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士人的文质论——兼及其时语境中文人的自我认知（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语境论文,其时论文,之二论文,明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者文论中的“文”
文人固然好论文，“文/质”却从来更是儒者的话题，且所论不止于上文所说的作为历史观的文/质，作为治道的文/质，作为风俗论的文/质，也有近代所谓“文论”的文/质。尽管论者好说大文质，示人以其所谓“文”，不限于文辞之文，却依旧不免归结于狭义文质，也因此文此质关涉士人的日常行为，较之抽象的作为历史观的文质，支持一种文化大判断的文质，更有切身之感。
在较为初始的使用中，“文”就有了词章一义。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朱子《集注》：“文谓《诗书》六艺之文。……”至于后世的儒者论“文/道”，以文为“言语文字之末”，自然也与孔子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云云有关。
儒者也并非都以文为“言语文字之末”。明清之际被后世视为大儒的王夫之、黄宗羲，就是长于论文且精于文事者。黄氏《明文案序》总结有明一代文事，气势恢宏。该文论“至情”、“至文”、文、文人，别辟一境界，说有“其人不能及于前代而其文反能过于前代者”——正宜于评论明代之文；还说“今古之情无尽，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则天地间街谈巷语、邪许呻吟、无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无一非文人也。”（《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18页）示人以不为通常的文论视野所囿的大眼界。黄宗羲纵论有明一代诗、古文的演变发展，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姜斋诗话》）则提供了考察明代经义演变的较为完整的线索。其《诗广传》于复杂的历史文化视野中论《诗》，缘《诗》而发为政治历史文化的大议论，尽管不免求之过深，思理却大非寻常经学家所能梦见。他批评韩、柳、曾、王之文“词不丰而音遽”，“噍削迫塞而无馀”（《诗广传》卷一第344页），自有正是由“词章”一面的衡度，出诸精于文事者的眼光，虽大异于常谈，却不能不认为是独具一格的文论，与他本人关于历史文化的论述，有显然的一贯。
从来有气象宽豁的儒者。下文将谈到陆世仪对“文人”不无轻蔑（“不过一文人而已”），认为“吾人责大任重”，太费心力于古文诗歌，即为“浪掷”，对于他视为“末技”的诗文，却又反复谈论，未必就真的轻看。目标在“一洗向来学究之习，而成圣人大无外之教”（亦广圣学、圣道），他甚至主张“圣门从祀”，当有“文学”一科，迁、固、李、杜、韩、柳、欧、苏，均宜从祀，尺度之宽，即黄宗羲、王夫之也未见得能认可。孙奇逢更气象阔大，他引陆象山说“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曰“诗亦道也，艺亦道也，无物不有、无时不然者也。渊明三君子有志于道，所以为千古诗人之冠，具眼者自不独以诗人目之。离道而云精于诗、精于文，小技耳。虽有可观，君子不贵也”（《夏峰先生集》卷一三《语录》，畿辅丛书）。尽管论文/道仍儒者口吻，毕竟没有颜元式的偏执。
王夫之爱古人而不薄今人，关于明代诗、诗作者，以至时文、时文写家的议论，甚至不止于“平情”，非但不吝称许，且因激赏而有估价之过。如以为文徵明（徵仲）诗“轻秀”与孟浩然“相颉颃”，“而思致密赡，骎骎欲度其前”（《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船山全书》第15册第828页，岳麓书社，1995）；曰“若刘伯温之思理，高季迪之韵度，刘彦昺之高华，贝廷琚之俊逸，汤义仍之灵警，绝壁孤骞，无可攀蹑，人因望洋而返；而后以其亭亭岳岳之风神，与古人相辉映”（同上第831页。按刘伯温，刘基；高季迪，高启；刘彦昺，刘炳；贝廷琚，贝琼；汤义仍，汤显祖）。他看重诗作者的“才”、“情”，诗的“势”，不囿于文/道的眼界，使用的是一套较为复杂的分析工具。上述文字间播散出的，是对于“故明”的温暖的文化感情。当议论之时，王氏不以“儒者”自居，而以“文人”为“不足观”，是大可相信的。由此也可知其人必不为偏见所囿，对文/质、文/道的见识，定与迂儒不同。
儒者文论，每有精粹之见；且正因了文化视野的广阔，有仅由“修辞”着眼者所见不能及。但“理学氛围”影响于一时代文论之深刻，毕竟不能忽略，尽管有关的现象已经人多所谈论。那种影响在本文所论的“关系”（即文/质、文/道、文/理）中，呈现得尤为集中。即如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明代直至明清之际的文论对于理学家之文的极端推崇。黄百家引其父黄宗羲语，说方孝孺“不欲以文人自命，然其经术之文，固文之至者”（《明文授读评语汇辑》，《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155页）。黄氏比较宋濂与归有光，说归氏之学，“毕竟挹之易尽”， 宋濂“无意为文，随地涌出波澜，自然浩渺”（同上第159页）。“不欲以文人自命”、 “无意为文”，乃所以成其为至文——尽管黄氏本人被认为未脱文人气习，却也不能免于对文人、文事的隐蔽的轻视。即上文所引黄氏的论“至情—文人”，不也既张大了视野，又透露了儒家之徒贬抑文人时的狭隘？黄氏更称道王阳明文，说正、嘉之后，“文胜理消”，“即如阳明之文，韩、欧不足多者”（《李杲堂先生墓志铭》）。黄氏以方孝孺文为“至”，张履祥则以朱子之文为“至”，说“《左》、《骚》、《史》、《汉》而下，诸大家虽文字卓然有不可及，然义理亦醇疵互见。……朱子之文，至大至博，至纯至粹……”（《训门人语三》，《杨园先生全集》卷五四）由文/道衡度，陆世仪说：“欧、韩之文，皆与道相近，然而终隔一层者，以其志在为文，欲借道以传文，非借文以发挥吾道也。此际主客之分，自有毫厘千里之辨。”（《思辨录辑要》卷五，正谊堂全书）“志在为文”，亦黄宗羲所不以为然的有意为文。倘依了陆氏，不可以“文”本身为目的，不可“有要好的意思在”，不可“专尚才思”，亦难乎为诗文矣。但在当时，即使长于为文且未必不刻意为文如黄道周者，也不免要以重道轻文为话头。比如他说：“文章于人，如华著树，烟霞著天，能于此处不黏心眼，则几于道矣。”（《与纪石青书》，《黄漳浦集》卷一九，道光戊子刻本）但“无意为文”、“不黏心眼”云云，却又未必全属偏见，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读作精于文事者的内行话、经验之谈的吧。
理学家的诗作最为此一时期论者激赏的，宋儒即邵雍，明则陈献章。王弘撰论理学家诗，说邵雍《击壤集》“以诗作语录，前无古，后无今矣”（《山志》“邵康节诗”条，初集卷二第34页，中华书局，1999），也应系于学术旨趣：王氏治《易》，宜有此论。陆世仪以为作诗能合“兴观群怨”者，在明为刘文成、陈白沙，对陈尤推崇，尺度则是“合道理风雅为一”（《思辨录辑要》卷五。刘文成即刘基）。关于陈献章诗的评价，这一时期的儒家之徒似有同然。张履祥也说：“昭代诸作者，愚以为当以白沙为宗，盖主于性情而不及律调。故其为诗，若风云变化，出奇无穷，有康节击壤之风，而温厚和雅过之，诚可继统三百。其余互有短长，未之及也。”（《答唐灏儒二》，《杨园先生全集》卷四）王夫之也说朱子之后，“唯陈白沙为能以风韵写天真”（《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船山全书》第15册第839页）。
陆世仪不止于以唐宋以降的著名文人与理学巨擘比较，他设置了更为复杂的价值坐标，说“王、杨、卢、骆之上，有韩、柳、欧、苏，韩、柳、欧、苏之上，有韩、范、富、欧阳，韩、范、富、欧阳之上，尚有周、程、张、朱及孔、孟在”（《思辨录辑要》卷五）俨然等级序列。有趣的是，陆氏上述文字中的欧与欧阳均应指欧阳修。一时误书，倒证明了文人而名臣如欧阳修者，本不便简单地归类，也不足以支持有关“文人”的偏见。陆氏的愿意却在以韩琦、范中淹之类名臣的文章，置诸韩愈、柳宗元一流大文人之上——则“事功”之为价值尺度，也介入了关于“文”的评价。陆氏气象宽裕，见识通达，涉及有用无用，却也不出时论范围，引他人说“人之有文章，犹天地之有花草。若文章不藻丽，是花草无色也”，断然道：“与其为花草，毋宁为五谷”（同书同卷）！李颙的价值论中，更有赤裸裸的功利计量。他劝人勿为“诗文小技”，也说：“与其为一时春华之王、杨、卢、骆，何如为千古卓荦之韩、范、富、欧。”（《答梁质人》，《二曲集》卷一七）也如论文/质、文/道的扬此抑彼、去此取彼，其时如陆、李由价值观的偏执论“诗文”与“事功”，所见竟有如此者！
明太祖曾要求生员“毋徒尚文艺”，“徒以文辞为务”（《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四五）。到明亡前夕，孙承宗说：“臣读祖训，以典谟训天下，盖力斥杨、马浮藻，至曰：‘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何裨实用！夫实用者，高皇帝所谓‘文’也。”（《应天乡试录后序》，《高阳诗文集》卷一一，崇祯元年序刊本）明亡后继续此种议论，就有顾炎武如下广为人知的话：“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与人书二十五》，《顾亭林诗文集》98页）“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同书第91页）。还说：“窃以为圣人之道……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不谈。一切诗、赋、铭、颂、赞、诔、序、记之文，皆谓之巧言而不以措笔。”（《答友人论学书》，同书135页）
鄙薄词章、文人的不止儒家之徒，自居“志士”、“豪杰”者，往往也有此姿态。据孙奇逢说，他的友人鹿善继曾说“不欲使人名我为诗人”，“亦不欲使人名我为文人”（《北海亭集序》，《夏峰先生集》卷三）。江右彭士望不欲以“文人”自限，声称“文人之文与志士之文，本末殊异”（《与魏冰叔书》，《树庐文钞》卷二，道光甲申刊本），尽管他本人并未脱文人面目。王源也自说其“文与世所谓文人者不类”；甚至切齿道：“文人者，士之贼”，说“门户之祸，率起文人”（《复陆紫宸书》，《居业堂文集》卷六，道光辛卯刊本）。与魏耕一案有关的山阴张宗观（一名近道），“见诗人，则骂曰：‘此雕虫之徒也。’”，见友人朱士稚与人论诗，“亦骂不置”，然而张、朱二位“实皆能诗，乐府、古风尤绝伦”（孙静庵《明遗民录》卷二七第20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有益无益的价值判断，有用无用的效用估量，不妨一致；“志士”以为诗与其“大志”不相容，也如迂儒的以词章与学道、成圣不相容。
当明清易代之际，文人与其文遭遇了来自“文/道”与“有用/无用”两个方向上的批评——儒者与自负经济者有时正是同一人。这里有其时的经世取向影响于衡文以至文事的例子。“明道”正是儒者认为的文的大用。方孝孺就说过：“凡文之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答王秀才》，《逊志斋集》卷一一）。明末徐光启更由效用而将文区分为“朝家之文”、“大儒之文”、“大臣之文”与“文士之文”，以为文士之文不过“刻脂镂冰而已”（《焦氏澹园续集序》，《徐光启集》卷二第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颜元、李颙等人更凭借了经世视野，将关于“文”的价值衡度中的功利标准推向了极端。
《明史》桂彦良传录有太祖与桂氏的如下对话。“帝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对曰：‘臣不如宋濂、刘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卷一三七）语气间并不掩饰起自草莽的帝王对文人的轻视。到本文所论的时期，最足令人印象深刻的，当是顾炎武的一再引宋代刘挚所谓“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顾氏抱怨唐宋以下文人之多（《日知录》卷一九“文人之多”条），说自己一读上述刘挚语，“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与人书十八》，《顾亭林诗文集》第96页）；说“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与潘次耕札》，同书第166页）。明初大儒宋濂、 方孝孺都曾对苏轼、苏氏父子大表倾倒，王夫之却极鄙苏氏，对此不惜一论再论。对于苏氏父子的学术与心术，张履祥与王夫之有所见之同（参看《杨园先生全集》卷三九《备忘一》）。刘宗周门下，陈确是能文的一个，却也说“诗文小道”，若“沾尔求工，亦关系一生人品，于‘文人’二字上更加不去，最是恨事”；还说“生平尚论古人，不能不遗憾于韩、苏二大家”的“人以文传”而非“文以人传”（《与吴仲木书》，《陈确集》第74页，中华书局，1979），口吻与迂儒无异；在此一点上，与张履祥同调。但王夫之、张履祥的排苏，却并非即在“文/道”的传统视野中，更关涉其时儒者关于“世道人心”的忧虑，不便笼统地斥为偏见。
由后人看去显系“偏见”者，也可能有非近人所能想见的复杂背景。即如其时论者（不限于“儒者”）不满于诗人的啼饥号寒。由《诗》的《邶风·北门》，到陶潜的“饥来驱我去”，到杜甫的有关诗作，王夫之斥之为“恶诗”，以为似“乡塾师”、“游食客”，态度激切，且以韩愈《进学解》、《送穷文》的“悻悻然怒，潸潸然泣”为“不知道”（参看《诗广传》论《邶风·北门》、《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四五》、《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二七》）。钱谦益竟也说，“渊明乞食之诗，固曰‘叩门拙言词’，今乃以文词为乞食之具，志安得不日降，而文安得不日卑”（《列朝诗集小传》第4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关于韩愈，颜元也有类似的议论，说“论佛骨遭贬，此君子含笑入九原时也；只不能堪其孤苦贫穷，《表》中便盈幅媚气，与《送穷文》相表里，文公所以为文人之雄，非圣贤骨力也”（《习斋记馀》卷六《评潮州谢表》，《颜元集》第486页）。无关“诗艺”，出乎常情，也出乎常人的阅读感受；此种批评尺度的背后，却不止有所谓“诗教”，所关联的，更有那个严峻的时代与士大夫的尊严、品格有关的思考。尽管涉及士对于“贫”“窘”的态度，持论难免于道学气味。
无论其间有怎样繁复琐细的差异，你在检视宋元以降的文献时都不难发现，弃诗文而从事理学，通常被叙述为人生境界提升的过程。在诗赋、儒学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对词章的放弃，往往被作为“优入圣域”的条件，入道之始阶。至于粹儒所以“粹”，更在祛除了文人气习。据说薛瑄就经历了“尽焚所作诗赋，究心洛、闽渊源”之一过程（《明史》卷二八二本传）。《二曲集》卷四五《历年纪略》，记顺治二年李颙“偶得周锺制义全部，见其发理透畅，言及忠孝节义，则慷慨悲壮，遂流连玩摹，每一篇成，见者惊叹。既而闻锺失节不终，亟裂毁付火，以为文人之不足信、文名之不足重如此，自是绝口不道文艺……”李氏本人也反复讲述此一过程。顾炎武对陆世仪说自己“少年时，不过从诸文士之后，为雕虫篆刻之技”（《与陆桴亭札》，《顾亭林诗文集》170页）。对黄宗羲，也说“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与黄太冲书》，同书第238页）。许三礼记陈确，曰其人“自奉教蕺山，一切陶写性情之技，视为害道而屏绝之”（《陈确集》首卷，第1页）。朱鹤龄也自说“始而黾滥诗赋，既而黾勉古文，后因老友顾宁人以本原之学相勖，始湛思覃力于注疏诸经解，以及儒先理学诸书”（《与吴汉槎书》，《愚庵小集》卷一○第4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吕留良则说：“某少时不知学，狎游结纳，无所不至。今始恨悔所作，不但侠邪浮薄，恶之不为，即豪杰功名词章技艺之志，皆刊落殆尽矣。”“其所愿慕者，窥程朱之绪言，守学究之家当而已。”（《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复黄九烟书》）固有转向理学者，也有转向经学、考据学者——在顾炎武、朱鹤龄的表述中，并不作严格区分；但无论为何种意义上的转折，都经历了对文人伎俩的放弃。在理学之士，此种自述，更是一种意义严重的表白：似乎非有此一番觉悟，即不足为世所重。
此种舆论氛围，不能不影响于普遍的价值观。黄宗羲说，“近见修志，有无名子之子孙，以其父祖入于文苑，勃然不悦，必欲入之儒林而止。”（《论文管见》，《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651页）由此等处，可感那种价值论入人之深。耻为文人，不屑于词章，黄氏于此慨叹道：“呜呼！人心如是，文章一道，所宜亟废矣。”黄氏以王阳明为中兴有明文统的人物，不满于论者无视王氏之于“词章”的贡献，“谓文与道二，沟而出诸文苑”（《李杲堂先生墓志铭》）。文与道一，本是黄氏的信念；以为王阳明不应当被“沟而出诸文苑”，却未必为其他王学中人所敢知。近人陈守实曾分析清明史馆将归有光由儒林传“黜入”文苑传一事：“儒林传序，原本为乔莱作。乔，宝应人。在史馆分得儒林传，与同馆人撰长编，以震川入儒林，颇以为深快。总裁大臣抑之文苑，同人咸以为惜。夫震川之入儒林或文苑，不必计论。溯其学术，震川出自魏校，校为崇仁学案中人，而好象山之说，与程朱异趣。则震川之由儒林而黜入文苑，亦与学术之偏好有关。”（《明史抉微》，《明史考证抉微》第21—22页，台湾学生书局，1968）令人可知“儒林”、“文苑”在史事中之等第。至于“黜入”云云，则又可证有关的偏见，近人竟也不免。章学诚说：“古今以来，合之为文质损益，分之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当其始也，但有见于当然，而为乎其所不得不为，浑然无定名也。其分条别类，而名文名质，名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弊，有所举而诏示于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定趋向尔。后人不察其故而徇于其名，以谓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三《天喻》，第310页，中华书局，1983）本文所论的这一时期，此义似尚未为人道。
儒者非不文、不能文，却确有非但不能文，且自豪于不文者。颜元就坦然自承其“诗文无能比于人”（《习斋记馀》卷三《寄陈宗文》，《颜元集》第442—443页）。薛瑄门人张鼎编其师文集（《薛文清集》），序引朱子赞程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二语为比，清四库馆臣以为“殆无愧词”，曰：“考自北宋以来，儒者率不留意于文章。如邵子《击壤集》之类，道学家谓之正宗，诗家究谓之别派。相沿至庄昶之流，遂以‘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送我两包陈福建，还他一匹好南京’等句，命为风雅嫡派。虽高自位置，递向提唱，究不足以厌服人心。刘克庄集有《吴恕斋文集序》曰：‘近世贵理学而贱诗赋。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则宋人已自厌之矣。明代醇儒，瑄为第一。而其文章雅正，具有典型，绝不以俚词破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薛文清集》）或许薛氏之文果真当得“布帛之文”、“菽粟之味”而“无愧词”，“布帛菽粟”却往往被儒者用来辩护其不文。徐渭就曾讥讽道：“菽粟虽常嗜，不信有却龙肝凤髓，都不理耶”（《与季友》，《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一六，第461页，中华书局，1983）！流播于坊间的讲义、语录，尤不文之甚。顾炎武即曾批评语录“不文”，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日知录》卷一九“修辞”条）。王夫之说，“语录者，先儒随口应问，通俗易晓之语，其门人不欲润色失真，非自以为可传之章句也。以此为文，而更以浮屠半吞不吐之语参之，求文之不芜秽也得乎？”（《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一五》，第849页）但也应当说，文质彬彬体现于人，即注重义理而兼擅词章——明清之际固不乏其人。后世所称大儒顾、黄、王，均可归入此类。其他尚有陈确等。这晨或有必要重复地说明，文人、儒者的分类，本为了方便论说。如顾、黄、王等，岂是此种指称所能范围的？
理学语境中的文人文论
读明代、明清之际的文字，你不难注意到，衡文于理学语境，文人的口吻通常无异于儒者。
自扬雄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扬子法言·吾子》），文人即袭此话头，以示志不在此，也成了一种常谈。《明史·文苑二》记唐寅，说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卷二八六）。唐顺之不欲人以“文人”目之，鄙“文士雕虫篆刻”以为不足道，比文事于“隋侯之珠弹雀”，“耗精力于无所用”，以词章求工为“诗文之障”，说为文不如求道，辞赋徒以溺心，甚至较之道学而不废吟咏者，议论更有其激烈（参看《唐荆川文集》卷六《答皇甫百泉郎中》、同书卷四《寄黄士尚辽东书》、同卷《与陈两湖主事书》等，江南书局据明嘉靖本重刊），既有功利尺度，又杂佛学世界观——或许也正因其本是文士，更有“陷溺”的焦虑？当年茅坤即疑唐氏“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参看同书同卷《与茅鹿门主事书》）。梁份曾引述唐氏之语曰：“以大地为架所不能载者，此烟消草腐之物”（《怀葛堂集》卷二《问真堂诗集序》，民国胡思敬校刊本），尽管其人可传者，无非此“物”。
文/质作为一种文学史的视野，影响于文人关于文事嬗递（质文代变）的想象，由来已久。在理学时代，文人为风尚所裹挟，更不免要以“道”与“文”权量轻重，论文/道、文/质，通常与儒者所见不殊。归有光就说：“夫道胜，则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胜，则文不期多而自多。”（《雍里先生文集序》，《震川先生集》卷二第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还说：“以文为文，莫若以质为文。质之所为生文者无尽也。”（《庄氏二子字说》，同书卷三第84页。按归氏此篇所谓“文”，非文辞之“文”；所论乃泛“文质”）。唐顺之说“文与道非二”（《答廖东雩提学书》，《唐荆川文集》卷五），意在强调道之为“本原”。屠隆则以为“道之菁英为文”（《刘子威先生澹思集序》，《白榆集》卷二，《明代文论选》第265页）。清初魏禧也说：“惟文章以明理适事，无当于理与事，则无所用文。故曰：文者，载道之器。”（《恽逊庵先生文集序》，《魏叔子文集》卷八）施闰章说：“文者，道之见于言者也。”（《陈征君士业文集序》，《施愚山集》文集卷四，第70页）——足证“主流思想”的笼盖。
晚明文人与王学的关系已经人论说。数百年之后的今人，已难以体验王阳明的文字对于文人的吸引力。与唐顺之并称古文大家的茅坤就说，“（唐宋）八大家而下，予于本朝独爱王文成公论学诸书，及记学、记尊经阁等文，程、朱所欲为而不能者……”（《茅坤集·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一《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 第83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此种议论，抽离其时的思想氛围，的确也无从解释。明代古文家与宋之欧、苏等神情之不肖，于此或可窥见一二。上文已谈到儒者对“儒先”及当代大儒由“文”的一面的极端评价。这里应当说，表服膺于理学家的诗文，已成彼时风气，即知名文人也未必能外。李东阳论文，以朱子为集大成（《篁墩文集序》）。陈献章尚止于以邵雍与杜甫并提，（“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后来操翰者，二妙罕能兼”），唐顺之竟以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者”（《与王遵岩参政》，《唐荆川文集》补遗卷三。南丰，曾巩），以为邵雍诗已深入少陵之堂奥，“兼乎二妙”。以道学眼看诗文，所见不免如此。倘若将此种议论简单地读作“皈依”，未必合于实际；无宁相信那是一种出自真诚的阅读体验，尽管大可作为文人自信力削弱之一证。明末汤显祖说：“我朝文字，宋学士而止。方逊志已弱，李梦阳而下，至琅邪，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尔。”（《答张梦泽》，《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七，第145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由上文可知，王夫之看当代“文字”，尚不曾用了如此悲观的眼神。
唐顺之说过，“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废”（《与茅鹿门主事书》，《唐荆川文集》卷四）。唐氏笼统地说“唐、宋而下”，事实却是，宋、明文人同在理学氛围中，精神意气仍显然有别。文人文化在两代遭际之不同，也应与理学在其时的意识形态地位有关。当明清之际，情况又微有不同。谈迁《北游录·纪邮上》记吴梅村语：“先儒讲道学，尝浅视之，就其所撰著，往往文人所未逮者，理彻而不须辞而传也。”谈氏自说“闻之瞿然有省”（第86页，中华书局，1981）。出诸吴氏，是否可以认为与易代过程中遭遇的思想震荡有关，而不宜仅由“时尚”、“风会”解释？
在理学氛围依然浓重、经学复兴正演成风气的这一时期，能由“影响剿说”中突围而出、于“语性命、谈治道”的风气中自异其面目的，却又是被目为“名士”者——文人中的文人，一种带有“破坏”倾向的文人。此种文人往往根柢佛老，另有学术背景。即如方以智，论诗就不乏奇思妙想。《通雅》卷首之三《诗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反复之，引触之，比兴而已矣。世亦有知比者，未可以言兴也。兴之为比深矣，赋之为比兴更深矣。数千年之汗青蠹简，奇情冤苦，犹之草木鸟兽之名，供我之谷呼击节耳。何谓不可引故事？何谓不可入议论？何谓不可称物当名？何谓不可消遥吞吐、指东画西、自问答、自慰解耶？故曰：兴于诗。何莫学夫诗。诗之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惜乎日用而不知，虽兴者亦未必知也。水不澄，不能清；郁闭不流，亦不能清。发乎情，止乎礼义。诗以宣人，即以节人。老泉曰：穷于礼而通于诗。立礼成乐，皆于诗乎端之。春秋律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皆于诗乎感之。道不可言，性情逼真于此矣。言为心苗，有不可思议者。谁知兴乎？知《易》为大譬喻，尽古今皆譬喻也，尽古今皆比兴也，尽古今皆诗也。存乎其人，乃为玅叶。何用多谈！”方氏大“诗”，广“诗”，泛“诗”——其人说《诗》，岂止内行，岂但没有儒者、学人式的迂陋！针对《庄子》“文灭质，博溺心”的说法，方以智说：“伏羲不当画六十四卦，黄帝不当作甲子干支矣！且问：天地许多日月星辰，七十二候，人身生许多经络骨节穴道，是‘文’耶？是‘质’耶？如何‘博’？如何‘约’？”“《庄子》书是文灭质否？博溺心否？”（《药地炮庄·〈缮性篇〉评》）这确是有力的一问！
即使上文一再提到的后世以“文”名而当时近“道”的文人，也并非一味袭用道学口吻。归有光就说过：“夫文章为天地间至重也。”（《保圣寺安隐堂记》，《震川先生集》卷一五第401页）唐顺之也说：“自古文人虽其立脚浅浅， 然各自有一段精神不可磨灭。开口道得几句千古说不出的语话，是以能与世长久，惟其精神亦尽于言语文字之间，而不暇乎其他，是以谓之文人。”（《答蔡可泉》，《唐荆川文集》卷七）即使仍不无关于文人的偏见（“立脚浅浅”），却解释了其人经久的文化生命。其所谓“文人”，不过有偏至而已（“惟其精神亦尽于言语文字之间”）；经了他的界定的“文人”，又岂可鄙薄！到本文所论的时期，钱谦益题纪映锺（伯紫）诗，用了夸张的态度，说“如其流传歌咏，广贲焦杀之音，感人而动物，则将如师旷援琴而鼓最悲之音，风雨至而廊瓦飞，平公恐惧，伏于廊屋之间，而晋国有大旱赤地之凶”（《题纪伯紫诗》，《牧斋有学集》卷四七第15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尽管用了调侃的态度，却令人大可相信，即使在“理学时代”，文人对于其文的价值、功能，也未曾全然失却信念。
陈子龙对儒者论《诗》不表佩服，说：“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后之儒者则曰：忠厚。又曰：居下位不言上之非，以自文其缩然。自儒者之言出，而小人以文章杀人也日益甚。”（《陈忠裕全集》卷二一《诗论》，嘉庆八年刊本）江右魏际瑞则表不佩服于儒者之诗，说：“程、朱语录，可为圣为贤，而不可以为诗；程、朱之人，亦为圣贤，而作诗则非所长也。”（《与甘健斋论诗书》，《魏伯子文集》卷二，《宁都三魏文集》）原是一种事实，但在当时说出，未必不需要勇气。其弟魏禧也认为儒者之文有七弊，即“晦重”、“烦碎”、“泛衍”、“方板”、“靡弱”、“重袭古圣贤唾馀”、“每一开口，辄以圣人大儒为开场话头”（《日录·里言》，《魏叔子文集》）。其中“方板”，及“袭古圣贤唾馀”、“以圣人大儒为开场话头”，最是通病。黄端伯更直截了当地说“竖儒不能标胜于文，乃窜于理以自匿，鄙俚不韵，达者迂之”（《瑶光阁集》卷一，乾坤正气集）。前于此，祝允明对理学家的文字，就非但不表佩服，且大有讥评（参看《祝子罪知录》）。
陈洪绶发表过一篇通达之论，说自己赞同陈继儒（眉公）关于诗文与讽谏的见识，曰：“若诗文有不关讽谏者当不刻，有关讽谏而不佳者刻无失，则世不传佳诗文矣。”仅以“讽谏”与否为衡度，即“不知古来诗文有以其品重而传，有其人不足传而文词绝妙，与六经诸子史不朽者”（《题花蕊夫人宫中词序》，《宝纶堂集》，康熙乙酉序刊本）——不同于寻常道学之见也不同于世俗成见。即使其人“品”不足传，仍无妨于“文词”之传，且“与六经诸子史”同其“不朽”，则“文词”之传不传未必与“道”有关，甚至不必赖有唐顺之所谓的那一段“精神”。这种议论，确非道学中人所敢闻。陈维崧说，“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词选序》，《湖海楼全集·文集》卷三）。所谓“无异辙”，未必非意在为诗词争地位。相信“文”有其不依附于“道”的独立价值，汪琬不以为然于儒者所谓“文者载道之器”，质疑文、道关系的普遍适用性。他区分“为文有寄托”与“载道”，曰：“夫文之所以有寄托者，意为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与气举之也，于道果何与哉？”（《答陈霭公论文书一》，《清代文论选》第240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是否也可以认为透露了风气暗中转移的消息？理学语境中“文人”的思想贡献，自然不限于此。这一话题或有机会在其他场合继续展开。
为便于分析，本文不得不使用关于“文人”、“儒者”的全称判断，这是有必要说明的。颜元说：“吾辈能认取‘焕乎’之文章是甚物事、是甚光景，则不惟八股帖括、八大家古文非文，虽《四书》、《五经》亦止记此文章之册籍，并不可言‘文’矣。”（《四书正误》卷三，《颜元集》第198—199页）所用的是排除法，由对其他种“文”的抹煞、贬低而界定是“文”非“文”。他明确地表示自己所论非“文”的等级问题，而是性质问题（即是文非文），阐说此意不厌重复。如说：“文之一字，孔子以前未误。尧之文章，文王之文，孔子在兹之文，是经书文字乎？认‘文’作经书文字，误自汉、宋耳。”（同上第194页）“古者不惟无帖括、 八大家等文，并无汉宋注疏、章句、语录之文。文，《诗》、《书》、六艺耳。《诗》、《书》亦只是三物之谱……”（《四书正误》卷四，同书第213页）他所谓“文”固非文墨，当然更不是辞翰、文艺，即不是文人所谓的文，文人所从事的文。是、不是，斩钉截铁，不容有折衷的余地。而这“不是”正是颜元所着重表达的。颜氏说“文”，与其言“学”相通。他的说“文”，有当代理学、经学批评的明确的针对性。参看拙着《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上编第二章第一节，该书第114—115页。“文”、“质”的语义、语用，系于论域、语境。王夫之说礼有文质，略近于今人所说的“形式—内容”：“不废其朔，质也，而将其敬，不从其情，则文也；不违其时，文也，而致其爱，不蕲乎美，则质也。”（《宋论》卷一，《船山全书》第11册第37页，岳麓书社，1992）在以上表述中，文与质何为形式，何为内容，却又难以厘清。王、黄议论之合，另如王氏说“直情径行，礼之所斥也”（《俟解》，《船山全书》第12册第487页）；黄宗羲亦引子游所说“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留书·文质》），若合符节。黄氏该文说“天下之为文者劳，而为质者逸，人情喜逸而恶劳，故其趋质也，犹水之就下”，也大异于常谈。他在《俟解》中说：“若以朴言，则唯饥可得而食，寒可得而衣者为切实有用。养不死之躯以待尽，天下岂少若而人邪！”（第487页）他以为人之为人，“必于饥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者”求之（同上第488页）。基于此， 他激烈批评先秦农家之曰“勤”曰“朴”，导致尊卑上下秩序、礼乐文明的破坏（《四书训义》卷二九《孟子》五，《船山全书》第8册第329页，岳麓书社，1990）；将世俗所乐称的“朴实”、“率真”归结为“庶民”之为庶民，也即禽兽之为禽兽（参看《俟解》，第478—479页）。与“庶民—禽兽”相对的，自然是礼乐文化所赖以寄存的士林精英。王夫之以为，“言愈昌而始有则，文愈腴而始有神，气愈温而始有力。不为擢筋洗骨而生理始全，不为深文微中而人益以警……刻露卞躁之言兴，而周、唐之衰亟矣”（同上第344—345页）。”（同书第344—345页）——非止于关于“《诗》教”的常谈，此种诗论文论与他关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议论逻辑贯通，也见出他的思想的一贯与彻底。全祖望《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子》批评黄氏“文人之习气未尽，以正谊明道之馀技，犹留连于枝叶”（《鲒椅亭集》外编卷四四）。近人朱倓说黄氏之文“往往为感情所驱使，好为过实之言”，其议论“褒贬任情，抑扬失实，即其纪事，亦有类此者”（《明季杭州读书社考》，《明季社党研究》第231—232页，商务印书馆，1945）。但由另一面看，学人而文人名士，岂不正做成了黄氏的丰富性？陆世仪有“有用文人”、“无用之辞章”一类说法（同书同卷）。王源说“文”之功用，“而使人得之如药之可以疗病，如麻丝谷粟可以温、可以饱，如水沃焦而火可御寒也”（《复陆紫宸书》，《居业堂文集》卷六）。彭士望以“经济”尺度衡文，关心在“虚/实”及适用与否：“故曰：文者虚器，诗者感兴之端倪，中无以实之，则必不适于用。”（《与胡致果书》，《树庐文钞》卷三）持此尺度，对唐、宋诗人文人均有不满。宋濂说苏氏：“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宋之文莫盛于苏氏。”（《〈苏平仲文集〉序》，《宋濂全集·芝园续集》卷六第1575页）以下即对于三苏的赞美。方孝孺号称粹儒，语涉文/道，拘执甚于其师（宋濂），却以庄周之书、李白之诗、苏轼之文为“神”（参看其《苏太史文集序》，《逊志斋集》卷一二）；另文说苏轼“魁梧宏博，气高力雄，故其文常惊绝一世，不为婉昵细语”（同书同卷）。至少在这种场合，并没有失却衡文的正常心态。王氏批评宋诗宋文，态度峻厉（参看《宋论》、《姜斋诗话》）。他对于三苏的激烈批评，不全着眼于“辞翰”，往往别有旨趣（即如针对他所以为倾险的策士人格）。但他的批评又非无关于辞翰。即如他批评韩、柳、曾、王之文的“噍削迫塞”为“情淫”，对三苏的文字也有类似的说法。凭借特有的视野，不惟所见之三苏，且所见之元、白等，也不免大异于人（包括他儒），固有显然的偏见，深刻处却也有其他论者所不能到。王氏诗论、文论（如《夕堂永日绪论》内外编、《南窗漫记》）中的文人，与其他论述（如《诗广传》）中的文人，又有不同。须将不同角度、旨趣的论述并读，才能知其人对有关人物（如陶、杜）的复杂态度。设若摘出若干字句，径以之为王氏的“杜甫论”，则难免于误解。如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一书也论到李贽的“心学因缘”、汤显祖的“心学渊源”、冯梦龙、公安三袁与心学的关系（参看该书第四章）。该书还具体分析了嘉隆间著名文人唐顺之、王慎中、徐渭等与王学的关系。关于公安三袁、张岱与王学，夏咸淳《晚明士风与文学》也有论说（参看该书第1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严格说来，所谓‘唐宋派’的主脑人物王慎中和唐顺之，实际上是宗宋派——说得更清楚些，是道学派，因为他们真正推崇的，首先是宋代理学而不是文学。”（下卷第七编第三节《唐宋派及归有光》，第24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而王、唐所受当代思想的影响，主要来自王学，交游也大有王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