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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人的社会性解释的新起点
网络文化，广义上说，是指网络时代所代表的新的文明成果与状态总和；狭义上说， 是指与网络时代相关的人们的交往活动、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曼纽卡·卡斯特说：“ 整个世界最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因素，乃是80年代起进行的信息主义再结构过程，它加速 、引导与塑造了信息技术范式，并引出相关的社会形式。”(注：曼纽卡·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22、3、29页。)这些话 对于中国也同样如此。
网络文化的出现，延伸了社会生活领域，展现出一系列全新的交往方式。它正在打开 社会学解释新的空间。
整个社会学的理论构架可以说是基于人的社会化理论来构建的。特定的社会化要求， 代表了不同的社会文化观念的价值尺度，又体现了社会结构、社会控制所要建立的秩序 。
网络文化深刻表达人的社会性的一种新的内在品格。“人的社会化”不再是工业时代 的那样一种状态。社会性的发展被放在了一个多样化、开放化、全球化的情境中。它体 现出“现代性”经由工业时代进入网络时代后的新的提升，又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文化积 淀中所不能供给的“无形资产”。这些品格的组合与释放将要或正在发生麦克卢汉所说 的“内向性的爆炸”。它成为社会学人的社会性解释的新起点。
开放性是网络时代人的社会性最突出的特征。网络时代无限扩展与开放的信息，不仅 造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也形成了这个时代特有的个人感觉和经验，它在改变信息的存 在方式，也在改变社会关系及人的社会性。开放性使社会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更具穿透性 ，与电视体验相比，网络体验更加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经验。一方面，多文化性成为 网络互动中反复被感受、参照中的东西；另一方面，曾经属于某一民族的文化密码、文 化偶然性因素不再具有绝对意义。
平等性是网络赋予社会人的心灵习性。互联网的前题就是信息共享。与印刷媒介、电 视媒介不同，这种平等首先体现在技术安排上，从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开始，它就 不是一个中央控制式的结构、而是分列式的结构。如果说，平等性是工业时代所张扬的 一种社会理念，那么，它又可以说是网络时代派生出来的一种心灵习惯。
选择性是互联网带来的社会性格。网络时代意味着多样化的发展。多样化、异质化成 为一种思维，一种普遍状态。对多样性的表达、认可、接纳、需求是网络时代的特征。 网络给予人们享受、选择信息多样性的空间。对差异的区分与尊重，变成一种文明表达 。从网页、网站的多样性风格，到网上的任何一个链接，都是可以重复打开的，客观上 都在强化一种可选择意识。网络时代更可能成为人们生产、消费自己性格的时代。
个人化是网络时代社会性的突出特征。网络时代代表了非群体化的传媒工具的时代。 尼葛洛庞帝认为，“数字化时代是真正的个人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是网络信息的丰富 ，一方面是信息的选择终端个人化。曾经有一个伦理学学者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结构 代表着中国未来的个人化的时代。现在看来这只是影响社会结构的因素之一，网络文化 的个人化品格将深深影响着中国未来人际关系的个人化取向。
从动态角度上说，网络时代的人的社会性，又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交往方式。德克海姆 指出：“随着社会的扩大并日益复杂，文化的差异日益明显，即使是同一社会中的成员 ，他们所拥有的文化基础也只能是人性而已。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相互间的差异和依存关 系。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神圣性和普遍人性便成为极少数能维持人类共同性和一致性的 文化理念。”(注：徐贲：《第三文化》，《读书》1998年第5期，第92页。)上述的那 些网络时代的社会性都直接贴近这种“人的神圣性和普遍人性”。同时，互联网是没有 地域、国籍界限的。你没有护照，但你可以走遍世界各地。一种新的意义上的世界公民 概念，其实正在形成。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命题从政治理念中走出来， 在互联网氛围中得到另一意义上的实现。假若我们不只是停留在对跨国公司、全球性大 众传媒制造着新的“文化同一性”批判上，我们就会发现，在网络时代，一种跨文化人 格，一种新的世界公民素质正在形成，它将成为全球化过程中共同的文化认同。
网络时代的社会人所具有的信息的观念、学习的观念、创新的观念、全球的观念、多 样性观念，都可以看成网络时代所衍生的新的交往观念。在这一交往过程中，我们可以 感受到一种新的理性化与私人化的空间被孕育其中，“新的传播系统日益使用全球的数 码语言，既将我们文化的言词、声音和意象之生产与分配在全球层次整合，又按个人的 心情和身份、品味量身订制。”(注：曼纽卡·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22、3、29页。)
同时，网络文化也在激发一种新的交往样式。即它把一种安定的、平稳的、成年式的 行为方式变成一种充满“探索精神”、“少年精神”的行为方式。因而，美国人从PC革 命中看到了数字化时代“没有尽头的青春期”。正是在这个时代，“知识每时每刻都在 提供新的行动的可能性”。(注：尼古·施特尔：《人类正在走向知识社会》，《参考 消息》，2001年4月8日。)这种行为方式尤其对中国人以往认定的“成熟的社会人”形 象提出挑战。
网络文化对社会性的塑造，也是一种对生活方式塑造。网络时代开辟了教育即生活、 学习即生活的学习型社会的时代。仅此一点，就更深刻的改变了生活方式节奏、结构。 网络展示出一种创造性生活的新的可能性。它会让人去感受一种心理年龄的价值，一 种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生活方式的价值。一方面，网络使群体生活方式、个人化生活方 式都得到了延伸；另一方面，网络还使群体生活方式进一步的分化、发展。如女性生活 方式、青年生活方式的分化。
网络文化是对传统社会化理论基本规定性的挑战
网络文化对社会学最大的挑战是对传统社会化理论基本规定性的挑战。现代社会学的 社会化理论的最核心含义在于：社会按照既定的文化传统教化人类个体，使个体按照社 会的要求标准化。社会化也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一致化、个人被社会同化。从家庭、初级 群体到次级群体(社会组织)，所谓社会性的塑造都在完成这一过程。但我们只要稍微有 一些网络生活的体验就会发现：网络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社会化模式诸多方面的基 本规定。网络文化的现实发展过程，既有其理想型的一面，又有其现实复合型的一面； 既有提升现代性的一面，又有在现实的复杂因素下使现代性变得混乱不堪的一面。
首先，网络的发展带来了人的社会性认同的新的危机。人的社会性的发展是和“意义 ”与“认同”相联系的。没有特定的文化认同与意义世界，就没有特定群体的文化纽带 。然而，当我们认可“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个人化时代的到来”时，这只是硬币的一 面，它的另一面是“社会的片断化愈加扩展、认同变得更为特殊，日益难以共同分享” 。网络同时也成为人们逃避集体认同的方式。网络时代的丰富化、开放化带来了“自我 ”新的发展，也伴随着“自我”新的危机——即认同模糊。
其次，网络产生庞大而多样的虚拟社群，给人以虚拟化的身份。人并不需要首先考虑 社会标准化的准则，而是面对自己想要什么(包括潜意识中想满足什么)。看一看BBS、 网络聊天室的内容，看一看象“酷站”、“小资情调”、“虚拟性爱”这样的栏目与文 章就可知道它充分的个人化色彩，其虚拟的身份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网页里有一首 歌，“如果你爱她，那么就带她到BBS去吧，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她；那么你也 带他去BBS去吧，因为那里是地狱。怎么样?想来论坛跟我们一起厮混吗?”“飘浮的社 会性”成了虚拟人的品格，它在否定以往经典意义上的社会性。
再次，网络文化在认同多样性、选择性、个人化的同时，也在默认非标准性；认可更 普遍意义上的非理性选择。网上充满着煽情的话，一些上网者“心里太象揣着一个狂野 的炸弹，等待着某种激情时刻来引爆点燃”，它客观上鼓励了人对秩序的超越、逃避、 怀疑；并且给予人们一个交流、渲泄的空间，就象苹果公司乔布斯的个人品格——嬉皮 士、黑客、网络创新者多种相互对立的素质集于一身。网络人不是一种被标准化的社会 人形象。
传统社会学的社会化理论认为，初级群体、次级群体是人的社会化的基本环境，是塑 造人的社会性最初的桥梁。它强调特定家庭、阶层、阶级、职业群体给予人们塑造起主 流价值观。在网络时代，当“上网”已经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中学生、甚至于小学生 的人生早期经验一部分时，价值观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成了潜在的行为导向，甚至于 是开放性社会无法遏制的趋向。“我是同性恋女生”、“女大学生，一个性感的角色” ，“我吸毒，我很酷，我滥交，我很酷”……在中国网站上这些很轻易被看到的可点击 的标题，很自然地把人带入一种非主流的心态之中。
网络生活似乎给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表达都留下了“空地”。包括不属于主流文化 的非理性，包括与人的基因有关的诱惑、欲求等。这是当下中国其它传媒工具所不能比 拟的。它总是挑起人们对性爱、暴力、金钱的无穷兴趣，满足着人的非理性需要。
我们可以说，网络文化、网络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解构”我们曾依靠理性设置的 社会化过程。
网络文化对社会学文化整合理论的挑战
如果说，人的社会化理论是社会学的一个起始点的话，那么，整合则是社会学的一个 “主旨”、“目标”及所追求的社会效率。
“整合”(integration)意指社会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协调一致，不出现游离、断裂或 脱节；也指文化特质与文化模式之间的自成一格。“整合”的概念包括“社会整合”与 “文化整合”。社会整合强调的是“社会角色——社会结构——社会秩序”间的一致性 ，而“文化整合”的概念强调的是不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之间的发展与协调。(注： 扈海鹂：《全球化与文化整合》，《哲学研究》2000年第1期。)
网络文化对社会学整合理论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上看 。在以往的时期，社会学的整合理论主要是就民族国家而言，以往的“社会性”总是与 民族性教化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人们得以生活在一种相对固定的“文化场域”中。本尼 迪克在发挥了她的老师提出的“文化自成一格”思想时，曾特别强调了“重要的社会学 单位不是制度……而是文化的整体形态”。(注：[美]E·哈奇：《人与文化的理论》，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自从网络文化作为新的参量介入，它在无形中 消解原先的民族文化语言的权威性、合法性、感染性。因为，网络是没有国界的。网络 人对社会性的模仿与理解也是没有国界；并且网络不是中央控制式的，每一个上网者都 可以自由地不受干预地平等地选择、接受跨国界的信息，社会性有了诸多参照群体的价 值作用后，原来“我群体”与“他群体”的文化价值区分也就模糊了。
正是在网络上，西方文化传统多元性、开放性风格与东方国家同一性、封闭性的文化 传统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种理论探讨的前提——东方社会还没有习 惯如何在多元化环境中生活。对于象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所谓的西方世界的“文化霸 权”力量，主要的并不在于它表现出一种强制性教化作用，恰恰在于它所产生“离散性 作用”。网络世界的全球性、选择性、开放性、多样性特征本身就可以使西方文化的许 多东西借助于发达的国力和科技力形象达到一种强性的辐射作用，因为它在分解“同一 性”。几千年来，古老中国民族性文化结构基本上是一种同质性很高的结构，其延续又 主要是通过高度集中的专制式的统治实现的。在今天，承受这样一种外来多元文化巨大 “离散性”作用的多重后果，我们常常显得力不从心。
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网络时代人的社会化，是全球时代的社会化过程，“信息系 统与网络化扩张了人类组织与整合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由“离散性 ”带来的全球化与“片断化”并存的双重特征。而这方面，我们的社会化准备还非常不 足，我们还没有找到较好的文化整合的路径。
二是从我们民族自身亚文化的发展来看。亚文化的丰富，在整个工业时代属于次属群 体(职业群体)发展的产物。次属群体的发展产生了特定的职业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特 定的职业亚文化。但在互联网时代，尽管亚文化的发展依然与职业生活方式有关，但当 今网络亚文化的繁荣，却主要不是由于职业群体的发展，而与“虚拟人”、“虚拟社会 关系”、“虚拟社区”相关。因为有了“虚拟人”这道幕幔，亚文化的发展少了“社会 人”舞台上的道具，它成为“虚拟人”的亚文化。它使得人们对特定亚文化氛围的表达 更真实，也使亚文化的运行更不受主流文化的控制。网上所进行的关于“不和70年代出 生的人交朋友”、关于“上海宝贝”的讨论，都极具有这种特点。
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以及在新型媒体所传递的经验背景下，自 我认同成了一种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活动。传统的控制越丧失，依据于地方性与全球性 的交互影响的日常生活愈被重构，个体也就愈会被迫在多样性的选择中对生活方式的选 择进行讨价还价。”(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 ，第5页。)吉登斯用“反思性”、“讨价还价”来形容对人们多样化的生活进行选择， 非常能反映网络时代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非主流心态。
也正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我们会发现，社会学意义上的“整合”常常不可能是完全 的、周延的，它只可能是相对的、不完全的、不周延的。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主文化与 亚文化的多重互动中，网络所具有的虚拟性、个人性、多元性增生出许多非整合的边缘 状态。
中国现实的社会结构对网络文化的制约性
互联网时代也意味着各民族更深刻地被纳入全球化的趋势之中。吉登斯认为在这种情 形下，“社会性总体只能建立在沿时空边缘分布的跨社会系统的情境中。”(注：安东 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5页。)发展中国家的“跨社会 系统的情境”，既包含网络文化赋予社会系统以新的属性，新的文化力，又有由此带来 结构的受制性、制约性、非连续性等问题。如果我们把“网络文化”放在中国现实社会 系统的“结构”中，我们就会发现人的社会性的发展面对这样的一系列现实：
其一，中国现实的社会结构包含着多重复合性、不平衡性。
中国城市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30%，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社会还有 相当繁重的工业化、城镇化的任务。(注：参见胡鞍钢《“十五”：中国完成跨栏动作 》，《南方周末》2001年3月15日。)从就业构成上看，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农民 占主体的社会。中国农业劳动力占人口的50.1%(相当于美国1870年的水平，日本1921年 的水平)。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被扩大，它带来了相 当数量的农民生存的底层化、边缘化。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存在着某种对网络时代的脱 离，存在着电脑文盲、无消费能力的群体，以及通讯低度发展的地域。曼纽卡认为，“ 脱离的过程是双向的，因为被排除者也拒绝了结构支配与社会排斥的单向逻辑。”(注 ：曼纽卡·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2 2、3、29页。)
中国又是一个工业社会，工业比重在整个GDP中占三分之一，占就业人口的23%。中国 也正在成为一个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的社会，已有占总劳力22%的服务业就业人口，尽 管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比重。
中国还具有信息社会的某种前兆——中国知识产业就业人口达到5%，中国有3200万人 上网，占世界的第五位。
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说，“非延续性”、“断裂”成为网络文化在中国的一种特征。 人的社会性的发展也不在一个层面上。
其二，与网络文化、网络时代相联系的是一个组织性极强的社会、一个法治社会。
网络文化所代表的新的社会关系、文化观念的效用，都极其依赖一种理性的市场环境 与公民环境。当我们的社会本身还没有发展起基于现代民主意义上广泛的公民意识，网 络文化所代表的平等性、开放性、选择性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当中国现实生活中充满 信用危机、官本位时，网络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发挥“提升现代性”的作用呢?当一个 社会中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还没有享受到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发展中的多种权益，网络 文明的成果与福祉如何能被他们感受到呢?网络文化所包含的对人的社会性方面新的文 化塑造力在很大的社会层面上，还不具有确定性与现实性。
其三，网络时代也包含着社会结构上新的风险因素、不确定性因素。
从现实来看，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大量的结构性失业。“一个具有前所未见的破坏力 的经济地震和社会地震正在发生”。(注：参见[德]汉斯-彼得·马丁《全球化陷阱》， 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版。)“电脑网络空间远未将我们带入高科技的伊甸园。相反 ，市场体系正在借助于其中为人熟知的作用迅速将其征服。事实上，因特网恰恰是由一 个跨国程度日渐提高的市场体制中的核心生产与控制工具组成的。”(注：[美]丹·希 勒：《数字资本主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1页。)处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中国赶上了“数字化时代新的社会贫富分化”。这种差距往往是同一个国家不同 的时代的差距。在高科技云集的上海浦东的人均GDP相当于世界第11位；但占中国一半 以上的地区，如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在世界排名为第144位。在“三级两跳”的台阶上，会有被甩得更远的弱势群体、边缘 群体、甚至于区域化群体。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将遭遇数字化时代所造成的“成人社会 化”的中断、乃至断裂。
其四，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本来也意味着社会道德结 构的转型。
在这个艰巨的转变过程中，东方社会最易出现的便是道德无政府状态，偏偏我们又碰 上网络文化这把“双刃剑”。“电脑病”产生出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信息过剩、信 息混乱，网络色情的“通货膨胀”。中国有25%上网者是通过“网吧”上网的，一些网 吧管理混乱已十分突出。它无疑会带来价值观念的迷乱。这些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加深 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人的社会性塑造方面的复杂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的繁华、精英文化的弱化，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普遍 的阐释焦虑。如今，这种“焦虑”绝不会因网络时代的到来而减弱，恰恰相反，网络会 使大众文化的情感化、非理性化更甚之。
结语
网络时代，是与中国的社会转型期一同到来的。对于中国社会学来说，它真正前卫性 的品格在于——它孕育着一个新的社会管理时代的到来。从总体上说，网络文化赋予社 会管理以新的文化理念、技术手段，它所提供的总的社会效率，依赖于我们在多大程度 上完善我们的社会结构，乃至我们的社会管理。在人的社会性塑造方面，网络文化对于 中国，不只是最先进的科技手段，而且是一种全新的文化资源。
但是，网络文化并不意味着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丹·希勒指出：直到今天还没有什 么证据来证明了网络“正在进入一个脱离了各种主流经济关系与社会制度的王国”(注 ：[美]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1页。)。
网络文化本身是个多元性的东西。信息、知识的“扩展也带来捉摸不定的风险性和不 确定性，带来自由的行动潜力”，德国学者尼古·施特尔预期说，‘知识社会的未来肯 定是充满了大量的不可靠性，出乎意料的倒退和惊人的效应。日益增长的社会脆弱性， 将会提出新的道德问题。”(注：尼古·施特尔：《人类正在走向知识社会》，《参考 消息》2001年4月8日。)
网络时代的“社会性”是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性”。然而，关键是这种“个人的社会 性”正在面对快速而多重向度的变迁和社会机制再结构过程。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带来 的更加开放的多元文化环境及对更理想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另一方面是高科技伴随着跨 国资本的快速流动、不稳定的劳动关系、生活关系，一部分社会成员被更快的边缘化。 曼纽卡强调指出，全球都在“以共享、重构的认同为核心，追寻新的连续状态”。“在 财富、权力与意象全球流动的世界里，对于集体或个人、认定或建构之认同的追寻，变 成社会意义的基本来源。”(注：曼纽卡·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22、3、29页。)尽管东方从来就有强大的集体认同感的 传统，但现在“东方也在寻找新的认同。”在全球都充满着“创造性破坏”的成就与社 会成本的趋向中，在曼纽卡看来，东方就可能是一个更脆弱、更多冲突的世界。这就要 求我们正视网络文化发展中的正功能、负功能、潜功能与显功能的多向性。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被文化多元性所孕育的“人的社会性”如何在全球性、民族性 的交错平台上的达到良性发展与整合是中国社会学者面临的课题。
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想象力、建构力应体现在如何构建一个开放型社会的社会管理、社 会整合的机制。在开放性、多元性的全球时代，面对丰富、复杂又多层面的人性及其欲 求，应该去研究怎样的制度条件、体制条件能满足人的社会化的理性化塑造的基本要求 ，又能为人性的发展留下“私人化”“个性化”的可能性空间。正象李泽厚先生所说的 ，“新时代的教育，是研究如何建立健全的人性。”(注：李泽厚：《再说西体中用》 ，摘自《东西方文化议论集》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第629页。)像中国这样一个东方 大国，在吸纳网络时代新的人文品格的同时，如何使其与自身文化传统中优秀的人文精 神的发扬结合起来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在这方面，还有许多深层次的社会管理问题 需要我们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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