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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3)02-0071-06
1.概述
依恋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成为研究儿童社会性与个性发展的重要理论领域。而且依恋理论从研究方法、理论解释到研究对象都在不断深化拓展。
依恋是个体对特定他人持久而强烈的情感联结。这种情感联结使得个体在与依恋对象相互作用时感到安全愉悦，在面临压力时通过接近依恋对象获取安慰。一般而言，依恋常伴随着身体的接触、爱抚以及亲近等一系列行为动作。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情感，其形成与维持既有其内部心理机制，也有其外部行为表现。在婴幼儿阶段，儿童的依恋主要表现为一系列固定的行为倾向：如尽量接近抚养者，尾随纠缠行为，与亲近者分离时的焦虑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在有关依恋形成及维持的影响因素上，研究者们提出了日益多样化的解释。
在Ainsworth早期的“陌生情境测验”中[1](P98)，她根据婴儿在该情境中行为表现的个体差异把亲子依恋分为A、B、C三种依恋类型（焦虑—回避型、安全依恋型、焦虑—反抗型）和8种依恋亚型。20世纪90年代初，Main和Solomon又提出了一种新的基本依恋类型——混乱型不安全依恋。对这种划分方法尽管存在争议，但就目前来说，其基本类型得到发展心理学家的普遍接受。但在依恋行为表现的个体差异是如何造成的——即影响依恋安全性的主导因素上存在诸多的争论。
在影响依恋特征因素方面，过去研究最多的是母亲的养育行为与儿童自身特征这两大因素。近20年来，随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家庭及社会其他成员在形成依恋中的作用。我们将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内外因素与依恋安全性的关系：首先，能与一个或几个抚养者建立亲密的互动关系可能对建立良好安全的依恋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如果抚养者能根据婴儿发出的信号对其需要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则会加强母婴之间的亲密关系，即敏感的养育将会导致更好的依恋安全性；再次，依恋是母婴互动的双向关系，因此婴儿自身特征尤其是气质也会对依恋关系产生影响；最后，由于亲子同被嵌入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下，因此家庭环境也应该是影响依恋质量的因素。
2.影响因素及争论
2.1 母爱剥夺
婴儿与抚养者情感纽带的重要性在这种纽带关系缺失时表现最为明显。有关母婴依恋的研究，就是从母婴分离的严重后果开始的。英国心理学家John Bowlby根据调查指出了机构养育，尤其是母爱剥夺的危害。同期的动物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如著名的罗猴实验。出于伦理原因，研究者不能进行人为的母婴分离实验，但通过自然或半自然条件下的观察仍然使人们认识到母婴剥夺或长期分离的严重后果。早在20世纪40年代，一些心理学者受罗猴实验的启发，研究了孤儿院婴儿的表现。在这些保育机构中，婴儿很少有机会与人交往，保育员每天只是履行公事般的与婴儿进行接触，没有亲吻，没有逗乐，缺乏游戏，社会性刺激极其贫乏，更重要的是缺乏孩子与抚养者互动交流的环境。
心理学者对三个月到一岁的孤儿院的弃婴进行了观察研究。这里的婴儿被放置在一个很大的监护室里，一名护士至少照顾8名婴儿。研究发现许多婴儿在与护士分离之前已表现出分离时的行为倾向，他们不断哭泣，并表现出对周围环境的回避与退缩、对外在刺激缺乏敏感回应和睡眠困难等特征。在这种集体养育的环境下，婴儿无法体验母亲的关爱，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抑郁感与焦虑感迅速加深。[2](P58)
有心理学者认为，养育院的儿童之所以经常体验到消极情绪，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与一个或几个成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在对孤儿院儿童的一项追踪调查中，研究者跟踪研究了一些在抚养院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该抚养院给儿童提供了合理的抚养者与婴儿比例，以及丰富的可供选择的书籍和玩具。然而，抚养人员更换太频繁，以至于孩子在四岁半时已经历了50位抚养者的照顾。这些孩子中许多在四岁后被领养时表现出适应迟缓，但大部分孩子能与其养父母建立深厚的情感纽带。这表明儿童在4-6岁时仍能产生依恋关系。但在整个儿童期和青少年期，这些孩子很可能出现情感与社会问题，包括要求成人过多的关注、过度的交往以及缺乏亲密的友谊。虽然对成年期的追踪调查较少，但上述研究结果强化了这种认识，即：完全正常的人格发展有赖于是否在生活的最初几年与抚养者建立亲密的关系。
有相当多的心理学家强调包括亲子关系在内的一系列早期经验在形成依恋中的重要作用。其中隐含着心理学界长期持有的观点：儿童年龄越小，接受他所经历事件的影响就越大。母婴分离进而与家庭分离对儿童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对儿童心理的发展会产生不利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影响。鲍尔贝在1951年出版的《母亲照顾与心理健康》一书中强调，如果婴儿在关键期内没有与母亲建立紧密的情感联结，那么儿童的人际关系和情绪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不可逆转的损害，形成一种“无情感的性格”。例如：如果儿童到二岁半才得到母亲的关爱，那这种关爱对儿童的成长就几乎不起什么积极作用了。[3](P127)
但也有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年龄与接受影响的可能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儿童形成对父母的依恋之前，与家庭亲密成员的分离对儿童并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件。以父母离异为例，并不是父母离婚时儿童的年龄越小对其影响越大，甚至有的经验表明在儿童年龄越大时发生比在幼小时发生的影响更显著，因为经验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儿童对事件的心理表征和内部体验。这说明诸如母婴分离、家庭破裂等早期经验对依恋的影响也受到儿童的认知水平、情绪、个性发展的影响。[4]
2.2 养育质量
尽管婴儿具备与一个或多个抚养者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和能力，但若父母的养育行为对儿童的需要不敏感仍然会导致不安全依恋。为了验证这个观点，Ainsworth等研究者把母亲养育行为的各个方面与依恋关系的质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安全型依恋的儿童的母亲对婴儿发出的信号反应敏感迅速，表现出更多的积极的情绪反应，而且照顾婴儿温柔细心。相反，不安全依恋型的儿童的母亲不喜欢身体接触，照顾婴儿显得笨拙无能，当婴儿哭闹烦躁时往往不知所措，而且对何时以及如何满足婴儿的需要缺乏敏感性。
是何种机制使安全依恋型儿童的母亲的行为增强了婴儿的信任感，从而形成安全依恋的呢？在一项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对母婴在生活情景下的交互作用进行录像，并对彼此的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一种被称作“交互作用同步性”的特殊交流方式区分了安全与不安全型依恋的儿童的体验。交互作用同步性可以被形象地描述为一种“情感舞步”，即抚养者能对婴儿发出的信号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作出反应，而且参与双方通常能配合这种情绪状态的发展演进，尤其对通常作为积极一方的母亲更是如此。
交互作用同步性与安全依恋的确切关系有赖于更多的研究去证实。一项研究揭示，母婴双方之间的交流中只有30%的时间是处在交互作用同步性的状态，余下的70%的时间的交互作用会产生错误。可能温情敏感的抚养者及其婴儿更擅长修正这些错误以回到同步状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亲切的语调、协调的交互作用并不是所有文化背景下母婴关系的特征。在肯尼亚的Gusii族中，母亲很少搂抱亲吻孩子或与她们的孩子玩耍，虽然她们对满足孩子的需要同样具有责任感。这表明，无论处于哪种文化状态，安全依恋的形成都有赖于精心的养育，但母子交互作用与安全依恋的关系可能存在文化的差异。
与安全型儿童相比，回避型婴儿被认为接受了过多的刺激性、侵扰性的照顾。例如，母亲可能对一个左顾右盼或将要入睡的孩子喋喋不休。通过对母亲的回避，这些婴儿表现出对过多的交互作用的逃避。
抗拒型儿童通常会体验到不协调一致的照顾，如当孩子哭闹时，母亲要么一味地给他喂奶，要么置之不理，这类母亲似乎不愿意过多卷入抚养行为，对婴儿的信号缺乏反应。然而当婴儿开始探索外部世界时，这些母亲却往往又加以干预，试图把婴儿的注意力转移到她们身上。因此在母亲缺乏参与的场合下，婴儿表现出过分的依赖、愤怒和挫折感。
国外的大量研究都显示，忽视或虐待儿童与三种不安全型依恋都存在较显著相关。在受虐待的儿童中，混乱型依恋的比例最高。长期处于忧郁状态的母亲的情绪也会影响到其孩子的行为表现，当孩子自身表现出抑郁或难过时会产生混乱的亲近、抗拒和回避的行为。
2.3 婴儿的个体特征
一般认为，依恋的发展是个双向过程，既有婴儿对父母的依恋，也有父母对婴儿的依恋。因而婴儿形成哪种类型的依恋不只是与母亲养育、家庭环境有关，还可能与婴儿本身的气质特点有关。例如，具有早熟、先天并发症和其他疾病的新生儿自然要求父母承担更多的抚养行为。研究表明，耳聋婴儿的依恋发展比正常儿童慢，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儿童与母亲的相互作用甚至存在异常。如果父母肯花时间和耐心去照顾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婴儿，并且这些婴儿的疾病又不是十分严重的话，那么这些新生儿会同样很顺利的与其父母建立起安全的依恋关系。
婴儿存在很大的气质上的差异。有些儿童从一出生就表现出不愿人抱、不安分、不喜欢盖被子等特征。但研究也发现，这些不喜欢紧密的身体接触的儿童往往喜欢其他形式的接触，如目光交流、亲吻、呵痒、摇晃身体等。婴儿早先的这些气质特征很可能影响父母对他们的印象与态度。有一种观点认为，那些见人便笑、喜欢人抱的孩子更容易赢得成人的欢心，从而易于建立良好的母婴互动关系。而那些不喜人抱、不易被抚慰的婴儿就可能遭受冷落，与人交往的机会将大大减少。
人们对气质在依恋发展中的作用存在激烈的争论。一些研究者认为，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儿童在陌生情境下的反应方式。他们认为那些易怒和恐惧的儿童只是用强烈的焦虑对短暂的分离作出反应，与父母对幼儿的照顾是否敏感关系不大。例如J·Kagan就认为儿童的气质是依恋类型的决定因素，陌生情景测验测出的婴儿差异主要是儿童气质上的差异，而不是依恋性质的差异。难以教养的儿童往往被归结为反抗型不安全依恋，易教养型儿童被归为安全型依恋，行动缓慢型儿童则被归结为回避型不安全依恋。[5](P73)与这种观点相一致的几项研究揭示，在婴儿阶段那些暴躁、容易烦恼的倾向与后来的不安全依恋存在显著的相关。另外，还有一些学者(D·Calkins & N·A·Fox)考察了儿童的气质的抑制性与非抑制性特征与依恋的关系，结果发现，C型依恋的婴儿抑制型居多，A型依恋的儿童非抑制型的居多，B型依恋在两种气质类型之间都适度存在，不存在极端情况。[6]
但许多研究者反对把气质作为决定依恋模式的首要因素。
首先，婴儿对父母的依恋性质通常是相似的，如相当多甚至大部分的儿童与其父母会建立良好的依恋，而且婴儿与其父母或其他抚养者可以建立不同性质的依恋关系。如果婴儿的气质是决定因素，那么就无法解释上述现象。
其次，当婴儿的兴奋性水平等气质特征与不安全依恋存在一定联系时，养育行为会影响这种关系。例如，一项研究认为，具有抑郁倾向的儿童之所以易于形成不安全的依恋，很可能是因为他母亲的性格是严厉的、有控制欲的，对于抚慰一个哭闹的孩子存在困难。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试图设计一项计划以提高六个月易怒婴儿母亲的敏感性，结果促使母亲反应敏感性的改善及儿童形成安全的依恋的机率的提高。而且这种干预的效果会延续到幼儿期。
最后，通过研究比较问题儿童和问题母亲的行为对依恋联结的影响表明，养育行为的作用大于婴儿个性的作用。通过比较34项研究的一千对母婴的数据，研究者发现母亲的问题——如母亲的心理疾病、早孕及童年受虐待的经验——与不安全依恋存在很高的相关。相反，儿童的问题——如早熟、发展迟缓、身体障碍以及心理失调——对依恋的性质影响很小。安全与不安全依恋的发生概率类似于样本的正态分布。
2.4 家庭与社会环境
家庭与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依恋质量。如在一个有压力、不稳定、不敏感养育的家庭里，不安全依恋的比例很高。
研究者日益发现，气质以及其他的个性特征与依恋并没有显示出非常显著的关系。研究者开始从环境与特质互动的角度分析原因。Thomas和Chess首先提出“拟合优度水平”以描述气质与环境压力如何结合起来影响儿童的发展进程。[7](P143)这种观点认为，当孩子的反应方式与环境要求和谐一致时，或者说达到一种“良好拟合”时，其发展前景往往是令人乐观的。当两种力量存在较严重“不良拟合”时，结果可能导致扭曲的发展或适应不良。为了确保“良好拟合”，成年人必须营造适合每个儿童的养育氛围，以激发其更多的适应性功能。以这种观点来看，只要抚养者调整其行为以适合幼儿的需要，无论何种气质的儿童都会形成安全依恋。但当母亲调整其行为的能力受到限制时，如她自己存在人格问题或生活压力太大，则存在困难气质和行为问题的儿童更容易形成不安全依恋。由此可见，母亲敏感的养育能较好的预测依恋的性质，是因为敏感的养育意味着这个母亲有能力调整其养育行为以适应具有独特个性的婴儿。
“拟合优度模型”的提出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存在困难气质的儿童更容易在今后的发展中出现行为与情感障碍，进而导致不良亲子关系。困难儿童往往更多地经历了与其性情不适合的教养方式，例如，其父母经常无助的借体罚与愤怒达到改变其行为的目的，反过来，儿童的反应则是公然抗拒和不服从。另外，父母的教养行为通常是相互矛盾的，如通过让步满足孩子的不合理要求以及对孩子错误行为予以姑息，尽管这样做违背了父母的初衷。这样，困难儿童的气质与其严酷、矛盾的教养环境结合起来形成“不良拟合”，这种“不良拟合”维持甚至增强了困难儿童的易激惹性和养育的反抗－控制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亲子关系不可能良好发展。当然，家庭环境的其他方面也会影响依恋的质量，如家庭的物质文化生活、父母的感情关系等。
在拟合优度模型中，家庭环境及教养方式并不是唯一考虑的因素。拟合优度也有赖于整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在西方国家，害羞和退缩的儿童被认为缺乏社会交往能力，然而在中国的文化背景里，成人会给这类儿童更多的积极评价——成熟和善解人意。因而文化背景与儿童特征的互动也将影响到亲子关系的水平。
众所周知，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为孩子的发展创立良好的家庭环境。因此借助社会支持系统改善养育行为和亲子关系往往成效显著。在国外一项对贫困、抑郁且有虐待倾向的母亲进行指导与帮助的研究中发现，受过养育训练的家庭访问者比较容易与婴儿建立一种良好的相互信赖的关系。与控制群体中的儿童相比，有家庭访问者的儿童的智力测验得分高10分，而且形成安全依恋的概率两倍于前者。这种干预持续的时间越长，则形成安全依恋的可能性越大。这说明利用社区资源提供帮助，往往会规范并强化更有效的养育行为。
总之，除了家庭的养育方式，增强获取社会支持系统的能力、改善婚姻关系、增加配偶在养育中的协助、利用社区服务，会减少环境方面的压力，改善依恋质量。
2.5 父母内部工作模式
父母在童年时代体验到的家庭环境中的依恋使他们形成一种内部工作模式，这一活动模式即是对早期依恋经验的内部表象，这种表象可能影响到他们与其子女建立情感纽带。为了测量父母早期依恋的“内部表象”，Carol等人进行了成人依恋访谈。访谈要求成人父母回忆童年的依恋经验并加以评价。研究者通过对照父母对事件本身的消极与积极特性、父母们对早期经验的解释评价，确定出三种不同的依恋表象。结果显示，母亲的内部工作模式与婴儿期和儿童早期的依恋有着明确的关系。具有自主—安全型依恋表象的母亲通常会培养出安全型依恋的婴儿，具有懒散型表象的母亲产生回避型婴儿，具有纠缠型表象的母亲产生抗拒型婴儿，具有解决困难型表象的母亲与混乱型依恋相关。研究发现，母婴对照中有60%显现出这种关系。另外，母亲的“内部工作模式”与儿童依恋安全性的关系似乎也受到抚养方式的影响。自主－安全型的母亲更热情，给孩子更多的支持，而且更多的鼓励儿童的学习与探索行为。反过来，孩子对她有更多的爱恋和良好的交流。
研究发现，较母亲而言，父亲在成人依恋访谈中的评价与儿童的依恋行为相关不显著，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父母一般与婴儿呆在一起的时间较少。然而，研究也发现，父亲作为丈夫是否称职以及父母的婚姻关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预测他们对孩子的态度。这表明良好的内部工作模式也为父婴建立情感联结提供了重要基础。
上述研究结果实际上与心理分析理论和习性学理论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即父母的童年经历可以通过他们依恋关系的“内部工作模式”迁移到下一代身上。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有不幸童年经历的父母注定要成为不敏感的父母，进而导致不良的亲子关系。相反，这些父母看待其童年经历的方式似乎比他们实际接受的养育行为对其如何抚养孩子影响更大。如他们把新的信息融入内部活动模式的能力，忍受消极事件的能力，以及以理解和谅解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父母的态度等，都可能使其形成更积极的依恋表象。
3.小结
综上所述，心理学家在依恋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分析上，既有一致意见也有激烈争论，甚至是相反的结论。就目前而言，该领域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心理学界在依恋质量影响因素问题上仍然存在“养育”与“自然”之争。
(2)心理学家不再寻求单一的答案，而是从诸因素互动的角度出发分析原因。如“拟合优度模型”就是从家庭环境与儿童气质特征相互结合的水平解释依恋的形成。
(3)更多的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研究依恋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如“内部工作模式”的提出。
(4)依恋研究的方法不断发展，这有利于分析造成依恋差异的内部与外部原因。研究者除了应用传统的方法，如陌生情境法、父母报告法外，更多的应用标准化的测验与量表技术。
(5)依恋的跨文化研究不断深入，研究者试图从文化背景的角度寻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