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目标及基础教育改革策略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改革论文,素质教育论文,策略论文,目标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素质教育”及“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是当今教育领域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国家教委朱开轩主任在1997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在处理热点问题上，理论研究不够，社会与教育界共识不够，教育内部也不够。”[1]热点问题往往是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反映了教育价值取向冲突。解决热点问题离不开工作方法改进和策略探讨，因此，围绕这个议题开展理论研究和改革策略探讨，对实践与决策都是有益的。
一、“素质教育”的提法能否成立
“素质教育”在众多的讨论中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已具有“是什么”、“不是什么”的判断意义，具有“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奋斗目标。通过这几年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发展，这一提法从总体上来说是能成立的，但是，讨论中对“素质教育”作出的一些片面的判断则值得商榷，这一点在后文中将提及。
素质教育的提出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一致，和基础教育自身改革进程密切联系。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在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发展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素质教育的提出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体现了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得到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响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发展迅速，改革成果丰硕。然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弊端仍然严重影响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阻碍了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提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体现了更强烈更深刻的变革要求。一些地区为克服时弊采取的措施更坚决、更有效，为大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教育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基础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每一个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素质教育的提出是为更准确地把握人才培养目标，更简要地阐明基础教育的性质和任务。
素质教育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提高民族素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其基本要义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并且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主动发展[2]。应该说这一论述具有代表意义。
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不仅是为了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时弊，还应看这一转变的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教育质量追求，更具积极意义的优秀民族传统的宏扬和现代国民精神的塑造。
围绕素质教育展开的讨论总体上体现了符合时代潮流的先进教育思想。不少论述强调了对受教育者的尊重，强调了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展和理想人格的培养。有的同志提出“素质教育以人为核心，促进每个个体与社会发展目标和谐一致的条件下，主动发展每个人的潜能，以争取个性的最佳发展。”[3]有的同志认为“素质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个性教育”[4]“是一种重视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5]这种认识来之不易，是在多年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共识。时至今日，我们完全可以说，不重视人的教育思想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丧失主体性的教育思想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分析一些论述，也可以说素质教育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教育思潮，更多地反映了人文主义的教育倾向。这与当代世界教育思潮的发展有着某些共同点。教育虽不是打开理想之门的万能钥匙，但“它的确是一种促进更和谐、更可靠的人类发展的一种手段”，“教育是必要的乌托邦”[6]教育思潮的涌动不可能像一般的教科书体系那样稳健平和，它必然要表现出鲜明的价值取向，充满着激情，这才使其具有潮水般的冲击力。
有文章说“素质”、“素质教育”在翻译时，当前英语中还找不到相对应的专门术语。[7]这更是不足为怪。在其他学科中，这类例子也不乏见，但并不影响中文概念的成立。
还有人认为素质教育的目标也就是我们一贯主张的教育目标，“教育当然是为提高素质”，何必更换一个新名词？我们知道历史上有过“进步教育”的提法，当时也可以用“教育当然是进步的”予以责难。然而，“进步教育”在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为它具有根本性的、完整的变革体系，为教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至于“转轨”也只是一种比喻，用以表达彻底变革的企求。这种说法同样也可以成立。首先是基础教育的现状确实需要大大改变；其次是任何一种变革都是有继承有批判的扬弃。在重大的转变中会有矫枉过正，但也会有自我调适。
但是，一种提法能够成立，并不能说明这种提法（或曰这种教育思潮）所反映的教育意愿都可以实现。也不是提一个概念，一个命题就真正阐明了变革的目标。尤其是这一提法成为议论纷纷的热点时，目标的不明确性就十分突出。所以，对“素质教育”，对“转轨”提出质疑并非杞人忧天，并非都是在“概念上兜圈子”。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过许多次呼吁实现“从什么教育到什么教育”的转变。如“从封闭式到开放式”，“从凝固式到动态式”，“从片面教育到全面教育”，“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等等（有一位同志曾提出近十个转变）。转变的口号变换频繁，转变的目标不甚明确。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担心，素质教育会不会虎头蛇尾？会不会像流行歌曲一样，流行一阵子又为另一个“××教育”所代替，而后理论界又来阐述另一个“××教育”内涵的“深远意义”？另外，在素质教育的讨论中，众多论述者的教育意愿和教育价值取向并不相同，目标不甚明确，某些绝对化的提法和做法脱离了实际，会不会产生另一种片面性；这些担心绝非多余。
二、素质教育及所谓“转轨”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说素质教育的根本目标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的永恒追求，努力是永无止境的。提出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则应该有更具体的内容，有阶段性的工作要求，甚至应该有表明“基本转轨”的主要指标。小学、初中、职业技术学校，以升学为主要目标的高中都应有不同的要求。否则，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角度界定“素质”与“素质教育”，可以阐述多种多样的教育思想、教育价值观，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素质目标与素质结构，可以从自己的工作中提出几条符合“两全”、“两基”的事例，说明他们早就实施了“素质教育”。这方面，已有令人担忧的事实了。从近年的报刊中就可以看到对“素质教育”的一些可笑的发挥引申[8]，可看到各种几年前，十几年来甚至二十几年来一贯执着追求“素质教育”的先进经验。大家都要搭“素质教育”这班“绝对正确的”理想之车了。这样就模糊了素质教育命题的强烈针对性、强烈改革性，违背了它的初衷，素质教育变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箩筐”。没有明确具体的目标，真正想变革的部门也不知力往哪里使。
实施素质教育如果仅停留在表述教育方针式的高度概括，停留在端正教育思想的呼吁上，实践中则可能仍然我行我素。十多年来，我们呼吁了多少次？但片面追求升学率愈演愈烈，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素质教育转轨应有“从严治标”的目标，对违反教育法规、违反教育规律严重影响教育方针的重大问题，如乱办班、乱收费、乱摊派，以罚代教，滥印发复习考试资料，下达升学硬指标、体罚与变相体罚学生等，应限期整改、从严治理。要对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关键性问题，如取消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加强薄弱学校，改革考试制度等，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
实施素质教育应有“综合治本”的举措，因为素质教育绝不仅是被动克服“片追”的弊端，它有更深远意义的变革要求，必然涉及教育投入的保证，学校社区文化的建设，国民精神、民族精神的重塑，面向未来的社会追求以及急迫的民主法制建设。这些则与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深层次的变革息息相关。素质教育的实施需要整体性的社会改造工程予以保证，实施素质教育也应对社会整体性改革发挥促进作用。
在确定“向素质教育”转轨的目标时，要准确认识基础教育的性质，处理好一些两难问题，不能以绝对性论断作依据。教育面临许多复杂问题，教育自有基本特性和完整功能。有的论述认为“素质教育不是选拔性教育，而是发展性教育”；“素质教育不是竞争性教育，而是合作性的教育”。[9]“素质教育是普通文化教育，而非专业与职业教育。”[10]这些论断值得商榷。当中国全社会同龄青年不到5%能升入大学，不足20%的初中毕业生能升入高中时，学校教育的选拔功能必然强劲，教育的竞争特性不可能消除。理想的基础教育也不可能是无竞争的教育，离开了校与校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竞争只会造成基础教育质量的滑坡。英国政府也在今年3月10日公布了小学排名表，以鼓励学校之间的竞争。这之前，他们已连续五年公布了初级中学排名表。这是针对他们多年来强调减轻中小学负担，减少学生之间及学校之间的竞争，尊重学生的独立性，使得基础教育出现大滑坡，中小学生素质下降，而采取的改革措施。[11]在我国，重点学校的生源好，国家投入多，校际竞争缺乏可比性。一些地方生与生、校与校之间的恶性竞争，排名次过多过滥，危害不小，要更多鼓励合作，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基础教育中竞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学生负担过重是不好的，今后仍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和纠正。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要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严’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有严格的训练，也不能达到目的。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12]
所以，在普及与提高、竞争与合作、减轻负担与保证质量等问题上我们常处于两难境地。一个时期的工作要有侧重点，但不能因此把普通文化教育与职业教育绝然对立，不能将选择与面向全体学生、竞争与合作看作水火不容。
三、基础教育改革策略探讨
实施素质教育还有一个方法与策略问题。以往也多次采取纠正“片追”的措施，为什么“愈演愈烈”呢？在工作方法上受旧有思维定式的制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有关策略探讨，也是为了工作方法、思维方式的改进。
当前，是否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研究基础教育的改革策略，以此确定治理的措施。
1.对基础教育的现状，尤其是主要的弊端作更深入的调查研究。
有关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种种“劣迹”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但表面的、个例性的揭露多，深入的调查不够。例如，究竟是哪些行政部门硬性下达升学指标，如何推动恶性的升学竞争，造成了什么危害？行政部门哪些人以权谋私挤占学校资源，加重学生经济负担，使学校苦不堪言。
再如，学生的课业负担问题，怎样才算适度？哪些地区学生负担过重？哪些学生负担过重？过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普遍存在的而又习以为常的损害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教育教学方法、评价考试方法有哪些？基础教育课程设置和实施存在哪些问题？深入的调查要查明根由，不能是对教育弊端大家都谴责，大家都不负责任。
2.经验的总结要重分析和论证
经验总结能根据教育实践提供的事实，分析概括教育现象，使之上升为教育理论，是一种很好的教育科研方法。行政部门常常用成功的经验来推动全局工作，即所谓“抓典型带一般”。所以，经验总结也是一种工作方法。但是，任何经验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其推广适应性绝对不是无限的。推广“农业学大寨”的那种方法论教训值得记取。而且，当今文风也有不少问题，经验总结中的随意夸张、盲目归因、只言其一不言其二的问题依然存在。有些总结为了所谓的“轰动效应”，喜欢在名词变换上下功夫。用作全局工作指导的经验总结，不同于一般的表彰好人好事，应将其视为一种科学研究活动，是为求真，是在寻求规律，必须有严格的论证。对具体经验分清认可、基本认可和不予认可各种情况，不能一揽子都接受，都宣传。用以推广的经验总结将影响大局，也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要将经验总结当成学术研究，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集思广益。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些，推广的效果就更好些。尤其是为行政长官看中了的经验，更要注意广开言路。
3.充分发挥教育实验研究的探索示范作用，制订超前性的改革设计。
在近现代的教育科学研究中形成的教育实验研究方法，要求实验前有较周密的实验设计，在有一定控制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实施改革措施，强迫实践回答教育科研问题。这样的实验能检验和发展教育思辨的探索成果，又能走在自然经验积累的前面，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应该指出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小学教育实验，许多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自然实验，还缺乏在中观和微观问题上重分析、重精确统计的实验设计。随着实验技术的普及，随着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现在，应该有条件来设计一些重控制、重比较、重视定量分析的教育实验，用事实明理，用数字说话。这样的实验应有多个备择假说，不是先就确定了一种判断，然后再去找证实判断的材料。科学的实验应对一个问题作出多方面的分析，既言利又言弊。实验的结论多为权衡利弊得失之后所作出的慎重选择。
作为宏观的决策研究，也可借鉴国外基础教育改革规划的有益经验，确定长期的、分阶段的、更具体的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目标和策略。要有精心组织的、涉及基础教育主要方面的改革设计（如课程改革设计、重要学科教材教法改革设计、学制改革整体设计、学校评价改革设计、考试制度改革设计等）。事先有设计和无设计是大不相同。没有设计，我们只能等待经验的产生，一旦找到某个经验典型，也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方面被动地为经验所左右；没有这类设计，我们的改革就容易拍脑袋行事，就容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突然产生的热点问题纠缠。
4.有针对性地开展理论研究
提出“素质教育”及“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在行政部门看来更多是实践问题，是要求切实行动起来。主张不争论也是对经院式的教育理论研究的批评。一些沉迷于兜圈子的论述确实也将论述者自己引入了自己设计的“魔圈”。也有论述热衷于名词变换，随意发挥。但不论怎样，有的放矢的理论研究必不可少。提倡素质教育，强调首先转变教育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这就必然涉及理论问题；要取得理论界的共识，必然要对有关概念作出论证，并为大多数人所确认：要取得社会的认同，就必须对社会的教育思潮、社会各阶层的教育意愿、倾向作出研究；素质教育是针对时弊的，就必须对“时弊”的深层次原因作出分析；素质教育又绝不仅是被动地克服“片追”的弊端，它还有积极意义的教育永恒追求，这则涉及国民精神、民族精神、文化价值探讨；素质教育还有面向现代社会的时代追求，有面向未来的超前规划；素质教育即使仅为一种政府行为，也有工作方法及方法论等诸方面的探讨和创新，有教育的法制建设的理论探讨……当前的理论探讨好像很热，但有的放矢的不多，深层次的碰撞欠缺，还未引起理论界发自内心的激动。因此，应该继续鼓励争鸣，更好地通过理论研究来推动基础教育改革。
注释：
[1]见《人民教育》1997年第2期。
[2]柳斌：《关于素质教育的再思考》载《人民教育》1996年第6期。
[3]文：《关于实施素质教育的几点思考》，载《人民教育》1997年第2期。
[4][10]《素质·发展·教育》，载《教育研究》1995年12期“博士论坛”。
[5]顾明远：《提高民族素质，迎接21世纪挑战》载《中国教育学刊》1996年第6期。
[6]《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页。
[7]黄甫全：《素质教育悖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5期。
[8]萧宗六：《素质教育再质疑》载《特区教育》1997年第1期。
[9]钟启泉：《素质教育与教育素质》载《教育研究》1995年第一期。
[11]新华社伦敦1997年3月11日电：《英万余所小学排座次》。
[12]转引自《人民教育》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