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资本之思、实践变革与自由王国
——《资本论》的革命话语论析
付文军1， 胡岳岷2
(1.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2.吉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摘 要： 《资本论》的鸿篇巨制是围绕资本而展开的,它也可视为关于资本及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马克思通过“资本之思”为我们呈现了资本的历史发生及其真意、资本逻辑的布展及其宰制、资本效力的敞显及其影响,资本的全貌也得以本真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以“批判”为武器介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历史”的方式洞察资本主义世界,力图完成“实践变革”。当然,《资本论》的最终旨归还是在于确证自由王国出场的必然性及其通达之路。从马克思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深切体会《资本论》中蕴含着的革命话语。这也是《资本论》之于当代的重大意义所在。
关键词： 马克思;《资本论》;资本批判;革命性;自由王国
资本不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还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总纲、原则、支配一切的普遍力量”[1](P70)。因此,马克思以“论资本”为题展开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和现实批判中,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科学揭示并构建了兼具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具体来说,通过对资本本质与逻辑的批判省思,马克思确证了变革现实的方法与道路。在此意义上,《资本论》通过对资本的批判性思考而完成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诠释,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践行着改变世界的理想与抱负。简单地说,马克思是通过“资本之思”而进行着“实践变革”的。
一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强调了资本概念之于“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性意义。不仅如此,“资本本身”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2] (P293)。可以说，资本是资本时代的“阿基米德点”,它是理解资本主义无法绕开的话题,对于资本概念的理解程度决定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知效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联的关系为对象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与规律。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是以资本为核心而展开批判性思考的。由此,《资本论》又可视作是马克思的“资本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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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的历史发生及其真意
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社会经济范畴不过是人的关系的化身而已。或者说,一切“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3] (P602)而已。
资本作为一个社会经济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历史范畴,自有其发展轨迹。“最初,资本(Capitale源出于Caput)一词,用来表示贷款的本金(Capitalis pars debiti)和利息相对。这种用法在希腊字Κεφ
λαιοv中已经显示出来;后来为中古的拉丁语所确定,并且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最流行的名词。”[4] (P51)在拉丁语中,资本的初始含义就是我们常见的牲畜——“牛”(或“其他家畜的头”)。“家畜一直是当时财富的重要来源,家畜不仅能够提供肉类,人们饲养家畜的成本也很低,而且,家畜可以活动,主人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带领它们逃离危险之地。家畜的数量和大小,也很容易计算和衡量。更为重要的是,从家畜中,你可以得到额外的财富或者附加值,因为你可以将它们应用于其他行业,包括牛奶、皮革、羊毛、肉和燃料。家畜还有一种‘价值特性’:它可以繁殖后代。”[5] (P29)由是观之,“资本”一词本就具有双关的含义——“可以从资产(家畜)中获取物质资源,同时也可以提取它们产生附加值的潜能”[5] (P29)。就此看来,资本首先必然会以“物”的形式出现,是人们可捉摸和可感觉的“实在物”。一时间,生产工具、货币、资产和积蓄的劳动等等都被当成了资本。当然,这些界定虽然都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外观,但也确证了资本的历史性——资本决非先验之物,而是经验(历史)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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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的计量化和同质化。在资本的宰制下,社会也呈现出计量化和同质化的趋向。就前者来说,资本家所看重的是交换价值,一切都以赚钱为本。作为各种有用物之间得以互换的数量比例关系——交换价值—本只是商品这一有用物的“量”,而使用价值才是有用物的“定在”。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于“质的规定性”反而不以为意,倒是热衷于追逐“量的规定性”,一切都以交换价值为轴心,以赚钱为根本。简单说来,资本的运作主要是为了获得“增值额”。正是出于对这一超量“余额”的垂涎,资本家会耗尽心力地进行各种算计。在此境况中,一切物的价值和人的价值都可由一定的数量关系来确证。由是观之,资本主义世界也堪称一个“数量世界”。就后者来说,社会面貌按照资本的抽象同一强制而得以塑形。无疑,资本会按照自己的意旨塑造社会的总体图景,而这个世界都带有资本的身影。原本存在的城乡对立被消灭,原本存在的男工、童工和女工之间的差异也因机器的采用而弱化,原本相对独立(或割裂)的地域、政府和律令都得到了“统一”[12] (P36)……虽然资本扩张打破了一些限制,然而新的社会为新的束缚所裹挟。在资本逻辑的布展过程中,一切劳动化为同种劳动,劳动的一般性化为社会性,异质之物化为同名的量,不同的工种都化为雇佣劳动……总之,社会上的一切都烙上了资本的印痕。
其一,同哲学批判一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情感也是“愤怒”。有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情,马克思在字里行间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情。就研究材料的特殊性来说,它极容易“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6] (P10)。就研究的内容来说,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还是消费的过程,无不深受资本逻辑的宰制。资本逻辑宰挟之下的理想状况和现实境遇之间的落差必然加大,自由、平等和公正等等纷纷滑向其反面。在此境况之下,人不是自由之人——工人和资本家纷纷沦为资本的傀儡和附庸,物不是常见之物——只关注其交换价值而忽视其“绝对价值本身”[6] (P371),生产不是正常的生产——工人并非“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6] (P582)……愈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其间的问题就暴露得愈彻底;对资本的理解愈透彻,资本挟持之下人的异化境遇就越发清晰地敞显出来。就批判的对手来说,无论是斯密、李嘉图,还是穆勒、西尼尔,他们对于问题的把握和分析无论多么精妙,都难掩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丑恶面目。因此,在《资本论》中,每当马克思述及“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压迫”“自尊心的丧失”“贫困积累”“体力和智力的衰退”“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现代资本奴隶制”“征服”“恐怖”“折磨”“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和“不断牺牲”等词汇时,便会表达出自己愤怒的情绪。这也是马克思致力于革命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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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资本作为具有能够生产剩余价值潜能的一种社会关系,它立基于“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8] (P121)。
(二)资本逻辑的布展及其宰制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如有神助,普照着大地。而《资本论》的工作任务之一就在于揭示这一“神秘力量”的来源及其布展。“增殖自身”是资本的唯一旨趣,更进一步说,无偿攫取更多、更大的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本能”。由此,资本逻辑也即资本自身的增殖逻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资本决不是静止的“死物”,也不是一个单供观察的“对象”,资本始终表现为一种运动,一种动态的过程。资本逻辑就是在这样的动态过程中得以敞显的——“无限制地增殖自己、膨胀自己”[9] (P332-333)。换言之,资本的谋利本性使其必须要不断增殖自身以显示自身的存在,并通过不断压榨工人、不断支配工人的劳动而将整个世界深深烙上资本的印记。由此,资本成了一种增殖的工具,并塑造了强大的“力场”而将整个社会纳入其中并迫使整个社会遵循它创造的“规律”[10] (P243)。可以说,资本增殖自身的逻辑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既贯穿于生产中,也贯穿于生活中;既有物质层面的影响,又有精神层面的影响;既有显性表现,又有隐性表达。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势力已得到了充分渗透。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逻辑得以成铺开来的社会,这样的世界就是资本全面宰制的世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资本宰制是通过资本的人格化、资本的权力化、关系的异化和社会的同质化体现出来的。
3.1 传统方法的局限性 现有的传统识别方法多为半交互式，需要人为选择特征参数，而特征的选择需要大量试验和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选择最佳参数是尚未被很好解决的一个难题。此外，传统方法大多是针对小范围内的害虫识别展开的研究，而田间害虫种类复杂，同一片区域内可能出现数十种甚至上百种害虫，应用难度大。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资本论》的副标题。它标示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样本、以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复杂关系为对象、以揭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并超越资本主义为旨归的一种全新的社会批判理论。可以说,马克思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创设了带有自己印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又可名之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在此意义上,批判已不仅是马克思切近社会现实的一种手段或方法,还是一种呈现社会的理论。
(2)资本的权力化。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它的出现就直接预示着一种“统治关系”[11] (P24)的诞生。权力,本质上讲它是“指挥或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11] (P31),“动用强制力或者施加惩罚的能力”[11] (P24)是其典型表现。资本作为权力的化身,谁占有资本谁就占据主导,谁就拥有社会地位。与神权、政治权等不同,资本行使权力的方式虽隐蔽却是“实质性”的。资本之所以能成为权力的化身和为权力代言,是因为它身上蕴藏着的“增殖”潜能。当然,这一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而非其他阶级。由于劳资分离和雇佣劳动的存在,资本逐渐发展成了一种对工人(或劳动力)的“指挥权”[6] (P359)。因为“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6] (P386),资本也就“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7] (P293)。资本占有量的大小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7] (P217)。可见,这一权力是作为“物”而在场的。或者说,资本的权力是一种全新的“物权”——“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7] (P293),它完美地实现了与“自然权”“神权”和“政治权”等的剥离。从中可以看出,资本权力实际上是一种资本家私人享有的特权,它必然是与社会相对立的。因此,“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7] (P294)也就势必会随着资本侵蚀的深入而愈发尖锐。
一方面,资本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却非资本主义的专属。就资本的起点来说,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6] (P171),资本的“现代生活史”也是随着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开辟而逐步展开的。就资本运作的结果来看,原投入的额度获得了增加(增殖)。马克思为我们呈现了流通领域内的资本总公式——“G—W—G’”,它最直截了当地显露了资本的“前世”和“今生”。可见,“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6] (P171)。经过流通,原本的货币形式(G)转化为更多的货币额(G’,即G+ΔG)。可以说,“G—W—G循环是从货币一极出发,最后又返回同一极”[6] (P175)。这期间量的变化(价值的增加),其因由既不在“这个货币本身上”,又不在“商品的再度买卖上”[6] (P194)。由此,价值增殖的发生显然只能出现在第一个阶段(G —W)了。更进一步地说,货币占有者必须要在市场上找到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它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6] (P195)。简言之,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货币所有者才能顺利将其所占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正由此,马克思才说“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6] (P198)。劳动力商品与货币所有者在流通领域中的相遇而形成的资本关系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恩赐”。更具体来说,资本关系是历经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6] (P586),是历史发展之必然。在此基础上,资本得以持存的条件及其复杂关系的成型就是一部历史——资本发生史。由此,资本一经出现,也就预示着人类社会生产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4)社会关系的颠倒与异化。由于“颠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13] (P622),资本主义也就呈现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7] (P940)。这一“颠倒”不仅贯穿于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全过程,还深嵌于人的意识之中并形成了颠倒的世界观(意识)——拜物教。在此般颠倒的世界中,一切都似是而非——主体和客体、真实和虚幻、存在和意识、手段和目的、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等之间的界限都不再清晰,甚至发生了翻转。深受“资本主义应用”的影响,人所造就的“物”——商品、货币和资本——反而制约着人自身。随着社会的不断进阶,这种“反制”就越发强劲,甚至连人的生命本身都成为资本侵蚀的一种手段。可以说,资本按照自身量身打造的关系就是一种颠倒的、异化的关系。在此关系中,人不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为物役、心为形役成为社会的常态。
另一方面,资本虽以可感觉的物表现出来,却是物化的社会关系。在经济活动中,资本虽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却决不是简单的物。在对国民经济学家著作的阅读与整理过程中,马克思早已确认了资本就是一种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在批判蒲鲁东的过程中,资本又被视为一种专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在阐明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时,资本则成了“集体的产物”……在对“现代殖民理论”的批判省思中,马克思褒扬了韦克菲尔德的发现——资本决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为物所中介过的人和人的“社会关系”[6] (P877-878)。不仅如此,那些出现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资料,只是生产者的“财产”而已,它们并非资本。它们成为资本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6] (P878)。在对“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的剖析中,马克思更加准确地指认了资本乃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隶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7] (P922)。可见,可感觉的物并非资本之为资本的原由所在,物化的社会关系才是资本的本质。
例1:Net loss on sale of subsidiaries/associates(东亚银行2009:114)[6]
(三)资本效力的敞显及其影响
其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旨归是“发现新世界”。对马克思来说,“批判旧世界”就是对资本世界的理论“解蔽”和实践“鞭笞”,其最终旨归就在于“发现新世界”[14] (P7)。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资本主义的每一处病灶都清晰地显露在人们面前。由于其难以克服的“顽疾”——私有制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加之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推动,资本主义必会为过去时。而通过不断斗争,全新的社会形式必将取代资本主义。
资本一经“出世”就宣告社会生产过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6] (P198)。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一方面,“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12] (P34-35)时,一切神圣的东西也都“被亵渎了”[12] (P35)。早在1848年,马克思便已经指认了掌控资本的阶级——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性作用”:各种“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得以斩断、各种令人神往和敬畏的职业逐渐褪去其光环、笼罩在家庭关系之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也被撕掉、旧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颠覆……马克思由此指认了资产阶级时代与旧时代的异质之处在于“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12] (P34)。当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经济学和哲学的双重批判确证了上述观点。机器的普及与广泛采用、管理的科学化及其普遍推广和教育培训的实行等都加速了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也加速了手工工场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建立。总之,随着资本之光的普照，一切旧有的格局都被打破。当然,在资本按照自身塑造世界的过程中,世界也遭到了“亵渎”。按照增殖资本这一唯一目标行事,一切都变得庸俗化,原本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均简化为金钱和利益关系。亲情、友情和爱情等都可由金钱购得,都可由利益衡量。金钱和利益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试金石,这就造成了资本家满脑子都是“生意经”——只要有利可图,可以无所不用。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也貌似不再高尚,赚钱、赚更多的钱才是人生的最大追求和生活的终极目的。可以说,在资本宰制之下的社会就是充满铜臭味、亵渎神圣而美好生活的社会。另一方面,资本从头到脚塑造着世界,其毁灭之路也就此开启。资本灌注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并迅速内化为人们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原则。在增殖欲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实现了巨大飞跃,社会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提升。资本以其独有的魔力改变着一切,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社会生产力大飞跃、物质财富大提升和社会资源大涌流的世界。作为一种全新而又隐蔽的剥削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能够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和“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7] (P927-928)。然而,在资本取得统治地位的地方,人们过得并不滋润,反而饱受其苦——物质财富的丰腴带来的却是精神世界的匮乏、与资本家作威作福的状况相对应的是雇佣工人的受苦受难、资本光鲜亮丽的背后潜藏的是污浊不堪、大量生产和消费也必然伴随着大量浪费和污染……可见,资本在为世界赋形时也造就了人类社会的诸多困境。这些困境既是资本限制的自我表达,也是资本毁灭的自我开启。
二
《资本论》就是“论资本”,而“论资本”就是关于资本的批判论。同时,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论的成果汇集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特色在于用哲学作为工具来分析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其要旨在于从哲学—政治—经济学视角切入并完成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可以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的《资本论》既实现了“形上”批判和“形下”变革的结合。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又在对“此在世界”的理论剖析中完成了对世界的诠释和改变,实现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易言之,《资本论》作为资本的批判论,是马克思实践变革的理论结晶。由此,《资本论》深受工人阶级追捧并奉为“圣经”。
(一)以“批判”为武器介入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是与众不同的,“斗争”已融进了他的血液里,“批判”已内化到了他的精神中。因此,马克思介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式也是异质于国民经济学家和古典哲学家的——以“批判”为手术刀来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并藉此完成对“此在世界”的变革。
(1)资本的人格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人格化”实则是生产过程的社会性质在人身上的体现,它也是一定社会历史上“生产关系的产物”[7] (P996)。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正由此,资本获得了“灵魂”,也拥有了主体所具有的机能。围绕“增殖自身”这一“生活本能”,资本犹如寄生虫和吸血鬼一般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6] (P269)。同时,资本家还是“人格化”的价值。以无偿攫取剩余价值为归旨,“活劳动”既要受死劳动的支配,还要受“过去劳动”支配。一时间,资本似乎成了社会生产的主体,不仅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要受其役使,甚至连资本家都要受资本的牵制——他们的各种生产计划和行为都必须唯资本是瞻。也正因此,资本家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和受到敬重,并非由于其人格魅力和业务能力,而是由于他是人格化的资本。
理性超出知性指向感性的过程使我们迷惑于自由意志，也就不得不放弃怯魅的魔力。 毫无疑问，从自由意志对人类的限制而言，只要是宗教，其天性就必然诉诸于出世而非入世。 奥古斯丁仅仅将自由意志局限于人类无法控制的“恶”之存在，康德将自由意志转向善良意志，并且用“物自体”的存在给我们开辟了一个广阔无比的天地。 当康德说“我不得不限制知识的范围，以便为信仰留下地盘”[3]的时候，他已经为现今世界存在的宗教——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佛教以及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提供了其非世俗的依据。
其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工作是“揭露”。对资本主义的愤怒之情必须在行动上得到体现,具体说来,就是将这一情感化为实际的行动——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披露与挞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之一:揭露了资本主义二律背反的实情。通过细致的反思和深入的观察,资本逻辑运转中存在的一系列“二律背反”——价值增殖和价值丧失、资本增殖和资本流通、利润率差异与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都以辩证规则的形式体现出来了。马克思不仅披露了资本主义经济“二律背反”现象的实情,还确证了这些“背反”是深植于资本主义自身的;马克思不仅披露了这些“二律背反”是资本主义的口号(公平正义)和实际情形(不公不义)之间的“两歧”,又确证了这些“背反”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最大的“二律背反”——私有制和社会化生产——的具体表现形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之二:揭露人们异化的生存境况。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就指认了异化现象是私有社会难以摆脱的顽疾。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批判性研究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异化的状况也逐渐加深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雇佣工人难以逃脱异化的戕害,就连资本家也身处于异化的境况中。就前者而言,雇佣工人由于丧失了全部的生产资料而“一无所有”,在生产中游离于资本和机器之间,成了资本的傀儡和机器的附庸,任凭资本家蹂躏;就后者来说,资本家虽然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并握有话语权,但他们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资本增殖而展开。在惟钱为敬的状态中,资本家在享受物质世界增殖所带来的快感时,也要遭受精神世界的掏空效应。总之,在资本世界中,人为物役、心为形役已成了常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之三:揭露资本主义赚钱的秘密。通过对资本的总公式(G—W—G′,其中,G′=G+ΔG)的全面分析,资本主义赚钱的秘密不言自明。从货币资本的循环来看,它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货币,其过程体现为“买卖过程”,这一过程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赚钱”[8] (P67);从生产资本的循环来看,它实际上是一个“再生产”的过程,是围绕资本增殖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从商品资本的循环过程来看,作为终点的W′必须“大于”起点的W′。
其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方法是“抽象力”。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直言“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6](P8)。这一“抽象力”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P42),它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2](P42)。这种抽象力并非先验之物,也非头脑中主观自带的印象,而是立基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抽象。亦或说,这种抽象力既非虚构也非简单归纳,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唯物、辩证且历史地批判的结果。因此,这一抽象是对事物本质的科学抽象,是符合逻辑进程的抽象。
资本逻辑的布展过程即是资本效力彰显的过程。在对资本及其逻辑的历史的批判中,马克思在对资本这一经济范畴的“肯定的理解”中也包含着对其“否定的理解”[6] (P22)。具体说来,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效力的辩证分析——既看到了资本及其逻辑之于社会的积极影响,又对其消极后果直言不讳。
总之,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切入现实而展开了对现实问题的实质性批判。哲学的运思和辩护在现实的物质利益面前是乏力的,只有从经济的视角才能展开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有力批判。这是马克思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囿于智识和立场等因素,国民经济学家们在面对诸多社会现实问题时要么在社会经济现象面前就止步不前了,要么就将问题导向它处就不了了之了,要么就干脆不涉入实质性问题。同样,古典哲学家们也只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内对现实进行批判,他们尽管满口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实际上却从未“离开过哲学的基地”[3](P514)。有鉴于此,马克思以严肃而认真的态度展开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实质性批判。他不仅全面地观测到了资本主义的物象世界,还清晰地洞穿到了藏匿其间的本质关系。
(二)以“历史”的方式洞察资本主义世界
面向资本主义本身,马克思善用历史地批判这只“牛虻”唤醒人们关于资本主义的迷梦,掀起一场革资本主义之命的运动。
一方面,马克思革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之命,并指认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资本主义社会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要努力找寻维护其合法性的依据,国民经济学家们便率先承担起了这一任务。每每触及资本主义的痛点——资本主义制度缺陷——时,国民经济学家们便抛却了进步一面而蜕化成了“永恒论者”。他们有意或无意地采用非历史的方法来分析社会现实,继而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沼——这些经济学家们无视普遍与特殊的界域而将专属于资本主义的特殊规律与共属于人类的普遍规律混为一谈,并将资本主义的特殊规律描绘成了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规律。由此,他们的目的——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也就昭然若揭。在他们笔下,诸如分工、信用和货币在内的一切社会经济范畴都是变动不居的,社会经济规律也成了永恒不变的规律。如此,社会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历史性就被削除了。马克思直言不讳地指出,“经济学家们”至多只能解释生产的运行,而无法精准地指出这些“关系”的“产生”及其“历史运动”[3] (P598)。由是观之,国民经济学家们由于采用非历史的手法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和永恒性辩护而演变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有鉴于此,马克思给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下了“驱逐令”,并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透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状。早在1846年,马克思就明确表示过他自己的历史观是根本异质于唯心史观的——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历史之上分析和审视一切,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3] (P544),而不是相反。因此,马克思在分析社会问题时总是坚持物质实践的优先性,人类社会都是一定实践活动中的历史生成。对于作为“理论词句”的社会经济范畴的分析,也必须“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3](P547)加以说明。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所谓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 (P602)。到了《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直接亮明了自己的观点——“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6](P10)。在此,马克思的用意很明确,《资本论》中对于社会形态(或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叙说都要“历史地”来看待。具体说来,历史地考察社会形态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要从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劳动——中来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劳动创造了人及其社会,整个人类社会就是通过劳动而诞生的。正是在这一高度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出场及其意义才得以最大程度地显明。同时,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作为人类劳动史上的一个阶段,有其始,自有其终。二是要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视为一个自然而然的演进过程。秉承一切冲突都源自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原理,马克思驳斥了国民经济学家们所持“永恒论”的谬误,并由此考察了人类从“人的依赖”到“物的依赖”国度进化的必然性。可以说,马克思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既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视为自然而永恒的社会状态的有力驳斥,又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和发展规律的澄明;既蕴含对人类存在之谜的回应,又是对人类认识和历史之谜的解答。如此,“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不彻底性就被马克思彻底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也得到了确认。
另一方面,马克思革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命,并确证了共产主义出场的历史必然性。由于资本主义“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6](P685)而“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7](P288),并使它在不到百年时间里所创造的财富远超过去一切时代的总量。然而,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它最为直接地预示了辛苦做工者的命运——丧失一切生产资料,势必会无权无势,势必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受苦受难是他们的“标配”。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无数鲜活的实例和详实的数据已然确证了工人艰难的生存处境。同时,受资本增殖自身逻辑的挟制,资本犹如饿狼一般贪求工人的剩余劳动,不仅会突破道德底线,还会冲破工人“纯粹身体的极限”[6](P306)。在最大化压榨工人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它已经表现出了“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6](P311)。在资本家的眼中,工人只是能够赚钱的特殊机器而已,人已不人、人是机器的论断已不再是预设,而成了事实。由此,工人在不反抗就不得活的境况下,必然会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会消亡,乃根源于其固有的顽疾——私有制和社会化生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是一种“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6](P872)的制度,同历史上存在着的其他的私有制一样,它也是以地产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离和分散为前提的,既排斥分工又排斥协作,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又排斥社会调节。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拓展,它也造就了“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6](P874)的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一旦“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至与其资本主义的“外壳”水火难容的地步时,就是这一“外壳”被“炸毁”之时,也是资本主义寿终正寝之日。这种剥夺剥夺者和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行动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这种炸毁资本主义外壳的行动也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6](P874)。重建个人所有制而形成的理想王国即是共产主义。
三
《资本论》的致思理路是由“资本之思”而进行 “实践变革”,最终达至自由王国。可以说,自由王国是《资本论》的最终指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这样论及自由王国的:自由王国始于“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7] (P928);自由王国是建立在必然王国基础上的,“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7] (P929)。当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于人与社会发展的三大发展阶段的论说中也涉及对自由王国的分析——“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P107-108)。综上可见,马克思也是历史地把握自由王国的。
说了这么多，总结就是，北派火锅豪气吃肉，南派火锅花样更多，看了这么多的火锅，我是已经饿坏了 ，必须捞一顿去。至于去先吃麻辣的川系火锅，还是去吃一顿涮羊肉，又或者尝试一下椰子鸡火锅，再容我想一想。
一方面,自由王国旨在通过人的解放完成人的世界的回归。自由王国是马克思眼中的“理想国”。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确认了这一理想国是在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过程中完成“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是“通过人”“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向自身”和“向社会”的“合乎人性的复归”;它妥善解决了“人和自然”“人和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3](P18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认了这一理想国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P539)。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断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这一理想国中将不复存在,社会也将秉承“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6](P436)的原则而顺利运转。到了《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剖析了“此在世界”的弊病而引出了自由王国的身影。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王国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国度,它是人类解放的最高境界和逻辑归宿。其中,“自由”主要是针对“劳动的不自由”“人格的依附性”“个性的模式化”等现象提出的;“全面”则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因劳动的异化而导致人的身体部分及能力的畸形和片面发展状况”“少数人的发展总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发展为前提和条件的不平等发展状况”而提出的[17](P197-198)。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示着“人与自然、人与物的最优整合、人与人的最佳融合以及人自身的生理与心理的和谐,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真善美统一的最高境界与逻辑归宿”[17](P205)。这样一种理想的状态需要通过人的解放来达成。通过人的解放,彻底摆脱私有的挟持、理性的宰制和国家的暴政,继而将人的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本真关系归还给人自身。惟此,人才不会有“特殊的活动范围”,可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人才能依凭自己兴趣从事自己喜爱和擅长的职业。
另一方面,自由王国是“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通过创造性劳动而从必然性王国中的成功突围。自由是对必然的真切认知,“必然性对人的存在和活动具有强制性”,“必然性是人的自由的限度”[18](P211)。由此,自由王国可视为人发挥自身的创造性而实现对“物质生产领域”(必然王国)的扬弃,在这样的国度之内,“人类能力的发挥和发展成为唯一目的”[19]。一是需要“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无产阶级)在“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中完成自我救赎。这一领域中的人不要求享有特权、不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不再与德国制度处于片面对立,它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3](P17)。马克思在深入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了德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并试图借助对黑格尔法哲学——国家、家庭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批判性理解而找到问题的答案。经过缜密分析,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一股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力量,此乃历史赋予这一阶级的使命。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P11)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在“物质武器”(无产阶级)和“精神武器”(哲学)完美结合的过程中,德国才会得以真正解放。当然,这一结论也适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人的解放前景的分析。二是需要创造性劳动而实现从经济必然性王国中的突围。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人们都是在劳动中创造历史的。然而,私有条件下的劳动却非如此,劳动的“现实化”却转向了“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3](P157)。作为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形式,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工和劳动加重了异化的程度。由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6](P887)的,该社会的分工就会使“劳动力片面化”[6](P495),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就难以达成自我实现。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折磨是这一制度中的劳动活动的典型表现。由此,必须使劳动成为真正自由而自觉的活动,方能确证自身的本质,方能回到人的世界。具体说来,劳动的自由、自觉之维的回归即是要充分发挥劳动的创造本性,充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物质变换。如此,劳动者在劳动中就不是不快而是享受,社会的生产力也就会得到大步发展,劳动效率也会随之大大提高,必要劳动时间也会大大缩短,闲暇时间会随之增多。可以料想,在创造性劳动得以充分发挥的国度里,必会呈现出一个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升、社会交往的普遍展开和自由时间的极度充裕的场景,而这正是马克思所预言的自由王国的理想景象。
第四，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今后发展的方向。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无论是农业还是城市，还是工业方面，我们都明确了用水指标、用水定额，全面加大节水力度。
可以说,自由王国是马克思的“理想国”,它的达成虽遥远,但我们一直在朝向它的路上。《资本论》是“探求人类未来发展路向的典范”[20]，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的指路明灯,既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当下的方法和钥匙,又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社会的方向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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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ought of Capital ,Practice and Transformation and Free Kingdom :An Analysis of 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Capital
FU Wen-jun1, HU Yue-min2
(1.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China;2.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chun 130117,China)
Abstract :Capital is centered on capital, and it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 theory of critique of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hrough the thought of capital, Marx presents to us 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capital, the control and display of capital logic, the influence of capital force and the overall picture of capital. Marx also takes critique as a weapon to get involved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and to understand the capitalist world in a historical way in order to accomplish practice and reformation. Of Cours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Capital is to prove the inevitable appearance of free kingdom and its smooth road. Between the lines of Marx′s works, we can deeply sense 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contained in Capital , and this is also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is great work in the modern age.
Key words :Marx;Capital ; critique of capital; revolutionary quality; free kingdom
收稿日期： 2019-04-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19CKS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本论》手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9BJL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社会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8YJC710012);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逻辑线索研究”(19NDJC018Z)
作者简介： 付文军,男，土家族,湖北巴东人,浙江大学副教授,从事《资本论》的基础理论研究。
通讯作者： 胡岳岷,男,吉林长春人,吉林财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O91.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9-06-005
[责任编辑 卫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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