究表明，95%的研发项目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而且申请专利以后的技术并不都有商业价值，很多最后束之高阁，没有投入使用。所以，对于中部地区来说，与其花巨资去“造车”，还不如付少量的资金去“搭车”，形成技术创新方面的“搭车效应”。这也是后发的一个明显优势。中部地区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来获得技术，很多技术模仿、引进不需要花费成本，因为专利保护期的技术引进根本不需要购买成本。总的来讲，技术模仿、引进的成本大约相当于技术发明成本的1/3。尽管所付的钱是发明成本的1/3，与发明成本相比，由于不需要承担风险，就是说，只要付1/3，一定是成功的技术。这样，中部地区的技术创新与技术变迁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地区。中部地区可以利用这个差距，进行快速技术变迁。这就是技术创新典型的“后发优势”：低成本、低风险、高增长。
二
通过技术模仿、资源的比较优势、特定的区位优势和低成本优势，中部地区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但这个优势毕竟是—个短期优势，即中部地区通过扬长避短就可以较快地实现经济增长，并缩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但一个硬币总有两面，即优势总是相伴于劣势而存在。当我们通过后发优势完成了一个快速的崛起之后，作为后发的一些优势也将不再是“优势”了，到那时，我们更多地是要面对后发的劣势。因此，在分析中部地区的后发优势的同时，指出中部地区后发的一些劣势，对于我们在未来不付出更多的制度矫正成本是很有必要的。那么，中部地区作为后发的地区，其劣势是什么呢？
首先，是国家发展战略“边缘化”劣势。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重点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这是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战略重点发展南部（开发四个经济特区）、九十年代战略重点发展东部（浦东开发）、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后，国家战略发展重点再一次和中部地区“擦肩而过”。中部地区也再一次成为战略发展的边缘，这不仅是由于中部所处的地理位置，而且还由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是始终处于中游的水平，基本上处于10～20位之间。由于单一制权力模式的影响，中央资源的分配总是“有计划”地有所侧重地分配。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资源有限，只能有计划有重点地把资源用在重点发展地区，这种资源不仅包括经济资源，还包括政治资源、政策资源和人才资源等。中部地区由于没有中央政策的重点支持，政策贫血是中部地区后发的一个外在的比较劣势。其劣势能否得以改善，主要看中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行政博弈能力。
其次，是技术模仿后面的制度劣势。技术创新需要巨大的初始成本，后发地区主要是通过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来克服技术转换的巨大成本，并迅速完成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后发优势更多地表现在技术层面而不表现于制度层面，即技术的后发优势常常把制度的劣势给隐藏起来。由于人们认为制度是“给定”的，即各地的制度是恒定一致的，后发地区主要是“技不如人”而不是“制不如人”，因而，总是在原有的制度前提下进行技术变迁、产业调整。但是，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主要差距表现在制度效率上的差距。经济学家杨小凯指出，与人们关注后发优势不同，后发劣势表现在它的制度层面，制度改革比技术改革更“伤筋动骨”地触及原有的既得利益，往往更痛苦更艰难。因此，制度改革总是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延缓。由于不改制，短期增长总是很明显，即它往往呈现多赢的“正和博弈”，改革给各方都带来利益。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由于制度调节着人们的分配，也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激励。人们在欣喜于经济增长的成果不久，就会发现经济增长的多赢“正和博弈”已经越来越变为“零和博弈：即一部分人得到了很多，另一部分人却失去了很多。这时，后发的制度劣势就会出现。因此，从长期看，后发反而具有“劣势”了。
再次，是政府的错位与缺位。在中部地区后发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与定位显得异常重要。政府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发动者，也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行动者”。在战略目标的制定、经济增长计划的确立以及财税等公共政策的提出中，政府往往起着主导作用。现代政府经济学认为，对于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政府能力大小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即政府能力越强，经济增长越能够得到实现，后发优势也和政府能力呈正相关关系。但政府能力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政府权力运用，它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概念。它包括政府的学习能力（包括新知识的学习与新制度的学习）、政府权力的有效性（保护产权、维护契约公正）、政府行政管理效率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合宜性等，总之是公共产品的提供的能力。相对而言，中部地区政府与发达地区政府能力的比较劣势突出表现为他们往往是权力“有余”而“能力”不足。他们有比较强的地方事务管制权力和行政管理权力，这使得在后发的经济增长中政府往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角”，这对中部地区的后发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因为没有中部地区政府的主导作用，自下而上的自发经济增长是很难实现的，这也是—种发展中地区的“市场失灵”现象。无疑，这时政府要“站在”经济增长的前沿。但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这种作用毕竟是暂时的，政府是后发地区经济增长的启动器与催化剂，却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真正“主角”。我们相信政府在后发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但我们却不能有“政府崇拜”，因为与“市场失灵”一样，也存在“政府失灵”现象，历史上，从未有过政府“制造”的经济增长。对于中部地区的后发的劣势来说，在政府的理性定位上存在着“错位”与“缺位”问题。初始过快的经济增长会给政府与社会一种错觉，认为只有政府才能促成经济的增长，因此，政府会增加自己的权力进入和政策供给，社会与市场的发育也会倾向于依赖政府。这往往会产生一种对政府行为的“激励”：更多的权力与政策的输出，从而使得市场和社会的成长与成熟滞后。政府角色出现错位现象，即更多地直接介入经济生活而不是为经济生活“护航”与“保驾”。政府的错位往往是意味着某种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缺位，这正如我们所说的权力有余而“能力”不足，政府的公共产品的输出不足，体现了政府真正的服务社会的能力不足，这种能力的缺位，对于中部地区长期的持续经济增长不能不说是—个劣势，这也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最主要差距之一。
总之，中部地区发展的后发优势与劣势就像—个硬币的两面，它们总是相对而存在，但并不必然是相克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理性地认识我们发展中的优势与劣势，在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我们的学习能力，以经验试错的方式去解决社会后发中的劣势，提高与中央政府的行政博弈能力，在技术模仿、技术创新的同时进行行政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分配制度的配套变革，不断调整政府自身的定位，那么，后发的劣势也将成为后发优势相生的方面。
收稿日期：2004-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