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跨越”与反倾向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倾向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跨越”，包括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涵义。从理论上讲，它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较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从实践上讲，它是指俄国、中国等较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事实。客观地说，历史“跨越”与“左”右两种倾向的产生没有必然联系，但就现实社会主义建设经常遭受“左”右两种倾向干扰和破坏的实际来看，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在思想认识上，无不与非科学地对待历史“跨越”有关。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通过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历史“跨越”特性的分析，对反对“左”右两种倾向问题作一探讨。
一
从理论上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是针对19世纪70～80年代俄国公社的性质、特点和发展前景而提出的一种设想。其基本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等著作中。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更替，其根本原因是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结果，是不断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过程。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初，在揭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规律的同时，曾设想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当时他们认为，东方国家处于封闭、保守的落后状态，要走向共产主义必须经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洗礼，这样东方国家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才有可能。后来随着对人类社会的进一步考察研究，一方面他们发现了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私有制社会长期并存、独立发展的特殊性，认识到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着“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社会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1 〕两条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当西方的原始公社瓦解后，大体上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社会的时候，东方社会却保留着原始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并与西方社会同时并存。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活动对东方国家带来了深重苦难。同时西方的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当时“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与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情况下。”〔2〕而“在俄国， 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却仍然作为公有财产掌握在农民公社手里。如果说西方用重新改组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是要以一切生产资料（当然也包括土地）转归整个社会所有作为必要条件，那末俄国已经存在”〔3〕。因此， 不再重蹈资本主义的历史覆辙，使人民“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4〕， “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5〕，“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6〕，自然是俄国社会发展的理想选择。
综观马克思恩格斯就“跨越”设想所作的阐述可见，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须具备下列条件：其一，俄国土地公社占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7 〕；其二，通过人民革命，使俄国农村公社不再受专制国家的压迫，保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其三，必须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吸收到公社中来；其四，“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8〕， 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即如果“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9〕。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跨越”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没有进一步做出描述，但就他们关于“跨越”的前提基础和必备条件的阐述，我们可以认为，严格按照他们“跨越”设想而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与他们早期设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的一样，将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两种设想的区别只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不同。
尽管历史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设想发展，特别是由于俄国农村公社的瓦解，使俄国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这一“跨越”设想所揭示的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必定有不同发展道路的思想，依然在实践中放射着光芒。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这在客观上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突破口。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社会主义进程的历史“跨越”。“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0〕，在此条件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爆发的民族、民主革命，就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因此，中国人民在取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了历史的必然选择。
20世纪初以来俄国、中国等较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事实，验证了马克思关于“民族历史”必将转向“世界历史”的理论原理以及不同历史环境具有不同发展道路的策略原理，实现了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跨越”。但由于这些国家大都比较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革命前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全国范围内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形式不复存在，革命后也未得到他们设想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互相补充以及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所提供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而是形成了“一球两制”的局面。这种实践“跨越”与理论“跨越”的联系与差别的同时共存，就构成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历史“跨越”的特性。
二
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理论“跨越”和实践“跨越”的联系与差别的同时存在，要求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对此做出科学的判断和把握，否则，就不可能制定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就会造成实践中的偏差和失误。
表现之一：认识不到现实“跨越”与理论“跨越”的差异，教条主义地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设想规范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必然犯“左”的错误。
如前所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历史“跨越”的特性表明：一方面，由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作用，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先于西方发达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走上社会主义的，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无论在历史前提、生产力水平，还是在外部环境等方面都有着重大差别。因此，其基本特征的表现程度与表现形式，与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必然存在不同。如果认识不到或忽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实践“跨越”与理论“跨越”设想的差异，教条主义地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框架模式（生产资料完全公有、消灭商品货币、实行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人民当家作主等）规范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必然导致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认识上的偏差在实践上则表现为：
——超越阶段。早在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曾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1〕。清除这些旧社会的痕迹，决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因此，马克思又把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直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成，划分为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而作为脱胎于半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更需要经过若干个较长时间的发展阶段。然而，由于认识上的不清醒或正确认识的不牢固，在前苏联，斯大林1936年就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在我国，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执行也过急、过粗、单一化，企图一下子达到纯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这种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发展。
——盲目狂热。与超越阶段相联系的是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企图通过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建立纯而又纯的单一全民所有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盲目狂热。即无视社会主义历史“跨越”的基础和条件，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过分夸大人的精神力量的作用， 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1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曾发生了“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其结果不仅没有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反而使本来就不高的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使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贫穷和不断的群众运动联成一体。
——阶级斗争扩大化。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3〕。也就是说，这个时期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对于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来说，由历史“跨越”的特性所决定，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革命胜利后而建立的新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因素，将要比导师们设想的情况更为复杂。但与超越阶段相联系，在我国过早地结束过渡时期后，当发现还有阶级斗争因素时却又沿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争得民主的方式来对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使经济生产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
——夸大敌情，犯“恐资病”。按导师们的设想，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而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没有得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互相补充，在一段时期反而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这无疑在客观上严重影响了对资本主义优秀成果的吸取和利用，加大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但主观上只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面，忽视两者相互联系的一面，采取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隔绝的政策，无疑也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如：斯大林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我国曾一度盛行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以及对市场机制、股份制、证券、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因素由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而予以否定的做法，无不是陷于“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的结果。
表现之二：否认或曲解马克思恩格斯“跨越”理论的科学性和历史“跨越”的必然性，必然导致否定社会主义历史选择和全盘西化的右倾机会主义。
美国政治学家威廉·A ·约瑟夫在《极左思潮与中国》一书中曾把右倾机会主义比喻为一只面目凶恶的狼，“左”倾机会主义为一只笑面虎，均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摒弃“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准则，并不等于向右转，可以得出右比“左”好的结论。我们在反对“左”右两种倾向时，一定要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贯主张的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观点，切忌以“左”反右或以右反“左”。因为“左”和右尽管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14〕。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倾覆，很大程度上就是葬送在先“左”后右，以右反“左”的机会主义指导思想上。究其原因，除去个别右倾分子的极端反动立场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干扰外，从思想认识上来分析，无疑是否认和曲解马克思恩格斯“跨越”理论的科学性和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历史“跨越”的现实性的结果。其一，无视导师们关于“跨越”历史前提、时代条件以及方式方法的分析，片面地以马克思早年的“世界历史”理论否定其晚年的“跨越”设想，认为这种设想是其晚年思想困惑的产物，从而否定其理论的科学性和指导作用；其二，不顾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革命前的历史和革命后的现实，否定其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甚至把十月革命当作“原罪”，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实际上以右来反“左”，最终致使前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党亡、政息。
三
综观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左”右两种倾向的产生和表现，无不与非科学地对待社会主义历史“跨越”有关，可见，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理论、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是产生“左”右两种倾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反对“左”右两种倾向，应着重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相互关系。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以超越阶段、盲目狂热为表现形式的“左”倾，还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右倾，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表现为要么以革命导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描述来规范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使实践黯然失色；要么以实践的多样性与个别理论的不一致，而否定整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我们反对“左”右两种倾向，就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指导作用，又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发展新理论。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开放性与稳定性、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征决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在吸收和改造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立的，并公开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服务的，“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15〕。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的设想，也正是为了使无产阶级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苦难而获得解放的目的来考虑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后来的实践超出了导师们的设想，而否定其理论的科学性。同样也不能因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不同于导师们的设想，而否定其“跨越”的历史必然性。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承认实践的“跨越”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苦难而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解放的事实，同时又要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并与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并存的实际出发，创造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以及相关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事实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就是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设想的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其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与现实有机统一的问题。就中国历史来说，古代属于亚细亚社会体系，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实现民族独立、争得民主，只有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社会化大生产不够发达。坚持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就必须既要认清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又要看到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建设方面，与导师们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从而决定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任务。为此，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又要改革因未能准确把握历史“跨越”的特性所建立的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当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有个“适应度”，在这个“适应度”内，先进的生产关系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超出这个“适应度”，无论是超前、还是落后，都会造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脱节，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反对“左”右两种倾向，就是既要反对脱离生产力水平单纯强调生产关系的“超越”，也要反对单纯强调生产力水平落后而从根本上否定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前提及其促进社会发展的伟大作用。
第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吸取资本主义方明成果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设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前提条件是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力量，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发展所创造的社会化生产力为自己的现实基础的。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不仅需要在基本制度上高于资本主义，而且还必须在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的现代化方面高于资本主义。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利用、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同时，从世界的整体联系来看，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同世界发生联系，就“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6〕。尤其是在新科技革命的影响下，信息高速公路的通行，使世界各国的联系进一步密切，成为一个互相往来又互相依赖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资本主义拥有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生产能量，对此，如果不注意利用和借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将只能是纸上谈兵。但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在“一球两制”的国际环境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又是互相矛盾和斗争的。因此，我们在吸取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时，必须坚持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是向资本主义投降，搞全盘西化。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71页。
〔2〕〔4〕〔5〕〔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6、129、451、451、444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9、500页。
〔9〕〔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230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
〔11〕〔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4、314页。
〔12〕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载《学习》1992年创刊号。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16〕《列宁全集》第41卷，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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