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歧路灯》研究平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歧路论文,台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歧路灯》是清代乾隆年间创作完成的长篇白话小说，一百零八回。作者李绿园，河南宝丰(今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宋寨村)人。小说讲述了书香门第子弟谭绍闻因受诱惑堕落败家，后几经坎坷又浪子回头、重振家业的故事。小说虽以明代嘉靖年间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但实际描绘的还是作者所生活的康雍乾时期，完成后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于豫西南地区。至1980年，中州书画社排印出版了河南社会科学院栾星校勘的三卷本《歧路灯》，开始在海内外广泛传播，并引起了学界热议。《歧路灯》在台湾的研究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以研究价值取向和时序为矩，台湾的《歧路灯》研究可分作四种类型。 一、批判性泛化研究 《歧路灯》在台湾的研究最初带有典型的批判性、泛化特征，学者多以论辩的形式就大陆学者支持的观点进行批判，在切中骨綮的同时也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 (一)文学史定位 《歧路灯》的文学史定位是学者分歧最大的问题。在定位问题上推崇者如郭绍虞、朱自清、姚雪垠、栾星等人，他们认为：“(从思想道德来说)它的价值要高出《红楼梦》、《儒林外史》万万”(郭绍虞)；“《歧路灯》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朱自清)；“《歧路灯》是古典长篇小说第三阶段发展成熟的标志”(姚雪垠)等等。他们极力通过它与四大名著的比较来提高《歧路灯》的文学史价值。但这一时期的台湾学者，除余崇生①表达了与大陆学者类似的观点之外，其他都对这一定位持怀疑态度。1983年1月12日，台湾《中国时报》刊发王孝廉的《〈歧路灯〉的再发现与再评价》一文指出： 这部被埋没了两百多年的小说是一本相当可读的小说，但充其量只能和另一本类似的小说《蜃楼志》相等；将它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并列而为清代的三大小说，是有些言过其实的。② 1983年1月13日，《台湾联合报》刊登曾敏生的《再放光芒的〈歧路灯〉》也指出： 就小说技巧及文字感染力来说，是远比不上《红楼梦》的。而《儒林外史》的嘲弄手法及“反制”思想，亦令其别树一帜。这也是宣扬纲常名教的《歧路灯》所不及之处。尽管如此，在《红楼梦》出现之前，《儒林外史》之后，《歧路灯》无疑是一部相当重要的作品，其整体成就实高于《野叟曝言》、《儿女英雄传》等清人小说，而不应该为文学史家所忽略。③ 在这种明确的文学史定位之外，也有人持一种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歧路灯》的文学史定位。1983年1月1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了蔡源煌《透视〈歧路灯〉的光影》一文，文章指出： 发现了埋没两百年的作品，而这部作品如果又在水平线以上，介绍的人自然如获凤毛麟爪，激情而热烈地去恭维它。若是换上我自己，必然也是这种心情和态度。然而重新评估、肯定一部被埋没的作品，倘若一味地拿它来和已成定识的经典相提并论，东比较西比较，打骨子里便不是一桩高明的事。每一部作品均有特色，各有优缺点。④ 蔡先生强调，文学作品的文学史定位要客观真实，不能感情用事，要先弄清楚这个作品是什么，而不是以一个作为尺度来衡量另一个。他的这种学术眼光是科学严谨的，有助于《歧路灯》研究的持续深入。 总的来说，在《歧路灯》的文学史定位上，台湾的学者是比较审慎的，他们既没有大陆学者的那种文化情结，且多持对抗姿态，自然也就批评多于赞赏了。 (二)小说结构 从朱自清关于《歧路灯》的结构“圆如转环，滴水不漏”，“是中国旧来仅有的两部可以称为真正‘长篇’的小说之一”的判断开始⑤，国内学者就把这一论断当作了推重《歧路灯》的制胜法宝。但台湾学者同样对这一判断持批判态度，王孝廉指出： 首先是这部书结构太简单，洋洋大观的六十万字，其结构是： 原始：从第一回的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进士谭永言到他的儿子谭孝移，是一个书香的世家。谭孝移是个守本分的读书人，四十岁得子，这个五月五日生的儿子谭绍闻就是本书的主角。从第一回到第十二回谭孝移病榻嘱儿，写的全是做父亲的望子成龙，要儿子“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事。 历劫：谭孝移死后，谭绍闻因为交友不慎而开始堕落、吃喝嫖赌、卖田荡产、狎尼养娼，无所不来，这是全书主要内容，从十二回到八十六回。 回归：八十六回以后，浪子回头，又开始读书，结果父子并试，取中儒童第一名，然后是随征倭寇，立功行赏。然后为儿子娶妻纳妾，俱受皇恩，又恢复了他们原先的书香门第。 很多古典小说固然都以这种结构进行，可是《歧路灯》的故事结构实在是太过于简单，其中写谭绍闻的堕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有许多都是重复的。⑥ 蔡源煌也指出《歧路灯》与《儒林外史》及《聊斋》这样的短篇比起来，“故事情节单薄，复杂化不够”，“难免显得结构松懈”。这样的评判有一定的道理。《歧路灯》以谭绍闻人生经历为单线的叙述模式，虽然有助于创作的展开，但在小说情节设计上确实单薄了些。对于这个问题，大陆学者基本没有持否定态度的。那种在权威者影子里异口同声的赞扬，束缚了那个时代大陆学者的思想，不利于《歧路灯》研究的深入，也没有客观地发掘《歧路灯》结构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三)人物塑造和小说语言 在人物塑造和小说语言这一文学性特征的评价上，台湾学者与大陆学者有着较大的相似性，基本都持肯定态度。蔡源煌指出“《歧路灯》一书最是显而易见的优点在于人物造型的呈现，一部喜剧式小说，其角色的刻绘可能较具有悲剧情节的角色难以处理。作者在这方面应该是成功的”。在小说的细节描写上，蔡先生评价更高： 说到王氏迂腐昏愦，可真不胜枚举，譬如说，儿子赌博榆钱，回了家佯装要自杀，王氏就赶紧取了八十串银两交付。这些细节不但有趣可读，而且都堪称喜剧嘲讽文学里人物造型之登峰造极。⑦ 在文学性问题上，对《歧路灯》批判最重的王孝廉也给予了较高评价。他指出人物刻画的成功，与语言的活泼生动是《歧路灯》最大的优点： (《歧路灯》)有些人物的刻画和语言的对白写得是相当好的，人物方面比如写谭绍闻的母亲的无知，谭绍闻前妻孔慧娘的贤淑，忠仆王中的老实和愚忠，谭绍闻续弦巫翠姐幼稚与泼辣，都是相当成功的。⑧ 不过在小说的河南方言问题上，王先生还是给予了审慎的评价，他指出： 《歧路灯》中使用的河南方言对于河南人姚雪垠来说固然亲切，可是读者毕竟不全都是河南人，就像用山东的朴素语言写的《金瓶梅》，对于不是山东人的读者来说，仍然是有许多难懂之处。⑨ 王孝廉对《歧路灯》的评价，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最中肯的。他既看到了《歧路灯》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细腻生动，也看到了《歧路灯》叙述语言在“掉书袋”、“谈哲理”问题上的啰嗦乏味，这在当时风起云涌的“张灯”狂潮中，尽管显得另类，却是极具建设性的。 总之，这一时期《歧路灯》在台湾的研究并没有形成规模，他们对《歧路灯》的研究是针对大陆学者的议题展开的，是泛化的，并且大多持否定的批判态度，但也有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关于这一批判性泛化研究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两个： 1.《歧路灯》出版发行后境内外的轰动效应。 1980年底《歧路灯》出版后，《河南日报》等30多家大陆媒体积极宣传推介，短期内造成30万套《歧路灯》脱销局面。据报道，香港三联书店一次订购了7000套，在两个月内被抢购一空；上海市新华书店更是一次性订购10万套以应对火爆的市场需求。“日本东方书店，新加坡、加拿大的报刊也对此书进行介绍。十一月间，菲律宾马尼拉的一家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还开始逐回连载《歧路灯》的全文”⑩。同时，《歧路灯》的各种评介及学术活动相继展开，学者们纷纷对《歧路灯》给予较高评价。在这种近乎狂热的传播中，《歧路灯》也传入台湾。这种因文学而发生的狂热事件促使台湾学者更为细致地研究《歧路灯》。 不过，在积极关注的同时，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对抗也使他们无意识地选择了批判性思维，于是对抗的研究思路就此形成。从这一时期几位学者的行文来看，他们在文中不时提出“中共作家姚雪垠”这个话题，并都将矛头指向姚雪垠的序言，即凡是姚雪垠倡导的，他们都极力地予以反击。譬如王孝廉在《歧路灯》人物形象塑造问题上本来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且对盛希侨的形象塑造评价相当高，但当姚雪垠说道“盛希侨很像文革时期的高干子弟”的时候，王孝廉就批评他说： 我觉得这个纨绔子弟盛希侨除了气焰嚣张和一看到书本就头疼以外，并没有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比起那些依仗父亲权势而为非作歹的高干子弟要可爱得多，而他性格中所具有的正义感与豪迈气质也远非一般高干子弟能够望其项背。(11) 这段文字是比较能够显现出文学批评上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尽管这种意识形态的因素最终会被学者们严谨的学术态度所淹没，但此时的批判性研究的形成无疑无法回避意识形态对抗的因素。 2.西学背景下的学术视野。 这一时期台湾学者《歧路灯》研究特点的形成还与他们复杂的西方文学理论背景有关。他们在《歧路灯》小说类型的定位、《歧路灯》现实主义的特征、《歧路灯》研究方向的设定等方面都发表了建设性的意见，这与他们的学术视野关系密切。譬如在谈到小说文学史定位的时候，王孝廉先生引入了日本小说理论，并以为尺度来衡量《歧路灯》： 日本近代文学理论的建立是始于明治二十年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坪内大胆地排斥了江户时代以来，以小说为劝善惩恶工具的传统文学观念，而提出“小说之主脑在于人情，其次是世态风俗”的主张，由此而使日本的近代小说发展而为独立的艺术。李绿园的《歧路灯》之所以不能成为第一流的小说，其原因正是在此。(12) 在这段文字中，王先生借用日本小说理论指出，小说的主脑在于“人情”而不在于“劝善惩恶”，并以此作为批判《歧路灯》的依据，明显是学术背景使然。 当然，西学背景对《歧路灯》研究的介入不全是批判性的，也有建设性的，对后期《歧路灯》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广的学术思路，譬如蔡源煌在《歧路灯》的类型问题上就很有创建。他指出： 《歧路灯》一书，若要严格归类，是一部喜剧式小说。按弗莱所做的虚构模式的分类，它是介乎喜剧型低调模拟(或写实)与嘲讽之间的作品。(13) 除了类型定位之外，蔡先生还指出，《歧路灯》的研究要开拓自己的独立视野，不要“拿它来比这个比那个”。这样的定位和研究思路摆脱了大陆学者现实主义的单一概念化构想，扩大了《歧路灯》研究的视野。 此外，曾敏生也指出： 这部长篇与《金瓶梅》颇为接近，同属西方文评家所谓的“风俗人情小说”。在题材方面，这部小说的焦点是主角的成长，这个过程包含历练和“启悟”，因此与西方小说中青年人逐步成长和认识世界的作品Bildungsroman(成长小说或修养小说)有点儿类似。(14) 曾先生的这个类型定位很有启发意义。1987年，台湾辅仁大学韩国留学生郑在亮的硕士论文《歧路灯研究》，就承续了这一定位；1990年代，大陆学者李延年也将《歧路灯》定位到了成长小说上，并将其与西方的类似小说进行比较。20世纪末台湾学者吴秀玉先生也将《歧路灯》定位在了“有关教养的小说”上，这些应该说都和曾先生的引导有重要关系。 总之，1982年前后台湾的《歧路灯》研究规模并不大，但却特色鲜明。他们在风潮涌动的文学狂热中保持了一份冷静，尽管有些意识形态的对抗性因素，但也保持了学术独立。他们用旁观者的冷静与西学背景下的严谨与科学的学术态度，为《歧路灯》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对一些学界热议的话题给予了澄清，在《歧路灯》的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学性细化研究 1983年前后，随着王孝廉、蔡源煌、曾敏生、郑培生、侯建(15)、余崇生等人研究论著的发表，台湾也掀起了一股《歧路灯》热潮，“坊间出现了不少排印本”，譬如新文丰出版社(上中下三册)、逸群图书有限公司(全一册)、绿化文化事业公司(上下两册)、大申书局(全一册)(16)。但这之后，《歧路灯》研究逐渐湮灭，直到1986年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陈翠英女士的硕士论文《〈歧路灯〉研究》的出现。1987年，留学于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的韩国籍硕士研究生郑在亮，也完成了《〈歧路灯〉研究》的硕士论文。这两篇《歧路灯》研究领域里最早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先后出现，使台湾的《歧路灯》研究一跃成为全球《歧路灯》研究的执牛耳者。 相比较于第一时期的《歧路灯》研究，陈翠英和郑在亮的研究更为全面深入，他们在第一阶段研究结论的指引下，深入开掘《歧路灯》的文学价值，全面细致地将《歧路灯》的艺术魅力展示在了学界面前。陈翠英的这篇文章，就论题设立的全面以及研究的深度来说，是超越了同时代的大陆学者的，尤其是她在小说的创作缘起和小说结构的“契约”概念引入上，即使今天看来也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她在《歧路灯》创作缘起一章中指出： 《歧路灯》承继自儒学的载道传统、偏狭的小说观，使其书有岸然道貌；时代文学思潮的承袭及现实生活的体验，则助其观察的视域深入黑暗的角隅，剖陈属于中下层的庶民生活，遂杂糅出《歧路灯》一书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貌。亦即是说，其价值观、小说观容或属于知识阶层，其不能排拒的通俗文学趋向及一己的生活经历，却属于平民百姓的步调，后者助使《歧路灯》解脱了狭隘创作观的束缚，而开展出鲜活的生命图册来。也因为这个特色，我们不致为作者拘腐的声言所退阻，而得以超越其拘隘的小说观，径自进入作品的内在世界，作更深入的抉发及探索。(17) 对《歧路灯》的创作缘起和小说文学特征的对立关系问题，鲜有学者探究(18)，因此，陈翠英的这个论题是有建设意义的。 此外，引入“契约”概念有积极的方法论革新意义。陈翠英在《歧路灯》的结构分析中，引入了古添洪在《唐传奇的结构分析》一文中使用的“契约”概念，并认为《歧路灯》情节的变化就是父子之间契约的履行情况： 援引以契约为定位的理论架构，则谭孝移之死虽然终止了一个父亲对其子所能提供的具体护卫，无法履行“教子以尽父责”这层人伦上的契约，但它显然随即由另一种形式的契约关系所取代。孝移是立约者，签约者则是绍闻。虽然他只是懵懂的幼孩，尚未意识到这层关系对其生命所涵具的意义，但孝移要绍闻“灵前”、“坟头”毋忘告祭其亡魂，预言死后仍将守护、督察着绍闻的一切，毋宁已将这份契约化为绍闻生命一道不能抹却的烙印，无论绍闻仅有薄弱的自觉，且其后几乎不曾有过主动而积极的实践，此一契约的存在已通过与另一契约的冲突得到充分的彰显，在绍闻此后陷溺仆跌的人生历程中，二者此消彼长，破坏、建立、反复循环，藉着“不稳定的连续”揭露了作者所欲表达的内在意涵。(19) 此前的台湾学者对《歧路灯》的结构并不看好，认为结构太过于松散，但对其结构何以松散、结构形式对主题的彰显有何意义等问题并未触及。同一时期大陆学者对结构的关注尽管较多(除了朱自清所谓的“圆如转环、滴水不漏”之外，还有人提出《歧路灯》的“羽状结构”(20)概念，详论结构与情节及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21))，但就引入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方法，并有效地将之运用到《歧路灯》的结构分析中，推动《歧路灯》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没有人能超越陈翠英。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对结构问题的关注并非陈翠英首倡，但她“契约”这一现代方法论的引入无疑在当时是有革新意义的。 在论文的结论部分，陈翠英也对《歧路灯》的文学价值进行了定位，她指出： 正如华伦、韦立克在《文学理论》中所指：“偏执的小说观无法成功地创立一种伟大的艺术的文学”，《歧路灯》承担了太多传统 的包袱，其不能在小说史上立居重要席次，这点通过全面的剖析之后，殆可成为定论。(22) 陈翠英认为《歧路灯》在小说史上的定位不能居于重要席次，但她同时又指出，《歧路灯》是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是“一块提供文化反省的矿石，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在陈翠英的这篇文章提交之后的第二年，即1987年，留学于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的韩国籍硕士研究生郑在亮，也完成了《〈歧路灯〉研究》的硕士论文。郑在亮的文章同样也是典型的西方文学理论背景中《歧路灯》研究的重要成果。相比陈翠英的文章，郑文的创新点并不多，但它“比较文学”理论的使用自觉更为明显，尤其是它在《歧路灯》“教育小说”的类型明确定位上，给后来学者提供了重要启发。郑文认为：《歧路灯》可以说是一部具有相当成就的长篇小说，就以《歧路灯》的创作动机、主题与艺术风格来说，它在中国小说史上堪称为造诣精湛的“教育小说”(23)。 作为这个时期仅有的两篇《歧路灯》研究的文章，它们在典型的西方文学理论的背景中，利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得出了许多超越大陆同期研究的建设性结论。这种建设性的结论无疑改变了1980年代初台湾学界对《歧路灯》失于简单的肯定和否定的学术态势，并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台湾《歧路灯》研究的风向标，为下一个“文化研究”时代的到来吹响了号角。 三、建设性文化研究 1987年郑在亮的《歧路灯》研究学位论文之后，《歧路灯》在台湾的研究又一次归于沉寂，报刊书籍也见不到任何《歧路灯》的评介文字，这种悄无声息的态势直到十年后才被打破。1996年，台湾宜兰大学教授吴秀玉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出版，引领台湾《歧路灯》研究进入了文化研究时期。吴教授以丰富的文献占有、建设性的文化元素发掘成为台湾地区《歧路灯》研究第三期的坐标原点。 吴秀玉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共分七章，分别是：《歧路灯》的动机与经过、李绿园评传、《歧路灯》之流传、《歧路灯》之写作背景、内容与思想评述、创作艺术和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地位。她对李绿园的家世、生平事迹、著述及《歧路灯》的流传、写作背景、思想内容、创作艺术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和探讨。吴著文献之翔实，超过以往任何《歧路灯》研究著作，是《歧路灯》研究的重要资料库，在今日研究《歧路灯》的学人中可谓首屈一指。但在吴秀玉的《歧路灯》研究中，最重要的不是她对文献的穷尽式占有，而是她对小说“教育”价值的定位及对中华文化元素的积极发掘并大力弘扬。她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 教育是国家的百年大计，民族命脉之所系。笔者不敏，忝为教育工作者的一员，匆匆二十余载，体会既深，感触亦多：随着社会安定、工商发展而带来的富裕却因文化失调而价值观念错乱，争名逐利，贪婪奢靡，败德坏俗之风如江河日下，势不可遏。青少年学子耳濡目染，颓唐堕落，乃至沦入犯罪之途，日趋严重，为未来国脉民命带来隐忧，值得吾人深思，更是为政及从事教育工作者急需用心的课题。 《歧路灯》……概括了古今青少年失足犯罪的一般规律，实可作为今天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借鉴。(24) 她在结论中又说： 不能把《歧路灯》当作一般的“世情小说”来看待……李绿园更是一位思想家、道学家、教育家，就其《歧路灯》自序所谓的“善者可以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于纲常彝伦间，煞有发明”，这个表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师生、主仆等各方面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深具淑世教育意义的实用价值，就足以胜过《红楼梦》和《儒林外史》。(25) 吴秀玉的这部著作之所以被冠以“建设性的文化研究”，原因正在她的这几段文字里。第一，作为这个时期台湾地区唯一的一部《歧路灯》研究专著，吴秀玉教授以教育为著述的动机，又以教育的实践为挖掘《歧路灯》价值的航灯，突出强调《歧路灯》在小说创作动机、情节结构、叙事艺术等方面展示出的教育训导意识，她以教育者的心境去解读《歧路灯》，去搜罗、建设《歧路灯》中点滴的教育文化元素。第二，吴教授通过文学比较指出，《红楼梦》或《儒林外史》自有它超越《歧路灯》的所在，但在社会文化的建构问题上，《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无疑是“解构性”的作品，而《歧路灯》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建构性”作品，是对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建设意义的。社会发展的常态不是解构，而是相对稳定下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歧路灯》的建设性功用就更为彰显了。 另外，吴秀玉的《歧路灯》研究还与她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和中华文化情结关系密切。吴秀玉的丈夫高双印原籍宝丰太平村(今平顶山市新城区东太平村)，与《歧路灯》作者李绿园的家乡隔河相望，高家与李家又是世交，高双印本人与李绿园第七世孙李春林更是至交。幼年时的高双印从其父高侠轩筹办的学校中读到《歧路灯》后，就开始寻访李绿园的生活遗迹，并从李春林处获得大量有关李绿园生平家世的珍贵文献。后因政治原因，高双印随家迁居台湾宜兰，之后便与大陆隔海相望，那种漂泊的孤寂只有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忆中得到短暂的缓解。改革开放以后，两岸关系解冻，高先生成为第一批获准到大陆探亲的台湾人。那时的大陆，《歧路灯》研究正处于鼎盛时期，李春林又积极鼓励高双印将《歧路灯》在台湾发扬光大。在这种情形下，返回台湾的高双印就同吴秀玉制定了《歧路灯》研究计划。之后夫妇二人几度往返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以五年之功，重走李绿园走过的足迹：“凡绿园行迹之处，《歧路灯》流传(收藏)之区，不惜代价、不计辛劳，作广泛而深入的蒐集调查……终于草成此三十余万字之研究初稿”(26)，“期就教于贤达，为光大乡土文学略尽绵薄”(27)。可以说，高双印、吴秀玉的《歧路灯》研究，最直接目的就是要全力挖掘李绿园及《歧路灯》所蕴藏的厚重文化质素并慰藉自身强烈的中华文化情结。因此，他们的《歧路灯》研究就是文化寻根和文化建构的重要表征。 总之，1990年代台湾地区的《歧路灯》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不过同时期的中国大陆，《歧路灯》研究也不景气，自1990到1996年，共有公开发表论文23篇，比1980年代少了许多。但就台湾地区而论，《歧路灯》研究尽管只有吴秀玉教授的这一部专著，但其质量确是上乘。它紧紧抓住了时代的律动，以文化传承和社会风气净化为旨归全面深入挖掘起来的文化质素，无论是对台湾还是中国大陆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四、专题研究 从1996年吴秀玉教授的专著出版之后，台湾地区的《歧路灯》研究进入了潜沉期，专题研究成为学术潮流。从那时至现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公开发表的《歧路灯》研究文章数量不多，共约10篇左右。不过，一个新的亮点是这一时期文学史教程(28)及文化相关著作(29)也开始对《歧路灯》给予著录介绍，还有一些成语词典(30)也大量收录《歧路灯》里的语用材料，对《歧路灯》的宣传推广产生了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2010年8月，中国大陆的平顶山学院召集并承办了首届“《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两岸学者就《歧路灯》研究发展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在学术交流、资源共享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次会议的召开，为台湾《歧路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激发了更多学者对《歧路灯》研究的热情，使台湾的《歧路灯》研究视域更广，开掘更深。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台湾《歧路灯》研究总体呈现出专题研究态势，但专题内还可以细化为文化和文学两个方面，主要以文化专题为主。 (一)文化专题 2000年，台湾《清华学报》刊发了美国加州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黄卫总教授的《小说与家训：清代长篇小说〈歧路灯〉的劝惩逻辑》一文，成为这个时期最早的《歧路灯》文化专题研究的代表。文章以“小说与家训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强调指出《歧路灯》同时期的小说创作总体上都有“家训”的功用。许多小说，譬如《续金瓶梅》有《家训须知》，《八洞天》有《明家训》等，小说的创作就是在为“家训”寻找较好的表现与接受方式： 《歧路灯》……与《家训谆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许多读者是把两者连在一起读的。……稗官小说和箴规在中国传统目录学中本来就是两个非常接近的文体，所以把小说作为家训来读并非如现代读者以为的那么“离谱”。通过对《歧路灯》和《家训谆言》的细读……认为作者是将《歧路灯》作为虚构的“家训”来写的。但是小说成功之处也恰恰是其能超越家训教条限制的地方。(31) 黄卫总从《歧路灯》入手，引入明清之际小说创作与家训关系的探讨，全面分析指出小说创作通常是作者个人意志的一种呈现，在中下层知识分子手中，小说的创作便常常与他维护自身家族利益关系密切。因此，小说的创作便成为家训或者箴规的另一种呈现形式，说教或者人生经验的传递便是必不可少的了。不过他同时又指出，《歧路灯》尽管与家训关系密切，但它在文学形象的创造上使它没有陷入说教，它的优秀正在于有效地将说教性的家训与形象化的小说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与黄卫总将《歧路灯》看作是李绿园家训的故事化不同，陈美蓉的《〈歧路灯〉文士研究》则认为《歧路灯》的创作不只是拘泥于自身家族命运的家训小说，而是为中国传统士人寻找人生出路的、具有超越一家之囿的淑世之作。陈美蓉认为，《歧路灯》在文士形象的塑造上是很成功的，它不仅保有了文士应有的卫道形象，但又能让人在阅读时不感到乏味： 一般而言，文士负有教化的责任，因此在小说里他们多以道学家的面貌示人。这种类型化的描写使得文士变得呆板无生气，但是李绿园却让文士跳脱道貌岸然，行住坐卧问皆严格遵守儒家礼仪规范的刻版印象，成为活着的文士。(32) 她还指出，《歧路灯》的文士塑造不是简单的士子形象描绘。作者在塑造这些形象的时候，首先从传统士人的理想抱负着手，进而表现文士理想抱负的转变，接着呈现循着科举之路上来的文士其对家国人民的贡献，并最终表达出周旋于官民之间的缙绅文化。可以说李绿园的文士塑造秉持了传统的国家人才观，是中国传统文化凝聚的结果。 此外，蔡慧琴的《〈歧路灯〉中的无赖集团——浅论清代无赖份子的社会流动》一文也具有文化开拓意义。先前对《歧路灯》无赖分子的研究主要以形象塑造艺术为中心，不触及无赖分子的活动造成的社会问题。但蔡慧琴的文章却立意于清代无赖分子在社会纵向层面的流动问题，即是考量社会的变迁是否和无赖分子的社会地位掘进有关，她指出： 历代皆有无赖份子的存在，一般认定无赖游手身处社会基层，通常以不正当的手段谋生，是没组织的个体。惟明清之际出现了由不同阶级组成的无赖集团，其中包含了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生监阶层，使得无赖集团的活动多元化，也造成了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33) 蔡慧琴的研究属于典型的文化专题研究，她以小说描写的无赖形象为切入点，通过对他们社会活动及交际的分析，延伸到现实社会的运转过程中，明确指出无赖分子不是固定不动的，他的社会流动，特别是从社会底层到社会上层的互通，是造成社会动荡、矛盾加剧的重要因素。这个分析很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总之，这一时期的文化专题研究从学术渊源上讲，一方面是整个人文学科文化转向的大趋势使然，但同时也与《歧路灯》从1996年开始的建设性文化研究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二)文学专题 1996年之后，台湾的《歧路灯》研究进入了文化研究阶段，单纯的文学研究并不多见，2000年初的《歧路灯》研究多呈现出“文学文化混合研究”。2005年莫秀莲的《世情小说中的母亲形象研究》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文学文化混合型研究”。这篇文章并不是专门的《歧路灯》研究，而是以《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林兰香》《歧路灯》《红楼梦》五部小说为考察对象的。在谈到《歧路灯》中的母亲形象的时候，文章主要描述了王氏、冰梅、巫翠姐、孔慧娘、巴氏、滑氏、赵大儿共7个母亲。通过这些母亲形象的分析，她指出： 母职的实践在家庭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甚至可以凌驾于妇职之上，成为优先处理之事。……母亲角色承载着维护家庭秩序的功能，母亲教育女儿主要在培养其妇德，母亲对女儿的教育，亦是女性经验的传递。(34)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文章尽管是从母亲形象入手的，但并不止于文学形象。它在全面描述形象之后又深入地探究了形象背后所蕴藏的家庭文化、社会文化问题。 与莫秀莲的混合型研究不同，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胡衍南教授和他的硕士生杨淑惠等人的《歧路灯》研究则是比较严格的文学研究了。 胡衍南教授对“世情”小说关注尤夥。他认为“艺术表现力”是小说评判的尺度，“主题思想不应成为判断文学好坏的重要标准”。因此，在《歧路灯》研究中，他反对长期以来以《歧路灯》宣扬理学思想、淑世观念而诟病其为“小说末流”的评判。他认为文学与理学没有必然的矛盾，“载道”是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必然要求，是作家家国意识的重要体现。因此，重要的不是小说“能不能”传递道德教化观念，而是“能不能”有效地利用艺术表现力将这种观念表现出来。在其以“艺术表现力”为评判尺度的《歧路灯》研究中，他认为《歧路灯》有效利用人物形象的塑造实现了主题意识的彰显，是很成功的“世情小说”： 《歧路灯》的人物刻画相当成功，原因首先在于故事情节颇有起伏，各色人物因而得以在戏剧冲突下各显神通。其次，作家刻画人物并不因噎废食，清楚掌握写实的创作精神，一来没有把理想人物抽象地拔高，二来没有刻意丑化位于对立面的其他人物，所以像学坏的谭绍闻、放荡的盛希侨、恶质的夏逢若、轻佻的巫翠姐都是成功的人物形象。(35) 同时，胡教授还对《歧路灯》心理描写在艺术表现力的提升上所起的作用大加赞赏： 过去古典小说对人物心理描写不太重视……《歧路灯》对此就下了比较多的功夫，不论是谭绍闻之于赌博欲拒还迎的挣扎，还是王中面对家败无力回天的憾恨，主要角色在小说里都有相当的心理刻画。……在这方面是比较接近《红楼梦》的。(36) 胡教授通过对《歧路灯》叙事艺术的再分析，强调《歧路灯》完美的“文学自足”性。认为《歧路灯》通过各种有效的艺术手段，实现了作家设计的创作意图，“从中国小说史的发展来看，《歧路灯》是《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之后又一难得成功的‘世情小说’”。此外，胡教授还对《歧路灯》在文献价值、《歧路灯》与同期世情小说的比较方面也都有深入的开掘。 杨淑惠在胡衍南教授的指导下于“首届《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召开后的第二年，即2011年完成了题名为《〈歧路灯〉配角人物研究》的硕士论文。文章从学术上传承了胡衍南先生一贯的“世情”理念，即突出强调《歧路灯》对世态人情的描绘，几乎不触及小说中的文化问题。杨淑惠的这篇文章首先对《歧路灯》的类型问题进行了澄清，强调指出《歧路灯》是一部“世情小说”而不是“教育小说”，这是1980年代台湾《歧路灯》早期研究的延续。她的文章专注于小说中的配角人物，在她看来主要是因为“其中不少配角人物在形塑上的特色，鲜明且具体，相较于《红楼梦》《金瓶梅》等世情小说中的人物，其艺术性毫不逊色”。从这个立意上可以看出她对《歧路灯》的关注主要还是小说的文学问题。在分析这些形象的时候，她主要通过对这些人物相关的言辞、行为、事件、景物的象征等来展开。在全面分析了这些配角之后，她又从文学的角度对《歧路灯》在文学史上的定位问题提出了商榷，并认为“《歧路灯》在人物形塑上的贡献，有其绝对的价值意义”。(37) 作为胡衍南先生的学生，杨淑惠承续了胡先生的《歧路灯》研究思想，从文学角度对《歧路灯》提出了再认识的必要性。在一个崇尚文化研究的学术时代，纯文学的研究对小说《歧路灯》来说很是难得。 总之，台湾的《歧路灯》研究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主要以文化专题研究为主。学者多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展开研究，在全面深入地挖掘《歧路灯》的文化元素之后，深入分析它们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以期提升《歧路灯》的文学史地位，有着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不过，相对于大陆同期的《歧路灯》研究来说，这一时期台湾《歧路灯》研究的文化开掘广度还不够，对《歧路灯》文献的发掘也没有展开，这也制约了研究的持续深入。 五、结论 台湾的《歧路灯》研究从1983年开始到现在，已有30多年了。与大陆的《歧路灯》研究比较来看，台湾的《歧路灯》研究在方法论上有典型的西方文学理论背景，学者们多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视角比较新颖，开掘也比较深入、全面，能够细致深入地剖析《歧路灯》的文学价值或者文化价值；在价值取向方面，早期的《歧路灯》研究带有明显的国共意识形态对抗特征，但进入1990年代之后，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逐渐被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意识所取代；在对待《歧路灯》文学史定位问题上，早期学者从文学角度对《歧路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强调指出它在语言、结构、人物方面的诸多缺陷，认为它应该归于二流作品之列；但进入文化研究阶段之后，学者们多从文化角度展开研究，认为《歧路灯》蕴藏了厚重的中华文化，应该在文学史获得更高的地位。 总体而言，台湾的《歧路灯》研究是从大陆传人的，但后来的发展却超越了大陆，特别是在文献蒐集、文化诠释方面；但就研究的持续性来看，大陆又明显优于台湾。从未来发展来看，两岸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应是潮流所在，惟其如此，《歧路灯》的研究才能有新的发展! 注释： ①余崇生《李绿园及其小说〈歧路灯〉》：“《歧路灯》是介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间的一部极重要的作品。”《东方杂志》1984年第18卷第3期。 ②⑥⑧⑨(11)(12)王孝廉《〈歧路灯〉的再发现与再评价》，台湾《“中国”时报》1983年1月12日，第三版。 ③(14)曾敏生《再放光芒的〈歧路灯〉》，《台湾联合报》1983年1月13日，第四版。 ④⑦(13)蔡源煌《透视〈歧路灯〉的光影》，《台湾联合报》1983年1月13日，第四版。 ⑤朱自清《歧路灯》，《〈歧路灯〉论丛(一)》，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9页。 ⑩(24)(25)(26)(27)吴秀玉《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台北：师大书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001、399页、序言、前记。 (15)(16)(17)(19)(22)陈翠英《〈歧路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1986年，第254、11、50、78、253页。 (18)舒安娜、吴剑锋《批判中的维护与维护中的批判——《歧路灯》作者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初探》文章触及到了这个矛盾的问题，但却是从现实主义文学的概念入手，以典型的“封建社会难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观念进行矛盾分析，意识形态批判大于文学批评。《〈歧路灯〉论丛(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20)石麟《羽状结构、不落窠臼》，《黄石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21)杨海中《〈歧路灯〉的主题、结构和人物》，《〈歧路灯〉论丛(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页。 (23)[韩］郑在亮《〈歧路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辅仁大学，1987年，第145页。 (28)李慕如《中国文学探微》，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69页。 (29)李乔《中国行业神(下卷)》，台北云龙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 (30)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1998年)、左秀灵《实用成语辞典》(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等。 (31)[美]黄卫总《家训小说：清代长篇小说〈歧路灯〉的劝惩逻辑》，台湾《清华学报》2000年第30卷第1期。 (32)陈美蓉《〈歧路灯〉文士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华大学，2011年，第8页。 (33)蔡惠琴《〈歧路灯〉中的无赖集团——浅论清代无赖份子的社会流动》，《远东通识学报》2011年第5卷1期。 (34)莫秀莲《世情小说中的母亲形象研究——以〈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林兰香〉、〈歧路灯〉、〈红楼梦〉为考察对象》(硕士学位论文)，台湾云林科技大学，2005年，第10页。 (35)(36)胡衍南《〈歧路灯〉研究——关于明清世情小说史的研究》(研究报告)，台湾师范大学，2005年，第11、13页。 (37)杨淑惠《〈歧路灯〉配角人物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2011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