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鸿沟论文,不应论文,一个问题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至今仍被作为两个并列甚或平行的学科，尽管学术界对此已有了不同看法。而在本世纪40年代及以前，中国现代文学或新文学研究并未成为独立的学科；五十年代初在大学里普遍开设了“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接着出版了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教材，但当时也没有把古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分为两家，王瑶先生自己就是以对古代文学的研究颇有造诣的学者而从事新文学研究的。但后来就渐渐分割开来了。那原因说来话长，不说也罢。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之间设置一条鸿沟是否合理？其利弊如何？
在我看来，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害处众多而并无好处的；当前已到了必须填平这鸿沟的时候了。
大概从“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在中国内地就有一种从海外引进、在海内也不乏共鸣的议论：中国文化从五四运动起出现了断层，到现在还没有焊接起来；文学也不例外。据说，社会上的许多负面现象都由此而起。疗治的办法是赶快向传统回归。这种声音时强时弱，看来在短时间内未必会消失。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前，胡风先生在致中共中央的意见书中就提出过新文学是从国外文学“移植”过来的见解，这与“断层”说在基本点上是一致的。不过胡风先生是为了捍卫“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防止新文学被旧传统所同化，而并不是要以旧传统来取代新文化。
尽管“移植”说和“断层”说都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而反对者也未能证据确凿地论证自己的主张。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双方恐仍只能各说各的，谁也驳不倒谁。至于一般人，就只能凭自己的直觉，爱相信哪一方就相信去。
如要真正解决问题，那就必须把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打通。这才能进行细致的、具有说服力的分析，进而说明“断层”是否存在，以及倘有“断层”，这断裂状态到底是怎样的，若无“断层”，则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既飞跃又连接的关系。否则我们是会连现代文学的渊源也说不清的。这就是在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之间设置鸿沟的害处之一。
害处之二，是使古代文学研究无法完全辨认哪些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及其演变的过程，也无法深入说明某些现象的意义所在。换言之，古代文学的研究永远是跛脚的。
在历史发展中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是指对后代产生积极影响的事物。但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所谓积极影响，不能只着眼于一时一事，而必须把眼光放远。倘若我们并不像“断层”说者那样认为现当代文学的消极性多于积极性，那么，我们在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的进程时就不能不特别重视其与现当代文学的联系。然而，由于上述鸿沟的存在，研究古代文学者的视线往往止于清末，应该特别重视的却恰恰被置于度外。其结果如何呢？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其一，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着贬低六朝美文学而热烈赞扬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以及所谓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的风气。但如果我们能结合现当代文学的有关情况，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思考。例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是现代文学中的散文名作，其中就有这样的话：“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鹢首徐回，兼传羽杯。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足征他对梁元帝此赋所写的景象是何等神往，从而也就说明了他对此赋的高度赞赏。其实，朱自清的散文——包括《荷塘月色》在内——有不少是显示生活中的美的，而梁元帝的《采莲赋》及其他的好些作品都是对生活中的美的赞歌，二者本有相通之处；倘若朱自清曾从中汲取过营养，那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朱自清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一直受到高度评价，而梁元帝却是在本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一直受到最严厉批判的美文学家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衡的状况。
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颇受推崇的唐宋八大家，除苏轼曾获得一些新文学家（例如周作人）的赞美外，其他几位的反响却并不佳，尤其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将“文”与“道”联系起来的主张，正是“五四”新文学所激烈否定的一种文学传统，甚至可以说新文字是通过这样的否定而起步的。那么，古文运动及韩、柳等人的散文创作实践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究竟如何呢？他们在中国文学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古代文学研究中对古文运动等的评价是否有重新考虑的必要？自然，在后来——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的散文中，又出现了“明道”的倾向，但这种散文较之朱自清、废名甚至何其芳前期的散文，是前进了抑或后退了？
总之，倘若不联系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古代文学中的许多现象是难以正确把握的。
其二，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后期，已出现了一些与“五四”新文学相通的成分。但也只有将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打通，才能发现它们并作准确的阐述。例如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是一篇为梅枝被人为地扭曲而悲哀、并渴望解放其束缚的作品，研究者早就发现了其中含有对个性自由发展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也就是“五四”新文学的基本精神之一。然而，它是否对“五四”新文学发生过影响，这却又只能从新文学作品中去寻找答案了。而我们若不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之间设置鸿沟，答案其实也不难找到。作为新文学最早小说之一的俞平伯的《花匠》，写了这样的情景：“我”于清早到一家花圃去，看见花匠正在人为地扭曲花枝，因而感到很悲哀；正在此时，一位大款携带了十几岁的女儿也来花圃赏花，女儿已在他的鼓励下打了一夜的牌，满面倦容和不愉快的神色。作品的意思是：这位大款也是“花匠”，正如花匠扭曲花枝一样地在扭曲他女儿的心灵。小说的前半部分显然与《病梅馆记》有其共同点，后半部分则将《病梅馆记》暗含的题旨公开化并深化了。鲁迅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收入了此篇，并把它编列于紧接着鲁迅自己作品之后的第一篇，可见是把它视为新文学早期很值得重视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的。这不但说明了龚自珍曾对新文学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且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联系。这种情况也就从反面证明了不把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打通的危害性。
上述鸿沟的害处之三，是使我们不能准确地把握和估价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从而也就不能获得对现当代文学的恰如其分的理解。
与“断层”说者的意见不同，我认为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传统从未断裂过，不过我不是指恪守儒学的、道貌岸然的文学作品的传统，而是具有鲁迅所谓“撄人心”（《摩罗诗力说》功能的文学的传统。因此，在研究现当代文学作品时，如果撇开了古代的相关作品，就很难把问题说清楚。这里也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巴金先生的《家》。这种以大家庭为题材的小说，很自然地使人想起《红楼梦》。而且这两部作品也确有其可比性。例如，《家》中写了觉慧与鸣凤的恋爱，而《红楼梦》中有贾宝玉与晴雯的恋有。觉慧与贾宝玉都是作品里的新人的形象，也都是少爷，鸣凤和晴雯均是丫头的身份，而且均对那作为新人的少爷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理解和同情，最后同样遭迫害而死，恋爱以悲剧告终。无论巴金在写《家》时是否受过《红楼梦》的影响，但既然觉慧、鸣凤的恋爱与宝玉、晴雯的恋爱之间存在着上述的共同点，那就正是考虑《家》与《红楼梦》在艺术上的异同的好题目。我们也许还能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了解巴金在艺术上较之古代文学中的他的前辈有了什么新的创造。但由于未能把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研究打通，对于像巴金这样很值得尊敬的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我们至今仍只能知道他的思想与古代文学作家的不同，却说不出他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艺术上有什么新的创造。虽然存在着好多可以解决这问题的课题（例如上面所说的），却都轻易放过了。也正因此，我们现在至多只能说明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无法确定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顺便说一下，正因对现当代作家的评价只是在就其在现当代文学中优于其他各家之处而言，却不是置于中国整个文学发展过程中去考察其成败得失，所以，从1918年新文学产生以来直到今天的七十年（我把“文革”期间作家不能创作的十年扣除了）中，有了很多伟大、杰出、优秀的作家，远远多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七十年。
第二个例子是现代诗人戴望舒的名篇《雨巷》。他在这首诗中写道：“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像梦中飘过／一枝丁香地，／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她丁香般的惆怅”。像这样的意象，实源于南唐中主李璟的《浣溪纱》：“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墓，接天流。”词里的“丁香”句本是拟人化的写法，实即隐指“重楼”里深受“春恨”折磨的女性。所以，《雨巷》的那位在雨中“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显从此词的“丁香空结雨中愁”化出。至于“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当然也是原词已有的寓意，但经戴望舒这样一强调，就使读者有了更深的感受。同时，原词的“风里”句也是用来比拟这位女性的；而“风里落花”当然含有飘泊之意。可见，戴望舒诗中的“飘过”“一枝丁香”，乃是由此生发而把丁香想象为落花的。接着的“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又正是雨中落花的命运。总之，如果不是对李璟此词有较深的理解，我们就不能知道戴望舒这一名作在古代文学中吸收了什么，是怎样吸收的，也不能准确地估价戴望舒此诗有什么新的创造。但如不把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打通，这样的工作是难于开展的。
综上所述，这条鸿沟的存在，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填平以后，则将对二者的研究都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那么，是否有可能将它填平呢？有人也许会说：古代文学本身的研究都还没能打通，哪里谈得上打通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到今天为止，古代文学研究者所从事的往往是断代的研究。但因处于同一个学科之内，这种断代研究经常是相互交叉的。例如，有的研究先秦两汉文学，有的研究汉魏六朝文学，有的研究六朝隋唐文学，等等，把研究者的成果综合起来，我们仍然可以较具体地了解从先秦到清末的文学发展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承先启后的线索。而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是两个学科，前一个学科的终点是后一个学科的起点，不存在上述的交叉情况。于是，研究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间的种种复杂关系，既非前一个学科的研究者能力所及，也非后一个学科的研究者所胜任，只好大家都不管。而如能把这种两个学科的格局打破，纵然仍用断代研究的办法，也可把明清与现当代文学综合起来研究。这样，我们至少可以将现当代小说对明清小说的继承发展关系之类的问题搞清楚，而且也不增加研究的难度。因为，在习惯上，古代文学中的断代研究常把元明清文学作为一个阶段，其研究对象是前后共632年(1279-1911)的文学，而自明王朝建立至本世纪末也正好632年。至于在分体文学的研究（例如诗歌史、散文史）中，把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站得住的现当代的作品包括在内，也非不能做到的事；像上述戴望舒诗那样的课题，就可以在分体研究中去解决。所以，填平鸿沟之举，不但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