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民族寓言：从台湾文学角度看詹明信—阿克马德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之争论文,角度看论文,寓言论文,阿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7)01—0112—08
1986年，美国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弗里德利克·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在讲到中国作家鲁迅(1881-1936)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时提出，“在第三世界文学中，根本上都存在某种民族主义”。(詹明信：第65页)“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学都是寓言的……应当被看作民族寓言来解读。”(詹明信：第69页)我把national allegory译为中文的“民族寓言”，又把它回译成德文的Vollksallegorien。这样的翻译方式对于本文主题很关键，因为我认为台湾文学，尤其是流亡作家白先勇先生和曾被称为“中国最卓越的作家”——台湾乡土作家陈映真先生(米勒，第2页)——的作品不仅构成了所谓“文化中国”的文学的一部分，也从独特的台湾视角阐述了一种中国的民族寓言。这个视角涵盖了日本的占领、中国内战、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多国资本的侵占，还有大陆市场经济的复苏，消费主义的兴起。台湾此前已经经历了这段繁荣期，但也一直承受着其负面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台湾的经历与大陆相似，但在时间上领先于大陆，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仅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的过去，也可以帮助我们推断其未来。
这一点在陈映真的作品体现得尤为明显。1937年11月19日，陈映真生于台湾竹南一个大家庭，在莺歌和板桥度过少年时代，那时这两个村庄(现在属于台北县)还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统治下。既然当时台湾处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统治下，因此可谓符合毛泽东和詹明信对“第三世界”的定义，尽管那时候比起大陆的许多地方，台湾的基本设施要发达得多，甚至可以作为日本殖民统治的成功典范。最近在香港举行的一次作家座谈会，陈映真说：“在座的所有中国作家中，我是唯一有殖民地背景的中国作家。”(《明报月刊》2005年8月号，第39页)这说明陈映真自己也认为这种第三世界的生活经历是他创作背景的一个重要因素。
白先勇也生于1937年，与陈映真不同的是，他生长在名门望族。但是由于日本的入侵，以及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他跟着家人不断迁徙，从家乡桂林到南京、上海、香港、台湾，最后落脚于美国，在那里成就自己的事业，可以说也饱尝了离乱失落的滋味。陈映真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因为家里人口太多，他被送到叔叔家抚养(他的父母无经济力继续抚养他)，并且目睹一个童年的玩伴(比他大几岁的女孩子)被卖入妓院。下层的贫困生活、女性的奴役地位、童妓的悲惨遭遇等等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反映。而在白先勇的作品中，女性的艳丽得到尽情展现，有时男性与女性的角色甚至可以互换，难分彼此，也就是说，女性的性格特征在不同情况中得到强调(梅兰芳的形象就是这种女性观在京剧中的最好表现。在《台北人》中有这么一句话：“这位钱夫人才是真正的女梅兰芳呢！”①)。当然，白先勇也描写过台湾的下层人民生活，比如穷困潦倒的老兵和饱受摧残的男妓。
陈映真的故事背景都在台湾，人物既有大陆人，也有台湾人，重点在于故事发生于他们之间。白先勇的作品集《台北人》中的主要人物则大多为大陆人，这表示他的小说集的名字也包含一层反讽(irony)。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游园惊梦》就可以看成是一种“民族寓言”的阐述。该小说写于1960年代中期，篇名借用了明代后期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的第十出的题目。故事发生在台湾郊外天母的一次晚宴上，地点是一处附带花园的豪宅。主要人物钱夫人原是国民党将军夫人，最近成了新寡，财运败落，所以试图通过接近来自大陆的达官贵人，重新进入上流社会。她在南京时是个有点名气的昆剧演员，这一次她在席上应邀表演。不知道是听众太过热情，还是自己太紧张或者是由于多喝了点花雕，她一时失声，甚至半句也唱不出来(白先勇，第356-358；374-375；376-377页)。
白先勇在剧本中运用了许多西方现代表现手法，如意识流等，让人不禁联想起乔伊斯的风格(白先勇，第368-375页)，但更让人感到兴趣的是他对大陆、台湾和那场离乱的表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演员或“戏子”的地位很低，比妓女高不了多少，所以她与将军的联姻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1940年代内战时，将军偶然听过她的戏，才决定娶她，并把她带到了上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场内战让有些人无从逃脱，却为另外一些人打开了机会之门。但从民族寓言的角度来说，这位钱夫人的失败象征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一故事的结局质疑了流亡者是否有能力将他们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带入新的环境中。白先勇目前却出乎意料之外正在试图实现这种梦想。他最近在2004和2005年在台北重新上演《牡丹亭》，试图表现一种“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韵味。此前他对陈士争的纽约版《牡丹亭》大感失望，多有指责。(台湾媒体对陈士争的海外版《牡丹亭》有诸多评论，详情参见拙作《大流亡中一亭阁：昆剧〈牡丹亭〉的流亡命运》。发表于《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通讯》，第26期，2002年12月，第2-8页。)剧中的布景、服装、化装堆砌了大量中国元素，看似地道，却太过雕琢生硬，失去了原作的浪漫意境和传统韵味。
陈映真起初被认为是台湾“乡土”作家，但他的作品同时也属于现代派的一种。他用现代表现手法如不连贯的，支离的叙事结构，达到了一种独特的蒙太奇效果。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台湾的乡土生活，也表现了这场离乱中人们生活的动荡和心情的失落。我认为台湾在近代一直遭受着这种离乱的影响。这确实是因为它是中国大流亡(the Chinese diaspora)的一个成员。如前所说，下层的贫困生活、女性的奴役地位、童妓的悲惨遭遇等等在陈映真的作品中都有反映。但这并不只是台湾底层社会的现实，许多故事都明显包含着一种民族寓言。
1968年，陈映真曾被国民党以煽动叛乱之名投入牢狱，起初他被判十年刑期(米勒：第3页)。1975年因为蒋介石去世，台湾大赦政治犯，他得以恢复自由。当时我在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家中访问了他。当时我刚开始研究鲁迅的旧体诗，所以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了鲁迅。陈映真幽默地说道，就是鲁迅把他送进了牢房。那时，鲁迅的作品在台湾仍是禁书。陈映真对我说，他很小时就开始读鲁迅，并且对他的作品产生了极大兴趣。尽管他不能完全理解其中含义，却深受吸引，再三阅读。他说：“鲁迅作品激发的好奇心和兴奋感让我走上了文学之路，后来又让我走进了牢房。”
虽然陈映真没有谈到他自己作品或者鲁迅作品中的民族寓言成分，但在读了他的几本小说集后，我认为这是他们的主要共同点之一。这里以他的小说集《将军族》中的同名作品为例②。小说中有一男一女两个主要人物，都来自台湾的社会底层。他们参加了“康乐队”，那是流浪艺人的剧团，主要在葬礼——可是我们不知道是谁的葬礼——上献艺卖唱。男子原是东北人，年龄上看可以做那女孩子的爹了。在故事的开头我们得知女孩子二十岁不到，是台湾人，参加乐社是为了逃避被卖掉为娼的命运。那男子从前在大陆被国民党强拉入伍，他参加的那支部队追随蒋介石来到台湾。他的妻儿都留在了大陆，他也没有希望再回去。这两个人物的名字一个是三角脸，一个是小瘦丫头。故事发展到后来，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柏拉图式的情感关系。女孩子缠他讲讲他故乡的情形，但他不愿触及心中隐痛，不想讲这个话题。于是他就给她讲了一个自己小时候在一本日本图画书里看来的故事，那时东北已经沦陷了。故事讲的是一只被卖到马戏团的猴子：
一个猴子被卖给马戏团，备尝辛酸，历经苦楚。有一个月圆的夜，猴子想起森林的老家，想起了爸爸，妈妈，哥哥，姐姐……
伊坐在那里，抱着屈着的腿，很安静地哭着。他慌了起来，嗫嗫地说：
“开玩笑，怎么的了！”
伊站了起来。瘦愣愣地，仿佛一具着衣的骷髅。伊站了一会儿，逐渐地把重心放在左腿上，就是那样。(《陈映真小说集》：第一卷，第139页)
注意这个女孩子被描写成“一具着衣的骷髅”。陈映真还借用了鲁迅20年代小说中的做法，不写“她”字，把“她”称为“伊”。如果我们把这篇小说当作民族寓言来读，她的瘦弱可以作为一种比喻，说明社会的穷困落后，以及政府对资源的管理不善。但我们也知道至少对于那个衰老的大陆人三角脸，她还是有吸引力的。因此故事的内容就复杂了。
在小说的另一处，陈映真这样描写这个女孩子：
伊正专心地注视着在天空中划着椭圆的鸽子们。一支红旗在向他们招摇。(《陈映真小说集》：第一卷，第139页)
是谁在摇红旗，我们不知道。陈鼓应曾说，军事法庭就是据此认定陈映真煽动叛乱。米勒(Lucien Miller)曾在文中质疑过这一点(米勒：第24页，注释2③)。可是国民党和书刊审查的官员还是认为他有这种政治象征性，也就是一种国家寓言。
小瘦丫头以前逃离家庭，但是现在得回去面对后果了，因为如果她不会去，她的父母会被逼得把她妹妹卖到妓院。三角脸要借钱给她，女孩子拒绝了，知道他也很穷。男人可是觉得很丢脸，所以那天夜里就出走了，但先把他的三万元退伍金都暗地里留给了她。
五年后他们又碰上对方，重逢的场面很感人，都流泪。“伊忽然地把手伸到他的臂弯里，他们便慢慢地走上一条小坡堤。”(《陈映真小说集》第1卷，第149页)他讷讷地跟她说，在外面流浪了这么些年后，才知道被卖掉是什么滋味。她告诉他，虽然她用他的钱保住了妹妹，自己却被带回花莲，因为当年逃跑遭到惩罚，被当地的黑帮头子(也是东北人)戳瞎了左眼。这些年她省吃俭用，想攒够了钱来还他(也许是靠卖身赚钱，她曾经就是因为惧怕这个命运才逃跑)。她又告诉他，还他的钱只是其次的原因，主要目的是为了有一天找到他，做他的妻。不幸的是，她染上了梅毒。“我说过我要做你老婆”，伊说，笑了一阵：“可惜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不行了。”
“那下辈子罢。”三角脸提议，他又说了句：“此生此世，仿佛有一股力量把我们推向悲惨、羞耻和破败……”(《陈映真小说集》第1卷第151页；参见米勒：第81-82页，注释8)然后他们订下了生死协议，相约来世做夫妻：
他们于是站了起来，沿着坡堤向深处走去。过不一会，他吹起《王者进行曲》，吹得兴起，便在堤上踏着正步，左右摇晃。伊大声地笑着，取回制帽戴上，挥舞着银色的指挥棒，走在他的前面，也走着正步。年轻的农夫和村童们在田野向他们招手，向他们欢呼着。两三只的狗，也在四处吠了起来。太阳斜了的时候，他们的欢乐影子在长长的坡堤的那边消失了。第二天早晨，人们在蔗田里发现一对尸首。男女都穿着乐队的制服，双手都交握于胸前。指挥棒和小喇叭很整齐地放置在脚前，闪闪发光，他们看来安详、滑稽，却另有一种滑稽中的威严。
一个骑着单车的高大的农夫，于围睹的人群里看过了死尸后，在路上对另一个挑着水肥的矮小的农夫说：“两个人躺得直挺挺地，规规矩矩，就像两位大将军呢！”于是高大的和矮小的农夫都笑起来了。(《陈映真小说集》：第一卷，第151-152页)
故事的结局让我们想起鲁迅作品中的旁观者，他们缺少同情心，也认识不到这种情景对自己和他人的意义。这其中还有一层荒诞意味：他们那样像纳粹德国军用鹅步走，以及身着西式的乐队制服，这些似乎是来自1920或30年代作为不平等条约时代通商口岸开放的中西混合的上海的风尚。这一切与他们在台湾南部农田里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的死亡是喜剧形式的悲剧，这和国民党在大陆的溃退到底有无关系呢？
正如鲁迅的《阿Q正传》，如果我们把《将军族》看作民族寓言，就可以从几个层面上来理解这个故事。在个人层面上，它讲述了日本侵略以及内战所导致的人物悲剧命运，其直接后果就是三角脸被迫离开大陆的家乡，而社会的弱肉强食，也逼得小瘦丫头流落异乡。三角脸的名字大概是由于他的脸型得来，但是从骨相学的角度来说，这三个角也代表着三个影响他一生的地点——东北、南京和台湾。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一个将军的民族也可以指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和台湾，甚至指蒋介石本人，他的下属和他的后继者，即他不幸的士兵和百姓。
鲁迅在他的一首旧体诗《二十二年元旦》中，也曾以“将军”来暗指蒋介石：
云封高岫护将军，
霆击寒村灭下民。
到底不如租界好，
打牌声里又新春。
在某种意义上，台湾的民族寓言就是20世纪中国离乱的寓言，这场离乱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当我们回顾20世纪后期的历史，会发现这场民族寓言并不仅局限于社会底层。比如，詹明信也提到了(詹明信，第80页)塞内加尔(Senegal)小说家和制片人乌斯迈因·塞姆本(Ousmane Sembene)的小说Xala《哈拉》(意思是“诅咒”)。小说的主人公是名商人，他的性无能可以看成是对他荒唐放浪生活的惩罚，也可以看作是对他奴役当地人的惩罚。陈映真的小说《唐倩的喜剧》④ 中，一群台湾知识分子盲目追随各种西方哲学流派，但并没有领略其真谛。在寓言意义上，这也看成是台湾与西方的一种调情。“倩”在中文中的意思是“漂亮”，而她的姓“唐”常常(尤其是在海外)用来代表中国或者中国人(如Chinatown中国城，华埠也叫“唐人街”)。但是小说的某些部分让人联想起台湾的特定情形。在唐倩刚开始接触到存在主义时，她突然用英文大声感叹道：Abandon,a sense of being abandoned(“抛弃，被抛弃的感觉”)(《陈映真小说集》第2卷，第91页)。这也让人联想到一本著名的有关台湾的书《亚细亚的孤儿》，因此，唐倩所谓的“被抛弃”似乎暗指台湾。小说的这一段还引用里尔克(Rilke)的名诗《豹》：
他的目光穿过铁栏
变得如此倦怠，什么也看不见。
好像面前是一千根的铁栏
铁栏背后的世界是空无一片。⑤
这首诗也可以看作在戒严统治下台湾知识分子的一种狭隘的视角。他们急于了解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的环境又是如此严酷，身心如此受限，除了眼前铁笼的栏杆，他们几乎对外界一无所知。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状况的反映，尽管1960年代中期如此，其实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候也是如此。
故事里，唐倩接触到当时圈子里流行的几种思潮，但她最终接受的是物质主义和对权力的盲目崇拜，或者如果按照福柯(Foucault)的学说来分析它：是权力在作祟。
有趣的是，她先后接触到的这些思潮和她各个阶段的男朋友的特点互相吻合。先是浪漫主义的诗人余舟，后是存在主义的老莫，新实证主义的罗大头，然后是代表物质主义的乔治·周，这个乔治·周最后娶了她，把她带到了美国，她最后改嫁了一个“有为之士”。在小说中这个人姓名不详、国籍不详，只知道他是一位物理学博士，为美国一家巨大的军火公司主持高级研究机构。她的第一个男友余舟是个诗人，可以看成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代表。他的名字“余舟”，字面上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我是一条船”，而台湾经常被称为——至少在现代文学中——“汪洋中的一条船”。唐倩抛弃了他，投靠存在主义者老莫。他的姓“莫”在古文中表示“不存在”(这也是陈映真的反讽幽默的另一个表现)。她在一次沙龙聚会上见到老莫，被他弹吉它、大谈存在主义的风度所吸引。陈映真描写了她和老莫的第一次约会以及约会的后果：
唐倩穿上一件鹅黄色的旗袍赴约了。伊是一个娟好而有些肉感的那种女子。伊可以想象当伊大方地伸出手来的时候，老莫那种蛊惑而惊诧的表情。然而，事实上，伊也让老莫给吃了一惊的，因为她穿了一件粗纹的西装上依，而且带着一家圆框的老式眼镜，使他看来苍老许多。等到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伊才猛然想起印在书上的沙特来。不论如何，伊想：至少他那对富态的耳朵，倒是蛮像沙特的。
话题自然是接续着“沙特的人道主义”开始的。胖子老莫滔滔不绝地议论起来了。他纵横上下地谈基督教的和无神论的两派存在主义底差别，他疾声厉色地抨击教会的人道主义。他谈里尔克，然后又回到杜斯托也夫斯基。
“我们被委弃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忧伤地轻摇着头说：“注定了要老死在这个不快乐的地上。”
伊几乎为这句话给惹哭了。在以刹那间，伊想起被父亲舍弃了的伊的母亲来：一个中年悲伤而古板的老妇人。伊的童年曾因此而过得多么暗淡啊。
“因而，”老莫说：“人务必为她自己做主；在不间断的追索中，体现为真正的人。这，就是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真髓。”
从余舟的口中，伊向来不知道沙特是这么迷人的作家，伊尹因此懊恼极了。第二天余舟来了，伊于是对他说：“余舟，我无法再继续我们的关系了。”矮小的诗人余舟呆站了一会，继而讨好地笑了起来。……(《陈映真小说集》：第2卷，第90页)
从中我们能看出唐倩对存在主义和胖子老莫的人格的了解多有限，但她却不怀疑自己的看法和决定：跟鲁迅的小说里的很多人物一样：唐倩从来不会反省。这是她主要的弱点。
有一段时间，唐倩和老莫在他们那个知识分子圈子里很风光，他们的试婚成为热门的话题。但是当他们看到《生活》杂志上关于越战的照片时，都有些不安(《陈映真小说集》：第2卷，第94页)。也是在这个问题上，老莫试图表现得跟他的思想启蒙人萨特和罗素有些不同。他说：存在主义最大的本质，是痛苦和不安。他还说：“越共是一群黑衫小怪物，是进步、现代化、民主和自由的反动，是亚洲人的耻辱。”并且疾呼：“他们绝不是像罗素说的什么世界上最英勇的人民。”陈映真还提到了活性橙的使用。小说中的老莫坚持说这只是一种药物，而不是什么毒气弹，虽然他也预见到自己的矛盾之处：
胖子老莫坚持：美国所使用的，绝不是什么毒气弹，就如罗素所说的。那只是一种用来腐蚀树叶和荒草的药物，是那些讨厌的黑衫小怪物没有藏身的地方。至于那些黑衫的小怪物们，绝不是像罗素说的什么“世界上最英勇的人民”，而是进步，现代化，民族和自由的反动；是亚洲人的耻辱；是落后地区向前发展的时候，因适应不良而产生的病变！(《陈映真小说集》：第2卷，第95页)
罗素的“战争军事法庭”可能会提到这些，但是这篇小说发表于1967年的台湾，因此还是显得非常有预见力的。
唐倩总在调整自己，以适应她不同阶段的男友，但同时，她的“那种本然的智慧”和从容的生活态度又让他们不安，让他们渐趋无力，如胖子老莫以及他的后任罗大头相继变得性无能，最终导致罗大头自杀(陈映真：第2卷，第104页)。到底是唐倩害他如此，还是他内心的恐慌使然？当然，罗大头这个有心理方面的问题的人物一直惧怕共产主义，对其他的知识分子也有种仇恨，因此他常用怀疑主义的论调来掩饰自己。但是，“当我们怀疑到质疑本身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唐倩有一天探询地问罗大头(《陈映真小说集》：第2卷，第104页)，这也是他们俩关系的转折点，所以说唐倩缺少主动的力量(agency)显然是不对的。跟海外归来的工程师乔治H.D.周约会时，她很善于伪装自己，给乔治留下了好印象。她明明已经相处过三个男友，还堕过一次胎，却让他以为她是个谦逊、温和的传统女孩，具有中产阶级的生活观，但很少自己的主张。她问过的唯一有点挑战性的问题是：“在那边，做一个中国人，一定是一种负担，是不是？”当时两人驾着乔治那辆“船一般”的车子周游台北，乔治正跟她夸他在美国的生活多好。乔治以为她指的是种族歧视的问题，因此回答：
“噢，不能说没有差别的吧。可是除了这一点，那边的每一件事都叫你舒服：那种自由的生活，是不曾去过的人所没法想象的。”他们看到一个加油站，他说：“请原谅我停下来加点油。”(《陈映真小说集》：第2卷，第109页)
乔治后来回了美国，但是不久又为了唐倩回来。他们在台北举行了婚礼，唐倩的妈妈和亲朋好友都来祝贺。乔治这方几乎没人出席，除了他以前的房东，还有大学的一个室友“老马”，这人总认为自己的人生很失败。很明显，乔治对于自己从前所过的穷日子很介怀。席上，乔治试图跟过去的室友来一段美国式的朋友聊天鼓励鼓励他，还对说了一句：“路是人走出来的。”这个对话很有反讽意义，因为这句原来是共产党用来概括鲁迅1921年的短篇《故乡》结尾的一句话⑥，后来共产党常用它来激励人民的革命意志。但是乔治似乎没有听出其中的讥嘲味道，他回应道：“是的，只要我们肯干，机会总是在那儿。”但是这种美国代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处世术与成功术”式的积极态度对于老马是没有作用的。他开始哭起来，喝得大醉，因为“以后也不知什么时候才喝得上这么好的洋酒。”(陈映真：第2卷，第114页)
后来乔治和唐倩去美国生活。唐倩很快发现乔治在美国社会里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大公司的小职员而已，“并不若在台湾时那么神气了”。但是她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因为环境的陌生感到失落，或者怀疑自己背井离乡来到美国的选择。她很快“跳了槽”，这次嫁的是一个物理博士，他在一家巨大的军火公司主持高级研究机构(陈映真：第二卷，第115页)。换一句话，这个人是为美国国防部服务的。叙述者并不告诉我们这个新对象是华人还是白人，好像这就意味着种族对她来说已经根本不是一个考虑，或许如福柯所说，她现在的选择是权力。后来，唐倩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时常寄钱回去，让她妈妈也过上了宽裕的日子。她在台湾的旧友们(“我们的小小的读书界”)生活却处处不顺心，他们的圈子也越来越小，“零落得不堪”(115页)。其中有几个“最近正传说他们竟霉气得被一些人指斥为尖细，为万恶不赦的共产党，其零落废颓的惨苦之境，实在是很可以想见的了”。(陈映真：第二卷，第116页)。含义是，他们被人密告，一个个被捕，理由只是他们被怀疑对党国不忠。读者们不禁要问：忠诚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又是谁的国家？国民党的溃退导致了怎样的后果，而民国这个名目还有什么意义？
这些写于1960年代的小说令人惊奇之处还在于作者的讽刺精妙细腻，对于美国社会观察如此敏锐。而他的另两篇作品《六月里的玫瑰花》和《上班族》所反映的台湾和美国过于密切的关系不只在个人生活层面，民族意义上也是如此。这也会导致一部分读者们心里不安，要质疑这种关系健康不健康。
《六月里的玫瑰花》发表于1967年⑦，那时美国在打越南战争，台湾被美国国防部指定为军人用来休息娱乐的地方。陈映真在本小说中提到类似美国兵在米来(My Lai)搞的那次大屠杀比美国媒体对该大屠杀做出有批判性的反应要早(米勒：第11页)。这篇小说讲了一出爱情悲剧，其中具有民族寓言的成分。主人公之间的感情超越了种族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全世界的男性和女性的友善相处，而不必在意这种关系是否得到他们自己所属的社会和亲友的赞许。主人公之一巴尔奈·E·威廉斯是美军一个普通兵士，他的祖父是名黑奴，曾经参加过罗伯特·E·李将军领导下的南方邦联军队。还有一个叫艾密丽·黄的“不太白晰”的吧女(陈映真：第三卷，第2页)，她的家乡在台湾南部一个村庄。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格拉姆西(Gramsci)的话来形容他们，这两个人都代表了各自国家中的subaltern(直译“下级”即由于文化水平太低而无法表达自己的苦楚，在社会底层的人)(格拉姆西：第52页)。斯皮瓦克(Spivak)曾说一个社会的底层与精英的区别在于他们的种种不同，陈映真在小说中也比较了这两个人与排长史坦莱·伯齐和他的“皮肤很白”的台湾女友。史坦莱是巴尔奈的上司，一个典型的东部世家子弟。
伊忽然看见他们的对面有一个英俊的白人军官和一个漂亮得令人嫉妒的女人跳冲浪舞。那个白白的女人留着一头长长的苏西黄式的头发。伊的舞姿像满月下的潮汐，冰凝而激烈的。艾密丽·黄聚精会神地看着。(《陈映真小说集》：第3卷，第3-4页)
故事的第一部分的题目似乎别有深意，“疲倦的月亮”好像暗示美国原先的理想被放弃或因为什么缘故失掉了。在酒吧里，巴尔奈因为“歼灭了长期躲在一个村庄上的敌人之功”(陈映真：第三卷，第5页)而得到倨傲的上司的嘉奖。故事中的叙述者不无讥讽地说伯齐，“用大学里的演说课的姿态说”：
巴尔奈·E·威廉斯是伟大的合众国战士，伟大的爱国者。他为了我们合众国所赖以奠立的信念，远征沙场。当他为了保卫并协助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友邦而战之时，他已经为我们自立国之初即深信弗疑的公正，民主，自由与和平的传统，增添了一份荣耀。(《陈映真小说集》：第3卷，第5页)
酒吧的妓院氛围和军官装腔作势的口吻使得这场庆典显得滑稽，美军侵入越南的行为与当年法国对该地的殖民奴役并无区别，这也使得军官奢谈的自由民主的理想听起来荒诞。
巴尔奈与艾密丽的关系渐密，但他同时开始做噩梦，想起越战时的恐怖经历，尤其是他自己参加过的那次大屠杀。他曾亲手杀过一个小女孩，眼前的艾密丽老让他想起她。他们去台湾乡间游玩，试图“逃离”这梦魇般的记忆，但是巴尔奈的恐惧和幻觉反而加重了。
“你在那些房子长大吗？”军曹沉吟着说：“我记得我立了功的那个战场，也有那样低矮的，阴暗的屋子。我持着枪走进屋子。一个小小的女孩坐在角落里抱一个断了手臂的布娃娃。伊既不骇怕，也不哭喊！你也在那样的屋子住着长大吗？”
“告诉我你把口香糖送给那个小小的女孩，”伊恳切地说：“你把那小小的女孩带到部队上，给了她许多罐头和口粮。”(《陈映真小说集》：第3卷，第10页)
显然艾密丽有如此快地反映，她一定感觉到真实的情况不妙，不像她希望的那样。后来，巴尔奈告诉部队给他请的一位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心理医生：
“小女孩既不骇怕，又不哭喊。伊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我扣了扳机——耶稣基督哟——”
军曹开始饮泣起来。医生为他倒了一杯凉水。“医生，我必须那样，相信我。”他说。
“我完全相信你。”医生说：“喝杯水。我完全相信你。”
“你分不清他们谁是谁——他们看起来都一样。扁平的脸，斜翘的眼，黑色的棉布衫。而我只有一个人，你相信我吗？……他们说我把整个村庄剿灭了。”
军曹又开始饮泣。“好耶稣，”他说：“你一定知道我不是存心那样。你分不清他们谁是共产党，谁又不是……噢，好耶稣……”他的眼泪静静地滑下他黝黑的脸颊，像一粒雨珠挂在古老的，黑色的岩石上。(《陈映真小说集》：第3卷，第17-18页)
整个六月他都住院治疗，艾密丽每天送他一枝玫瑰。他向她求婚，但她说自己不过是个酒吧女孩(陈映真：第三卷，第19页)。巴尔奈说自己也只是个黑奴的后代，这时有远见卓识的叙述者插进一句评论：“即使伊晓得slave翻成‘奴隶’，也不能十分懂得它的意义罢。”(陈映真：第三卷，第20页)。西方的医术用了一个月的时光，但看来还没有“治愈”他，巴尔奈决定再回到前线去。他跟艾密丽说：“我要杀光那些躲在森林里的黑色的山蚂蟥，那些狗娘养的。我要成为一个勇敢的军人，一个上校。我要成为你的骄傲。”(陈映真：第三卷，第21页)。显然，美国社会不会给他他所向往的自由和机会，因此他感到很大的生存压力。就像当年祖父在奴隶主罗伯特·E·李将军部队里试图通过立功赢得自由一样，巴尔奈也想通过这唯一的途径得到自由，这方法就是被军队这台大机器所奴役，不仅在肉体上的，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是如此，也就是将他的灵魂和肉体都出卖。在此时此刻，艾密丽想告诉他，但又没说得出口：自己已经怀孕一个月了(《陈映真小说集》：第3卷，第21页)。
伊看到一只愤怒的枭鹰，抓著一簇锐利的箭，仿佛意欲振羽而去……伊快乐地亲吻著信纸。“巴尼，你办到了——虽然我不知道你又升成了什么。”伊喃喃地说：" You make it Barney,you make it! " ⑧(《陈映真小说集》：第三卷，第21页)
艾密丽不认识字，打算第二天把信带到酒吧，让那儿的同事念给她听。她洗澡的时候，叙述者的话让我们的心慢慢沉重起来，这里的技巧很接近鲁迅或者美国作家欧·亨利：
灯光下，那封漂亮的信纸静静地躺着。
他为无可置疑的民主，和平，自由和独立而战；他为合众国传统的正义和信念捐躯。他的牺牲为全世界自由人民堵塞奴役和反人性的逆流的斗争，垫上一块有力而雄辩的巨石。(《陈映真小说集》：第3卷，第22页)
詹明信曾说：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中，“以个人身世和命运出现的故事，总是对充满激烈斗争的第三世界公众文化和社会的一种寓言形式”。(詹明信：第69页)但是《六月的玫瑰花》讲述的是第三世界背景中一个来自第一世界的人(一个美国人)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巴尔奈·E·威廉斯代表着“每个人”，不单是非裔的美国人，而且是在第三世界的所有美国人。我还认为，由于美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和种族矛盾，美国已经在越战后——这一点当然见仁见智——从第一世界国家沦为第三世界国家⑨。21世纪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作家和理论家都应该注意到美国这种地位的滑落并研究其在国内和国外的影响。
在他1983年的作品《山路》中，陈映真表达了他对大陆上正在发生的物质主义崇拜和投资热潮的失望之情。对台湾的经历的了解使他一直排斥这种趋势(参见《上班族的一日：华盛顿大楼之二》⑩。他在这则故事中描述了一个曾在他念大学时想当电影导演的人的上班族生活中的焦虑和异化状态。主人公为了过上中产阶级“白领人士”的稳定生活，失去了自由，失掉了个性，最后却陷入一种“巨大无形的网”中，无计脱身。)21世纪作家和理论家的另一任务是研究“后共产主义时期”人们生存处境的异化和人权的失落，也就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所谓的“后9/11时期”。
上述作品分析只是作为样例，表现在台湾两位最著名的作家作品中民族寓言成分所占的重要地位。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政治信念也无相似之处。一个是国民党著名将领的儿子，从小享尽荣华富贵，最后成了美国大学里的教授。另一个出身低微，曾因激进的政治理想坐牢，虽然今天已获自由，并被誉为“中国最卓越的作家”，但在台湾仍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一个边缘作家。陈映真自认是鲁迅给了他一个国家，但却是在“自己家园里还算是一个流浪者”。
注释：
①白先勇：《台北人》(双语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2-343页。
②短篇小说《将军族》原载于1964年1月15日《现代文学》第19期。
③2005年9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我就这个问题采访了陈映真。他回答说，红旗的意思确实受到法庭讯问，但他被定罪和投入牢狱的真正原因是他曾加入过一个左翼读书团体，后来有特务向国民党当局告密。这历史事件倒有一点像陈映真1969年的短篇小说《唐倩的喜剧》的结局。
④《唐倩的喜剧》原发表于1967年1月《文学季刊》第2期。
⑤这里引用德国诗人Rilke所著Der Panther，李魁贤的中文译文，见《陈映真小说集》，第2卷，第116页。该中文译文原载《笠》诗刊第13期。
⑥鲁迅的原文是：“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卷，第485页。
⑦《六月里的玫瑰花》原发表于1967年7月《文学季刊》第4期。
⑧这里陈映真很巧妙地用吧女式的洋泾浜英语。" You make it" 是“你制造它”的意思，应该说：" You' ve made it! " 见《陈映真小说集》，第3卷，第21页。
⑨美国有些评论家认为这是在里根任总统时所发生的最重要的社会遗产。
⑩原发表于1987年9月《雄狮美术》第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