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南京《民生报》停刊事件：兼议成舍我政治态度和办报活动的新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民生论文,态度论文,政治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民生报》发刊于1927年10月21日，是国民党定都南京后最早的一份民营报纸，也是当时南京的第一份小型报。它是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世界日报》系后在南京的又一事业。《民生报》由最初的仅日出四开一张，发展为日出四张，发行量曾超过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深受读者欢迎。1934年5月，它雄心勃勃地宣布又将进行一场新的改版扩张，但是两月后就因言论致祸被国民党当局“永久停刊”，葬送在历史的进程中。 1934年《民生报》停刊事件经常被学者视为中国言论斗争史上典型的事例而论及，[1]已有多篇文献从多种角度探讨该事件[2]。但是现有文献中，仍存在以下问题：因资料不足而没能使事件全貌较清晰地展现于世人面前；在探寻事件变动的原因时，材料挖掘不足，存在以偏概全、沿袭前人旧说的问题；对此事的影响，尤其是此事对成舍我政治态度及报业活动的影响则无人提及。笔者以在台北“国史馆”新挖掘的材料及同时期《民生报》、《世界日报》等报纸相关的文本试就以上问题略作探讨。 一、《民生报》停刊事件全扫描 该事头绪纷繁，事件全过程可分为以下两阶段。 （一）《某院处长彭某辞职真相》的发表与“彭成讼案” 1934年5月24日，《民生报》在其三版上刊载了《某院处长彭某辞职真相——有违法嫌疑某当局大不满》（后文简称《某院长彭某辞职真相》）一消息，虽然位于该版下方，但做了加框处理，故能引起相当多人的注意力。该文揭示了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在经手行政院新建大楼时，受建筑商的贿赂，致使资金超过预算一倍多才完工，且自建新式洋房一幢，有贪污受贿嫌疑，招致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不满，是他辞职的原因。 25日晚七时半，《民生报》社就有首都警察厅上门，并出示“行政院密令”，以“民生报于本月二十四日登载关于本院之恶意新闻，毫无事实根据肆意造谣，不服检查”为由，着令“自本月二十六日起，停版三日示儆”[3]。 在29日《民生报》复刊的第一天，成舍我发表了占两个版面近万言的社论《停刊经过如此！！！敬请全国国民公判——“言论自由”固可为“国家自由”而牺牲但非法摧残决不能不依法抗争》（后文简称为《停刊经过如此！！！》）。这篇文章可说是言论自由斗争史中的一篇经典文献。 在这篇长文中，成先就案件本身，用嘲讽调侃的口味一一反驳了行政院加之《民生报》的三个罪名：“恶意新闻”、“肆意造谣”及“不服检查”。然后围绕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郑重地再向政府和全国国民提出下面两个最严重的问题：一是新闻检查的范围问题。《新闻检查办法》声明检查的范围仅限于军事、外交、地方治安及有关项消息，而“现在各地的新闻检查，往往多已超过应该检扣的标准”。成舍我大声疾呼，“一个强有力而极得国民信任的廉洁政府，要建立这样的合法政府，就非政府当局和全国舆论，共同合作不可”，对于揭示贪官污吏这类有利于建立“廉洁政府”有莫大功效的新闻，都应尽量开放。二是对于违背新闻检查而对报刊处罚的原则问题。成舍我认为，“总应于可能范围，尽量求其轻减”，并指出“政府今日，乃在以诚意求取舆论之合作，而不在于威权，钳制人民之喉舌”。最后就此次停刊事件，成表明了他的态度：一、“我们认为这次行政院的处分，全然为一种非法行为，我们为使此种非法行为，不再发生起见，决向法定机关，提起抗告”；二、“我们认为现在新闻检查的标准，日益浮滥，制裁新闻的机关，太不统一，我们不仅为保障自身及全国新闻界权利，应联合全国同业，向中央宣传委员，提请纠正。”[4]从文中可知，成将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说出了当时新闻界不敢说出的话，为“首都报纸向未曾有之痛快文字”，并希望借此事件联合全国的新闻界掀起一场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 此前，成及《民生报》社同人预计到刊登此文后《民生报》销量定会大增，因此“是日临时加印一万份”，但因“各界购读奇增，当日下午，即已全数售罄”，31日又将该文印出单页，免费赠送读者。同时，在成舍我所属的《民生报》、北平《世界日报》上，接连刊出《滥用威权和反抗威权》、《好官我自为之彭学沛今日复职》、《国府令军委会行政院保障新闻记者安全》、《国府命令不可视为具文！》、《惩治贪污为今日急务》、《关于南京两报之各停刊》、《怎样取缔新闻》等言论和新闻，围绕“新闻界揭示贪官污吏不应有罪，反而应加以奖劝”、新闻检查的不良影响及政府的相关法规等方面展开，大造舆论，真可谓“南北辉映”。[5] 这些言论和报道将此事件的另一主角彭学沛推到了一个两难处境。监察院面对汹涌的民意，不得不做出要弹劾彭学沛的姿态，而彭要洗刷自己的嫌疑，除了与成打一场官司外，别无它法。于是，彭向江宁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控告成舍我妨害其名誉，名动一时的“彭成讼案”就此开锣。 6月4日，江宁地方法院就“彭成讼案”开侦查庭讯问，成在法庭上，根据法律事实，及廉洁政府有促成必要等理由，慷慨陈词，达两小时。 为进一步博取民众的支持，从6月15日至19日，成分别在《民生报》、《世界日报》的“社论栏”位置连登《成舍我特别启事一》、《成舍我特别启事二》，大造舆论。在启事中他解释了为什么要全力以赴打这场官司，“吾人以一介平民，毫无政治后援，所敢不愿一切，毅然抗争者，实因深切认定，一则欲期廉洁政治之完成，必赖全国舆论，对贪污嫌疑，能尽量揭发；一则欲纳国家于塗轨，必使全国上下，尤其高级当局，能养成忠诚守法之习惯”[6]，向民众制造了一种以民抗官、不畏强权的悲情角色，藉以争取民意和新闻界的支持。 果然，此案一时成为南京舆论界的焦点。至6月18日第一次法庭辩论，“旁听席上未至开庭即告人满，……在庭外坾立者有百余人，水泄不通。要人名流，来者不少，新闻界尤多，为法庭未有之盛况。”[7]在庭上，成对起诉书，逐字逐句反驳，并将新撰过万言的辩诉书交上。 同时，此案件也得到了新闻界的声援。首先是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于6月12日向全国新闻界发表通电，内有“行政院以全国最高行政机关竟代施行制裁，我新闻界同人若不联合力争，危害所及，实难设想”等语，要求新闻界联合起来抗争。6月23日，青岛新闻记者公会、济南市报业同业公会及济南市新闻记者公会也纷纷跟进，一面向江宁地方法院发电施加压力，“冀贵院对此案彻底勘查，依法处断，务使强梁失藉，弱小得平，以昭公道，而彰法信”；一面对成舍我个人发电表示支援，“讼庭所抒高论，闻者如去喉鲠，是不啻代民众向此辈一算清帐，不仅争一己人权也。尚望力战权氛，以争正义。苟是非不明，同人愿濡笔以殿君后。”[8] 面对舆论一边倒的情形，行政院决定打压，先是命令首都新闻检查所删扣南京各报关于彭成讼案的报道，再密电各地的新闻检查所及公安局，要求召集各地报纸负责人，明令各报“毋徇情附和”。[9] 6月29日第二次法庭辩论，对彭学沛宣称其所自建新屋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之事，成舍我抓住不放，指出彭所借之款是在新屋建成之后，恰巧是在彭起诉成以后，这于情于理不合，更加证明了彭有贪污的嫌疑。 彭见舆论于己益加不利，为转移视听，于29日在一家晚报上撰文反击成在法庭上的言论，言愿介绍建筑商为成舍我或其他人，用同样的资金建同样的屋。没料到，此文竟引起另一波澜。7月1日两个号称“陶学濂、黄自清”的市民在南京各大报登出启事，言愿请彭代介绍建筑商造屋。彭见情形不对，不好亲自出面，只得指使建筑商“华基建筑公司”出面应战。于是双方你来我往，在南京各报上大打广告战。最终，迫使华基公司不敢应战了事。[10] 经过这场纠纷，此案影响愈大，民众也更相信彭在此案件中有贪污的嫌疑，而舆论也更加于彭不利。彭自知如果再以“妨害名誉”起诉不但无法取胜，且更使舆论至无法收拾的地步，于是在第三次开庭前夕匆忙撤回起诉状，单以“妨害公务”起诉成，以图面子上好下台。此时，于成舍来说，其“以言论抗争自由”的目的已初步达到，且事件有脱离自己掌控的趋势，故也有意罢手。 此时，双方都有休战之意。最后，在程沧波、秦墨哂、俞树立、陈铭德、余维一、王公弢、萧同兹、鲁成、石信嘉等新闻界同人的奔走调停下，以时逢“国难严重”的名义，双方达成了谅解，并由程沧波在《中央日报》登启事公布于众： 此次彭学沛先生，因维护本身名誉而涉讼，成舍我先生因抗争言论独立而应诉，同人等对于彭成两先生人格学问，素极敬仰，彭先生之清白，既决无问题，成先生更无挟私诽谤任何个人之故意。当此国难严重之时，同人等深盼两先生能集中精力，为国宣劳。细故争持，殊非爱护国家如两先生者所应出。用是，奔走调停，获得两先生同意，自即日起，双方误会，完全消释。此项纠纷，即行结束。[11] 7月20日，此案中剩余的“妨害公务”部分也只得敷衍了事，判成舍我罚金十元，并处短期判刑，但予缓期执行。至此，轰动一时的“彭成讼案”就这样虎头蛇尾地了结了。但是没料到仅隔三天，该报就因另外一篇报道，导致了它的永久停刊。 （二）《蒋电汪、于勿走极端》的发表及《民生报》的无限期停刊 20日，《民生报》在其要闻版头条报道了一条综合消息《弹顾案听惩戒会办理蒋电汪、于勿走极端》（后文简称《蒋电汪、于勿走极端》），22日下午即有南京警备司令部派人上门将成舍我带走。何以至此呢？这要从当时的“顾孟余弹劾案”谈起。 1934年4月17日，监察委员刘侯武指控时任铁道部长的顾孟余在办理大潼铁路材料借款事件中“丧权违法、害国营私”，特向监察院提出弹劾。6月2日，经监察院审查后呈文国民政府，正式提出弹劾顾孟余。然而顾曾是“改组派”的重要成员，是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亲信，故汪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弹劾案件补充办法》来加以阻挠。于是五院中的行政院、监察院矛盾激化，整日围绕此事争吵不休。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正在江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忙于“剿共”，惧此纠纷引起“中枢解体”，于“剿共”不利，于是7月15日分别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发电，要求“适可而止，不可再起波澜，激成意气……以期免于栋折榱崩之局”。[12] 时任民族通讯社记者的陈云阁从监察院参事商文立处获悉该电文的内容，认为有新闻价值，写出一篇消息交给编辑部发表。关于此消息，南京有多家报纸采用，但大都领会到蒋介石的意图，因而都予以淡化处理，惟有《民生报》在民族通讯社稿件基础上多方采用消息源，写成一篇综合消息，并作为其要闻版头条，以醒目的多行式标题报道。据陈云阁回忆，在“彭成讼案”中怨气未消的彭学沛“一见《民生报》登出这条消息就认为整成舍我的机会到了；于是向汪汇报说，南京报界有人想借此兴风作浪、扩大事态，激起汪的恼怒，并促劝汪电蒋采取制服措施，以防暗潮。”22日蒋从南昌回电，以“捏造文电，鼓动政潮”的罪名，电令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谷正伦“立即查封《民生报》，拘办负责人，并严究消息来源”。[13]下午成舍我就被抓，至晚间民族通讯社社长赵雪岩（即赵冰谷）、总编辑钟贡勋和采写此稿件的陈云阁也先后投入大狱。 因“该项消息，系京民族社稿，经过检查，登载者，除民生报外，尚有六家”，且此事牵涉到中宣部直属的新闻检查所和民族社的后台中央组织部，故在成等人被抓最初的两天，《民生报》社及《世界日报》系同人认为“此事并不重大”，都抱有乐观的态度。[14]经过中宣部和中央组织部的幕后活动，24日，谷正伦以报告案情为由，向蒋发电，内有“消息确经新闻检查所检查后发表”等语，试图为成等人推脱责任；但是蒋的回文是：“是日检查所承值检查之人，应一并拘办，民族通讯社及民生报概行封禁。”[15]此时，成等人及其家属才知事态严重，前景不妙，立即展开多方的营救活动。 从25日开始，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叶楚伧、宣传委员会主任的邵元冲及曾任组织部长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陈果夫等党政要人为此事展开了积极的营救活动。例如28日陈果夫发给了蒋介石一封逾500字的电文，文中列举了“经检查所许可”、“非有意造谣”、“不致有意挑拨”等理由，极力为成等人开脱；并且点出此案是由于汪精卫及彭学沛的有意推动，“惟闻民生报成舍我与政院彭学沛之讼案，尚未全了，彭氏难免作侧面攻击，加成氏之罪，此次报告，未知是否政院，如为政院，还请注意及之。”[16] 然而，势力的另一方，汪精卫也在极力打压此案，就在28日稍晚，他也向蒋发出了一封性质相反的电文，“成舍我狡展无伦，既诿责于民族通讯社，因以诿责于新闻检查所，又因以诿责于中宣会”，于电文中他不但要求严惩成，而且以《世界日报》22日的社论《黄郛于学忠进退问题》“依旧造谣”为借口，要求“停版三日示儆”[17]。或如某些学者所说蒋不好驳汪的面子之故，或其他原因（笔者下文另有交待），蒋给叶、陈、邵回了封措词严厉、颇令人玩味的电文，照录如下： 电叶楚伧转陈果夫、邵元冲曰：近日南京无意识与奇怪之消息层出不穷，不仅无政府，而且外人见之，几无国家人格矣。诸位先生不能负责亦应自知地位所在，不可专作好人，而使党国人格堕落。若此做人，直不如不要党国为便也。近日中央通讯与南京消息几成为日本与西南之反宣传。而兄等竟作痴作聋，是诚可佩之至矣。[18] 由回电可知，蒋对南京的舆论环境极端不满，斥责叶三人对“近日南京无意识与奇怪之消息”“竟作痴作聋”，“而使国家人格堕落”；电文对此案避而不谈，但其态度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从当日蒋给汪的回电可知：“成舍我狡猾无伦，专以构煽为事，决不得逍遥无事。所有民生报及民族通讯社，已再电谷司令查照前电一体封禁矣。”[19] 至8月1日，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为报告此案的进展及请示处理意见，向蒋发了封电文，文末又为成求情，“惟该成舍我等发表此项新闻，或系根据来稿，或奉新检所放行，论事固属失当，论情不无可原，既奉拘押深自悔罪，并据京沪各报及日报公会暨被告人等先后呈请恢复自由，可否予以保释之处，并案电请示遵”，但是蒋的批复是：“所请保释，碍难照准”。[20]面对此等情形，在营救成等人一方知道如再直言向蒋求情，效果不大，或将使蒋更勃然大怒而雪上加霜，只有另寻他途营救。 案件的转机是一星期后。当时的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与彭学沛同为汪精卫的重要亲信，但两人素有隔阂，据陈云阁所说，“成舍我通过家属暗中托人取得唐的同情”，时值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各路党政大员讨论“党国”要事，“在唐随汪上庐山开会途中把汪说通了”。[21]这可从8日汪给蒋的电文中得到应证：“成舍我事，拟由有壬兄作保，令向宪兵司令部具结释放，民生报则决封禁，民族通讯社拘留诸人，亦照此办理，尊意如以为可，乞电谷司令遵照”。[22]收到汪的此电文后，蒋也借驴下坡，电谷正伦照办。 然而，成等人并未马上被释放。直至9月1日，要求成答应那有名的“五项条件”后才正式释放。[2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天恰是国民党政权下的第一个记者节。 上文详述了该案的经过，呈现的是事实，但这些事实是表象。诚如梁任公曰：“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事实，而最要著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24]例如在探寻该案的发生原因时，学界认识到《蒋电汪、于勿走极端》一文的发表仅仅起到导火线的作用，但是大多停留于该案所呈现的表象：因揭发彭学沛贪污及随后的“彭成讼案”中而开罪于汪精卫、彭学沛，二人借《蒋电汪、于勿走极端》一文生事，向蒋介石告密，从而引发。案件的当事人成舍我、陈云阁在他们的文章中也信誓旦旦坚持此种看法，更令人信以为真。然而透过事实的表象仍存不少疑点，如汪精卫为何要置《民生报》于死地？仅仅因为《某院处长彭某辞职真相》、《停刊经过如此！！！》等文对他权威的冒犯？蒋介石为何答应汪的请求？仅仅因为他同汪都为中枢大员，不好驳汪的面子？笔者认为要真正探寻此案发生的原因，需围绕以下两个关键人物作分析。 二、汪精卫在此案中的角色 从上面事件的回顾我们可知，汪精卫在此事件中不仅扮演着告密者的角色，而且是此事件的幕后推手之一，是《民生报》停刊和成舍我蒙受牢狱之灾的最大凶手之一；然而，成舍我最终能出狱摆脱被杀的命运，也是打通他的关系，从中可知，在此事件中汪扮演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角色。 如前所问，汪精卫为何与成及《民生报》积怨如此之深？笔者认为，《民生报》不独在此案件中惹恼了汪精卫，在此以前，它的众多言论和报道早已使汪怀恨在心，这是汪为何向蒋告密并务必将其置之死地的真正原因。 在此案件中，成舍我的一些做法，特别是6月29日的社论《停刊经过如此！！！》控诉汪压制新闻、摧残言论自由，的确使汪处于不利的舆论中，这可从当时一篇哀悼《民生报》及《朝报》被罚停刊的“时论”中得到反映：“呜呼！自由之神，独不庇吾中国之舆论！《民生报》被封，而《朝报》被停，民主政治领袖汪兆铭先生，继卢骚而代舆，何以独任此人权自由梏之以殆尽，哀哉，民主政治神，‘民生’与‘朝报’之灵，与今行政院长汪兆铭而名垂宇宙。”[25]正如陈果夫7月28日发给蒋的电文中所说：“各报对政院感情均极坏。”这当然是对汪权威的冒犯，是促使汪向蒋求助的直接动因。但这并不能解释之前（5月25日）他为何密令《民生报》停刊三日的处分，可以说5月24日《某院处长彭某辞职真相》一文并没有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侵害。一个解释的理由是，该文的发表仅是汪的一个借口，实际上早在此之前《民生报》的系列报道和言论早已使他怀恨在心、暗起杀机了。 有学者统计，从1931年蒋汪合作到1934年停刊，《民生报》发表的对汪精卫表示不满的新闻和言论有13篇之多。[26]下面略举一二。1932年5月5日汪精卫主导的政府与日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受到全国舆论的指责，汪为了不愿担“卖国”之名，于8月上旬突然要求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并离京出洋，致使“中枢”无人主持。针对此事，9月15日，《民生报》发表时论，指出面对日寇步步进逼，“吾政府，吾国民，正且淬励志气，共同努力，以预备‘战神’之来临”时，而“我革命先进之汪先生，……翱翔海上……徘徊未归，推挽无由。徒使群情震疑，国论淆惑，而日人之谋我也，乃益急。”[27]22日又发表社论继续谴责汪，“当此外则东北沦陷，义军浴血苦战……，于国家万分危急存亡之时，而当党国重任如汪氏者，竟能得此十有四日之休息，恐世界任何‘以身许国’之政治家，皆难望能若汪氏之最有幸运也。”[28]1933年3月中旬，汪在“去国养疴”五个月后终于回国，但又作扭捏之态，以“病体未痊，不堪繁剧”为由“坚辞”行政院院长一职。《民生报》先是21日发表社论《为汪兆铭氏进一言》，以反驳汪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妥协投降政策，指出“时至今日，外患急于一切”，“今日之事机，已危迫万分，早不容吾人有审慎抵抗能力之余暇”，“处此存亡危急关头，当具破釜沉舟之志，与敌周旋”。[29]后又在23、27日分别发表社评《应速解决行政院长问题》、《强敌压境非雍容揖让之时》，谴责汪的惺惺作态，“当此敌军深入堂奥之时，前线血战方殷，而中枢飘摇不定，负责无人，其结果必将影响于抗日军事。”[30] 《民生报》的这些报道和言论，沉重打击了汪的权威，也使汪对成舍我和《民生报》怀恨在心，以至于汪先是借《某处长彭某辞职真相》一文，密令《民生报》停刊三日以处分；随后又借《蒋电汪、天勿走极端》一文向蒋告密，致使《民生报》被查封和成舍我被监禁40余天。 三、蒋介石在此案中的关键角色 学者在论及此案的时候，往往将发生的罪责完全归及汪，而忽略了蒋介石在此案中的关键作用。在此案中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汪为何要向蒋求援，二是蒋为何又会答应汪的请求呢？关于前一个问题，刘继忠在《南京〈民生报〉停刊事件再审视》一文中已做了很好的回答。[31]关于后一个问题，据笔者猜想，除了蒋与汪同为“党国领袖”，不好驳汪的面子外，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蒋对成的印象不佳。汪在1934年6月28日发给蒋的电文中对成舍我的评价是：“狡展无伦”，而汪的这四字评价也深合蒋对成的评价，“狡猾无伦，专以构煽为事”。这样的不佳印象使蒋在此案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蒋看来，“狡猾无伦”的印象，是因成“专以构煽为事”。那么成“专以构煽情为事”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其一，体现在成舍我素有通过打笔墨官司来拓展报纸销路的习惯。考察成的办报策略，无论是早年的《世界日报》系，还是此时的《民生报》，甚至此后的《立报》，成惯用的做法之一，就是通过打笔墨官司来吸引读者、提高报纸的知名度。例如在北平《世界日报》系，他先是同《北京晚报》、《大同晚报》等报纸互相指责，揭发内幕，后又攻击段宏业、章士钊、贺得霖等权贵。[32]在此案中成同彭学沛、汪精卫的纠葛又何尝不是故伎重演呢？这种故意制造“看点”、“买点”的做法是成的一种独特的自我宣传、报业营销手法，体现了其勇于突破“文人办报”的束缚，具有非同寻常的报刊商业理念。确实，这种报刊营销策略在当时不但大大提高了报纸的销量和知名度，而且在一般读者的眼中也给成烙上了坚持“言论独立”、勇于“以言论抗争强暴”的良好印象。但是在一些权贵看来，成的这套做法，是报人惯于寻事生非、无风起浪的伎俩，因此蒋介石对成有“专以构煽为事”、“狡猾无伦”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体现在成舍我所办报纸的言论主张违背了蒋的既定政策。这才是蒋为何给成此评价的最大主因，也是蒋为何答应汪的请求及在此案中起到推波助澜的最大主因。 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日帝国主义对我侵略步伐的加快，全国救亡图存的运动也随之日益高涨，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奉行“暂时隐忍，徐图良策”的妥协退让主张。面对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一部分私营报业顺应进步的潮流，开始在报上反映民众的要求，批评国民党的各项政策，有的甚至明显表示出与蒋集团不合作的态度。[33]其中以成舍我所办的报纸表现更为突出。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一星期内，北平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及南京的《民生报》各要闻版除以整版长篇累牍揭发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外，并以言论揭露日军的阴谋，谴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鼓舞民众的斗志。尤以事变后第二天，《世界日报》的社论《国人抗日应有的认识》一文影响巨大。该文指出“‘不抵抗’方略下，应有一最后之防线”，反对投降妥协，“宁可使东北亡于强盗之袭击，不可使东北亡于条约之讓与”，主张“立止内争、协力御侮”。1933年元月至3月间，日军先后侵占榆关与热河，华北危机日益加重，这些报纸综合运用各种新闻手段，有声有色地进行宣传，鼓动全民抗战。 据笔者统计，在这三个月间，单独《民生报》就为此发表了言论近50篇，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全面论述了抗战的必要及怎样与敌作战，尤其在鼓舞民众士气方面，宣传了“抗日救国，为今日之要图；对外作战，为不朽之大业”，应杜绝妥协投降念头，“非全国上下抱定破釜沉舟之决心，绝不足以救危亡。”[34] 成所办报纸的上述言论及主张，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在蒋看来，这些言论大大破坏了其既定方略，与成喜欢通过打笔墨官司来刺激报纸的销数的做法一样，同属于“构煽”之列，是成“狡猾无伦”的一种表现。现有汪精卫向其求援，要求严惩成及其《民生报》，蒋当然会“密切合作”，尽管有叶楚伧、陈果夫、李石曾等亲信为成求情，但仍借“南京无意识与奇怪之消息层出不穷”之口实，下令查封《民生报》，并把成监禁。 四、事件的影响 《民生报》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地区创刊最早、最有影响的民营报纸，自创办以来一直以批评时事精辟尖锐著称，且在报刊业务上，坚持不断进取的精神，探索“精选精编”、“小报大办”的办报方针，由最初仅日出一张，至案发前日出四大张，可见其业务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趋势，现因此事件據而停刊，殊为可惜。此事件发生后，对当时的新闻界、成舍我个人及其事业的发展都有较大的影响。 首先，对当时的新闻界来说，此案的发生有极大的震慑性。这是因为《民生报》虽号称为民营报纸，但是实际上与国民党多位高官具有极密切的关系。1926年4月直、鲁联军入驻北京，实行恐怖统治，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先后被害。在林白水被杀的第二天，即1926年8月7日，成也被张宗昌逮捕，幸赖北洋政客孙宝琦奔走，10日始得释放。在成一生数次牢狱之灾中，此次可称最为凶险的一次。在如此萧杀的氛围中，成遂有“不容于鲁系军阀”的担忧，恐北京的事业完全断送，想仿“狡兔三窟”，另辟他地发展。于是在蒋氏政权定都南京后，成舍我来到南京，借与李石曾等多位高官良好的私人关系，共同创办《民生报》。可见，《民生报》虽为成舍我主办，但其背后实有李石曾、蔡元培等国民党要人的支持。[35]此案发生后，使新闻界认识到，中国的民营报纸，即使平时与国民党的关系良好或有国民党某派系的背景，但其言论和报道只要危及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其结局就必定是杀无赦了。此案发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整个新闻舆论界一片沉寂，正如当时有一篇讨论“中国为何没有‘好’报”的文章所说的： “中国为何没有‘好’报呢？……从事报纸的新闻记者，战战兢兢，朝不保夕，报社被查封，固然影响了自己的饭碗，更不幸而身入囹圄，不是性命也发生了问题吗？因此，谁还敢一心头地，埋首于报界呢？于是敷衍塞责的半怠工，遂影响到报纸的编制，日益恶劣了。”[36] 其次，对于成个人来说，此案后促使其思想开始转变，是其渐与国民党CC派产生亲密关系之始。此次是成自1926年8月被捕险些被鲁系军阀杀害后人生的又一次历险，尽管最后能得救的直接起因是唐有壬说服汪精卫，进而汪与蒋介石互相妥协，但在这期间如没有李石曾、陈果夫、叶楚伧等人的多方走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蒋介石，其结局也很可能是另一番光景了。成出狱后，虽说不上对以上国民党要员感恩戴德，但这番经历促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亲密则是无疑的了。因此，当1935年国民党在文化界的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后，拉拢各地的文化教育界人士为成员，成作为报界的代表人物，也被网罗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北平分会”，这可说为成舍我后来入CC派之彀拉开了帷幕。 最后，此案使成进一步认识到个人办事业的危险性，强化了他在以后的事业中走上“同人办报”、“同人办学校”的道路的决心。从《世界日报》系到《民生报》，一直都是以成为主，根本上说，成的命运决定了这些报刊的命运。此次《民生报》被查封及个人的牢狱之灾，使成认识到，在中国的当前情形下，创办事业除了要有政治作为保护色外（这是他后来为何从政及与CC派关系越来越密切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进一步分担风险，还需联合一批朋友来加入。因此，后来的上海《立报》是“同人办报”，台湾地区新闻专科学校是“同人办校”。这种同人创办事业的道路至少在两个方面产生了影响。其一，在成所搜罗的“同人”中，在成看来，大多都应是对他所从事的事业有帮助的，或借助其社会地位，或借助其政治背景，而这些人都同国民党当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同这些“同人”的合作无形中强化了成的政治倾向，这是成舍我为何与中国共产党渐行渐远，而与国民党当局关系愈发密切的另一原因。其二，在成看来，这种同人创办事业的道路，不应像以往一样简单停留在仅仅由志趣相投的朋友所构成的组织阶段，而应按照现代西方企业制度建立，以保证组织决策和意志的执行。按照这样的构想，后来的上海《立报》组织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成立了董事会，在企业化经营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其实从《民生报》的停刊，可以看到旧中国的民营报刊，受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夹击，而政治因素始终是中国民营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成舍我作为我国报刊经营的好手，始终解不了这一难题，因此他当时及后来，乃至在台湾地区的新闻活动生涯，都以悲剧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