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两次表述及其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意蕴论文,两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842年的《莱茵报》时期到1846年8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完成的4年间，马克思完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深刻的革命。标志着唯物史观创立的《形态》无疑是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制高点，其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首次论述，我们称之表述Ⅰ。13年后，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唯物史观又作了经典式的论述，我们称之为表述Ⅱ。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这两次表述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差别，是认识上的深化过程。下面我们试图从这种认知出发，来重新探讨一下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科学内涵的基本观念及其意义。
一、表述Ⅰ：现实批判逻辑的缺失
就《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内部的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的研究并不是它的主题，但是，它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完成的两个极为重要的“第一次”（第一次以较完整的一般概念制定了唯物史观，第一次实现了在历史哲学领域上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革命却是立足于现实经济生活的决定作用这一根本理念之上的。
事实上，构成生产的内部机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在《形态》中被表述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只具有一般的意义。并且这种意义的现实性在这里还难以充分体现出来。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生产必然要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但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生产力作为一种革命的社会历史因素，它的发展使得原来的交往形式不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更高水平，从而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决定着一切历史冲突的这种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深刻矛盾，必须通过社会革命的途径才能得到解决，其结果就是先前的、已变成桎梏的交往方式，为新的、与生产力发展更高水平相适应的新的交往形式所取代；也尽管由于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矛盾是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这样一种欠精确的形式来阐释的；但在《形态》中，这些矛盾从本质上看只是得到了形式上的说明。
正如事后马克思在给出版商列斯凯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在这里应该首先使读者了解他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3页），即社会历史观中的唯物论。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把他的政治经济学理念作为其区别于德国历史哲学首要的观点凸现了出来，并不是偶然的。这充分表明，在《形态》完成后，马克思已经在实际的创作活动中认识到不研究政治经济学，不充分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范围的辩证法，特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实辩证法，要想实行社会历史观上的彻底革命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就必须从生产出发，从“生产的实际条件和人们的生产活动”（同上书，第3卷，第614页）出发进一步揭示生产过程中的内部机制。显然，认识到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深入细致的说明，从根本上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进一步剖析，特别是对生产关系内部结构的解剖上面。仅仅停留在两者的决定与被决定的一般关系描述，并不等于任务已经完成。严格地说，这只是观念上的革命，而这种革命要转变为现实中的革命，必须依赖于对当时生产方式的现实把握。
诚然，《形态》已充分显示了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必要的和充足的理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依据生产力决定分工，而分工又决定所有制的形式，从而把所有制具体化为“根据个人与活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同上书，第25页）。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交往形式（生产关系）这一抽象关系所进行的最重要的具体化的步骤之一。这样，把生产关系归结为人与生产过程物质要素之间的所有制关系，就能够使马克思恩格斯区分历史上不同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从而看到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是以物质对象为媒介的，因此就产生了社会关系物化，产生人们之间社会关系以这种或那种物的形式即各种拜物质的可能性。
然而，总的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唯物史观的天才表述仍然在较大程度上停留于抽象的哲学历史观层面之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一个社会历史观的决定关系序列中，生产关系这一环节依然没有得到具体历史的说明，它依然没有超越一般历史哲学式的阐述，其深刻的经济学内涵仍未被明晰地揭示出来。纵观《形态》的整个内容，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对以往历史发展形式的分析，还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陈述，都是提纲挈领式的，其中世界观即一般观点的运用较多，而深入的分析较少。因此，在《形态》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本文现象：一方面是新的世界观的创立，勾画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般辩证法、解决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也说明了市民社会对观念、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性意义等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另一方面唯物史观似乎又只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在试图把这一崭新世界观运用于实际历史生活的分析时，又显得力不从心，难以突破这种哲学世界观话语而切入现象的内在深层结构之中。造成这一结果固然有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著作的历史阶段性这一思想发展史上的原因，这里一方面由于著作本身的论战性质，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也只不过开了一个头，深入细致的研究以及形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仍须假以时日。但是，在这里这一结果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唯物史观的存在形态究竟是什么，它仅仅是单一的历史哲学结论，还是以总体为基本特征的有着内部结构层次的社会历史观？
我们认为，唯物史观的完整意义决不是仅仅用单向度的哲学历史逻辑话语所能涵盖的，相反，它又是一种现实的经济学逻辑，是两种逻辑的有机统一体。
二、表述Ⅱ：两种逻辑的结构性统一
经过13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一不懈努力，它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全新的阶段，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这时过程“已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同上书，第13卷，第532-533页）。正是在这样一个成熟的发展阶段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才能充分地显示和表达出来。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同上书，第8页）这一结构性的描述及其原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它使一切政治经济学和一切历史科学及其实践革命化了（参见同上书，第526页）。
在马克思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他对社会历史中的结构性要素作出了二种结构和功能序列上的划分，也就是说这里关于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学说作了二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表述。这是颇耐人深思的。在第一种表述序列中，涉及到了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这么几个要素；在第二种表述序列中，列举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等4个基本要素。如果把这两种序列按它们各自的功能关系作一排列，我们看到：
(1)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
(2)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参见加图利亚、维戈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
通过对这两个功能关系序列的比较以及对照马克思的文本原话，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上述两种辩证式的表述，在其整体世界观的意义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内在质都反映了唯物史观的最为根本的观点，即物质生产劳动是一切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和基础，人们的观念、理论、观点和国家本身的原因都是存在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不同之处就在于第一个序列较为具体，它侧重于社会生产的经济学意义，是一种经济学逻辑（话语），第二个序列则较为抽象和一般，它侧重于社会生活的历史哲学意义，是一种哲学历史逻辑（话语）。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分两个层次来表述唯物史观？显然，这是马克思对《形态》中现实批判逻辑缺失的必然回应。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及其科学观点的确立，马克思认识到生产关系范畴在唯物史观走向完备性过程中，其地位和作用是极为独特的。首先生产关系是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与生产力范围一道构成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的学说的最为基本的范畴。其次，生产关系有其自身的内部结构，其中产品、工具等的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内部结构中的核心内容，这就使生产关系始终摆脱不了物质利益的“纠缠”，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它成为唯物史观中的范畴之后而有所改观。第三，作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的生产关系，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历史性；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它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殊历史内涵；同样这一特性更决定了它作为唯物史观这样一种哲学历史观点，它必须不断地关注和介入特定历史阶段的变化，不断地切入现实历史，才会具有普遍的生命力。它作为一般历史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就不能不在最能反映现实物质生产活动的政治经济学中找到自己的立脚地，不能不把唯物史观中抽象、一般的哲学历史逻辑转化为反映特定历史阶段性的现实经济学逻辑，不能不把抽象的、一般的生产关系范畴具体化为现实的、具有历史阶段性特点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第四，随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范畴已不仅仅是哲学历史观的范畴，它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范畴，政治经济所研究的对象正是生产关系在历史上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从生产关系这种双重性质即既具有哲学性质又具有经济学性质中，已从本质上说明了把生产关系范畴作为自己基本要素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必须是历史哲学逻辑和经济学逻辑的统一。因此，可以认为对唯物史观仅仅作哲学历史的考察，它只是一般的抽象的哲学观点，它是自在的，但是它的这种自在性又必须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的经济学逻辑的基础上，离开了后者，前者只能变成为几条任意裁剪历史的僵硬公式。马克思的伟大功绩不仅在于发现了唯物史观的普适性，更在于他能够把这种历史哲学观点始终如一地置于历史的现实基地之上，始终把它与物质生产的特殊社会性质、经济条件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唯物史观就不仅仅是一种抽象观点，同时也是一种内在地蕴涵着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科学理论形态。由此可见，唯物史观要成为完备的科学观点并运用于具体历史形态的剖析，政治经济学逻辑就必须成为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在因素，而唯物史观又恰恰在于这种具体历史的特殊性之中。这就是说，对于马克思来说，唯物史观既抽象又具体，既一般又个别，而这种统一性即唯物史观就存在于他关于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社会历史形态的全面剖析之中，除此之外，马克思再没有多说什么。
三、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
由上述，我们认为，唯物史观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在内在结构上，它的一般逻辑和特殊、个别逻辑的统一构成其完整的理论存在形态。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观点似乎先于他对当时典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把握。但只要我们稍加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简单。实际上，在《形态》中的表述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经济生活条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一般决定意义这样认知之上而对人类社会演变的动力、规律的一种推断。不可否认，这样的认知带有强烈的哲学上的价值预设的色彩。显然，这对于作为辩证法家和革命家的马克思的进一步实践要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在他看来，一方面，唯物史观的一般哲学逻辑，必须要有来自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新现实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持和证明。他清楚地认识到，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性很强的科学，对唯物史观的哲学一般逻辑的重大意义：只有获得前者的有力支持，后者才能具有自己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在完成了对具体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解剖之后，由此而获得的特殊社会形态的演变规律（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的逻辑）又必须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同时，也惟有如此，这种特殊、具体的逻辑才能自觉地充分体现其自身蕴涵的一般发展的意义，才能有历史哲学的意义。无疑，当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完成并成为相互关联的辩证统一体之后，唯物史观才能具备现实的完整的理论形态。这就是表述Ⅱ的主要意义。
由此，第二，逻辑统一于历史是它的基本要求。关于这个问题，我只想指出二点，即马克思晚年留下的大量关于古代社会、人类学的笔记和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若干论断，构成他始终如一地贯彻“逻辑统一于历史”这一不懈努力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广义的《资本论》无疑完成和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逻辑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生活诸方面历史发展的现实统一，具体地实现了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中逻辑统一于历史的现实要求。可以说，唯物史观这一基本要求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当时代资本主义发展实践的检验和证明。在此之后，人类学研究的长足进步涌现出大量的有学术价值的著作，特别是摩尔根的名著《古代社会》一书的问世，为马克思进一步验证唯物史观提供了可能性。简言之，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获得的关于古代社会的“两种生产”的理论，正是回溯人类历史所结出的理论成果，从而完善了唯物史观，也拓展了它的理论意义。同样，其二，马克思对人类未来社会的展望也始终贯穿着逻辑统一于历史的基本原则。由于人类的未来社会——共产主义毕竟没有成为现实，因此，马克思对它的预测只能是根据唯物史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之上的极其原则性的判断。因为他知道，共产主义社会将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出现，它不同于历史上已经出现的各种社会形态，而从根本上区别于后者。因此，到了那个时候，唯物史观一方面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上必然把“时间的节约”作为其首要的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形式上改变自己，以统一于未来的历史实践的要求。
第三，在社会批判上，它突出了总体性方法论的特质。实际上，唯物史观完整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两种批判的统一。一方面它要求把经济条件之归根结底的决定意义贯穿于整个社会批判过程中，强调它是唯物主义地科学解释整个社会形态（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础，即“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732页）；另一方面它又赋予社会意识形态诸形式一种相对甚至绝对的独立活动空间和研究空间，从而意味着在社会发展、制度变革的某些关节点上它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唯物史观正是体现了这种历史的辩证法。可见，与马克思在唯物史观上实现的哲学历史逻辑与现实经济学逻辑之统一相伴随，也必然地实现着社会结构性批判的完整统一，即对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批判与社会意识、政治上层建筑的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之，通过对唯物史观两次表述的对比研究，我们既看到它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的历史演变以及逐步走向完整的过程，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它的内在本质及基本特征，即它是具有多层次和内在结构特征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因此，那种把马克思唯物史观简单地视作“经济决定论”或者“经济史观”的观点，都是极端片面和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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