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_通货紧缩论文

通货紧缩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_通货紧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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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作为担负宏观经济调控任务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其经济目的当然是为了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就中、长期而论,目前各国普遍将实施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经济目的置于抵御经济波动、实现并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方面。然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问题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客观经济现象,国家的经济干预也只是尽可能降低波动频率或压缩波动幅度。因此,宏观经济的短期调控措施,仍需依据当时本国经济所处的周期灵活调整。那么,在我国目前经济过程出现明显的有效需求不足、并有通货紧缩迹象的形势下,应如何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以增强经济的宏观调控效果?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一、通货紧缩的经济实质

与通货膨胀相对应,通货紧缩意味着货币供给的紧缩和物价的持续下跌。前者是通货紧缩的基本内容,后者则是通货紧缩的现象或标志。固然,通货紧缩是一种宏观经济现象。而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要求处理好货币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要保证国民经济在物价稳定的条件下协调发展,就必须使流通界货币数量的增长幅度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相互配合。因此,就货币均衡理论而言,假定货币流通速度相对稳定,货币供应量应当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GDP)同步增长。当然, 这里的“同步增长”是指长期的均衡趋势,而在短期内,则常表现为非均衡现象。并且,由于货币数量对经济过程的乘数效应,使得经济极度膨胀情况下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往往低于同期名义GDP的增长率, 而经济衰退情况下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则往往高于同期GDP的增长率。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推断:

(1)通货紧缩并非指货币供应量停滞增长或绝对下降, 而是指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下降,与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同处于低位;

(2)就一种宏观经济现象而言, 通货紧缩的实质是经济的萎缩或衰退,是经济萎缩或衰退的货币现象或金融现象。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很不稳定,经济波动频繁且起伏很大。这充分反映出我国也确实存在着周期性的膨胀与衰退问题,我国的经济波动具有这样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在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始终为通货膨胀问题所困扰,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交织在一起,是我国转轨时期的重要经济特征之一。二是在恢复物价的稳定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又往往与经济衰退和市场疲软问题相伴随,物价平稳与经济衰退同时并存,亦是我国转轨时期的重要经济特征之一。

1993年以后,国家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势头由1995年开始被抑制住了,该年的消费物价上涨率比上年回落了7个百分点,而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维持着10.5 %的较高增长速度,并基本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1997年以后,伴随着物价水平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现象,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有效需求明显不足、经济增长有所萎缩、失业(下岗)率明显升高等问题。这就是目前普遍关注的“通货紧缩”问题。从经济、金融的实际运行过程分析,我国目前存在通货紧缩问题的实证依据是:

(1)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下降, 反映出经济过程中存在着由有效需求明显不足而引致的经济衰退问题;

(2)货币供给增长率、特别是M[,2]的增长率持续下降,使由其决定的社会购买力萎缩,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当然,若简单将经济不景气归咎于通货紧缩,将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成因归结为货币供给不足,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尽管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水平决定着社会有效需求的规模,但就货币自身的供求关系而言,货币需求是主动方,而货币供给总是处于被动地位,货币总是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货币需求而投放到流通界的。并且,在当代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下,信用创造货币是货币运动的客观规律,具体表现为银行体系以运用信贷资金的需要来创造信贷资金来源。因此,实际经济生活中对货币的需求,主要由经济主体对银行体系贷款的需求体现。我国现阶段广义货币供给(M[,2])增长率持续下降, 是银行体系信贷规模不断萎缩的结果,而这一现象事实上是与经济衰退相关。在经济衰退情况下,投资需求的萎缩,使得各经济主体对银行体系贷款的需求明显下降。贷款规模的萎缩决定了广义货币(M[,2] )增长率持续下降的状况,从而形成了所谓的“通货紧缩”问题。因此,目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问题,是经济不景气的货币表现,其实质与我国的经济波动有关,体现了国民经济在1992~1993年达到巅峰后,又逐渐下滑到目前有效需求不足、出现经济衰退现象的低谷。

通货紧缩现象与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相关,但我国目前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并不是绝对的供给过剩问题,而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性非均衡现象,这与经济波动和市场机制的非完备性有关。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指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不相适应。经济结构不合理,影响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由此而产生了结构调整问题。当经济由膨胀转为衰退时,要将膨胀中形成的供给结构加以调整,使之能适应衰退条件下的需求结构,由于投资增量的明显减缩,这样的结构调整只能主要以存量的调整为主了,而存量的调整又是相当困难的:已形成的供给结构,是由物质产品和资本设备存量构成。对其加以调整,用我们的术语,即为“关、停、并、转”。在高度的生产社会化和技术现代化的当代,资本设备的专业化程度很强,在没有新的较高投入的条件下对此进行改造,转产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并、转”的调整方式,事实上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而“关、停”则意味着企业停产甚至倒闭、失业(下岗)率增高、产品积存和资本设备废弃,造成资源大量浪费,从而就产生了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和与之相对应的所谓的“过剩”问题。

二、通货紧缩形势的政策效应分析

既然通货紧缩问题的实质是经济衰退,而国家为解决经济衰退问题所能够使用的仍然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那么在经济下滑到低谷时,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哪一类政策更有效呢?应怎样来协调这两类政策,使之处于最佳配合状态呢?

货币政策的主要变量是利息率,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要受到投资的利率弹性限制,它必须在投资利率弹性较强的情况下才能够发生作用。而在经济衰退阶段,即使利率很低,但由于产品没有销路,企业主往往不愿意扩大投资,此时投资的利率弹性很小,货币政策难以奏效。而利用扩张的财政政策,直接增加财政支出,创造新的需求,通过乘数作用,能够刺激投资,扩大就业,增加供给。因此,在经济萧条阶段,货币政策无效而财政政策有效;并且,要走出低谷、促使经济复苏,还是需要借助于扩张的财政政策的作用。

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理论认为不宜用货币政策为主去支持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货币政策效果的滞后。财政执行增加政府开支的政策,可以直接增加投资。货币政策则不同,它并不直接控制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要通过降低利息率、经由投资的利率弹性产生效应。而不仅企业对利率的变动作出反应有一个滞后过程,而且投资的实现也有一个滞后过程。如果衰退是短暂的,跟随着的是活跃的复苏,货币政策扩张的刺激将会在最不需要它的时候发挥的作用最猛烈,甚至可能会使衰退后的高涨受到损害。鉴于这样的分析,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即使实际GDP远比潜在GDP的水平低,也不一定需要以扩张的货币政策为主来调控宏观经济。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的传导机制方面,我国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差别并不大。因此,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付经济衰退的政策理论及实际操作经验,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方面,具有借鉴价值。我国90年代初期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即可以证明在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1990年,我国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已跌落到4.1%的低位; 而同时,物价上涨率也回落到2.1%。 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的“双低”状况,标志着我国的国民经济已跌至衰退的谷底。此时,表明我国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调控重点,应该转向解决衰退问题、恢复经济增长方面上来。当时,国家采取的对策是在财政支出规模不变的同时,自1990年4 月至1991年4月,先后三次下调银行存、贷款利率。 那么动用扩张的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其效果如何呢?1991年,货币供应量M[,1] 的增长率为9.7%,比上年反而下降12.4个百分点,而同期M[,2] 却增长了26.3%,M[,1]与M[,2]的增长比率也由上年的84.4%下降到36.9%,从而使M[,1]占M[,2]的比重也由上年的50.9%下降到44.2%。这起码是一种出乎于决策者意料之外的现象:从1990年4月起下调利率,同年8月和次年4月又两次下调,到了1991年,储蓄仍居高不下, 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依旧。降低利率竟然丝毫未起到增加社会购买力、缓解市场销售疲软现象的作用。这从反面证明了在经济衰退时期,货币需求对利率无弹性的理论。很明显,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当时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没有多大帮助。

既然下调利率对解决衰退问题效果不大,到1992年,财政也开始松动,财政支出增长率由上年的10.5%跃到了15.1%。财政的扩张刺激了投资、提高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1992年M[,1]占M[,2] 的比重为 46.3%,比上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 迅速产生了效果,将国民经济带出了低谷。1992年,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就达到了13%的高位。因此,在对付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效果强而货币政策的效果弱。

我国近期的宏观金融调控实践,可进一步证明货币政策对于经济衰退形势下促进经济增长的弱效应。我国自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以后,针对1997年出现的经济增长率下滑、企业普遍不景气和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的形势,及时调整了政策。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选择以货币政策为主来调整经济结构和支持经济的增长。中国人民银行于1997和1998两年内,先后6 次下调了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1998年3月, 中国人民银行乘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之机,将实际存款准备率下调了将近10个百分点(法定存款准备率下调了5个百分点,准备金与备付金并户、准备金帐户可用于清算, 又省却了将近5个百分点的原备付金率)。然而,力度如此之大的扩张政策, 不仅未对抑制经济滑坡发生明显的作用,甚至对货币政策主要中介目标——M[,1]和M[,2]的增长,也未发生实际效应。自1996年5 月央行首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以来,M[,2] 的增长率基本上与利率水平成正相关变化,M[,1]增长率下落幅度更令人担忧:1998年6月已落到8.7 %,11月末尽管有所回升,但也仅为13.1%,维持在进入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上。这一结果显然与央行利率下调的政策预期效果相悖。

扩张的货币政策未能获得预期效果的原因,可以从信贷的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来分析:从信贷需求方看,由于市场的不景气,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阻碍,一些企业经常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它们无力增加投资进行技术改造或扩大再生产,甚至于对维持正常的简单再生产也深感困难,其结果造成生产、经营规模萎缩。利率的下降,可能有利于其降低原有对银行负债的利息成本,并不能增加其对银行贷款的需求;从信贷供给方看,在经济衰退阶段,企业普遍不景气,产品销售不出去,大量积压下来,经济效益明显下降,难以偿付原有的银行债务,使得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日趋严重,不得不将维持资产的安全作为其经营决策的首要原则。并且,在贷款对利率的敏感性强而存款对利率的敏感性弱的条件下,下调利率缩小了银行的存贷利差,甚至有可能使存贷利差倒挂,使银行资产业务的风险和收益不相对等,从而出现所谓的“惜贷”问题,降低了信贷供给,致使利率水平降低和货币乘数增大却无助于缓解通货紧缩问题。这又从反面证明了在经济衰退情况下,以货币政策为主来支持经济增长的低效、甚至无效。

三、缓解通货紧缩问题的调控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推断:在经济衰退阶段,应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调控方式,即以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规模、支持就业和经济增长,辅之以中性的货币政策,在适度扩大货币供给以支持适度的财政政策的同时,防止其过度扩张而将国民经济带入另一极端。具体说,目前需要处理好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增加财政的债务收入以增强其调控能力,二是调整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力度,三是进一步增强实施政策的透明度。

实施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以支持经济的增长,其原理在于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追加政府需求,刺激投资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财政支出固然要受到预算约束。我国自80年代起,财政收入一直呈明显下降趋势。在整个“八五”期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到12%。 目前虽有所回升,但仍徘徊在14%左右,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到7%。在一定程度上,财政支出可以不受其收入限制,出现赤字可由国家举债来弥补。但是,政府发行国债要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政府对债务的承受能力的限制,二是国债资金供给源,即国民储蓄的限制。

国债必须支付利息,利息必须计入财政开支,因而国债的利息支出形成对政府财政的负担。我们所说的政府对债务的承受能力,主要是指政府财政对国债利息负担的承受能力。假定不考虑国债利率和税率因素,则国债利息负担就由国债发行额占当年名义GDP的比重来体现。 我国自1994年开始财政不再向中央银行借款,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自补赤字。从那时起至1997年,当年国债实际发行额占名义GDP 的比重分别为2.4%、2.6%、3.1%和3.2%,距离国际公认的5%的国债负担警戒线还相差将近2个百分点。因此, 我国政府财政的债务承受能力还很有潜力。

国民储蓄是政府发行国债的基础,这个基础决定着国债市场有无资金供给源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在金融资产种类相对单纯的条件下,国民储蓄绝大部分被存入银行,使之成为了银行的主要信贷资金来源。仅以1997年为例,尽管屡降利率,储蓄存款却仍然有增无减,储蓄存款占到银行体系负债总额的51.8%,而当年国债发行额与银行体系储蓄存款增加额的比例仅为1∶3.22。因此,就目前的情况分析, 我国国债发行的资金供给源还是相当丰厚的。

在经济衰退阶段选择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并不需要扩张的货币政策去支持它,应辅之以对经济增长既不发生主动的刺激作用,又不产生负面影响的货币政策,即中性的货币政策。我国近年来以频繁下调利率和大幅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标志的扩张的货币政策,反映了货币当局为迅速扭转经济衰退局势的意识和行为。然而,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使其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往往要到衰退最严重的阶段过去后才达到最高点。因此,尽管其目前对经济过程尚未发生明显的作用,包括缓解通货紧缩问题的积极作用和引发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但政策效果的滞后,将会在最不需要其发生作用的时候发生最为猛烈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再次引致新一轮经济波动。这不能不使人担忧。

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需要获得社会各阶层的理解、接受并主动配合。而这一切又与增强宏观调控措施的透明度有关。通货紧缩问题并非单纯是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与经济主体的心理动机和行为机制密切相关: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经济主体对经济前景不乐观的预期;其所造成的消费和投资的萎缩现象,又是导致通货紧缩问题的根源。因此,此时至关重要的是增强人们对扭转衰退局势、实现经济复苏的信心,这就要求经济管理当局增强实施政策的透明度。由于计划经济的传统惯性,使得我们在实施紧缩政策时可以公开宣布对付通货膨胀的各项措施,但在需要实施扩张政策以对付经济衰退问题时态度就不那么明朗了。原因可能在于实施扩张政策有搞通货膨胀之嫌,特别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往往是与赤字财政相联系,更与传统的平衡预算观念相悖。事实上,这些传统观念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大相径庭,至少是不够实事求是的。既然扩张的财政政策能够缓解通货紧缩问题、扩大有效需求,由此而造成的赤字预算和国家债务也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增殖,那么,我们在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时,在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时,应该理直气壮地宣布政策的意图和所要达到的经济目的,赢得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以增强政策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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