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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B848
反社会人格（antisocial personality）亦称“悖德型人格”“社会病态人格”，即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人格障碍的一种。除了具有人格障碍的特征外，其最明显的特征是患者时常做出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1]。由于反社会人格与违法犯罪行为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二百多年来，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对国外反社会人格研究的历史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并且从反社会人格的诊断和评估、反社会人格的成因等方面对有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1 反社会人格研究的历史
有关反社会人格的研究是从1806年Pinel的报告开始的。当时，著名的法国精神病学家Pinel报告了一个男子“由于被一女子以言语激惹，而将该女子投入井中”的案例。他将这种病态行为归入当时的精神病学分类之中，称之为“不伴妄想的躁狂症”（manie sans delire）。1835年，英国精神病学家Prichard提出了“悖德狂”（Moral Insanity）的概念来描述类似的情形。1876年，意大利精神病学家、犯罪学家Lombroso在其《犯罪人论》一书中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的概念，并且认为这些人大多是悖德狂者，或者称之为“道德卑劣”（moral imbecile）者。在Prichard和Lombroso等人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对这类人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并对其特征进行了描述，例如，Gouster（1878）将悖德狂者的特点描述为：长期道德变态，爱好恶作剧，兴奋和情欲增盛，判断力薄弱并且存在某些不正常躯体症状。
1884年，俄国精神病学家巴林斯基在对犯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时使用了“精神病态”（psychopathy）这个词，他认为，这个罪犯未发现有精神病，但他也不是正常人，而是一个精神病态者。精神病态过去在广义上使用，其含义与广义的病态人格及人格障碍相同。后来，精神病态一词逐渐在狭义上使用，专指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这种狭义的精神病态概念，得到了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学者的赞同，并且在今天继续使用。不过，也有人认为精神病态是反社会型人格的一种亚型[2]。
1904年，德国著名精神病学家Kraeplin使用了“精神病态人格”（Psychopathic Personality，也译为病态人格、变态人格）的概念，这个概念由Schneider（1923）以其为名发表专著后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在20世纪上半期，精神病态人格这一概念颇为盛行，但是，这个概念含义极广，凡是难以确诊为某种精神异常者，均归为“精神病态人格”。1952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了《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1版（DSM-Ⅰ），以“社会变态人格”（Sociopathic personality）的分类术语替代了当时广泛流行的“精神病态人格”。这样做虽然把精神病态人格中妨碍社会公德的类型分离了出来，但“社会变态人格”这一概念除了现在所说的反社会人格外，还包括各种性变态、酒精滥用和药物滥用者，内容仍然很宽泛，在实质上与传统术语“精神病态人格”仍然很近似。
1968年，美国对《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1版（DSM-Ⅰ）进行了修订，在第2版（DSM-Ⅱ）中首次提出了“反社会人格”（Antisocial personality）的术语，同时废弃了“社会变态人格”以及“社会变态”的概念。在DSM-Ⅱ中，反社会人格被归入了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s）一大类中。反社会人格与其他9种人格障碍并列，不仅具有各类人格障碍的共同特点，而且有其固有的特征：与社会经常发生冲突，不能忠诚任何个人、团体或社会职守；自私、冷酷、不负责任；没有悔过感，不能从失败或惩罚中吸取教训；情感不稳定等等。以后，在美国精神病学会修订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各种版本（DSM-Ⅲ，DSM-Ⅳ，DSM-Ⅳ-TR）中继续沿用了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概念。在国际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10版（ICD-10，1992）中，则以“社交紊乱型人格障碍”来替代反社会型人格障碍[3]。
实际上，上述的“精神病态人格”“社会病态人格”“社交紊乱型人格障碍”都可以看作是反社会型人格的近义词或同义词。这些概念可以看作是不同的精神病学家或精神病学家群体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重点出发，对大致相同的现象所使用的名称。这些术语之间的相同性已为多种文献所证实。美国心理学家Davison和加拿大心理学家Neale指出：“按照目前的用法，社会病态和精神病态这两个术语，似乎可以与反社会人格交替使用。”[2] 美国犯罪学家Hagan认为：“精神病态、社会病态以及反社会人格都是指同样现象的术语——未完全社会化的人格[4]。”
到目前为止，反社会人格的概念仍然和其他一些概念混用，如病态自我中心（egopathy）、社会病态（sociopathy）、精神病态（psychopathy）、反社会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等等，有许多以这些名称命名的文章，其中以“反社会人格障碍”和“精神病态”为名的文章出现的频率最高。近年来，一些理论工作者已经开始注意到反社会人格障碍和精神病态的区别[5]。
2 反社会人格的诊断和评估
2.1 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对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
在美国精神病协会制订的《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几个版本中（DSM-Ⅰ，1952；DSM-Ⅱ，1968；DSM-Ⅲ，1980；DSM-Ⅳ，1994；DSM-Ⅳ-TR，2000）中都有反社会人格的诊断标准，这些诊断标准十分注重患者反社会行为的描述。例如，在DSM-Ⅱ中，反社会人格包括那些“对个体、组织或社会价值不能忠诚，他们总体上自私、冷酷、不负责任、冲动，没有罪恶感或从经验和惩罚中学习，挫折忍受力低下，他们倾向于抱怨别人或对他们的行为文过饰非”[6]。
在最新的DSM-Ⅳ-TR中，对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仍然十分注重行为人反社会行为的描述，诊断标准为：A.发生在15岁以后的，普遍存在对他人权利的忽视以及侵犯，至少有以下3项（或以上）的表现：（1）不遵守法律及社会规范，表现为反复出现的足以导致被逮捕的行为。（2）欺诈。表现为反复说谎，用假名，为自己的利益或者快乐而欺骗他人。（3）冲动，事先无计划。（4）易怒的、具有侵犯性的，表现为反复出现的斗殴或者富于攻击性。（5）做事不计后果，无视自己或者他人的安全。（6）一贯的不负责任。表现为反复出现的不能坚持工作或者无视经济责任。（7）缺乏愧疚感。表现为伤害、虐待或者是偷盗他人之后，觉得心安理得或是无所谓。B.患者至少18岁。C.患者15岁之前，有过品行障碍发作的证据。D.这种反社会的行为不只发生在精神分裂症或者是一次躁狂发作中[5]。
有学者认为，DSM-Ⅳ-TR列出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可以概括为5个基本要点：第一，在15岁之前开始并且在成年期继续违法或有社会不支持行为的历史。青春期通常表现为逃学、行为不良、偷窃、恣意破坏公物、吸毒、离家出走和／或在学校行为严重不端等；成年期还包括卖淫、拉皮条、贩毒和其他犯罪行为。第二，在工作、性关系、亲子关系或财务职责中没有表现出忠诚和责任感。第三，易怒和攻击性。第四，鲁莽和冲动的行为。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常常采取没有目标、寻求刺激的方式进行违法犯罪行为。第五，漠视真理，容易撒谎[7]。
2.2 Cleckley和Hare的诊断和评估标准
美国精神病学家Cleckley花费了职业生涯中绝大多数时间致力于反社会人格的研究，他对反社会人格特征的归纳，已经成为经典性的论断，被广泛引用和承认。Cleckley在他的著作中将反社会人格者的特征归纳为16条，其中大部分为人格特征，这也被称为“Cleckley标准”，它们是：（1）表面迷人和良好的智力；（2）没有妄想或其他荒谬的思维障碍；（3）没有其他精神病、神经症的症状；（4）不可靠，没有责任感；（5）不真实、不忠诚；（6）没有悔过或自责的心理；（7）反社会行为缺乏充分的动机；（8）判断力差，不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9）病理性自我中心和不能真正地爱和依恋别人；（10）缺乏主要的情感反应；（11）缺乏洞察力；（12）在一般的人际关系中不协调；（13）无论是否饮过酒，都出现古怪而令人讨厌的行为；（14）很少有自杀行为；（15）轻浮而不正当的性生活；（16）对生活没有计划和长远打算[2]。
加拿大的精神病学家Hare和他的同事（1970）继续对反社会人格本质进行研究。他对两个监狱中246名犯人进行了访谈，按上述16项内容进行了分析，将每一方面的情况按7级记分做相对数量化比较，结果表明，这种测验结果与按DSM-Ⅲ对反社会人格的临床诊断结果相比，效度可达0.89[8]。
Hare在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22个项目的检查清单，后来在检查清单的修订版（PCL-R）中减为20个项目。项目的具体内容是：（1）圆滑善辩，表面迷人；（2）自我中心，自我价值的夸大感；（3）易于厌烦，易于波动；（4）病理性扯谎、欺骗；（5）对别人发号施令，缺乏对人忠诚的态度；（6）缺乏悔过和自责心理；（7）情绪和情感表面化、浮浅；（8）冷酷，缺乏同情心；（9）寄生式生活方式；（10）性情急躁，行为缺乏控制；（11）乱伦的性关系；（12）发育中早期的行为紊乱；（13）没有现实的长期计划和生活打算；（14）易冲动；（15）对于女不负责任；（16）不稳定，多变的婚姻关系；（17）少年犯罪劣迹行为；（18）极少得到缓刑的处理或假释后很快重新犯罪；（19）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20）有多种犯罪行为，缺乏充分动机。他用这种评估工具对监狱中的罪犯做测验。评分均按3级记分；0分完全不适用；2分完全适用；1分可能适用或可能不适用。他还提供了培训项目来保证可靠的赋值。分值越高，个体是精神病态的可能性越大。PCL-R的分值可以在0～40之间，Hare（1996）提出了区分变态人格者的分数是30分，但在实践中，研究者所使用的分数在25至32之间[9]。
2.3 近期的观点：一种质疑DSM的维度观
近年来，国外许多研究者将人格五因素模型引入人格障碍的研究之中，用人格的维度观点来重新审视人格障碍，对其进行描述和解释[10]。Costa和McRae（1995）应用大五人格模型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进行了假设性剖析。他们认为，反社会人格者具有以下特质：（1）低神经质：缺乏对健康或社会适应方面潜在问题的适度关心；情感空虚。（2）低外倾性：社交孤立、人际疏离、缺乏支持系统；情感单调；对生活缺乏热情和乐趣；即使有资格也不愿坚持自己的观点或担任领导角色，社交抑制且害羞胆怯。（3）低开放性：难以适应社会或个人的改变；对不同观点和生活方式的容忍度或理解力较低；情感空白，不能理解与口头表达自己的感觉；述情障碍；兴趣范围狭窄；对艺术和美缺乏敏感性；过分服从权威。（4）低宜人性：愤世嫉俗、思想偏执；不信任他人，即便是朋友或家人；喜争吵；易打架；掠夺性和控制性的人际关系；撒谎；粗鲁、不关心从而疏远朋友，缺乏社会支持；忽视社会规则，导致违法问题；夸张、不切实际的自我感觉，骄傲自大。（5）低尽责性：成绩落后，不能发挥智慧潜能和艺术天赋；学业成绩低于其能力水平；对规则和责任的漠视会导致触犯法律；即使是治疗的需要也不能管束自己（如坚持节食或锻炼计划）；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无目标[11]。
Bennett（2005）认为，这种维度性观点不仅经得起理论和哲学的推敲，还是一种比DSM能更好地预测结果的方法[12]。Ullrich（2001）等人发现，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而言，人格测验分数比分类诊断标准更能预测今后的违法行为[13]。
3 反社会人格的成因
反社会人格是怎样形成的，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分别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来进行分析。
3.1 生物学的研究
3.1.1 遗传学的研究
家族的遗传学研究、双生子研究和收养方面的研究都显示出遗传因素对反社会人格形成的巨大影响。关于家族的遗传学研究发现很难区分引起酗酒、犯罪的基因与引起反社会行为的基因，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很高。[14] 关于收养的研究发现，遗传因素能够影响反社会行为的发生率。Crowe（1974）的研究发现，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女性囚犯的被收养儿童，患病率比没有家族病史的控制组的孩子高。Crowe调查了一些由犯罪母亲所生的被别人收养的孩子，将他们与那些守法的母亲所生的被别人收养的孩子进行比较。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是从刚生下来就与亲生母亲分开了，这样，生身父母的所作所为对他们的影响被减到最少，可以说对最后结果几乎没有影响。Crowe发现，那些犯罪的母亲所生的被别人收养的孩子被逮捕、被判定有罪以及出现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了遗传因素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15]。
双生子研究发现，双生子中的一个出现反社会行为，那么同样行为在另一个中出现的几率会增加，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一致性在同卵双生子中比异卵双生子中更有可能出现。兰格研究了13对同卵双生子，其中之一犯罪，而另一个也犯罪的有10对，而异卵双生子的犯罪一致率仅为12％[16]。
3.1.2 神经生物学的研究
有关神经生物学因素影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形成的研究很多，目前已经提出了一些假说，其中有两个假说影响较大，即“低唤醒水平假说”（underarousal hypothesis）和“恐惧感缺乏假说”（fearlessness hypothesis）。
根据低唤醒水平假说，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特征性的皮质兴奋水平是导致他们的反社会性以及喜欢冒险行为模式的主要原因。由于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兴奋的唤醒水平异常低下，他们寻求刺激以使自己兴奋起来，所以，一般人通过与朋友打电话或者看电视就能获得的足够的兴奋水平，反社会人格者必须通过撒谎、吸食毒品、脱逃或者犯罪行为才能获得。这种假设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例如，Raine等人发现，在他们所调查的那些15岁的研究对象中，中枢神经系统以及自主神经系统存在明显差异，那些后来犯罪的研究对象的皮肤电导比较低，休息的时候心率比较低，有较多的低频脑电波的活动明显慢，这些都提示了他们大脑的兴奋水平较低[17]。
根据恐惧感缺乏假说，精神病态者感到恐惧的阈值高于绝大多数正常人。也就是说，那些让我们非常恐惧的事情对精神病态者仅仅有很少（甚至没有）的影响。赞成恐惧感缺乏假说的学者认为，精神病态者的这种恐惧感的缺乏是引起其他一切症状的根源[18,19]。很多研究发现，那些因反社会行为被逮捕的精神病态者在面对令人厌恶的惩罚性事件时表现出惊人的缺乏恐惧，而且当表达恐惧的脸与那些表达快乐、惊讶、厌恶或生气的脸一起出现时他们难以识别出前者。这些特性可能会使他们的行为更鲁莽，使这些精神病态者更容易被抓住[7]。
在神经生物学的研究中，大脑功能与反社会人格的关系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一些学者将Grey（1981）关于大脑功能的模型应用于具有反社会人格的群体。根据Gray的学说，大脑中有3个主要系统影响学习以及情绪性行为：行为抑制系统（BIS）、奖励系统（REW）以及斗争／逃跑系统（F／F）。行为抑制系统使我们在面对可能导致惩罚、没有回报或者新奇的情况下，停止或减慢自己的行为反应。这种行为抑制系统应该是定位于中隔海马系统，并与去甲肾上腺素以及血清素神经递质有关。奖励系统与我们的探索行为——特别是对正性反馈的探索有关，并与我们对事物的希望以及自我放松的能力相关。这个系统可能与大脑中央边缘区域的多巴胺系统有关，这也就是我们以前提到的“快感通道”。Levenston等（2000）指出，从反社会人格者的行为中，我们会发现这些大脑系统可能存在着功能障碍。BIS与REW之间失去平衡，可能会导致由BIS系统产生的焦虑较少出现，而与REW系统相关的正性的感觉明显增多。研究者认为，这种神经生物学上的功能障碍，可以解释为什么精神病态患者对于这种精神障碍特征性的反社会性行为并不感到焦虑[5]。
也有研究者认为，反社会变态人格是早期脑损伤或失常，尤其是在高水平心理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大脑前部的损伤的产物。这种模式是建立在反社会人格者与大脑前庭受伤病人的一些明显的行为相似性基础之上的。这些相似性包括不能进行长期计划、挫折耐受性低、肤浅的情感、易激惹和攻击性、不适应社会的行为以及冲动性[20]。
此外，Raine等（2000）发现，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青少年的前额灰质容量比控制组少11％[21]。这与Chretien和Persinger（2000）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他们发现在前额功能评估（如批判性思维、概念的灵活性及空间联想等）的心理测试中，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比对照组差[22]。
总之，已有的研究表明，反社会人格的形成与生物因素（尤其是大脑的异常）密不可分。
3.2 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研究
3.2.1 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
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家认为，反社会人格是超我的发展不完善造成的。一个孩子接受父母的价值观并把它变成自己的价值观时，他的超我趋向成熟。一个受虐待、得不到爱护与照顾的孩子抵制父母，拒绝承认社会规范，因而超我发展受到阻碍，形成反社会人格。薄弱的超我与反社会人格有内在的联系。Cleckley确认的变态人格的标准中包括的不可靠，不诚实，缺乏自责或羞耻，缺乏判断力、洞察力，行为冲动等特征与薄弱的超我的特征实际上是一致的。Andrews（2003）归纳了薄弱的超我的一些典型特征，具体如下：（1）不计后果，无视传统的规则与程序：（2）反社会认知或亲犯罪情感（缺乏良心）；（3）几乎没有一生的计划，薄弱的传统抱负（缺乏自我理想）；（4）几乎没有罪责感；（5）较早表现出持续的和普遍的行为问题；（6）虚张声势、轻浮以及好出风头；（7）与权威人物的冲突（早期没有得到解决的冲突与挫折）；（8）基本与他人分离，反映出实质上的孤立、无爱以及令人绝望的孤独[9]。
3.2.2 认知学派的观点
一些学者采用社会认知的观点来解释反社会人格的成因。他们认为，反社会人格障碍者之所以极度自我中心，对人对事缺少责任感与羞耻心，乃是由于他的认知结构与别人不同所致。另一些学者则关注反社会行为者的认知观念对其行为的影响，例如，Dodge和Frame（1982）认为所有的孩子都会形成引导他们行为的行为脚本：反社会型儿童形成了攻击型和反社会型的行为脚本，而亲社会型行为脚本则很少[23]。Vernberg等（1999）发现，青少年中的攻击行为与下列3个关键观念有关：（1）攻击行为是合法的、正当的；（2）攻击行为能够提升权力和尊重；（3）一个人在打架时不应该受到干涉[24]。Liau等（1998）发现特定的信念会导致特定的行为。公然的反社会信念（比如：有时候人是该打的）往往与公开的而非隐秘的反社会行为相关。相反的，与隐秘行为相关的信念（比如：如果一个人因不小心丢了钱包，那他就是活该）常常导致隐秘的反社会行为而非公开的反社会行为[25]。这些认知观念与反社会人格的形成密切相关。
3.2.3 社会学的解释
有些学者从社会环境（尤其是家庭环境）中寻找反社会人格形成的原因。Henry等（2001）发现，12岁时家里缺少情感亲密性和亲子关系较差，可以预测17岁时的暴力行为或犯罪行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如果有具备暴力倾向的同伴也可以预测后来的暴力性或非暴力性的犯罪行为[26]。Farrington（2000）的研究表明，父母亲是罪犯、大家庭、低智商或者受教育程度低、少女妈妈以及破裂的家庭等因素能够预测40岁时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家庭因素还会造成与精神变态有关的情感匮乏[27]。
一些学者研究了非家庭因素对反社会人格及反社会行为的影响。Sampson等（1997）在芝加哥进行了一项关于该地区居民是否互相帮助的调查。结果发现，邻里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程度与暴力犯罪之间呈反比关系。这项研究指出，家庭以外的社会因素也会影响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相关行为的发生[28]。Borduin（1999）认为，下列非家庭因素与反社会人格的形成密切相关：第一，同伴关系。与不正常的同伴频繁接触，社交技巧较差，很少与亲社会的同伴接触。第二，学校因素。学业成绩差，辍学，受教育责任感不高，教学质量和学校组织性较差。第三，邻里及社区关系。犯罪性亚文化，居民有组织的活动较少，社会支持低，流动性强[29]。
3.3 综合的观点
尽管研究者从不同的方面展开研究，发现了很多影响反社会人格形成的因素，但是，在研究中有些因素很难分离，交互作用非常明显，例如，Crowe（1974）在研究中发现：那些亲生母亲犯罪、自己也犯罪的被收养儿童，比那些亲生母亲犯罪、自己没有犯罪，以及那些亲生母亲没有犯罪的被收养的儿童，在孤儿院中度过的时间要长得多。这表明存在一种遗传—环境的相互作用，即只有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遗传因素才是非常重要的（反过来说，只有在特定的遗传条件下，环境因素才是非常重要的）。遗传仅仅是提供一种易感性，实际上能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要看相应的环境因素[30]。Cadoret等人（1995）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研究了被收养儿童的亲生父母行为异常的可能性。他们发现，如果这些儿童的亲生父母曾经有过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病史，并且收养家庭使他们处在一种长期的心理应激（比如存在婚姻、法律或者精神病学问题）状态之中，这样的儿童发生品行问题的危险大大增高。研究结果再一次表明，遗传因素并不一定必然引起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发生[31]。
Hare（1999）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互动的模式，认为遗传因素提供大脑功能的生物学基础以及基本的人格结构，这些生物学基础与人格结构又影响个体对人生经历以及社会环境进行反应和互动的方式。具体而言，反社会人格具有的生物学天赋，为社会化以及良知的形成提供了一个不利的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因素以及父母的管教方式等影响了障碍发展以及行为表现的方式。那些在稳定的家庭中成长的具有反社会人格特质的个体，有机会得到积极的社会与教育资源，可能会成为白领犯罪人，或成为阴暗的企业家、政治家或某方面的专门人才。而那些具有被剥夺和被干扰的背景的个体，则可能成为一个流浪者、贪财者或暴力犯罪人。Hare认为，社会因素以及父母的管教方式只影响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的行为表现，很少会影响到他们体验同情或发展良知的无能[32]。
综上所述，对反社会人格形成原因的认识，仍然是有争议的，不同的观点仍然存在，但是，近年来互相取长补短、整合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整合的研究和复杂的模式不断出现，对反社会人格形成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一些学者还试图对大量研究进行整合，深入探讨反社会人格及反社会行为形成的机制[33]。
4 简评
尽管研究者对反社会人格的研究充满了兴趣，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是，研究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第一，有关反社会人格概念的问题。研究中用得较多的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精神病态”。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出自《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主要以行为，尤其是反社会行为作为其诊断标准；精神病态则是黑尔等研究人员偏爱的概念，主要注重行为人的病态人格特质。相关的概念还有“社会病态”“反社会变态人格”“社交紊乱型人格障碍”等等，这些概念使用的范围差别不大，内容上也有重叠。第二，反社会人格研究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犯罪人。从法国的精神病医生Pinel开始，对反社会人格的研究对象就是犯罪人，后来的研究也大多如此。但是，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精神病态者和犯罪人分别属于不同的群体，这3个群体有交叉，但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具体而言，精神病态者发生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的危险很大，但也有一些精神病态者很少或者没有犯罪行为，一些精神病态者并没有表现出DSM-Ⅳ-TR关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中所规定的富于侵略性的特点。Hare（1983）指出，虽然精神病态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之间的关系尚无定论，但很明显这两种心理障碍并不是完全重合的[34]。同时，采用DSM标准诊断出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中的一些人也没有陷入法律的麻烦中，犯罪人中没有精神病态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对反社会人格的研究对象范围应该扩大，既要研究犯罪人，也要研究非犯罪人，这样才能对反社会人格的本质有更深刻的了解。第三，以前对反社会人格的研究重在诊断标准和形成的原因，对其内在结构的探讨重视不够。采用维度观研究反社会人格，对其内在结构进行探讨是未来研究的方向。第四，有关反社会人格的研究几乎都来自本土，有必要开展跨文化的研究，以了解全人类有关反社会人格的共性。
收稿日期：2006—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