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诉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构建和谐社会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号召，并在国际事务中大力倡导推进和谐世界建设，“和谐”问题愈来愈引起世人瞩目。用人类世界历史的深远视野观察构建和谐社会问题，就能理解这是科学表达当代社会主义基本诉求的口号。20世纪末，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发生了由批判到建设的转换，这种转换总体来说，是适应世界近代以来对人类历史一再起作用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而发生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自我批判已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必须接续《资本论》，进而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基本矛盾运动，使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成科学的学术指导，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深刻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要作这种理论跃升的趋势。
一 构建和谐社会宣示了科学社会主义主题转换在总体思维上的新方向
批判和建设是人类社会群体实践的两种基本形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先进群体实践的这两种形态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先进阶级的实践，时而以批判为主，时而以建设为主，都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决定的。20世纪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题发生了由批判到建设的转换，这是由20世纪人类历史的整体进程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列宁发展了这个学说，并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苏联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20世纪中叶，无产阶级专政成为进步人类的主导性追求。“革命”、“专政”这些概念，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性总特征。
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较大区域的胜利，把这些区域人们的实践推进到建设领域。但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仍处于优势，社会主义区域内部缺乏自我建设的经验，这个总的格局决定了社会主义早期的建设理论，仍是以批判性为主导的理论。这种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特征是突出革命批判的历史继承性，而忽略人类社会建设的历史继承性。这种理论对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巩固自己的阵地，开始积累建设经验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但最终表现出把社会主义运动引向脱离人类社会一般进程的危险境地。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由批判向建设转换，是科学社会主义自身辩证发展的客观要求。
以批判性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最有影响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全民国家”论；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群众运动”论。
以苏联为代表的“全民国家”论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就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苏共认为，公有制建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唯一的都是同志式的合作关系，中央机关的指令性计划能解决经济、政治、文化中的一切问题，国家已跃迁到无矛盾的“全民国家”境界。它的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就其本质来说，是不存在利益上的对立的。在这里，社会利益无论是同个人利益或劳动集体利益都不矛盾。个人利益和劳动集体利益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是协调一致的，它们与社会利益，不仅不矛盾，而恰恰相反，它们的实现与社会利益的存在是紧密相连的。”[1] (135页)
这些论说明显带着批判性主导的痕迹。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尽力揭示私有制的弊端，引导无产阶级认识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独占是造成他们贫困的最重要根源，这是适应当时唤醒无产阶级的历史需要的，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在公有制已经变成现实的情况下，放弃对公有制实际运行进程的矛盾分析，仅从对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相对立的批判意识出发，机械地把指令性计划看成化解一切社会矛盾的万能钥匙，这种无矛盾思维在自身的实践遇到真正的困难性挑战后，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这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主题的转换，一定要经历一个较大的曲折。
无矛盾思维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万能钥匙”的掌握权交给了中央，同样要把社会主义各国的“万能钥匙”总的掌握权交给为首的国家——苏联。“全民国家”论扩展到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上，也不承认各社会主义国家有各自的特殊的国家利益，“全民国家”论又发展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客观必然性，决定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吸引到一体化进程中来。一体化的发展代表着一种现实存在的趋势，这一趋势必将导致在将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按总计划调整的世界经济。”[2] (304页)按照这种国际“总计划调整”的所谓趋势，勃列日涅夫很自然地鼓吹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这一思维和理论，是引发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大分裂的祸根，也是社会主义从20世纪中叶高潮下跌的直接根源。
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中叶形成高潮，主要得益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思想。中国是东方一个幅员辽阔、文化悠久的大国，但在近代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激起的革命曾使中国结束了封建帝制，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思想，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了一条与苏共不同的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占世界1/4的人口转入社会主义体系，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而随着中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苏共“全民国家”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越来越背离了列宁关于民族解放、民族平等的思想，这不能不引起有独立自主传统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抵制、反对甚至抵抗。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鉴于苏联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构成更为直接的威胁，毛泽东领导中国作出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实行联美抗苏的外交战略。中国外交的战略性调整，又一次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由此，苏联在世界和平潮流的冲击下，决定性地走向孤立。与此同时，“有限主权”论也使东欧参加经互会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独立自主精神受到长期的压抑。这种压抑的代价，是要东欧人民长期接受苏联不公正的经济贸易、赤裸裸的政治干涉和明目张胆的军事入侵。这种处境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在东欧人民中的形象，最终迫使他们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全民国家”理论走过的路线是：国际“总计划调整”“一体化”——社会主义中国首先摆脱一体化——东欧冲破军事控制的剧变——苏联国内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全民国家”模式崩溃。无矛盾的理论被有剧烈矛盾的现实所完全否定。
看来，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最大的生命力，首先还是要抓住当代人类民族国家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现实矛盾问题。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群众运动”论建设理论虽然不成熟，但在抓住民族国家的内外矛盾方面，却比“全民国家”论强得多。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对苏联的无矛盾建设理论极为不满，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3] (213-214页)毛泽东也不把指令性计划看成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是处在不断的发生和暂时的解决运动中的，所谓通过计划达到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3] (216页)。毛泽东以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分析为基础，提出了一整套以群众运动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制定了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在对外关系上，矛盾思维促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霸权主义采取坚决斗争的立场。他明确指出：“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4] (370页)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建设理论，指引中国基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世界政治斗争的格局中获得了世界大三角格局中一个角的地位。但从整体来看，毛泽东的建设理论仍是在计划体制内部追求经济和社会的活力，还没有冲破计划体制的束缚，特别是其“群众运动”方法发展到极端，变为解决群众与“走资派”矛盾的“继续革命”方法，逐渐在国内建设事业中失去了指导力量，最终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理论所取代。“群众运动”理论中轻视专家的自发倾向及其走向“继续革命”的事实，说明它仍是以革命批判性为主导的建设理论。然而，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开创的社会主义在民族国家中独立自主发展的新方向，同20世纪人类进步的方向完全一致，这就从根本上维护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科学社会主义主题由批判到建设的转换，只能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去实现。
邓小平继承毛泽东开创的独立自主方向，同时又坚决地剥离毛泽东建设理论以批判性为主导的外壳，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发起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主题由批判到建设的转换。这种转换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历史过程，基础的方面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并使它以新的要素融入人类社会的世界市场。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步伐。社会主义事业在新的基础上和新的环境中的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全面结束前一个阶段以批判性主导的状况，而真正进入以建设性主导的新阶段。辩证的矛盾思维没有任何放弃的理由，但我们解决社会主义自身矛盾及自身和环境矛盾的方法必须凸显以建设性为主导的原则，这样，一个在总体思维上体现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口号——“构建和谐社会”就应运而生了。
二 构建和谐社会适应了当代国际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新形势
1.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由资本主义体系向社会主义体系的延伸
以上科学社会主义主题转换的思维历程说明，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充分消化主题转换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这些教训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来总结，更深刻地认识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时代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而在国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国际推进和谐世界建设，正是社会主义应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新形势的基本战略。
其实，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古代区域性的社会各国间也存在。但那时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区域内各国的经济联系不紧密，各种经济因素的变化不急速，区域经济没有发展成世界规模，所以，不平衡问题还不能表现为一种规律性力量。
资本主义逐步把世界联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并使其内部因素的变化变得极为急速。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5] (275页)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就凸显出来了。这时，老牌的帝国主义已把殖民地领土分割完毕，新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又要重新分割殖民地。“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6] (653页)帝国主义国家争霸引发的战争，会造成它们之间相互力量的削弱，以至出现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从而给社会主义革命突破这个环节提供了可能。列宁对此十分重视，明确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6] (554、722页)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印证了列宁分析的正确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继续存在，社会主义体系也出现了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问题。列宁没有观察到社会主义在多国胜利的情况，因而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新表现没有作出过分析。苏联曾设想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名义使社会主义各国的行动整齐划一，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到后来往往成为其任意干涉他国内政、损害他国主权、压制他国发展，以至推行大国霸权主义的遁词。这种所谓“国际主义”，完全违反了马列主义关于帮助落后民族解放的历史精神。人类近代以来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这时已由资本主义体系向社会主义体系延伸。由于苏联共产党被大国沙文主义蒙住了眼睛，因而对这一趋势缺乏起码的敏感。正是这一跨越社会制度体系的发展规律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世界开始出现大分化大组合的局面，二战结束初期以明显的意识形态画线分割世界力量的格局开始打乱，出现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组合新的国际势力的趋势，突出表现在中国摆脱苏联的控制、法国摆脱美国的控制等重大事件上。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各民族国家的和平意识和独立自主意识空前发展。两极对峙是一种准备世界大战的态势，处于两极领导地位的国家即苏联和美国只有更有力地控制自己的盟友，更有力地控制亚、非、拉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才能完成发动战争的准备。因此，无论从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还是从维护各民族国家独立的发展利益，反对两极控制都是必要的。中、法等国摆脱盟国控制的要求，同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有方向上的一致性，所以代表了人类的进步潮流。这种潮流的后来发展，一方面促使苏联霸权主义的失败，另一方面使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霸权主义遇到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制约——这就是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最新的一幕。
现在回过头来看，整个20世纪世界发生了两期凸显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进程。第一期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主要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为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引发世界战争提供了土壤，结果是老牌的殖民主义遭到沉重打击，法西斯主义则完全失败。第二期是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系的冷战阶段，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由资本主义体系扩展到社会主义体系，为两极世界的解体和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提供了土壤。经过这两期不平衡规律的凸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生了愈来愈深刻的相互渗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曾有过新生的苏俄同德国的妥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有苏联同美英法的结盟；在冷战时期，则有中国同若干“第二世界”国家甚至同美国的联合。之后，又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进行市场化改革、中国加入WTO组织等等。这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互的深度渗透，开创了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的新时代。现今，社会主义生产也纳入了商品生产的轨道，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原则有条件地统治着世界市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仍将长期起作用。
2.社会主义的命运再次与弱势的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
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两期凸显和继续存在，表现为一定条件下引发世界大战，一定条件下又引发阵营对峙的瓦解，促成世界统一市场秩序的形成。这说明它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基本性规律。它实际是世界现代化中一个活力性的存在，这个活力性存在的最深厚的根源在于世界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这个活力时而表现为疯狂，时而表现为对疯狂的制约。但不管是疯狂还是对疯狂的制约，民族国家始终是使不平衡规律发生作用的主体，而且，不平衡作用发挥得愈剧烈、愈深刻，民族国家主体地位普遍化则愈加速。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放弃了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美国在二战后用以控制世界的武器，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能普遍接受的自由贸易原则，这个原则从表面上看，似乎对所有的民族国家都留下了自由发展的空间。这说明资本主义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适应变得越来越老练。相比之下，苏联对不平衡规律的应付，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
苏联对外关系受国际“总计划调整”思想的指导，企图用“总计划调整”的经济取代世界市场，而自己一个国家则永远处在“总计划调整”的顶端。这种人为的僵化的平衡世界，首先就窒息了社会主义体系内部各国的生机。加上公开鼓吹“有限主权”论，随意向兄弟国家开进坦克，随意变更兄弟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民族国家主体地位丧失殆尽。这是用一种人为的“总计划”平衡来与人类近代以来形成的全部活力相对抗。事实说明，世界市场造成的活力有失控的时候，不平衡造成的危机能够造成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局面，但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是不能简单地用人为的平衡对抗客观需要的不平衡的。中国社会主义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不平衡力量从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破坏了社会主义自身人为的平衡。20世纪末，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启动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这说明以世界市场为形式而表现出的社会活力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市场的力量只能以升级的市场力量去自然地取代，暴力只有作为新一级市场的助产婆才有历史的意义。暴力远离市场的活力，这种暴力不管一时怎样强大都将被市场的活力所吞噬。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市场化改革的潮流中倾覆，有历史的必然性。这一事实缩小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规模，但社会主义体系中适应历史潮流的那部分回归了人类历史，为世界市场添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种子，这就为它迎来更为现实的复兴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中国原来在近代以来的世界中是没有主体地位的。不平衡规律新一轮作用，不仅使中国，而且使苏联控制的东欧各国，都获得了在世界市场中的主体地位。民族国家主体地位普遍化趋势，实际上是世界现代化某种平衡态势。历史的发展呈现出的辩证法是——通过不平衡，达到平衡。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师，他蔑视苏联站在“总计划调整”顶端的“老子国家”架势，坚信中国能超英、赶美，走出一条超越苏联发展模式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者是以维护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为逻辑起点，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革命胜利前，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若不发挥独立自主的精神，坚决抵制由一个国际中心高度集权指挥而造成的错误，就不可能有革命胜利的结果。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毛泽东就很自然地提出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发现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有束缚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积极性的弊端，提出了发挥“两个积极性”的要求，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不平衡”论思想，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有计划地组织经济，不过是“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平衡”[4] (119-120页)。这种把计划放到某种“相对”地位的思想，同苏联把计划置于绝对地位的思维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重视“不平衡”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到了现代经济的本质特征。但实践证明，毛泽东使用的群众运动和计划调结相结合的方法，是驾驭不了现代高度专业化的经济不平衡与平衡的矛盾的。然而，始终坚持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始终肯定经济中“不平衡”因素的活力作用，就必然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走向有自己特色的市场经济。既然毛泽东为了解决中国政治上的被动地位，可以勇敢地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联美抗苏，那么，在群众运动造成中国经济滞缓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有什么理由害怕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引进历来被看成资本主义专利品的市场机制呢？所以，中国毛泽东时代不成熟的建设理论，包含着内在的向成熟形态建设理论自我转换的基因。中苏两国在市场化改革起点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国不同的改革前途。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化转轨的成功和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使我们对世界经济政治不平衡规律有特殊的体验。在我们看来，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实际上是世界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卷入的普遍性和崛起大国的不确定性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结果一般都是造成民族国家主体地位普遍化提升。民族国家普遍卷入现代化是世界历史的总趋势，这个过程给了崛起的一流大国发挥历史作用提供了舞台，如英国、联邦德国、美国、苏联等，但一流国家过分的自我意志的膨胀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主体意识的侵害，于是，更能代表广大弱势民族国家主体意识的大国发挥历史作用的契机就出现了。崛起大国的不确定性，只不过是实现民族国家主体地位普遍化提升之必然性的偶然性。因此，只有实行最大限度地扩大最广大民族国家发展空间的国际战略，才是对世界经济政治不平衡规律的最好适应。我们要推动建立和谐世界，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所有国家主体地位、尤其是要尊重弱势的发展中国家主体地位的世界。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又一次和世界落后国家的发展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三 构建和谐社会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运动的新特点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整体调控的需求决定生产的经济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扬弃批判性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个决定性内容。社会主义事业未来能否顺利发展，关键在于社会主义者能否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矛盾运动。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体现了当代社会主义者能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基本方略。
为什么社会建设事业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运动呢？这恐怕还要从生产与需求的关系问题讲起。
生产和需求的关系在历史上发生着波动性的矛盾运动。在漫长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生产决定需求。然而近代以来，生产和需求的关系来了一个颠倒：不是生产决定需求，而是需求决定生产。需求已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东西，而是捉摸不定的处女地，它吸引着资产阶级去开拓、抢夺，去创造。一种商品只要有更广阔的销路(需求)，生产这种商品的企业就自然会得到更强劲地发展。一种商品若失去了销路，这种商品再多再好，也不是财富，甚至是负财富，生产该商品的企业就得停工，甚至破产。需求决定生产使人类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活力，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 (277页)但它也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痛苦。资产阶级对市场的剧烈争夺，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化，造成了惨无人道的征服殖民地的战争，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
科学社会主义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中的内在矛盾，揭示了“剥夺剥夺者”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种种严重弊端而建立起来的。但是，公有制经济怎样运行？社会主义建设不成熟的实践只能产生不成熟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管是苏联的“全民国家”建设理论，还是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建设理论，共同的特征都是社会整体生产决定社会整体需求(这里的“整体”，说明计划经济并不是简单地回复到自然经济)。经济的主要立足点是在社会整体生产方面，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承接或超越资本主义生产的速度，以使有更多的产品满足人民的需要。人民的个人需要主要是日用消费品的需要，而生产资料增长的需要是社会的共同需要。至于生产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就不能不被看成优先发展的产业。这种指导思想通过严密的计划或计划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而变成社会实际的经济行为。应该说，整体生产决定整体需求理论指导下的社会生产速度，在一定的时期并不比资本主义生产速度落后。计划经济在一段时期内，基本上达到了社会主义者承接或超越资本主义生产速度的预想。但时间一长，它的弊端也愈来愈暴露了。主要的问题就是发生了社会需求失真的危机，正是这种危机导致了公有制内部在生产和需求关系上的自我扬弃。
计划经济体制中整体性生产决定整体性需求造成的社会需求失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个人独立自主的创业需求受到严重束缚。人民中的个人需要不能仅仅是被动接受计划安排的定量的消费品，人民中的个人实际上都需要自己有更大的物质创业空间。而纯计划指令性安排或群众运动的激励，对个体自主独立的物质创业空间是取压缩态势的。在革命胜利初期，奉献精神充盈着整个社会，这种压缩似乎是很次要的。但时间一长，它要以社会治理的政策稳定下来，不搞所谓“继续革命”，真的就无可能性了。而苏联在不给劳动者自由流动权力的条件下，搞固定岗位的“物质刺激”，这种小恩小惠根本谈不上个人自主的物质创业空间。这种社会需求的失真，逐步造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动力衰减。
另一社会需求失真表现，是对弱势产业即对农业的投入，发生不可避免的萎缩趋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整体性生产主要分两个等次：一是国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二是农民的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国家垄断着工业，农民的计划分工只能主要从事种植业，给国家提供粮食、棉花、植物油等农产品。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按劳分配政策，是不允许农民的个人消费水平超过城市工人的。这种计划经济的大格局，就限死了国家所订的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是迫使农业对工业作无私奉献的。农业生产应有的正当投入，以不等价交换的形式被工业吸引过去。尤其是国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同农产品加工有密切联系的轻工业正常投入，又被重工业吸引过去。重工业投入的核心吸引力，造成了重工业生产资料需求在重工业内部的恶性膨胀，掩盖了农业、轻工业的投入饥渴。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国民生产总值迅速提高而人民生活总难以改善的窘境。这大大削弱了社会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
计划经济体制对农业、农民的严重束缚和侵害，毛泽东对其有较深刻的认识。在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取得了当时调整经济的重大成绩。但“群众运动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农民受束缚的状况。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结束了以群众运动领导工农业生产的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并开始放宽国家在农村的政策，鼓励农民探索有效的农业经营形式。邓小平坚定地支持农民自主经营的要求，在中国农村发起了一场以普及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运动。这一改革，扩大了农民个体自由创业的空间，刺激了农民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大幅度提升，在很短的时间内极大繁荣了城乡生活日用品市场，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生活日用品短缺的痼疾。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在广大区域缓解了计划体制下社会需求失真的危机，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对城市改革的信心。农村改革的经验已冲破了改革初期“以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1987年2月，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7] (203页)这一新的认识，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确立市场化取向开辟了道路。“党的十四大明确规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从毛泽东重农思想出发，经对农村政策不断深化的认识，最终升华出的绚丽动人的理论之花。”[8] (171页)
由以上叙述可知，社会主义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自身要求，是克服计划体制需求失真弊端的必然结果。这种转轨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意义在于：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一样，仍然是需求决定生产的经济，不过社会主义需求和生产的关系提升了整体的制约性。具体地说，社会主义经济是整体需求决定整体生产。资本主义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是无法达到这种整体性的，因而常常导致对社会整体利益、人类整体利益的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辟了发展社会和人类整体利益的新前景。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平均价值和奖励价值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中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进入到自觉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是科学社会主义面对的新的历史课题。它在经历了较长时期不成熟实践后，终于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基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继续发展，也只有在政治经济学揭示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后，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才能获得学术性的科学指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凸显了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历史任务。
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什么呢？笔者经多年的观察和思考，觉得可以作以下层次的推论：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需求决定生产的经济，这就决定了基本规律所处的方位是在价值范围，而非产品范围。过去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建设政治经济学，不管是苏联的还是中国的，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都是在产品范围的，而非价值范围的。如苏联的教科书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可以表述如下：通过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和完善，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使他们获得自由的全面发会。”[1] (124-125页)这里，“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和完善”是国家计划的立足点，表现为实现由统计平衡所确定的一定数量的产品。而所谓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也就是根据这一定数量产品来安排的生活状况。社会生产的绩效不表现为市场上能实现的价值，而直接表现为企业的产品数量。这就是生产决定需求的模式。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无矛盾化倾向提出了批评，但总体上没有冲破计划体制的束缚，仍是生产决定需求。我们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首先就要跳出产品经济的范围，把探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目标，锁定在价值规律的范围之内。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社会整体性需求决定社会整体性生产的经济，这就决定了它的价值规律不同于缺乏社会整体制约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价值规律，而首先表现为一国之内社会总资金实现增值的要求。社会总资金增值是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形式。社会总资金增值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增值必须受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这种总资金增值的性质和要求，通过国家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具体的经济立法、经济政策，变成全国经营阶层和操作劳动阶层合作的经营实践。而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总资本是完全独立的各资本家资本的总相加。其经济机制发挥作用的出发点，是由各自独立的私人企业生产开始的，所以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价值规律，是先从个别资本家的生产和交换开始的。在那里，资本家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结构是：商品价值=生产资料价值+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商品的这种价值结构，就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矛盾的基础。首先是各个独立的产业资本家购进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在生产过程中由使用劳动力创造了比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从而使剩余价值得以形成，然后是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等共同参与剩余价值分割，从而形成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但各自独立的资本家为避免自己被淘，都拼命争夺高额利润，导致发生最残酷的压迫、最无耻的欺诈，甚至世界大战。在我国改革初期，一些经济学家也照搬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商品价值结构公式，这对引导人们重视企业利润发挥了积极意义。但用这一公式分析社会主义生产，首先就忽视了社会主义经济由于整体制约性的提升，其运行机制发挥的作用力，首先是从社会总资金增值要求开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价值规律也应从研究社会总商品的价值结构开始。同时，照搬公式的分析把社会主义劳动者也看成商品，完全忽略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已获得主人翁地位的现实，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导性动力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模糊。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资金增值的主导性驱动力，只能是按劳分配的利益机制，而在按实现的价值计量劳动的情况下，按劳分配只能是按平等占有权平均分配与按劳取奖相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不成熟的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对按劳分配的理解是直观的，即劳动者提供多少劳动量，就领取多少相应对等的消费品。这里的劳动量的计算，是完成计划的产品数量，而不是按社会真实需求能实现的价值。同时，这里劳动者获得利益的决定因素，是惟一的劳动量，而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权似乎对分配不起直接作用。这种对平等占有权的忽视对发展劳动者的利益是极有害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的基础。马克思最彻底地坚持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性矛盾作了科学的揭示，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最深刻的批判。而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经济学，则歪曲劳动价值论，主要宣扬劳资双方收入(劳方工资和资方利润)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把资方获得利润、工人获得工资看成天然合理的规律。马克思的学说集中引导无产阶级革命变更资产阶级独占生产资料的社会制度，从而打破了资产阶级独占社会生产利润的局面。所以，公有制建立后，劳动者获得解放的决定性意义，并不主要在于获得了以自己的劳动量为标准计量报酬的权力，而是获得了对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权，由此也获得了一切发展机会、发展成果的平等享有权。孤立地以劳动者的劳动量为标准计算报酬，在引入市场机制后，大批的劳动者可能仍一无所有(如破产、失业、受管理层或老板不公正的歧视等等)。但与社会总资金相联系的平等占有权是与社会的存在而同时存在的，是永远不能对劳动者进行剥夺的。所以，在引入市场机制后，直观的按劳分配是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造成的利益差别，只能是在奖励的意义上形成的差别。准确地说，社会主义劳动者收入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价值统一，即由对生产资料平等占有权决定的平均价值和由实现的劳动量决定的奖励价值的统一。按劳分配本质上是平均分配，按劳取奖。这样，在公有制的社会生产中，劳动力的成本就不再是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价格，而是平均价值和奖励价值的统一。只有对社会主义劳动力成本作这样的理解，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劳动者主人翁的地位。至此，我们就可以把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机制出发点的社会总生产中的商品价值结构表述出来：社会总商品价值=生产资料总价值+社会总平均价值+社会总奖励价值+社会公益事业价值+社会必要赢利。这是公有制条件下社会总商品的基本价值结构，体现了公有制生产的特征首先是整体制约性，是首先有这个基本的价值结构，才派生出各有经营权独立性的企业商品的价值结构。当然，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也应延伸到它的运行机制处于主导地位，这种运行机制也应对其他所有制类型的经济运行产生辐射性的影响作用。
(4)按劳分配是个历史范畴，由社会总资金增值的客观要求决定它运动的走向，现实的运动轨迹表现为一条反映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变化的波动性曲线。公有制建立之初，劳动者是从资本主义市场上解放出来的奴隶，人们本能地厌恶市场造成的贫富差别，主人翁的无私奉献精神洋溢在产品生产的过程中，这时人们对按劳分配的理解，是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愈来愈缩小的理解。这是对按劳分配第一种历史性的理解。但这种理解一段时间后就必须改变。人们总不会一直在革命激情中生活，逐渐地人们开始感触到绝对平均主义对人的意志的消磨，感触到绝对平均有可能招致共同贫穷，于是，按劳分配必须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它又获得了逐步拉大收入差距的理解。这是对按劳分配的第二种历史性的理解。而对按劳分配的第二种理解出现后，就引申出了一系列相反方向的理解。因为逐步拉大收入差距的发展总有一个界限，就是不能达到两极分化。当拉大收入差距的过程快要接近两极分化的危险点时，社会又要出于总资全增值的需要，作逐步缩小收入差距的努力。这样，从长远的历史来看，社会收入差距将经历拉平、拉开、再拉平、再拉开的一系列的周期性变化。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正是在这种拉平和拉开的周期性变化的曲线中实现的。前文已经说过，按劳分配本质上是平均分配，按劳取奖。按劳分配作用下的劳动者收入，是平均价值和奖励价值的统一。那么，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拉平拉开的周期性曲线变化，实际上也就是奖励价值和平均价值比例关系的变化。当社会总奖励价值与社会总平均价值的比值增大时，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向拉开方向变化，反之，则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向拉平方向变化。社会主义经济的动力机制，主导方面表现为平均价值和奖励价值的矛盾运动，即表现为社会总资金中的平均成分和奖励成分，何者占得更多一些还是更少一些。当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劳分配只是一种主要的分配形式，它所依托的场所主要是公有制企业，对非公有制企业起辐射作用。有的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大规模发展后，按劳分配的地盘愈来愈缩小了，这是狭义的按劳分配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实行广义的按劳分配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的人际关系不是阶级关系，而是经营阶层与操作劳动阶层关系。广大的小本经营者的收入所得，也是劳动所得。从事规模经营的私人企业主，其收入实际包括了两部分，一是个人经营性劳动促成的，二是社会整体环境促成的。如果这个私营企业主私人消费没有突破经营性劳动报酬(平均价值和奖励价值之和)的范围，企业其余所得都用于扩大再生产，帮助社会解决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私营企业主这种类型的消费，也应属于按劳分配范围内的消费。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缩小了按劳分配的范围，而是扩大了它的范围，并使其内容更生动、更丰富。
(5)至此，我们就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作出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社会总资金以按劳分配的历史运动曲线为基础的最大限度增值规律，具体表现为平均价值和奖励价值的矛盾运动规律。
以上推论的基本思想，笔者在1988年写的《简论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结构、价值运动和对价值增值的管理》一文，就已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8] (133-150页)。但这些年来，学界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研究似乎消失了。较多的研究文章都停留在较浅的层次解释党的经济方面的决策，理论界缺乏一种接续《资本论》、“帝国主义论”写出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勇气。更有一些盲目提倡与西方作学术“接轨”的文章，对接续马克思、列宁政治经济学的革命精神，不屑一顾。这种状况使得我国学界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往往局限在微观领域。但我们的实践却在宏观方面实现了伟大的变革，学术理论在大的方面无力说明实践已成了我们继续前进的严重障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9]。面对这一宏观课题，要求产生政治经济学宏观的体系性成果的急迫性，大大提升了。如果中国的理论界不能获得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政治经济学成果，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行动就无法摆脱总体上的某种程度的盲目性。有一定条件的理论工作者，都应该大胆从这个方向去探索。
如果以上的推论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是平均价值和奖励价值的矛盾，那么这种矛盾必然是非对抗性的。平均价值使社会所有的劳动者都获得了平等的共同参与和享受的发展权，奖励价值又使能者获得最适宜的褒扬，社会又保持着宏观的调控能力，所以二者的矛盾一般是能得到有序地协调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阶级关系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阶层关系更突出了，而基本的和主要的阶层关系，就是经营阶层和操作劳动阶层的关系。市场社会就是需求决定生产的经营社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基本建立后，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进入了这个经营环境的社会，社会群体分类首先就是经营活动中基本层次的划分，即区分为有经营决策指挥权的经营阶层和被指挥的操作劳动阶层。这是社会两个基础性的群体。而国家的上层建筑，发挥着调节这两大阶层利益的职能。笔者在1996年撰写的《试析中共八大强调的群众路线的二重性》论文中，就对这两大阶层的结构作过初步分析[8] (189页)，那里的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现在，党和国家加大了私有经济的发展力度，但只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阶层的基本结构，还是有相当的稳定性的。平均价值和奖励价值的非对抗性，决定了经营阶层与操作劳动阶层矛盾的非对抗性。构建和谐社会在政治方面的任务，本质的内容就是使这两大阶层既矛盾又合作的关系得到自由的表现，使社会在稳定的前提下得到充满活力的发展。这里我们看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使社会主义呈现了更为现实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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