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永明论文,状态论文,至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是齐梁时期两大文学现象。永明文学发生于齐武帝永明（483—493）年间，宫体文学发生在梁普通（520—527）年间之后。齐梁时期作家、批评家基本便依托在这两大文学背景之下进行着创作和批评，因此要了解这一时期作家的文学思想、写作特点，必须对这两大文学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有十分清楚的认识。
《梁书·庾肩吾传》说：“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这是史书明确以永明文学为新变体的说明，其时间是永明年间，内容以四声限诗，代表作家有王融、谢朓、沈约等。《南齐书·陆厥传》的记载更为详细：“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于此可见永明文学被称为“新变体”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声律化，即自觉使用四声，以此制韵，因不同于汉魏以来的古诗，故称“新变”。除四声之外，永明体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八病”。唐皎然《诗式》说：“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四声八病即是永明体的特征，标志着诗歌格律化的正式形成。四声之说，明确见于《南齐书》，但八病，仅《南史·陆厥传》中出现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四种，另四种是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合称八病，要晚至宋人李淑《诗苑类格》（王应麟《困学见闻》卷十引）才见记载。其文是：“沈约曰：‘诗病有八，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唯上尾、鹤膝最忌，余病亦通。”因此后人便怀疑沈约当时不一定建立了完整的八病说。但八病之名，确见记载于隋唐以来的有关史料，如王通《中说·天地》记：“李百药见子而论诗，子不答，百药退谓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埙箎，而夫子不应，我其未达欤？’”此处初唐诗人卢照邻《南阳公集序》说：“八病爰起，沈隐侯永作拘囚。”皎然《诗式》说：“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封演《闻见记》说：“周颙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词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文章八病，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以为自灵均以来，自秘未睹。”更重要的是，沈约本人也已提到八病。《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引沈约《与甄公书》说：“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八体”又见于《文镜秘府论》西卷，与十病、六犯、三疾并置，可见八体即八病。至于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之名，《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中已记载，并录有齐梁时王斌、刘滔对八病的具体意见。此外，该文中提到的“沈氏”，应该就是沈约。[①]这样，八病之名，齐梁时已有，足证为沈约所创，非必如纪昀《四声考》所说：“休文但言四声五音，不言八病，言八病自唐人始。”四声八病的建立，使诗歌的声律探索，由“暗与理合”阶段走向皆由“思至”（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语）的自觉时期。
四声八病说的提出，为永明体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永明体的代表诗人作品看，有意追求声律偶对，是一个主要倾向。由于永明声律理论主要是对句的规定，还没有专论篇的问题，因此对每篇有多少句并没有作出规定。但从创作实践看，永明作家一半以上的作品都采用了介于古、近体之间的新体短制。除四句的绝句形式外，其余有六句、八句、十句、乃至十二句、十四句不等。即使十四句，也不同于古诗面貌，所以王闓运《八代诗选》在“新体诗”一目中，也选了一些十四句的诗。既然理论上没有自觉意识到建立“篇”的原则，永明诗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大量写作这样的“新体诗”呢？我以为这是声病说引起的必然结果。四声八病的规则刚刚建立，不说别人，即使沈约本人也往往不能遵守，所以反对声律的人便举他之矛攻他之盾。其实新事物总有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何况八病之说并不很科学。随着发展，还得不断地进行修订，出现错误，自属理之当然。不过这的确证明了人为趋避病犯的艰难，所以刘勰说：“选和至难”（《文心雕龙·声律》）。观沈约的声病原则是“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主要对两句十字而言。十字协配，已属艰难，何况长篇？因此短篇便是永明诗人的自然选择。但短篇短到什么程度呢？由于近体声律没有完成，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如“粘”）尚未确定，八句律诗起、承、转、合的精巧结构就不能落实，永明诗人的写作只好依据于对声病的把握，选择篇幅便出现了六句到十四句不等的形式。但就永明诗人的写作实际看，八句、十句已大量出现，这说明他们已经逐渐体悟到八句律诗的精妙之处；而律诗的最终定于八句，也说明这一形式最能充分体现出声律之美。
以上是永明体的基本特征，那么宫体文学又有怎样的特征呢？宫体之名见于当时，《梁书·简文帝本纪》记：“（简文帝）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又《梁书·徐摛传》记：“（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据曹道衡、沈玉成两位老师《南北朝文学史》考证，宫体诗的开创者是徐摛和瘐肩吾，徐、庾在天监八年（509）入萧纲府，大概就以轻艳的诗风教导萧纲了。但宫体诗风的形成恐在普通四年（524）萧纲徙雍州刺史之后，至中大通三年（531）萧纲继萧统立为太子，由雍州入居东宫，才正式获得“宫体”这一名称。这一考证否定了唐人梁肃《大唐新语》所记宫体成于萧纲立为太子之后的说法。那么宫体诗的内涵是什么呢？《隋书·经籍志》说：“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曼藻，思极闺房之内。后生好事，遂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按照《隋书》的说法，“衽席”、“闺房”即是宫体诗的主要内容，而这内容又是以“清辞巧制”、“雕琢曼藻”来表明，这也就是《梁书》所称“伤于轻艳”的诗风。其实唐人对六朝诗风一直持比较严厉的批判态度，《隋书》的这个定义，范围有些狭小了。以宫体诗的代表《玉台新咏》论，妇女以及与妇女有关的内容的确是宫体诗的表现对象，但其中也并非都是“伤于轻艳”。当然，唐人的说法是，《玉台新咏》本是奉萧纲之命而编，以张大其体的，这样，仅以《玉台新咏》还不能如实反映宫体诗的真实面貌。姑且不论唐人的这一说法是否正确，就是以萧纲等人的写作看，还是有许多清新可读的作品的，也并非全是“轻艳”。
宫体诗的产生是由齐到梁，也即由永明体而来的又一次新变。《梁书·庾肩吾传》说：“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指萧纲立为太子）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这指出了宫体与永明体的联系和区别。联系是宫体诗继承了永明体的诗歌声律化传统，区别是更加地“转拘声韵，弥尚丽靡”，《梁书》所论比较偏重声律特点，所以从这一方面论述宫体诗，与《隋书》所说不同，但宫体在永明体之后求新变的用心却是事实。宫体诗人对永明诗人的评价较高，如萧纲说：“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与湘东王书》）然而宫体诗人建立新诗的理想决不愿于永明体中求出入，事实上，他们明确要独立地开创新体。这从两个方面见出，第一，他们公开对当日流行文体展开批评，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称：“比见京师文体懦钝非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萧子显则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称：“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这分别是指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元嘉三家之体，看来元嘉体是他们树立的射靶，萧纲所说的“京师文体”也应指此，在后面他便指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冗长，……谢故巧不可阶。”萧纲中大通三年（531）入京进东宫继为太子，此书当作于其时；萧子显卒于大同三年（537），《文学传论》自应成于此前，这个时候文坛上流行的决不仅是元嘉体，实际上影响最大的还应是永明体，永明体自创立迄于此时已有三、四十年历史了，在宫体诗人看来，该是新变的时候了，因此萧纲的“懦钝”也应含有针对永明体的意思；第二，明确提出树立新风的意愿。这是萧纲的意思，他在《与湘东王书》中说：“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推萧绎为领袖，自是萧纲谦词，他在这里已俨以新诗风领袖自居了。也确实如此，从他到京师后不久就展开的批评看，都见出他要进行一场新的文学革命了。萧纲此番举动，当然基于世运风会、生活趋向，但在宏观上也还是有其政治意图的。自建安以来，文学集团便带有政治性质，如曹丕、曹植在邺下文人中的各树党羽，贾谧的二十四友，乃至萧子良的竟陵八友，都是如此。那么萧纲的针对性何在呢？我以为当是对乃兄，刚刚去世的萧统而言。萧统天监元年（502）立为太子，在他周围团聚了一大批文人学士，并且编成了著名的《文选》。《文选》一书贯穿了萧统的文学观点，在当时及身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在永明体至宫体之间，京师文坛上不能没有萧统及选楼诗人的影响。萧纲继萧统之位，必思摆脱甚至扫清这种影响，从而巩固自己的太子之位，而扫清影响的最好办法莫过于重新组织新的文学集团，创立新变体诗歌了。宫体诗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中。
从宫体诗人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建立新诗的基本标准，首先在形式上，他们反对“懦钝”、“浮疏”、“阐缓”之作。谢灵运的一些传统在永明体中并未完全除去，如谢朓的《游山》《游敬亭山》，沈约的《登玄畅楼》《游沈道士馆》等都是大谢风貌，而在宫体诗中，已经很少见到了。他们追求精致的结构、妍丽的声词，提倡“丽辞方吐，逸韵乃生”（萧纲《劝医论》）、“文同积玉，韵比风飞”（萧纲《临安公主集序》）、“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萧纲《答新谕侯和诗书》）；其次，情性与题材的特别要求。他们批评谢灵运是“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提出要写“性情卓绝”（《答新渝侯和诗书》）、“情灵摇荡”（萧绎《金楼子·立言》）的作品。以“摇荡”标情性，就与传统的抒情、缘情有了区别。抒情也好，缘情也好，都在于表达，而“情灵摇荡”却是品味，所以宫体诗人提出“吟咏情性”（萧纲《与湘东王书》）。抒情、缘情的手段并非纯审美的，吟咏情性却是纯粹的审美经验。因此吟咏情性便要求题材的非政治性，情感的通俗性。萧绎《闲愁赋》对此作了明确的描述，他说：“情无所治，志无所求，不怀伤而忽恨，无惊猜而自愁。玩飞花之入户，看斜晖之广寮。虽复玉觞浮椀，赵瑟含娇，未足以祛斯耿耿，息此长谣。”所谓“情无所治，志无所求”，表明了对传统情志内容的否定。从以下描述看，他追求的完全是个人的闺愁别绪，倒与初期词的情绪一致。由此我们可知道宫体诗人“情”的基本内涵了。除此之外，萧纲在《答新渝侯和诗书》中解释他所谓的“性情卓绝”为：“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与萧绎不同的是，萧纲这里描述的全是与女性有关的情感，直可以看作是他对宫体诗题材的规定。这种限定应该说是合于宫体的实际和后人对它的理解的。此外，宫体诗人还有一部分写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感怀节候、咏写风景、风物等诗歌，其内容自然也是非社会政治性，情感也属于“不怀伤而忽恨，无惊猜而自愁”一类个人闲愁。在表现形式上，词藻艳丽，构思精巧，声韵谐靡，风格轻艳，符合艳情诗特点，因此这部分诗歌也应划入宫体诗范围。
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分别是齐和梁两个特定时期里的新变文学，都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带有鲜明文学集团性质的活动。这是齐梁文坛上著名的文学现象，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必须对这两种文学活动具有十分清楚的了解；而在了解了它们的特征之后，对于永明文学向宫体文学的嬗变历程，也同样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如前所论，永明文学与宫体文学具有不同的特征，构成它们新变的历史条件不同，因此作家们的审美理想、采用的手段也都有明显不同。但是二者之间又具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考察这种联系，沈约是一个关键人物。沈约在文学史上，主要被作为永明诗人评价的，而对他在宋、齐、梁文学的承前启后作用认识不足。道衡师《江淹、沈约和南齐诗风》一文在以沈约与江淹比较过程中，对沈约转变诗风的作用作了极精确且非常启发人的描述。先生认为，江淹成名于宋，代表了汉魏至刘宋的古诗风貌；沈约则成名于江淹‘才尽”之时，代表了南齐对新体诗风的要求。同时在对沈约、谢朓等永明诗人艳体诗、咏物诗的写作分析之上，先生指出“从南齐初经过永明体到“宫体’实际上是诗歌发展同一个潮流的不同发展阶段。”[②]这一论述十分准确地判定了宫体与永明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沈约在永明体向宫体嬗变中的作用。沈约一生仕历宋、齐、梁三代，于宋比较低微，而在齐、梁发迹。与此相似，他的文学创作也开始于齐永明年间。这样说的另一个意思是，沈约或许在齐永明之前已有创作，但由于他“新变”的文学主张和创作不合时宜，故不受人注意。《南齐书·谢脁传》说：“世祖（齐武帝）尝问王俭：‘当今谁能为五言诗？’俭对曰：‘谢脁得父膏腴，江淹有意。’”这说明永明以前还没有注意到沈约。但是沈约诗风的形成又非全无依傍，事实上他的诗歌源流还是很清楚的。而搞清楚他的源流，也便把握住了齐梁诗风的嬗变轨迹。
沈约诗歌之源，据钟嵘《诗品》说出于鲍照。《诗品》说：“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据此，沈约应属于鲍照一派，并且是继承了鲍体中清怨一脉。许文雨《诗品讲疏》解释说：“此谓休文终非经国之才，亦如明远之才秀人微，而有清怨之词也。《诗纪别集》六引刘会孟曰：‘沈休文《怀旧》九首，杜子美《八哀》之祖也。’”这里是以沈约的《怀旧》诗解释“清怨”。《怀旧》共九首，分别怀念九个朋友，如王融、谢朓等，对他们的死于非命，表示极大的悲愤和伤痛。说这样的诗是“清怨”之作，是有道理的。但沈约的“清怨”又不仅限于此，他的一些言志、抒怀之作，更能看出他的“清怨”之气。他的出身及经历实际是很坎坷的，他虽出生于江东世族，但其父沈璞因没有及时响应孝武帝刘骏的平定宫庭内乱而被害，是时沈约年仅十三，逃窜他乡，遇赦得免。以后他发愤读书，精通文史，受到当世注意。入齐以后，沈约渐始发迹。他做过太子家令，与萧齐关系密切，永明年间又成为竟陵王萧子良的“八友”之一。这是一个机会，由此与萧衍建立了友谊，诗酒唱和，甚为相得。由齐入梁，因拥戴之功，萧衍任他为尚书左仆射。但沈约自以为功高望重，有志台司，却未获萧衍同意，怨憾由是而生。写于其时的《郊居赋》便表达了这样的心情，如“伊吾人之褊志，无经世之大方”，便是怨词。因此，由于这样的经历，“清怨”之气便是他一部分作品中的特色，与鲍照诗风是接近的，钟嵘所讲的就是这一类作品。
宪章鲍照的内容，并不仅限于此。《南齐书·文学传论》说鲍照一体是“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这就是《诗品》所称：“贵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所谓“险”，“应当是指能用新奇的想象和独特的语汇创造别开生面的意境”（《南北朝文学史》页87），这一特色似乎未为沈约继承。在语言的使用上，沈约更强调“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而反对那种“险仄”的句法和用词。但是鲍照的“俗”的确为沈约所继承。鲍照的“俗”，包括了许多方面，如采用杂言乐府的形式，反映地位低微的人如思妇、游子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等。[③]不过，与这些内容相比，他那些“委巷中歌谣”（颜延之批评汤惠休语，见《南史·颜延之传》）也还是主要的俗体，并且为沈约所继承、发展。比如鲍照的《代白纻曲》之一：“朱唇动，素腕举，洛阳少童邯郸女。古称渌水今白纻，催弦急管为君舞。穷秋九月荷叶黄，北风驱雁天雨霜，夜长酒多乐未央。”鲍照这种作品，可以见出是对清商新乐的学习，“朱唇动，素腕举”与《子夜歌》中的“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相近，写水乡女郎的婉媚，活泼可爱。沈约对此有继承，但更有发展。以《六忆》为例，宋人刘克庄《后村诗活》说：“沈休文《六忆》之类，其亵慢有甚于《香奁》、《花间》者。”其实以《六忆》与乐府民歌相比，也未见怎样的“亵慢”。现以第一首和第六首为例：“忆来时，的的上阶墀。勤勤叙离别，慊慊道相思。相看常不足，相见乃忘饥。”（其一）“忆眠时，人眠强未眠。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复恐旁人见，娇羞在烛前。”（其六）再看南朝乐府民歌《子夜四时歌》的《夏歌》之二：“反复华簟上，屏帐了不施。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仪。”以及《秋歌》之四：“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裳。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两相比较，沈约的诗也并未见有特别的绮思。但是我们再看沈约这样的诗：“洛阳大道中，佳丽实无比。燕裙傍日开，赵带随风靡。领上蒲萄乡，腰中合欢绮。佳人殊未来，薄暮空徙倚”（《洛阳道》）。细心的读者已发现此诗采用了不同于《六忆》的写法，即贴近于美人身体衣物的工笔刻划。诗歌不仅写了裙和带，还写了领上的绣和腰中的合欢绮。前者也可以在乐府民歌中找到，后者却是新的表现，它对宫体诗所起的启发作用，超过了《六忆》的艳情内容。这种写法在沈约的《少年新婚为之咏》中，又前进了一步。其中的两句是：“裙开见玉趾，衫薄映凝肤。”这已经从美人的衣、饰进而写到肉体了，它远远超过了《六忆》一类诗的虚写，而具有肉感。在《乐将殚恩未已应诏诗》中，沈约又写道：“凄锵笙管道，参差舞行乱。轻肩既屡举，长巾亦徐换。动鬓垂宝花，轻妆染微汗。群臣醉又饱，圣恩犹未半。”至此，沈约已与萧纲等宫体诗无甚区别了。鲍照、汤惠休开创的艳诗传统，还不失清疏，落笔处惟在精神的愉悦；沈约则更重感官的享受，世俗化也更明显。在《梦见美人》一诗里，他甚至写出了“立望复横陈”的艳语，因此，由鲍照、汤惠休至宫体，沈约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继承一种诗风，更重要地是对这诗风的加强和深化。
据上所论可知，鲍照“清怨”和“俗”的两种风貌都为沈约所继承，且同时组成了永明体的基本面貌。永明体在形式上是声律化，在内容上则主要由应酬性题材和言情抒怀的题材组成。应酬的作品除一般的公宴等外，还有许多是咏物内容，这其中便有不少合于宫体的作品，比如《玉台新咏》所选“听妓”、“杂咏”等题目，这表明宫体诗风在永明时已经酝酿其端了。至于言情抒怀的内容，永明诗人除沈约外，如谢朓、范云等都有不少“清怨”的作品传世，尤其是谢朓，他的“清怨”之作其实远远超过了沈约。谢朓一生都是在畏谗忧讥中度过的，而最后的被杀又是由于“畏祸”（张溥《谢宣城集题辞》），这种情绪便渲染出谢朓诗歌独有的风格。就永明体这两种面貌进行比较，“清怨”之作要占主流，也是赢得时人赞赏的主要原因。可惜谢朓在齐末被杀，永明体的传统主要由沈约、范云、任昉等人由齐而传至梁代了。
范云至梁后颇受梁武帝信任，可惜于天监二年（503）病卒，因此，他的文学创作主要还在齐时。任昉卒于天监八年（509），他前期主要以笔著称，写诗则是晚年的事。《南史·任昉传》说他“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于时有才尽之谈矣。”这说明任昉晚年写诗，本欲超过沈约，他的诗以用典使事为特色，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与钟嵘《诗品序》所批评的相符。钟嵘说：“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据此，上述任昉写诗之事似发生于齐末，与王融一起造成了用事之风。后来萧子显《南齐收·文学传论》在批评当日流行的三体时，对谢灵运体、鲍照体均直指其名，惟于用事一体，托名晋人应璩、傅玄。此体在南朝的开始者为颜延年、谢庄，继之者为王融、任昉，萧子显不知为何讳言其名？看来，任昉虽然诗写得并不好，但由齐末至梁初由他造成了使事用典之风却是事实。萧子显将之列为三体之一，可见这一派的影响之深。由任昉诗名的崛起，引出了一个问题：“沈诗任笔”（《诗品》中云：“彦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是世人对沈约、任昉的定评，任昉之不长于诗，在永明年间也是公认的，为什么到了齐末梁初，他突然要写诗，并想以此超过沈约呢？我以为这与永明诗风到齐末已开始发生变化有关，这就是使事用典之风的兴盛。
正如钟嵘所说，使事用典之风起于宋泰始、大明之时，至齐末梁初，这一风气又由王融、任昉的写作而弥漫于朝野。从史料看，这一时期的君臣都以博物博事自炫，沈约还因此得罪了萧衍（见《梁书·沈约传》）。同时，为着使事用典的方便，编纂类书亦成风气。如刘孝标编《类苑》，梁武帝萧衍即命学士编《华林遍略》，以求压过刘书（见《南史·文学·刘峻传》），这反映了当时对博事的看重。此风之行又不仅在南朝，北人也极重类书，因此南北朝时类书往往成为商贩们的货物。《北史·祖莹附祖珽传》记有州客携《华林遍略》至北魏请卖，高澄集合抄书人，一日一夜写完，然后退还给州客。后祖珽又偷数帙拿去质钱赌博，被文襄帝杖之四十。这件事说明《华林遍略》部帙大，价格昂贵，连高澄都要做此不光明手脚。类书成为商贩的货物，反映了它受欢迎的程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人对使事用典的喜爱。从以上事实看，这股风气从齐末王融、任昉开始，一直延续了有梁一代。据《沈约传》，沈约与萧衍争知栗有几事，大概发生在沈约去世前不久，即天监十一年（512）至十二年间（513），又，刘孝标编《类苑》在天监七年（508）之后，梁武帝召人编《华林遍略》在天监十五年（516），而州客贩卖《华林遍略》则在梁大同（535—546）之后了。然而沈约的博事还未显示在诗歌中，任昉却以此作为自己的特色，以图压倒沈约。在他的影响下，梁代诗人有不少表现为“句无虚语，语无虚字”（《诗品序》）。比如王僧孺，《梁书》本传说他“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而王僧孺的诗，在这一派中还算是比较好的呢！
使事用典之风以外，梁普通年间又有裴子野一派的“古体”。裴子野撰有《雕虫论》，文学思想比较保守，他的开体立派见于《梁书》本传。据记载，裴子野普通七年（527）受诏作《敕魏文》，深受高祖赏识，“自是凡诸符檄，皆令草创。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据此，“古体”一派似流行于普通七年以后。[③]萧纲在中大通三年入居东宫后不久所写的《与湘东王书》中所批评的“京师文体”便有“效裴鸿胪文”一派，可以见出这一派在京师的活动和影响。据《梁书·裴子野传》，与子野同时者，有刘显、刘之遴、殷芸、阮孝绪、顾协、韦棱等人，又有萧励、张缵，每讨论坟籍，亦常折中于子野。古体派诸人有一个特点，即好古爱奇，如刘显识任昉所得之《古文尚书》，刘之遴能校古本《汉书》，这种特点与他们写作上的好古体有一定的相关性。
好古爱奇与使事用典的思想根源应该相同，即都注重博学，正是萧纲所批评的“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萧纲提倡的“性情卓绝”正是针对文坛上这一种风气而言。除使事用典及古体派外，齐梁文坛还流行着谢灵运体、鲍明远体、谢惠连体、吴均体等等。其中恐以谢灵运与鲍照二体影响最大，也是萧子显批评“三体”中的两体。谢灵运体于齐初即已流行，《南齐书·武陵昭王晔传》记萧晔学谢康乐体，受到高帝的批评。齐末伏挺为五言诗，亦善效谢康乐体。梁天监年中，他在《与徐勉书》中说：“挺诚好属文，不会今世，不能促节局步，以应流俗”（《梁书·伏挺传》）。所谓“促节局步”即指永明体。入梁以后，谢灵运的影响仍然不小，这在萧纲和萧子显的批评中也可从反面见出。其实，即使萧纲在，也未必完全排斥大谢，他曾撰有《谢客文泾渭》一书（见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二十五史补编》本），看来他对大谢还是下过功夫的。他的诗作中还有一首《和作谢惠连体十三韵》，则是学谢惠连体的明证。可见宫体诗人对京师文体的批评，最主要地还在于开创新体。创新自然要破旧，刘宋以来的元嘉体和当世的古体便成为他们的批评对象。
在上述流行的各体之外，梁天监、普通年间能够取得成就的诗人，仍然属于永明体一派。就永明体的老一代诗人看，沈约、范云、任昉等也还有创作（任昉至晚年才主要从事诗歌创作，但以使事用典为特色，又与永明诗风略异），其中范云去世很早，卒于天监二年（503），似乎在梁代文坛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不过范云对梁代诗人却有培育、提携之功。如他对何逊、刘孝绰、裴子野都多加推奖，这对永明体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
梁代诗人深受永明诗风濡染，且取得了成就的有何逊、吴均等人。何逊诗歌在当时赢得了很大的名声，沈约、范云对他都极为推赏。沈约说：“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梁书·何逊传》）。范云则说：“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同上）。沈、范二人决非虚誉，何逊诗歌的确合于永明新变体，其特色以“清巧”、“形似”（《颜氏家训·文章》）为主，与永明诗人沈约、谢朓比较接近。梁元帝萧绎曾评论说：“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梁书·何逊传》），虽然仅在于赞美，但以三人并提，也多少表明了他们之间的联系。由于钟嵘《诗品》不录存者的体例，故没有指明何逊的诗歌渊源，如果要归类的话，恐与沈约、谢朓是一脉相承的。元人陈绎曾《诗谱》在“律体”一栏中列沈约、吴均、何逊、任昉、阴铿、徐陵、薛道衡、江总等人说：“右诸家，律诗之源，而尤近古者，视唐律虽宽，而风度远矣。”这是就律体而论，若就风格论，何逊从小谢处出亦不少，他的许多诗句显然从小谢处化来。如“风光蕊上轻，日色花中乱”（《酬范记室云》）和“草光天际合，霞影水中浮”（《春夕早泊和刘谘议落日望水诗》）即受谢朓“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和徐都曹》）的影响；又如“水底见行云，天边看远树”（《晓发诗》）也与谢朓“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同一技法；而其“游鱼乱水叶，轻燕逐风花”（《赠王左丞诗》）亦显从谢朓“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来。总的说来，何逊的写景明显带有永明体特色，即自然之中更见精思巧撰，而声韵谐和，字字珠玑，又是永明体的“圆美如弹丸”诗歌理想的表现。
与何逊的“清巧”不同，吴均以“清拔有古气”，（《梁书》本传语）闻名于世，有学之者，称为“吴均体”。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记庾信出使西魏，作诗用《西京杂事》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也。”可见吴均体在当时的影响。《酉阳杂俎》的记载带有故事色彩，不知真实性如何，但梁人纪少瑜确有一首《拟吴均体应教诗》传世。即称“应教”，当为奉命倡和而作，说明吴均体的影响还不小，史书称吴均“清拔有古气”，“古气”在当时并不很受欢迎，又曾因得罪梁武帝，所以终其一生也没有得意过。吴均的“古气”表现在他于题材的选择上，如游侠、戍边等以武事为特征的题材，以及通过这些题材表达的建功立业报负和报负不能实现的怨气，这都是当时人不欣赏的内容。但是在诗歌传统上，我们看到吴均仍属于永明体诗人、尽管他的诗歌内容及风格带有“古气”，但他所使用的形式，却是典型的永明体。在他的作品中，虽多为乐府以及题为“古意”的诗，也都以短篇居多。他有一些作品的平仄对仗已基本符合格律要求。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吴均诗歌气势较强，他的对句不以精巧取胜，而偏重于气势的流动。如“一为别鹤弄，千里泪沾衣”（《与柳恽相赠答》其五）、“高秋八九月，胡地早风霜”（《胡无人行》）、“报恩杀人竟，贤君赐锦衣”（《结客少年场》）；即使风格绮靡的《采莲曲》，也有“愿君早旋返，及此荷花鲜”的句子，这看出吴均喜欢使用流水对，取其气势而力避工巧。还有一些对句极高浑，已具唐人气象，如“白云间海树，秋日暗平原”（《酬别江主簿屯骑》）、“白日辽川暗、黄尘陇底惊”（《酬郭临丞》）。就某些山水诗看，吴均诗中偶有“轻云纫远岫，细雨沐山衣”（《同柳吴兴何山集送刘余杭诗》）、“青云叶上团，白露花中泫”（《诣周丞不值因赠此诗》）一类形似之作，但总的说来，象其他永明诗人“寻虚逐微”的细致写物诗并非很多，这与他喜用气语、壮语，善从大处落笔的写作态度有关。
何逊、吴均以外，属于永明诗风的还有柳恽，王籍等人。柳恽著名的作品有《捣衣》五首，其二为：“行役滞风波，游人淹不归。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寒园夕鸟集，思牖草虫悲。嗟矣当春服，安见御冬衣。”其中“亭皋木叶下”两句为王融所嗟赏，而被书于斋壁（见《梁书·柳恽传》），这说明此诗作于齐末。入梁之后，曾经奉和梁武帝《登景阳楼》诗，其中“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四句深为武帝所美，一时咸共称传（同上）。柳恽同吴均交情颇深，诗风有相同的一面，恐也是一个原因。
王籍与何逊等人相比，生活的时代稍晚，卒于梁末（公元550年）。但他齐末就受到任昉和沈约的称赏。王籍诗学谢灵运，“时人咸谓康乐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严周”（《南史》本传）。他的名作是《入若邪溪》，作于天监后期，全诗八句：“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此诗当时影响甚大，以为是“文外独绝”（《梁书》本传）。但这诗的风格很明显从永明体来，而非谢灵运体。
以上是梁天监、普通年间文坛的大致情况，就文学实绩说，既不如齐永明体的辉煌，也不如这之后的宫体诗有影响。何逊、吴均等人虽取得了较好的成就，但在当时并没有特别惹起人们的注田意。他们甚至没有能够进入萧统东宫学士的队伍，应该说，太子东宫学士的选拔，都是在当时有盛誉的文人。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即使沈约，他是齐梁时期的文宗，但在钟嵘的《诗品》里还是被置于中品。《南史》本传说钟嵘求誉于沈约，遭到拒绝，所以钟嵘将他置于中品，“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这恐怕是不确实的。一者，《南齐书》不载此事，二者，钟嵘对齐梁诗人的评价都不高。谢朓在当时的声名不下于沈约，且与钟嵘也有交往，但钟嵘仍将他置于中品，可见并不是报复。应该说齐梁时人仍然有贵古贱今倾向，在他们的眼里，当代诗人无论如何还不能与谢灵运等大诗人相提并论。萧统《文选》选诗，也以晋、宋两朝所选诗人和作品为多，说明了齐梁时期总的评价就是如此。此外，永明体的辉煌时期在齐代，入梁之后，当年讨论声律的集团已经解散，主要代表诗人谢朓、王融已去世，接着范云、任昉也相继亡故，沈约坚持到了天监十二年，终于也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人世。从沈约、任昉等人入梁以后的文学活动看，主要表现在奖掖新人之上，他们的晚期创作再也没有掀起又一起永明体的高潮来。尽管天监、普通年间还感受着永明诗风的影响，但也正如萧子显所说“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求变创新一直是齐梁文人认可了的观念。不独萧子显等人，即使萧统，在《文选序》中也主张要“随时变改”。因此，永明体开辟的新诗传统尽管还在继续，由新变体向格律化发展，但在题材以及手法上，新诗人又不断有所变新。天监十二年沈约的逝世，实际上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钟嵘《诗品》以他作为收束，或许表现有这样的意思。而萧统《文选》实际上也是以沈约为收录的下限[④]，这似乎都表明当时人以沈约为上一时代文学的标志，而想做一个清楚的总结。说来也是历史的巧合，沈约天监十二年病逝，萧统天监十四年加元服，从此以他为中心组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开始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在这个集团里，主要的代表作家是刘孝绰、王筠等人，他们继承了永明体的传统，但更多地表现出他们自己的面貌，显示了与齐文学的区别。
注释：
① 《文镜秘府论》西卷载有《文二十八种病》，前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文中常引王斌、刘滔、沈氏、刘氏、元兢、崔融论析八病，除沈氏外，确知王斌、刘滔为齐梁时人，刘氏即刘善经，为隋人（见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其中王斌所论有蜂腰、鹤膝、旁纽，刘滔所论有上尾、蜂腰、旁纽、正纽，刘善经所论有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由此可见此八病的确在齐梁时便已创立；其次，沈氏即是沈约，《文镜秘府论》称沈约为“沈氏”，多有其例，如天卷《四声论》引沈约《宋书》、《四声谱》、《答甄公书》皆称“沈氏”；第三，王应麟引沈约语谓上尾、鹤膝最忌，此论即见于《文二十八种病》中“沈氏”所言。如上尾条中：“沈氏亦云：‘上尾者，文章之尤疾。自开辟迄今，多惧不免，悲夫’。”鹤膝条中，则指明沈约说：“沈东阳著辞曰：‘若得其会者，则唇吻流易，失其要者，则喉舌蹇难。事同暗抚失调之琴，夜行坎
之地。”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否定“沈氏”即沈约，因为鹤膝病引沈氏曰：“人或谓鹤膝为蜂腰，蜂腰为鹤膝，疑未辨。”罗以为“沈约是八病的创始者，不会有这种疑问”。对此，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辩解说：“其实声病之说当亦不全是沈约臆造，当时必有种种异说，有指鹤膝为蜂腰、蜂腰为鹤膝的同实异名情况，沈氏‘疑未辨’即指此而言。”案，王、杨说有理，故刘善经在此句之下说：“然则孰谓公为该博乎！盖是多闻阙疑，慎言寡尤言者欤。”刘善经之前既称公，又称该博，似仅有沈约符契，故定“沈氏”为沈约。
② 《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文津出版社1994年7月版。
③ 参见曹道衡师《论鲍照诗歌的几个问题》，《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
④ 《梁书·刘显传》又载：“显与河东裴子野、南阳刘之遴、吴郡顾协，连职禁中，递相师友，时人莫不慕之。”顾协普通六年经萧绎荐举入为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他与裴子野等人“连职禁中”当于此时。
⑤ 参见拙作《〈文选〉的编者及编纂年代考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