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军官任职教育成本浅析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魏 强
摘 要： 从成本的视角探究隐含于军事任职教育各行为主体背后的经济动因，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从外部实施干预，寻求降低任职教育成本，激发主体参与积极性的有效路径，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军官 任职教育 成本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军事高新技术迅猛发展，战争形态发生巨大改变，军事任职教育逐步成为军队院校教育的主体，任职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显现。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向任职教育转型是一个长期、巨大的系统工程，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制约因素和深层次的矛盾逐渐凸显。其中任职教育的质量和效益问题尤为突出。从成本的视角，探究隐含于各行为主体背后的经济动因，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从外部实施干预，从而寻求降低任职教育成本，激发主体参与积极性的有效路径，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军官任职教育成本的内涵
1.军官任职教育
《辞海》中对“任职”的定义为：任是责任、使用，职是职务、职责。从任职一词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使受教育者担任一定职务是任职教育的起始点，胜任职务是任职教育目的所在，使受教育者能履行职责是任职教育的基本要求。美军对职业军事教育的定义为“旨在培养军官具备在国家安全危险环境和要求越来越高的指挥与参谋职位上，做出正确决策所必需的技能、知识和智能。”我军对于军事任职教育的概念，综合学者的观点，有三种认识。一是岗位晋升论；二是军官进修论；三是职业培训论。这些观点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军事任职教育的内涵和特点，综合各学者的观点，岗位晋升论对于首次岗位任职教育表述不是很明确，容易被忽略，严密性不足；军官进修论忽略了士官群体的任职教育，即任职教育的对象不够全面；职业培训论没有体现教育对象逐级晋升的含义，不够完整。因此，笔者认为，所谓军事任职教育，是指军官或士官在完成基础学历教育的基础上，为适应岗位职务以及逐级晋升需要进行的专业教育。
2.教育成本
成本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有着丰富内涵的体系。教育成本是教育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成本概念在教育领域的扩展，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教育经济学产生时就出现了。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学者之一约翰·维泽出版的《教育成本》对20世纪初50年代英国教育经费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教育全部要素成本”的概念，把教育的全部要素成本划分为教育服务成本和机会成本，指出教育成本与教育经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科恩把教育成本分成了两类，即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在我国，靳希斌认为，“教育成本是指培养每名学生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即指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在学期间所消耗的直接和间接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总和。”以上表述虽各有不同，但都从不同侧面揭示教育成本的本质，是为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服务而耗费的教育资源的价值。
3.军官任职教育成本
军官任职教育成本的概念源于军事任职教育和教育成本两个基础性概念。笔者认为，在界定军事任职教育和教育成本两个概念的基础上，针对军事教育的特殊性，军官任职教育成本是指“军官在完成基础学历教育基础上，为适应岗位职务以及逐级晋升需要进行专业教育的过程中，由军队和个人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全部费用。”这个概念表达四层含义。第一，教育对象为具备一定学历：基础的现役军官，将军事任职教育中提及的士官划归在研究范围之外。不仅由于士官参与任职教育比例相对较少，而且士官的任职教育与军官任职教育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第二，教育类型是非学历教育，包括首次岗位任职和逐级普升需要的专业教育，教育的重点是以教育对象实践能力和任职能力的提高为目标。第三，教育区间是一个过程，即教育费用发生在任职教育对象选取、学习、培养等一个持续的过程中。第四，支付的主体除军队外，承认军官个体作为投资主体对其个人的教育投资行为。此外，成本的支付形式不仅包括直接支付的与军官任职教育相关的全部费用，还应计量与军官任职教育相关的间接支付的成本。
二、军官任职教育成本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1.教育规模不合理，直接成本虚置
主要表现在，教育规模确定不合理，资源利用率不高。就目前的情况看，由于长期遵循条块办学的思想，院校重复建设现象仍一定程度地存在，院校之间相对封闭，造成每所院校培训任务较少，单个院校的规模较小。据测算，一个只有300名在校生的军校培养一个学生所花的费用，比北京大学培养一个学生所花费用高一倍。由于单个院校教育规模较小，且由此引发了诸多问题。从劳动效率角度看，容易造成专业的重复设置，而每个专业的规模又相对较小，使教员工作量不饱满，教育效率低；从管理角度讲，管理机构重复设置，管理幅度不足，行政效率低；从成本角度看，会造成生均管理费用高；从技术角度讲，教学仪器设备、图书馆等负荷不足，生均固定成本升高；从产出角度看，不利于军官任职教育总体质量的提高。
2.成本结构不合理，个人间接投入偏低
军事教育转型以来，院校对自身软、硬件建设的投入逐步增加，教学设施、师资投入、网络建设、食宿条件等都有明显的提高和改善。但参训军官学习的内动力仍没有得到有效地激发，个人间接成本投入量偏低。就目前情况看，地方入伍大学生和士官学员（不在本文研究对象范围内），面临首次任职压力，学习态度积极，参与热情较高。而各类轮训培训、转岗训练的在职干部中，仍有部分人员把入校学习当作变换岗位的跳板或是临时性任务，有的甚至把学习当作“出公差”免费旅游或是短期休整，给任职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在保证教育质量的情况下，压缩任职教育的时间，是降低军队直接成本投入的有效途径。而科学合理的课程设计，是压缩教育时间最直接的手段：“课程是学校教育的心脏”，就军官任职教育而言，合理的课程设置不仅可以节约任职教育时间，而且可以提高培养的质量和效益。保证军官任职教育整个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重视不同层次间课程的区分与衔接，减少重复投入；遵循参训学员的认知规律，缩短知识的内化过程；明确任职教育的核心，合理调整课程比例。
3.制度运行效率不高，沉没成本增加
生源质量的高低是军官任职教育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受训对象在入学前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不仅影响到教育质量的高低，还直接影响军官任职教育成本的投入量。要降低军队直接成本，提高培养质量，就应对生源质量给予更大的关注，严把“入口关”，设置“高门槛”，选择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军官参训，提高个人间接成本投入的质量。
三、军官任职教育成本优化的路径
1.降低军队直接成本的路径选择
苏联学者达依诺夫斯基在《高等教育经济学》中曾指出：“改善培养专门人才的质量和提高培养专门人才的经济性，在很多方面取决于规定出高等人才的质量和提高培养专门人才的经济性，在很多方面取决于规定出高等校的最佳规模”。院校规模小于适度规模的状态时，扩大学生人数，能够降低生均成本，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反之，如果院校的各项资源已经充分利用了，再增加学生，就必须增加较多的校舍和教师，这就显得不经济了。因此，确定最佳的教育规模，应从院校人力、物力资源、教学费用的所有量和利用率入手，进行预测和修正。
1.3治疗方法 入院后立即补液抗休克治疗,所有补液方法均按第三军医大学补液公式[2]进行;需气管切开及切开减张的患者,立即手术治疗,度过休克期后及早手术切痂植皮封闭创面,防止高钠血症的发生;对已发生高钠血症者,积极限制钠盐摄入、促进排出,同时积极保护各脏器功能,防止肾功能衰竭的发生;对由于感染引起的高钠血症,及早手术清除坏死感染病灶,同时积极行微生物培养及药敏试验,选用敏感抗生素抗感染治疗;必要时行CRRT治疗。
（1）以资源利用率为基础，调整教育规模
（2）以教育质量为前提缩短教育时间
原料经过处理后，采用α-淀粉酶制剂可以快速进行液化，经麸曲糖化后原料利用率提高；液态发酵酒精加入填充料后进行醋酸的固态发酵；醋酸发酵阶段在醋酸池中进行，它的近底处设有假底，假底下的池壁开有通风孔，由于填充料，醋醅是疏松状态，空气可以通过通风孔自由进入发酵池，为醋酸发酵提供了充足氧气；同时醋汁通过通风口流入假底，迅速降温，再回流均匀地洒在发酵的醋醅上，达到降低醅温、调节发酵温度的作用，代替人工倒醅，从而减轻劳动程度，提高生产效率[13]。
本研究表明,Epley手法复位和Barbecue翻滚手法复位在治疗耳石症中均能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但根据患者病情选用不同的复位手法疗效更好,说明二者在不同类型的耳石症患者中临床疗效有所差异,Epley手法复位更适合为前、后半规管耳石症的患者,Barbecue翻滚手法复位则在外侧半规管耳石症患者中疗效更好。根据患者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复位手法进行治疗,能取得更好地疗效。
（1）健全学习反馈制度，及时准确地掌握教育信息
尝试将创业教育的内容纳入到专业课程体系，鼓励专业教师开设专业类创业教育的选修课程，从而惠及全体在校大学生。
一是教育对象的选拔上，制度执行不严格。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选送对象的文化层次、岗位差异较大，甚至常有少数干部从事的工作根本与培训内容无关。二是考核标准执行不严格。由于专业教学层次多、内容新、大纲制定依据少，对参训军官考核的标准及方法本身就较为模糊。加之培训时间较短，学历教育那种补修、留级等方法无法实施，缺乏有效的淘汰机制。三是训后使用随意性大，制度保障缺失。我军任职教育在教育对象训后分配上没有建立相应的比较完善的训晋保障制度，降低了被教育对象对训后收益的预期。
2.减少军官偷闲行为，提高个人间接成本的路径选择
（3）以送学条件为依据，严格把握标准
国内重点高校工程管理专业多采用教师授课和期末测试为主的单一教学方法，并且对信息化教育方式的应用停留在表面。同时，民办应用型本科院校由于教育资金有限，教学设施不配套，另外，专业教师缺乏实际工程经验，很难将案例教学有效的应用到工程管理教学中，没有建立切实可行的校企合作产学模式，因而严重制约了创新型和实用型工程管理人才的培养。
在实际操作中，军官任职教育投资双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造成参训军官自身的努力程度无法被军队精确观测，容易引发军官向军队转嫁偷闲成本，降低个人间接成本的投入。因此需要健全学习反馈制度。健全学习反馈制度，增强院校与部队之间的交流互动，将受训军官在校期间的学习及表现等情况，定时向其单位干部部门反馈，为今后军官的提升使用提供依据。
（2）完善训晋保障机制，增强军官对收益的信任度
军官任职教育结业后，对取得合格以上成绩的军官晋升使用，是符合“训晋一致”的选拔使用原则的。这必须在实际操作中真正落实下来。因为这不单是军官个体成本投入的回报形式，而且是军队这个主要的投资主体收益得以保障的前提条件。如果经过培训的军官不能得到使用，那么，在任职过程中投资在其身上的各种成本就会损失。
（3）降低军官偷闲成本的转嫁系数，提高军官间接成本投入
偷闲成本的转嫁系数，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参训军官在学习中选择偷懒行为的一种体现，不仅仅与参训军官的思想品德有关，还应受到相关制度政策的约束。因此，在注重思想引导的同时，更应完善相关制度，提高制度运行效率，激发军官个人间接成本投入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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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ISSN2095-6711/Z01-2019-19-0134
作者简介： 魏强（1974—），男，汉族，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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