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三化”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三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4—0027—09
马克思主义“三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三化”是科学理论诞生的重要途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结晶。探讨马克思主义“三化”与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关系，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三化”进程，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就马克思主义“三化”推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作粗浅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至20世纪30年代初，在马克思主义初步“三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1471]中国先进分子经过不断求索和鉴别，终于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从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过程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初步探索，从而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
(一)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起步中形成毛泽东思想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其显著特点是它的实践性。中国先进分子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目的不是单纯探求学理，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而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判断，中共一成立，就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党的一大明确宣布：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
但是，此时的中国革命，已经不同于以往的革命。从国际条件看，它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革命已经向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转化；从国内条件看，它发生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中国革命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那么，这场革命的性质是什么?革命的任务是什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正是在初步回答这一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在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党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要观点。
党的一大虽然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但并没有解决中国当前革命的性质问题。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根据参会代表带回的会议精神，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首先，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2][77-78]这就改变了党的一大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制定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其次，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1925年1月，党的“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问题。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2][274]同时，大会认为，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成分，他们受压迫最深，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2][292]此时，尽管还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已经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萌芽。
在全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初期，毛泽东即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魄力。1925年12月至1927年3月，他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文章，在两个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一是提出了农民是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的思想。他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3][37]。二是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参加革命和怀疑革命的矛盾态度，因而在革命中是“动摇不定的”，他们将发生分化，“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4][9]。
可见，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主题，毛泽东思想就是为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而诞生的。
(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中形成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从探索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起步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从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开始的。
党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并不顺利。大革命时期，曾出现过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陈独秀认为，中国既然需要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就必须以资产阶级作为社会的基础。资产阶级虽然亦幼稚，但它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国民革命的“轨道”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5][259]这场革命的结局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至于“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6][263]。“二次革命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犯右倾错误的理论根源。“二次革命论”实际上也是一种教条主义，它简单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论述，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在如何对待苏俄经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本问题上再度发生严重分歧，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为代表的中央坚持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忽视中国国情特点，强调照搬照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并取得了两大重要思想成果：
一是突破苏俄模式，提出了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思想。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遭遇挫折时，毛泽东审时度势，放弃进攻中心城市长沙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在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1928年10月和11月，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一是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造成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连续不断的战争，给革命力量的发展以可乘之机；二是大革命的影响还留在广大工农群众之中；三是有不断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四是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五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4][49-50]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而且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4][97-98]单纯的流动性游击政策不能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必须坚持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大力发展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二是批判党内军内盛行的主观主义，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思想路线。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工农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批判了主观主义。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4][91]《决议》强调：“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4][92]为克服主观主义，《决议》提倡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4][92]接着，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又对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这篇文献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命题。他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因为没有调查的发言只能是瞎说一顿。[4][109-110]二是阐明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指出：那种认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4][115-116]为此，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4][111-112]三是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4][115]因此，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了解实际情况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创造新局面。在这篇文献里，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思想的形成，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三)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起步中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取向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就同当时中国的主要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三次争论，这些争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辟了道路。以后，党通过开办党校、干校、报刊以及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向广大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成为工农大众进行革命的武器。瞿秋白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该宣传到广大的群众之怀”[7][234]。
为了便于广大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观点，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注意使用群众容易接受的平实语言。譬如，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以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是：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这样的“入党的条件”，简单朴素，把“先进分子”的标准规定得非常清楚，非常具体，即使是没有文化的工农大众，也一听就能明白，就知道共产党是一个先进的党。在20世纪30年代初，艾思奇等一批学者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尝试，撰写了一批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读物。这些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很快为广大工农群众所理解，显示出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活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起步，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取向。毛泽东思想就是以宣传大众、组织大众、解放大众、造福大众为目的的理论。因此，语言的通俗化成为毛泽东思想最鲜明的表现特点。
遗憾的是，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共中央并不认同毛泽东等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思想成果，土地革命前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是“左”倾机会主义。“左”倾错误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1927年11月，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认为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8][226]1930年4月，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发表《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一文，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在王明教条主义统治时期，毛泽东遭受更加严重的打击，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思想成果被当作“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保守思想”受到批判，他本人也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王明在思想上推行教条主义、在军事上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果，不仅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步伐，而且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党通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终于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康庄大道。
二、遵义会议以后至抗日战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三化”的高潮中，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
1935年1月，中共中央于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是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从此，党牢牢把握领导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并在领导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三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有新举措
193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用《实践论》回答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强调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4][296]规定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总的原则。二是用《矛盾论》回答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两论”的基本精神在于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找出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概括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点。“两论”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奠定了理论基础。1938年10月，为了使全党切实肩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9][534]
(二)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方面有新突破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势风云，提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根据日本加速侵华步伐、世界格局发生改变的现实，会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最基本的特点。”[10][598]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10][599]会后，毛泽东在党的积极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建党14年来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提出的“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4][160]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了革命转变的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4][160]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经济条件尤其必不可少。二是预测到两个革命转变的时间会要“相当地长”，因为“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4][161]据此，党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广泛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方针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例如：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把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不没收富农的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等等。为了推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转向抗日，党逐步将“反蒋抗日”方针转变为“逼蒋抗日”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加快了向“联蒋抗日”的转变，从而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使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新局面得以实现。
(三)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有新气象
延安时期，党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进行了许多创造。一是创办干部学校大规模培训干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共中央利用延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相继开办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延安大学等，大规模培训干部。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到干部学校轮训培训，明显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二是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影响比较大的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开启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著作风气之先河。它用生动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深刻思想，使广大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据不完全统计，《大众哲学》从1936年1月出版到1949年北平解放，至少印了32次。其中晋察冀解放区新华书店于1947年8月出版发行30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三是号召宣传工作者学习群众语言。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11][841]同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11][851]四是学会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名言。毛泽东发现，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虽然很低，但老百姓对我国经典的名言警句、成语故事、民间谚语等理解得很透彻，于是，他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切入点。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时，他就以人民群众所熟悉的中国历史上的富有哲理的警句、名言、成语、典故、民间谚语、寓言故事等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观点，使人感到生动形象、亲切易懂。比如，《实践论》中在说明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关系时，他引用《三国演义》中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说明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过程；在《矛盾论》中，他引用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来说明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再如，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说明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性；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来说明人民军队的重要性。他把“实事求是”这句成语赋予新的时代涵义，确立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样，传统文化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和活力，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实现了理论的通俗化大众化，从而成为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三化”的道路在延安整风中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加强。1941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明确提出，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解决党内“三风”不正的问题，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1][812]。在整顿“三风”中，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最为重要，因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11][813]整风运动首先是从解决学风问题开始的。毛泽东对主观主义的学风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11][800]他要求全党必须树立马列主义的学风，“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11][801]“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11][820]为此，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方法，就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有关调查研究的指示和决定指导下，中央各部门和群众团体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派出考察团深入基层，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显著增强。反对党八股则直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延安整风，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运动。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能力，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史进程。
在马克思主义“三化”的高潮中，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其标志有二：一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9][605-606]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并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进行了逐一论述，指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9][647]因为中国革命已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所以，“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9][650]。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9][677]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不操纵国计民生的前提下得到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9][678]。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9][698]。该文还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重要标志，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它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为全党所接受。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论党》的报告，深刻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lJ2][335-336]因此，七大党章明确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偏向。”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次伟大飞跃的理论成果，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同时，它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崭新道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三、解放战争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继续推进，毛泽东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解放战争爆发至50年代中后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初的十余年间，是国际局势深刻变动，国内政治经济制度深刻变革，思想文化深刻变化的时期。在这个社会大转折时期，我们党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取得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成果。
(一)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推进中拓展毛泽东思想的主题
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初，主要是作为“革命理论”而写上党的旗帜的，重点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怎样进行这场革命的问题。虽然党的七大也将“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建设理论”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但重心是在革命方面。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党审时度势，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世情国情，把关注重点移到建设方面，从而开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主题的转换——从重点研究革命方面转向研究建设方面。
一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集中探讨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问题。1948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0％-20％，“正因为这一部分数量很小，困难就来了，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13][1]。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也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1430]据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正式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划分为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在分析这五种经济的性质时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1][1433]在政治上，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1][1480]党的这些主张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以《共同纲领》的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二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根据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征兆，党中央把握时代特征，积极营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在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政府始终表示出爱好和平的真诚愿望，并在与印度、缅甸等国的谈判中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迎接社会主义的到来，从1956年开始，党中央集中进行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到党的八大文献，再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已经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思想。在经济建设上，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强调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国家和生产单位及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等各种经济关系，要求利用难得的和平时机加紧经济建设，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建设方针。在政治建设上，提出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努力实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文化建设上，提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尊重并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些思想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
(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中丰富毛泽东思想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以一系列独创性的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一是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我们党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2月，他又亲自修改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将其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4][316]这条总路线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主体；一是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总路线的两翼。我们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有许多自己的创造：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不同于苏联先搞工业化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二是把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区别对待，对前者实行剥夺政策，对后者实行马克思设想的“赎买”政策，不同于苏联一律实行剥夺的政策；三是采取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不同于苏联“一步到位”，从而避免了社会动荡；四是把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与对资本家的改造结合起来，不同于苏联把资本家推到对立面的做法。由于我们党采取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底基本完成。而且，由于较好地处理了改造与发展的关系，在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提前超额完成了“一五”建设计划。
二是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一个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党中央再次从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上做文章。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5][506]同月25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再次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6][23]正是通过以苏联为借鉴，我们党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的指导方针。比如，在经济建设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要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而不是像苏联那样片面发展重工业，牺牲轻工业和农业；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特别要照顾好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独立性，而不是像苏联那样把农民挖得好苦，工厂没有自主权；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强调要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而不是像苏联那样把权力集中在中央。在政治建设上，强调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不是像苏联那样搞一党制；在文化建设上，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不是像苏联那样一花独放，一家独唱。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6][44]
(三)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中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成果
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过程中，坚持把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相结合，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毛泽东思想成果。1951年5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17][82]为此，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1950年5月，为了帮助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正确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掌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一部具有权威性的《毛泽东选集》，系统地传播毛泽东思想。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出版发行，第一批总发行量超过60万册。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第三卷相继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在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形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二是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有重新学习，要求进步的愿望，因此，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全国各地先后举办了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及各种短期培训班，组织知识分子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课程。这对于知识分子转变世界观、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1951年9月，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邀请，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京、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这一举措逐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通过思想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抛弃了不同程度存在的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进一步站到了人民的立场，开始学习掌握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三是开展工农兵学哲学运动。毛泽东历来重视哲学的普及工作，他不仅自己认真学习和研究哲学，而且还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来学哲学。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14][395]1957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16][277]后来，他还强调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8][323]在毛泽东倡导下，1958年3月，上海求新造船厂修造车间党支部书记马仕亭等三人组成了“业余哲学小组”，利用晚上时间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毛泽东哲学著作。他们的事迹经《人民日报》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随后，河南省登封县三官庙农民办起农民红专学校，开始上哲学课，湖南省湘阴县汨罗乡、天津市静海县等地农民成立农民学哲学夜校和田头哲学小组，掀起了农民学哲学高潮。接着，解放军也加入这场学哲学运动，各种形式的哲学小组、哲学学习班、马列主义业余大学纷纷成立。从自发的学习到有组织的学习，一个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在这次学习运动中，毛泽东思想得到普及，广大工农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被激发出来。
令人遗憾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党在马克思主义“三化”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失误，致使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遭受严重挫折。值得欣慰的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马克思主义“三化”也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从而为我们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造了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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