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传教士关于文字传教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教士论文,近代论文,文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基督教差会通常将其传教活动分为五个领域，即布道、教育、医疗、慈善和文字五大事工。所谓文字事工包括文字创作与翻译，书报刊印刷、出版、发行等工作，其实就是新闻出版事业。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新教图书出版事业。为说明问题，偶尔也会涉及文字事工的其他方面。
过去，中国的传教史研究较少系统论述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正如宋原放先生所言：“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举办出版业，过去往往以文化侵略一言以‘毙’之。在此影响下，50年代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只收了《基督教文字播道事业谈》一篇不到3500字的文章。有的书避而不谈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现代出版业、现代印刷机器以及传教士发明了电镀华文铜模，当然，也避而不谈外国传教士的出版业几乎垄断我国出版界40年之久。”[1]（7页）从上个世纪末到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论著涉及中国基督教出版事业，除几篇论文外，还有一些中国基督教史论著辟有章节加以论述，专门论述中国基督教出版史的论著则有笔者参与翻译的《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2]。但尚未见到专门探讨近代来华传教士关于文字传教的认识的文章。
在民国建立之前，西方传教士的文字活动最为显著，中国教徒只是起到辅助作用。民国建立以后，随着非基督教运动的开展及本色化运动的兴起，中国本土教会的文字活动逐渐加强，出现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文字活动并存的状况。
西方差会在中国兴办文字出版事业必然有其目的。我们今天对其做一番历史的回顾和检讨，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项目。如果仔细研究不同时期一些传教士的言论，可以发现他们对于如何开展文字事工有一个变换策略、逐步加深的认识过程。
一 早期对华文字事工的乐观估计
新教在华传教活动一开始就重视文字工作，并对此抱有很大的然而有一些盲目的希望。1807年1月20日，伦敦传教会专门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赴中国举行欢送大会。在会上宣读了给马礼逊的《书面指示》，其中明确谈到了文字工作的要求：“我们相信你能够继续留在广州而不致遭到反对，一直住到你能达到完全学会中文的目标。然后你可转到另一个方向使用你的中文知识做对世界广泛有益的事：一是你可编纂一部中文字典，要超过以前任何这类字典；二是你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好使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能够直接阅读中文圣经。”[3]（25-26页）从这里可以看出，伦敦传教会的希望值很高，幻想全中国人都能阅读圣经。1807年1月31日，马礼逊在伦敦登上“雷米顿兹号”货船取道美国前往中国，9月8日到达广州。
马礼逊到中国后，即忠实执行伦敦传教会的指示，从事圣经翻译工作，他顽强地练习写中文字，“盼望将来能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好使庞大的中国中的数万万人能够阅读中文圣经，使他们得知救赎的奇妙”[3]（45页）。1808年末，他在写给伦敦会的一份报告中说：“原来制订的要编中文文法、《华英字典》和翻译圣经，以及编写劝世文等的计划一旦实现，我认为就可以在这个封闭的中华帝国开始进行推广传播福音的工作了。到那时，上帝将会感化中国统治者的心，为我们启开巨大的和有效的门户。”[3]（51页）马礼逊的身体状况不佳，但他不忘使命，一直坚持文字工作。1811年1月7日，马礼逊在给伦敦传教会的回信中写道：“我要向董事会感谢批准我继续攻读难学的中文和编中文文法及字典。愿上帝赐我健康和机会能完成这些工作，有助于在亿万中国人中广传神圣的真理。我以能为耶稣基督做一个称职的传教士而感到无上的光荣。”[3]（68页）
1811年，伦敦会出版的年报记载了马礼逊在中国的情况，对其文字工作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其中写道：“当我们想到，马礼逊是被派往那个广大的国家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又是第一位将圣经陆续译成中文的翻译者，并把这部生命和救恩的书介绍给有3亿读者的中国的人。我们不能不恳求全英国的人民，向教会的头（即耶稣基督）呼求，让主能欣然地延长马礼逊的寿命，使他不但能全部译完圣经，并能印刷出版，还能使这部中文版圣经在那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广泛流传。”[3]（71页）到1834年病逝时止，马礼逊的主要活动就是翻译《圣经》和编纂《华英字典》，并在马六甲开办了一所英华书院。他不但自己译书，还用自己的钱开办了两处印刷所，出版了大量的书刊。
为了使马礼逊能够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伦敦会还物色了一位愿意献身、具备足够才能的米怜(William Milne)牧师到中国做马礼逊的助手。米怜对中文出版曾有一段乐观的谈话：“在每一种优雅的文字中，利用该文字出版书刊以传播人类和神明的知识，对所有读者来说，都是明显有效的。至于用中文出版的书刊，也许要比任何别种文字更能有效地与中文读者沟通，因为中国能看书的人，其比例远比人类的其他民族大得多。我发现中国的方言非常之多，而且语音各异，常常无法互相交谈，唯一的办法是可以写中文字和别人交流。因为中国的书写文字是全国统一的，利用写中国字的办法可以和任何讲方言的中国人沟通，这是中国的特点。”[3]（135-136页）应当说，米怜对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的认识是深刻的，至于他认为当时中国识字人口比例比其他民族大得多，则缺乏统计学上的依据。其实，清末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民占主要人口的国家，而农民的识字率是很低的，即使进入民国时期仍然如此。有报告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每十个中国人当中大约只有一个具备读书写字能力。1920年代曾有一项对全国不同地区46001个家庭的专门调查，报告显示，69.3%的男性农民和98.7%的女性农民是文盲[2]（22页）。在以后的传教活动中，传教士终于认识到中国人识字率低下，文字作品的效果实在有限。不过，前述乐观的估计倒是可以促使米怜及其他传教士积极从事中文书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二 对文字作品效力的充分肯定
对于开展文字宣教的好处，传教士首先想到的是文字作品不受地域限制的传播媒介的作用。虽然早期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抱有很大的希望，但其活动实际上却遭到很大的阻力。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从1807年到1840年间，包括马礼逊在内的来华英美传教士都逗留在澳门、马六甲及新加坡等地，有时以商业身份作掩护悄悄溜到广州活动。因此，他们的传教工作也大致在这些地区开展。在诸多教会事工中，只有文字作品的出版和发行可以突破区域的限制，传到中国大陆。对此，外国差会和传教士们是有充分认识的。
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是受美国美部会派遣来华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1829年10月初，裨治文被封立为牧师，准备前往中国。公理会签发给他一封指示信中提到：“本委员会料定你的注意力将有数年时间放在掌握中国语言文字上。……希望广州或澳门能作为你常住或永久居住的地方。本委员会要你做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希望你利用一部分时间去散发传单和书籍，特别是《圣经》。因为中国政府不会容许公开传教，介绍福音知识的最好手段，乃是印好的传单和书籍。……除了别的工作外，要牢记你的首要任务，是在中国人中间推广福音。”[4]（22页）裨治文于1830来华之后，不仅师从马礼逊学习中文而且在传教方针上也深受马礼逊的影响，认为文字出版工作乃是在华传播基督福音的首要任务。作为美部会中国宣教团的先驱传教士和主要负责人，裨治文于1832年开创了两项重要的宣教工作，一是创办了美部会印刷厂，另外就是与卫三畏合作创办了英文月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马礼逊夫人在总结马礼逊等人的文字活动后也认为书籍对于打破清政府的禁教政策非常有效：“中国目前仍闭关自守，对外国人有无法克服的猜忌，禁止耶稣基督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游行布道，宣扬福音，教导中国人放弃偶像，皈依基督教。但是如能出版书籍，中国人都可以看得懂，而且可以通行无阻，只要有人谨慎小心地去散发，就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全国各地。”[3]（135-136页）事实上，来华传教士和中国传道人在旅行布道时或在科举考场，经常采取散发福音书籍和小册子的方式来传播福音。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五口通商，传教士终于得以登陆中国沿海口岸活动，但是，活动范围的局限远远满足不了传播福音的需要，为此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文字事工。1857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在创办《六合丛谈》之时的一段话颇能表明这种看法：“溯自吾西人越七万余里，航海东来，与中国敦和好之谊，已十有四年矣。吾国士民旅于沪者，几历寒暑，日与中国士民游，近沪之地，渐能相稔。然通商设教，仅在五口，而士人足迹未至者，不知凡几，兼以言语各异，教化不同，安能使之尽能明吾意哉？是以必须书籍以通其理，假文字以达其辞，俾远方之民与西土人士之性情，不至于隔阂。”[5]而该刊的目的就是利用文字的传播来冲破仅能在五口传教的束缚，起到交流中西文化、传播西方宗教的作用。
不少提倡文字事工的传教士还将文字出版与其他宣教方式加以比较，认为前者有许多独特的优点。
1824年，马礼逊回国度假。翌年5月11日，他在伦敦布道会讲道时，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中国，“对于识字者，广泛的使用印刷品来传播知识，会比教师的说教传播得广泛，它可以深入国王和官员的王宫，学者的书房和穷人的木屋”。他谈及在中国有些地区，外国人根本不受欢迎，采用印刷品来传播知识“比用言语更持久，比用传统方式（意指传教士在教堂讲道）更加切实”[6]（第1卷88页）。就拿办教育来说，在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曾在东南沿海城市开办一些教会学校以吸引中国青少年信教，但收生数量有限，收效不大（注：据王忠欣统计，在1860年以前，教会学校约有50所，入学人数1000人左右。见王著《中国近现代教育与基督教》，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1839年，美国传教士玛卡雷·布朗认为：“单纯的传教工作，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因为传教士在各方面都要受到无知官吏们的阻挠。学校可能消灭这种无知，但在一个短时期内，在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少数基督教学校能干出什么？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一个更迅速的办法，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这是基督教教会历史上常见的办法。”[7]（第2卷290页）
曾任广学会总干事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更是旗帜鲜明地谈到文字事工较之其他事工的诸多优点：设教堂讲道、办学校和开医院，对于传教来说都太慢，收效不大，只有文字出版才是“以百万计地进行感化”的方法，“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8]（7-8页）。李提摩太不但对文字宣传的作用极端推崇，而且积极投身于文字事工，业绩突出。1897年，李提摩太在伦敦发表演讲，进一步阐明了开展文字传教的原因：第一，印刷的书刊比口头的讲道对中国士大夫们更合适，在公开场合对基督教持有敌意的士大夫们，在私人家庭生活中可能因着文字工作被带到主前；第二，借文字来宣扬基督教，更不会引起暴动；第三，文字工作比其他方法更能直接间接地接触更多的人，也接触得更快更有效[9]（101页）。
随着基督教向内地的逐渐扩张，19世纪末，四川也出现了文字传教活动。加拿大卫斯理会(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曾有人评述了本会传教士赫斐秋(Virgil C.Hart)在四川开展的文字事工，认为：“在所有不同种类的传教事工中，没有一种像文字出版那样成功或者说影响深远。”[10]（161页）可见，文字事工的确被一部分传教士放到了各项事工的首要位置。
由于有以上认识，一些西方差会和传教士纷纷在中国办印刷厂、出版社和刊物。据不完全统计，在19世纪前后的百余年间，基督教在中国创办的印刷出版机构不下60所[11]（218页）。其中，有些印刷出版机构，譬如美华书馆、墨海书馆、广学会等，规模宏大、技术先进、设备精良，为近代早期的中国出版印刷业作出了贡献。从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外国人先后在中国创办中外文报刊多达170余种，约占当时中国全国报刊总数的95%[12]（上册30页）。
三 不断调整的文字传教策略
采用文字传教，需要解决何种内容才能打动中国人心的问题。单纯的基督教义宣传，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传教士认为中国闭关自守，禁止传教活动的原因是中国人孤陋寡闻、盲目自大，应当用西方的实用知识来打开这封闭的国门和排外的人心。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文字工作者，他的中外文著述大约有70余种。1833年7月，郭士立在广州编辑出版了《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这是新教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郭士立在1833年6月25日为该刊写的《创刊计划书》中说：当文明几乎在全球各处战胜愚昧和邪恶，并取得广泛进展之时……只有中国人还同过去千百年来一样停滞不前……出版这份月刊的目的，是让中国人了解我们的技艺、科学和准则之后，可以消除他们高傲的排外思想[4]（51页）。郭士立认为利用文字传播西方文明，是向全中国传教的一个有效手段，所以该刊主要内容为宣传宗教，但也报道一些各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和广州外贸情况。1834年11月29日，在广州的传教士和外国商人、领事官还联合组织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注：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组成：英商马地臣为会长，美商奥立芬为司库，传教士裨治文、郭士立、马儒翰为秘书，英国商务监督德庇时和驻广州各国领事为名誉会员。）(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目的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思想的书籍，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播给他们”[4]（52页）。发起人有郭士立、裨治文、马儒翰等传教士。此后，传教士创办的刊物，出版的图书，都有许多介绍科学文化的内容。
40多年后的1877年，全体在华新教传教士第一届大会在上海召开期间，大会任命了一个被称为“益智书会”(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tee)的委员会，其工作职能是为教会学校准备课本。之后，益智书会督办韦廉臣博士(Dr.Alexander Williamson)于1884年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组建了同文书会，该会是中国益智书会的后援机构。为了满足正在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的需求，韦廉臣于1887年在上海组建了一个新的同文书会（其英文名称是“The 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这样，格拉斯哥的同文书会就可以直接支援中国的同文书会。这个新机构的目的是“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在全中国范围内，包括向它的殖民地和依附国出版发行基于基督教原则的文字作品，尤其是适应社会各阶层的期刊文字”，而且该会希望借此激发中国的学者和官僚们去展望“当今世界在知识与文明进步上都取得了哪些成就”[13]（8页）。清末民初，在基督教出版物中，非宗教类占较大比例，而且广学会的出版物中非宗教类还占了大部分。据广学会“1899年目录中所载，该年所出版的新书共19种，其中直接与基督教有关的只有8种。1912年广学会年报称，以往25年所出版的主要书籍，属于宗教性的只有48种，非宗教性的却有120种”[8]（20-21页）。非宗教性的书籍大部分介绍西方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的被学堂采用为教科书，其余则公开发行。
郭士立曾打算“要将福音传遍中华帝国十八个省的每个角落”。然而，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传教士们发现，文字事工并没有取得他们想像的成就，没有出现全中国人民争相接受基督教的局面。其实，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人民的识字率是非常低的，无法从文字作品中受教；有能力接受西方学艺和科学，而又能影响广大人民的当然是知书达理、识字较多的士绅阶层。19世纪中叶以后，保守派和自由派传教士围绕传教方针有过一场争论，影响到文字事工的开展。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主张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中国百姓属灵方面的需要是最主要的，主张采用戴德生(James H.Taylor)的直接传教法，即面向老百姓传播福音，发送宣传品，吸收信徒；还有一派采用间接传教法，这部分传教士鉴于直接传教效果不大，主张通过宣传西方文化来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从而改变中国社会，使人民慢慢接受基督教。主张直接传教的传教士属于保守派，以戴德生为代表，主张间接传教的传教士大都属于自由派，以林乐知(Young J.Allen)、李提摩太等人为代表。正如美国学者柯文(Paul Cohen)在《戴德生与李提摩太宣教方式之比较》一文中所说：“戴氏的方法是要求更多的人来带领一百万中国人信主，李氏却寻找如何借一个人带领一百万人信主的方法。”[9]（97页）自由派传教士通过办学会、译书、办报刊、办教育等，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其中，还有一些人受聘于清政府洋务派兴办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从事译书或担任教习。戴德生发现中国大多数民众都是文盲，因此提倡采取传统的巡回布道的方式传教，不赞同将文字工作居于首位，但当布道工作由面而点的集中以后，戴德生也赞成用罗马字拼音教育文盲。
面对宣教效果不佳以及来自内部的分歧，通过几十年的观察，自由派传教士发现中国是一个注重学问、尊崇权力的国度，必须首先利用出版物影响中国的统治阶级和士大夫，才能达到使中国开放的目的。在走上层路线方面，广学会（其前身为同文书会）是一个典型代表。1890年，李提摩太到上海出席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基督教差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的报告，主张将传教重点移到中国上层官吏和士大夫中间，还提出应加强基督教出版事业的建议[14]（40-47页）。1891年10月，李提摩太辞去《时报》主笔，到上海继韦廉臣担任同文书会督办。1892年2月，同文书会改称广学会，李提摩太任总干事。广学会逐渐增加出版鼓吹变法的书籍，并调查中国上层社会可作为读者对象的具体人数，加强与上层人士的联系。李提摩太提出：传教士“要把这批人作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将把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直到教他们懂得有必要为他们苦难的国家采用更好的方法时为止”。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的目的就是要“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发皇帝和政治家的思想”[15]（85、12-13页），希望通过鼓吹变法主张，把中国的维新运动导向他们希望的轨道。
1894年12月6日，广学会召开年会。在发表的那次年会的年报中，在“我们的宗旨”标题下，一开头就写道：“我们的目的是教导中国的上层人士和知识阶层的男女人士，让他们知道中国的贫困可以被拯救，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可以得到新生。为取代最终将使个人和国家都将毁灭的自私，我们要把基督的爱和慈悲普施于一切人。……为了实行这个宗旨，我们认为应利用中国政府和知识界中的领袖人物来发展我们的工作。”[16]（第1卷416页）在实际行动上，广学会派中国基督徒在科举考试时在考场外分发传单和小册子，并设法用文字与中国的官僚士大夫接触，需求支持。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孙家鼐一批清朝大吏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人士均与广学会有接触，或深受广学会出版物影响，连光绪皇帝的书单中也有大量广学会的出版物。
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广学会为代表的基督教出版机构的工作方针又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一改过去将普通社会科学知识作为出版重点的做法，而是把出版工作严格地限制在宗教文字方面。正如季理斐所说的，将来的出版工作将“着重突出作为真理之根本的基督教”[17]（22页）。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大批成长起来，既有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也有本土新式学堂培养的，他们无需再从基督教出版物中获取西方知识；二是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本土出版机构大量成长起来，足以承担出版学生课本和普通知识的责任；三是中国教会对宗教读物的需求在增长。广学会等新教出版机构对中国社会上层的影响力已日渐消失。
1912-1949年，基督教新教出版机构共出版了大约3000种图书，2700种小册子[2]（263页），两者相加为5700种左右，大约占民国时期出版图书总量10余万种的5.7%[18]。可见，其影响力已经大不如清末时期。
应该指出的是，传教士在宣传西方知识或者西方文明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传教的使命，即“出版发行基于基督教原则的文字作品”。一些传教士曾反复强调这一点。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在华传教士大会上，遏菲尔说道：中国诚然需要西方学者所能传播的哲学和科学，但它必须从基督教传教士的手里来获得这些哲学和科学的知识……如果哲学与科学的知识离开了基督教，那知识就会使人们自大和自信……只有使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浸润于基督教教义中，才能使人们的内心卑怯，使其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低头[19]（471页）。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是加拿大长老会的一位传教士，1920年担任广学会总干事。早在1900年，季理斐就应李提摩太的请求加入了广学会。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当初加入广学会时的心境：想一想这个名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与普通知识协会”，将基督这个词放在前面，我相信它的意思是要涵盖协会所有的工作。对我来说，我并不打算涉足所谓“普通知识”领域，因为我没有被呼召去做这样的工作……我的目标是使用基督教的文字出版资料，就像我从现在开始要使用我的声音一样，将上帝的福音传给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15]（20页）。
四 对文字事工本色化的矛盾态度
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基督教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要求摆脱外国差会的控制。而一些传教士也意识到应该让中国基督徒自办教会，即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问题引起了重视。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受五四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推动，中国基督教本色化或本土化的要求日益强烈，其表现之一便是中国本土教会文字事工的兴起。
早期所有基督教文字作品都是由传教士编著的，而中国作者一般只协助翻译。20世纪2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基督徒的民族意识觉醒，本土化教会运动的兴起，以及在基督教文字事工的方向上中外人士之间存在着分歧等原因，出现了对中国基督徒创作的本土文字作品的需求。在这种情形下，传教士们感到制定一个全国性的文字出版计划乃是当务之急。他们认识到，如果要让基督教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根，就必须有更多的中国文字工作者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而且在这场社会大变革时期，选择出版的文字作品应该最有效地使基督徒在新生的中华民国中成为先进的社会力量。季理斐在广学会1912年年度报告中为宗教书籍的出版勾勒了三个目标：1.拓宽中国基督徒的视野，帮助他们理解并信念全备的福音真理；2.让他们能够自立；3.培养他们的团结协作精神[20]（16页）。1922年5月，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代表和传教士各约占一半。会议重点是讨论“本色教会”的主张。大会结束后，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既然我们已经说到中国的启蒙运动，以及它给基督教会带来的挑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成功地迎接这场挑战呢？目前最好还是用文字作品来回应这一挑战。形势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为迎接这场运动而产生的文字作品必须是能够代表中国人的文字作品，从而本土基督教文字作品的生产必定要成为我们的最终目标。”[21]（19-20页）总之，中国基督教文字本土化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关注。
西方传教士们对本土化文字作品的反应不一。比较保守的人认为：“虽然当时的基督教文字作品还不够本土化，但它们所表达的是一种对外国人和中国人同样有效的普遍真理。”[22]（317页）就连赞成本色化的季理斐在1923年也说：“既然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自己在生产文字作品，我们就不能指望中国人。但愿有一天他们自己的人能够生产文字作品了，他们就会起来将这项工作坚持下去。但现在的事实情况是，所有圣教书会、广学会和圣经公会都是外国公会组织，全部生产与日常开支都来自海外资源和教会的慷慨捐助。”[23]（162-164页）言下之意，由于中国教会在资金和人力资源上基础薄弱，本土基督教文字工作还脱离不了外国差会的控制。
1923年成立的中华基督教文社是完全致力于弘扬中国本土基督教文化的机构。传教士队伍中的自由派对中华基督教文社的成立表示欢迎，并对此评论说：“没有谁比他们更加了解中国的需要。如果不对他们贫瘠的资源给予大量的补充，基督教文字作品就难以应付当前的危机，这将使中国基督教运动遭受倒退的命运，从而阻碍基督教的前途与未来。”[24]（374-375页）然而，传教士中的保守派人士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文社在神学上太自由化了，在工作原则上表现得太民族主义化了。在他们眼里，这两个特征都是排外运动的产物。由于保守派的压力，文社的主要财经支持者——美国社会宗教研究社后来不再给予资助[25]（12页）。1928年，文社不得不停止全部活动并最终于1930年解散，其工作仅维持了7年。由于缺乏来自差会方面的财政支持，加之缺乏称职的文字工作者，一场由中华基督教文社发起的本色化基督教文字工作计划基本落空。
其他的中国基督教文字机构亦有类似情况。如在中国西部，1924年1月中华基督教四川大会创办《希望月刊》，由文字部管辖。实际上该刊社属于华英书局的一个分支机构，刊物由书局印刷发行，经济由书局统筹统支[26]（323页）。刊物最初由传教士亲自控制，后来名义上改由中国人主持，而实际上每期所有的稿件，都必须事先经文字部的委办审查，决定取舍[27]（26页）。
综上所述，西方差会及传教士对于用文字作为传教手段，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其策略亦不断调整，对于基督教文字的本色化问题也持有一个矛盾的心态。但无论如何，基督教在华文字事业是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演变而逐渐发展的，同时，传教士对文字工作的认识和干预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传教士的主观愿望来看，他们举办出版事业，大力推销基督教出版物，是将其作为传教手段，是为了有利于向中国人传播福音，并且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但在客观上却为传播西方文化起到了桥梁作用，为古老而停滞的中国封建社会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新思想、新观念的形成，对中国新式学校、医院、图书馆的兴办皆有重要影响，对中国的改良和民主思潮的高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促进了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