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事件引发的深层思考——“非典”不会遏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脚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典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快速增长论文,脚步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冬今春，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袭击了经济形势进一步向好的中国经济。从 去年11月份发现第一例“非典”到现在，“非典”在全国传播的势头仍然未能得到遏制 。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而且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 影响。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和自主性经济增长机制的形成，“非典”对今年 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一些局部的负面的影响，但从整体上不会妨碍今年经济增长7%的 目标的实现。
一、“非典”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俗话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非典”作为一种疾病，不管他多么可 怕，人类总能够有勇气和智慧去战胜它。但是，关键是怎样对待它。当一场灾难降临， 如果你视而不见，或者敷衍掩盖，灾难就会让你付出忽视它的沉重代价。反之，如果你 沉着应对，措施得力，再大的灾难也会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这次“非典”对我们的 攻击就印证了这个道理。应该说，当“非典”在我国广东、香港等地肆虐的时候，作为 卫生管理部门和其他地区就应该引起警觉，做好防范工作，而不应该掉以轻心，更不应 该报喜不报忧。由于错过防“非典”的最佳时期，“非典”的扩散与蔓延使我们不得不 支付巨大的“机会成本”，我国的经济增长也由此而受到拖累。
首先，“非典”疫情会严重影响我国的旅游业和与其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餐饮、零 售等其他服务业。从国际来看，世界卫生组织(WHO)先后发出警告，希望旅客和商人不 要前往中国广东省、中国香港、北京市、山西省等地旅游。这不仅造成许多国外游客取 消了原定的旅游计划，直接打击到这些地区乃至其他地区的旅游业，以及相关的交通运 输、餐饮服务业，而且造成许多“会展”无人捧场，进而也直接影响了“会展”活动的 效果和收益，打击了成长中的中国会展经济。在广东，超过50%的旅行团推迟或取消了 行程，“广交会”也没有往年那样火爆。而中国国际旅行社在过去一个月中记录的入境 旅游行程取消或延后的数量就达1万多例。从国内来看，由于取消了“五一”长假，假 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肯定会下降。即使有关部门一再鼓励人们“当地游”，但 处于对“非典”的恐慌和对交通工具的担心，许多居民也取消了出游计划。因此，不仅 每年150亿元左右的旅游直接收益会大打折扣，而且许多同旅游直接相关的行业，如交 通运输、餐饮、零售等也会蒙受较大损失。根据里昂证券航空业分析师的估计，今年中 国南方航空公司的利润损失15%—20%，而东方航空公司将损失更多，约为20%—25%。与 航空业有关的原本就亏损的机场等行业更会“雪上加霜”。再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对北京20家四星级以上的星级宾馆进行的调查，今年4月份以来，这些宾馆的入住率较2 002年同期下降了30%—50%。
其次，“非典”严重影响我国消费者消费预期和投资者投资信心，导致消费能力和投 资欲望下降，减缓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由于“非典”已经由少数地区向全国 蔓延，且仍然没能找到有效的治疗办法，加上人们对“非典”强传染性的恐慌，必然打 击消费者的消费动机和信心，特别是会打击由于缺乏医疗保障而收入又不高的广大农村 居民的消费信心，为应付可能会感染的“非典”，根本不敢动用本来就有限的“保命储 蓄”。与此同时，由于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不足，购买力下降，导致有些消费品生产企业 、商业、房地产业等的业绩下降，进而也会动摇投资者的信心。就股市来讲，北京、上 海等地防患“非典”采取的紧急措施，不仅对交通运输、旅游、餐饮、酒店全是“利空 ”，而且商业、房地产业等也都是“利空”。就这些行业的上市公司而言，即便今年首 季业绩喜人，但很难避免“前喜后忧”。
第三，“非典”波及对外出口和外商投资，减缓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外力”。对外 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但是，由于“非典”的爆发 和蔓延，一则许多在华的外国使馆拒办签证，使得我国许多出境招商引资、项目洽谈、 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等正常经贸活动受阻；二则许多国家对于来自中国的旅游者或商品 实行“歧视性待遇”，进行所谓的“脱毒隔离”和“病毒检疫”。特别是由于几乎整个 亚洲经济都可能会受到“非典”的影响和拖累，进而影响这些国家对中国农产品、家用 产品、轻工产品的需求增长。许多机构认为，与伊拉克战争相比，“非典”对2003年亚 洲经济增长所造成的损害更大。世界银行已经将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调低至 5%，缩减0.3个百分点。百富勤证券已经将它对2003年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分 别下调了0.4至1.5个百分点。因此，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弱化出口和招商引资对我国经济 的拉动作用。
第四，“非典”由于多发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或地区，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 头”受挫，更会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众所周知，“非典”最先在珠江三角洲 地区和北京等地肆虐，由于它们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的经济发 展因“非典”而放缓，必然会拖累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例如，广东省的GDP 已经超过万亿大关，占我国GDP总量的1/10强，所以广东经济因“非典”而受挫，肯定 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二、“非典”很难动摇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根基
当然，“非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既取决于“非典”蔓延和持续的 程度，也取决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内在机制。
首先，从最先爆发“非典”疫情的广东省的情况来看，“非典”疑似病例和发病人数 都呈下降趋势，说明“非典”疫情在广东已经得到控制，上海由于控制措施得力，“非 典”基本没有在更大范围扩散。如果北京和其他省份能够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积极行 动起来，借鉴广东、上海经验，注重国际合作。既严防死守，防止扩散，又积极寻求更 有效的治疗办法，肯定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控制并征服“非典”，进而把它对中国 经济增长的不良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其次，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服务业在 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高。据统计，2002年，第三产业产值占我国GDP总额的比 重只有33%左右，旅游业的收入在我国GDP中只占0.2%的微小比重。因此，从目前“非典 ”重点打击旅游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餐饮业、房地产业等情况来看，它不足以对我 国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当然前提是“非典”必须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消除。只要我们 处理得当，应该能够把“非典”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使其不至于严 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
第三，至于出口和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从增量上看，“非典”会延 缓出口和外商投资的增长速度。但从存量和内在机制上看，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 众多、市场广阔的发展中大国，特别是改革开放25年来，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结构的不断 调整、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外国资本 的大举进入，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日益雄厚，进而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自主增长机 制”。这种“自主增长机制”，一则表现为中国国内需求，即国内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 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二则表现为政府为矫正不良经济结构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 衡而增加的投资，以及由此而牵动的民间资金、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也成为推动中国 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三则表现为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不断深化，多元所有制 企业共同发展，促使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逐渐成熟，进而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 长的制度力量。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实施旨在扩大内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 我们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进而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起到十分重 要的作用。因此，虽然“非典”会阻碍中国的出口和外商投资的增加，进而影响到中国 的增长，但从根本上来讲，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根基。何况外商投资看的是“ 长线”，关注的是利润和机会。中国巨大的市场前景和增长潜力，对外商投资会有着巨 大的吸引力。虽然短期可能会犹豫不决，但从长期来看，外商投资仍然会大举进入。例 如，今年一季度，在“非典”已经肆虐的情况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仍实际增长27.8 %，大大高于2002年17.3%的水平；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增长56.7%，加快29.2个百分点； 出口增长了32.5%，也高于2002年的22.3%的水平。因此，几乎超出所有机构和专家的预 测，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竟高达9.9%。这也充分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长完全可以依靠“ 内生变量”和“自主增长能力”，实现持续稳定地发展，完成年初确立的7%的经济增长 目标。对此，世界银行最近预测，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由于“非典”影响而变数增多，但 仍能够实现7%—7.2%的经济增长速度。
三、“非典”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深层思考
无可否认，“非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必然的，不惜代价，采取一切手段 ，抗击“非典”也肯定是当前所有工作之中的重中之重。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 囤”。也许对于“非典”蔓延的既成事实不应该再去假设，甚至去埋怨什么人。但是， 对这一事件的深入反思是绝对必要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首先，“非典”的肆虐挑战我们的体制。“非典”作为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打我们 一个措手不及，完全可以理解。什么没经验、没想到都可以讲。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能 忽视，那就是从发现第一例“非典”到现在过去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在这样长的时间 里我们有些地区和部门在干什么?当“非典”在广东和香港肆虐的时候其他地区该作什 么?当世界卫生组织质疑我们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们能够重视这件事情，并 采取果断措施，也许不会像今天这样被动，也许成本更低一些。“非典”事件无疑折射 出我们体制的某些弊端。它不仅折射出我们的应急机制和公共卫生体制的严重缺陷，而 且折射出我们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痼疾。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过 我们：好的体制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不好的体制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要撤换不称职 部长、市长，更要改变体制。不从体制上铲除滋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土壤，为官僚 主义和形式主义行为支付的经济和政治代价还会更高。只有建立起真正的“三个代表” 体制，才能塑造出“三个代表”的干部队伍，最终也才会产生“三个代表”的行动。
其次，“非典”肆虐挑战我们的观念。有人说，我们不把“非典”实情告诉百姓、告 诉世界是为了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也有人说，北京不愿实说“非典”疫情是为了“五 一黄金周”能有一个好收成。应该说，这些想法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再深究其因 就不难发现，“要面子、保帽子”的“私心”仍然是罪魁祸首。由于这一“官念”作祟 ，有些人就会利令智昏，就会欺上瞒下，甚至拿老百姓的痛苦乃至性命去做赌注。怎奈 “非典”毫不留情，它不以“官”的意志为转移，怎奈信息社会毫不留情，权力再大也 无奈“曝光”，怎奈党纪国法不留情，不把老百姓的安慰冷暖放在心上的“公仆”，最 终只能丢官罢职。
第三，“非典”肆虐挑战我们未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曾经以一个“负责任的 大国”形象而倍受世界各国推崇。而由于“非典”的肆虐，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看来， 中国不仅成为了“非典”疫区，告诫其国民不要到中国旅游，而且对前一段中国某些部 门和地区对待“非典”的做法颇有微词。由于“非典”危机，海外媒体对中国社会的开 放性、透明度和危机处理能力批评甚多。尽管这些批评可能失之偏颇，但“非典”对中 国的国际形象的损害，乃至对中国与亚洲邻近国家的经贸关系不利影响是很严重的。因 此，我们必须在坚决打赢防治“非典”战役的同时，认真研究战役之后的“善后工作” ，如果我们不从深层次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不铲除滋生“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的体制土壤，社会生产力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解放，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很难获得持续的制 度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