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游宴诗文的演变与时代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诗文论文,时代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论及建安文学云：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聘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又清人叶燮《原诗·内篇》也说：“建安、黄初之诗，乃有应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则因而实为创。”刘彦和所谓“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及叶氏说的“献酬、纪行、颂德诸体”，这类作品通过描写游宴生活题材，反映了一个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生活崇尚和众趋性格，也揭示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价值和心态，我们称之为“游宴文学”，它是魏晋贵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反杜林论》）魏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社会阶段，也是文学贵族化最为严重的时期。贵游阶层的作品中极力表现自身生活是一种必然。这一时期游宴文学负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容，并在其演进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和时代特征。本文仅以诗文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来具体论述一下上述这个课题。
一
建安时期的游宴诗文是这一类文学的开端，具有开启风气意义，其主要作家是曹丕、曹植两兄弟，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建安七子，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邺下文人集团”。当曹操统一中国北方之后，曹魏统治区的政治相对稳定，生产也有一定发展，贵游们的生活便安逸多了，他们无须戎马倥偬，也不要颠沛流离，于是便开始过起他们的公子哥儿的游宴生活：或“高会构欢娱”（曹丕《孟津诗》），“永日行游戏”（刘桢《公宴诗》）；或“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曹丕《于玄武陂作》）；或“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应玚《公宴诗》）；或“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曹植《名都篇》）。……他们是中国古代贵游子弟中最具有文学天才的一群，是游宴文学的始作俑者。且看他们的作品：
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奉甘醪，狩人献嘉禽。齐倡发东舞，秦等奏西音。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五音纷繁会，拊者激微吟。淫鱼乘波听，踊跃自沉浮。飞鸟翻翔舞，悲鸣集北林。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清角岂不妙，德薄所不任。大哉子野言，弭弦且自禁。（曹丕《善哉行》）子桓以其轻俊变宕之笔，先是排比铺张地描绘欢宴的场面、动人的音乐，让人身临其境；次则抒情，使人产生强烈的共鸣。似此华腴之格，遂开建安文学绮丽之风。“主人”如此，众客自然都要聊表心意：
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应玚《公宴诗》）
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王粲《公宴诗》）
阳春和气动，贤主以崇仁。布德绥人物，降爱常所亲。（阮瑀《公宴诗》）
一大堆的颂德溢美之作，这正是应酬诗的特点。那席上或“丰膳漫腥陈，旨酒盈玉觞。”〔1〕 或“上堂相娱乐，中外奉时珍。五味风雨集，杯酌若浮云。”〔2〕或“金罍含甘醴，羽觞行无方。”〔3〕或“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4〕虽是献酬颂德之作，却也写得“有怀如醰，温温欲罄。”〔5〕
宴聚是建安乃至后世贵游最重要的一种交游方式，上面这些作品基本是建安十七年的西园之宴中产生的。这样的活动对人们感情沟通极为有效，留下的忆念也是十分深刻的：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轻，逍遥百氏，弹碁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
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冰。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一首》）贵为太子的曹丕，在此用含情带彩的笔描述了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文人集会。这里展示的是一个时代文人生活的真实场景，揭示了“建安文人寻求独立人格，体认自我价值，心灵动荡不宁的复杂心态”〔6〕。
建安贵游文人毕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不像后来的六朝贵游那样逾闲荡检，即使是在享乐游宴之作中也透露着个中消息。而最典型的例子，则莫过于曹丕的《于玄武陂作》一诗了。作者在诗中展现了这样的画面：恢复了恬静与和平的田园林野，得到了开发的土地；经过疏浚的河流，波声激越，菱芡覆绿；庄稼遍野，呈现出喜人的长势；芙蓉花灼灼吐艳，杨柳依依垂翠；群鸟欢鸣，云霞灿烂，水光泛滥，风烟澹荡……一切声的美、色的美和景的美都融置于一个安逸祥和的环境之中。这在曹丕这个早年饱经世乱的人眼中，是那么美好！无怪他喜不自胜地接着写道：“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唯因如此，他们的作品通常都离不开及时行乐这一旨趣：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卑枝指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已终百年。（曹丕《芙蓉池作》）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飘放志意，千秋长若斯。（曹植《公宴诗》）
这是两首游宴的杰构。前一首写芙蓉池之景如画，虽是“极荒乐而已”（东方树《昭昧詹言》）的作品，却写出了非他人所能尽道之景。真是风雅秀丽，“非六朝人主所及”（钟惺《古诗归》）。后一首尽管是和作，但因笔调清新流畅，越发将芙蓉池美景叙写得生动宜人。诗中“朱华冒绿池”一句，竟惹得后来的潘岳、陆机、颜延之、江淹等名家争相摹拟，而“神飙”一联被东方树盛赞为“神到”之句。
游宴生活的内容十分丰富，像斗鸡之类富有刺激性的玩乐也是其中一个方面，曹植、应玚等人的诗即对此有所述及。与建安游宴文学相关的另一个突出内容，是对美色的描写。建安贵游们“不废声色之乐，追求物质上的享受，突出地表现为喜好美色”〔7〕。 第论其在诗作中的表现，曹丕有《燕歌行》、《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秋胡行》，曹植有《洛神赋》、《妾薄命行》、《闲情诗》、《美女篇》等。《美女篇》中对美女金钗翠环、素手皓腕、明珠玉体、罗袄飘摇的外貌描写；以及对美女顾盼遗光彩、吐气如幽兰的神态气质的摹绘，无不透露出对美女的倾心爱恋和向往之情，可以说是一往情深。这种创作心态及表现手法，正是开了六朝宫体诗的先河。
享乐是欢愉的，然而历经苦难的建安文人内心深处始终摆脱不掉对生命的悲哀。尤其是贵游们，每当他们置身于欢乐之中，这种悲哀便顽强地从心头泛起。像“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8〕。 “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9〕。“盛时不再来， 百年忽我遒”〔10〕。建安文人的这种悲哀从汉代文人那里继承过来，并传给了其后的正始文人。
建安的游宴文学丰富了古代文学创作的题材，也标志了中国文人创作的真正开始。建安游宴文学在艺术上也给后世文学以诸多启迪，其语言风格清丽优美，描写的生动形象，细腻而富有表现力，充分地体现了这一代作家的探索和努力。
二
西晋是游宴文学发展的第二个繁荣时期。或许是西晋政治风气和文化氛围，更能满足这种文学的生长需要，所以到了太康时期它居然又一次勃发出生机。
西晋王朝的政局一直处于不安定状态，然而贵游们的享乐奢侈也更胜于往昔时代，这就给游宴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机会，也提供了大量素材。
西晋的游宴作品以诗文为主。晋武帝泰始2年的华林宴会， 太康元年的3月3日华林宴集，是西晋贵游文人的两次空前聚会，差不多上至晋武帝下至众臣均出席了，而且会上产生了相当数量的诗，可以说这是西晋游宴文学的两大结集。像应贞的《晋武帝华林园集诗》、荀勗的《从武帝华林园宴诗》、王济的《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以及张华的《太康元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等一批感恩颂德的应酬诗，虽在内容和艺术上无独到之处，但采用四言的雅颂体和摹仿秦代刻石的表述方式，让我们多少看到了与建安的不同。它体现了晋代醉心于典雅的文学现象。挚虞就认为颂体为文体之最美者，从而推崇四言，认为它是雅音之韵，至于五、七言则是非音之正。这种尚雅的审美观与晋代儒玄结合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从这些诗缺乏真情的谀词中，也透露了西晋文人追求“身当与名俱泰”的动机。
此后的陆机、陆云兄弟更是逞其才华，创作了《皇太子赐燕诗》、《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等一系列企图通过谀辞来求取功名的作品，更突出地体现了西晋文人的价值取向。
西晋文人的人生祈愿是非常现实的，他们不像建安文人那样把自身生活理想化，也不像正始文人那样沉浸于超验的玄思，石崇的《金谷诗序》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据：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上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解救祭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往，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著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世说新语·品藻》刘注引）
这篇《序》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西晋贵游们在元康间的一次盛大宴集。他们昼夜游宴，既极享自然风光之旖旎，也肆意酒肉音乐之欢娱。确实做到了“娱目欢心”。山水风景在这里几乎不是具有独立价值的审美对象，而只是点缀他们荣华富贵事物的一部分。尽管他们也有人生感慨和生命意识的体验，但这种感慨和体验的归宿，总是使得他们更加纵情地享乐。
金谷宴集参加者有三十人，而且每人都有诗作，这些作品大多数亡佚了。我们现在仅能从潘岳的《金谷集作诗》窥其一斑。潘岳在这首五言诗内，将金谷别墅中的所有美景集中地呈现于我们的眼前：九曲回环的溪水，峻峭的高山，盘山道路，淡淡的水光，依依翠柳；奔腾跳跃的瀑布，万千的果木郁郁茂茂，有沙棠、乌椑、石榴、梨子……一代名园将它全部的美从中展列了出来。我们读这首诗，先是惊异于石崇金谷的美，继而领略到它的规模宏大，然后才体会出这便是西晋贵游们所追求的精神、物质享受的具体目标之一。诗的后半部分表达得尤为明白：
玄醴染朱颜，但诉杯行迟。杨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布。投分寄石发，白首同所归。（《先秦汉魏南北朝诗·晋诗》卷四）
金谷宴集充分展示了西晋贵游文人的风采，这种风流余韵在后来的兰亭宴集中我们还将重睹。
游侠诗是西晋游宴文学中的一部分。游侠诗虽不始于西晋，如在曹魏时即出现了曹植的《白马篇》等优秀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曹植等人的作品与西晋的游侠诗并不一样。他们的游侠诗产生在建安时代，表达了一种积极的建功立业思想；而西晋贵游文人的游侠诗充其量只是游宴生活的一种补充。如张华的《博陵王宫侠曲二首》、《游侠篇》、《壮士篇》等一些作品，浸透着诗人对任侠生活的向往之情。像《博陵王宫侠曲二首》的第二首：
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腰间又素戟，手持白头镶。腾超如激电，回旋如流光。奋击当手决，交尸自纵横。写侠士为友报仇，杀人于都市的精彩表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钦羡和赞美。西晋贵游如此倾慕游侠，这恐怕得从当时变宕不定的社会状况和当时士人的多种人格特性中寻找答案。如张华即是一个“勇于赴义，笃于周急，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的集儒、玄、侠义于一身的人物。
酬赠也是本时期游宴诗的重要内容。汉魏诗人原多有酬赠之作，重在相励以志，抒发双方的慷慨意气。但西晋文人的酬赠诗基本是游宴生活中的点缀品，或者说纯粹是一种交往应酬的手段。其内容则以夸赞对方的美德文藻为主。像石崇的《赠枣腆》、陆击的《答贾谧诗》、陆云的《答顾秀才》、张华的《答何劭》以及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等。
公之云感，贻此音翰。蔚彼高藻，如玉如兰。（陆机《答贾谧诗》）
良朋贻新诗，示我以游娱。穆如洒清风，焕若春华数。（张华《答何劭》）
允矣顾生，载灵之和。沉根芳沼，濯秀兰波。渊翘戢颖，景茂凌华。（陆云《答顾秀才》）
这些诗差不多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地褒赞别人的文藻或人格品行，特别是对方人格行为上的“文彩”和光华。这些带有客套式的，缺乏真情实感的社交文辞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晋士人的人格心态。而这些作品的典雅、冲和的艺术风格也体现了西晋贵游文人在审美风尚上的流变。可以说西晋诗歌由游宴之作的游侠诗和赠答诗中透露了诗风流变的信息。
西晋贵游文学作品数量虽多，但是思想贫乏，内容多空洞，缺乏深刻的社会性，但它们最大的特点是更能直接地体现出当时土族文人的世俗人情。在艺术上，复古因袭有余，而创新不足，诗体多为枯燥的四言诗，更多地是模拟雅颂体、楚辞体和秦刻石体。名动一时的“二陆”之陆云即自称不善五言诗，他在《与兄平原书》中说：“张公箴谏自过五言诗耳。但云自不便五言诗，由己而言耳。”可见当时之一斑。此外，这一时期的游宴文学作品间水平差异较大，精者自精，粗者自粗，优秀的作品不多。
三
在匆匆打量了一番西晋游宴文学之后，我们的目光很自然地被东晋同类题材作品的光辉所吸引了。
作为本时期游宴文学高潮标志的兰亭宴集，尤能引起后世读者的凝想神往。永和九年三月王谢诸家族文人聚于山阴的兰亭，曲水流觞，赏景吟咏，极为典型地反映了此一时期贵游阶层的新的精神风貌。王羲之《三日兰亭诗序》云：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视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足乐也。
虽是群彦毕集的盛会，但全然体味不到“金谷”那种肆意的享乐情调，连歌伎的舞姿、琴瑟笙筑的吹奏，也跟着一齐销声匿迹。东晋贵游的生活情趣比起西晋人高雅多了，几乎有点超凡脱俗的味儿。他们需要的是一片宁静的天地，而江南这连绵起伏的山岭，茂密繁盛的竹树，潺潺清澈的流水，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他们列次而坐，或觞或咏，被襟承受和畅的惠风，抒写胸中的幽情。他们欣赏山水林泉之美，体察世运物化的奥妙，对大自然的审美已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东晋的贵游们“虽对现实也有一些烦闷与不满，但本身的生活和意识却使他没有勇气去正视现实……因而这些苟安江左的人遂企图竭力的逃避现实，在精神境界麻醉自己，求一种自我的主观满足”〔11〕。他们崇尚理性和追求内心的自适。在东晋贵游审美雅化的背后这一层原因中，我们更能理解他们作品中何以执着地追求“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情流。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王玄之《兰亭诗》）这种宁静的精神境界。这些作品正是代表了所有参加宴集者的心声。
东晋贵游们还有些什么追求呢？他们的游宴作品还表现些什么呢？让我们继续看王羲之的《三日兰亭诗序》：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成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世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王右军在这里从更高的立足点上来观察欢乐中的同人，抒发了对人生无常的深切悲哀。正如日人兴膳宏所说：“既然意识到人生的终极，就有必要真正地充实眼前的欢乐时刻。后一段的悲观并非为了消除、冲淡前段的快乐。相反，倒是为了强调、渲染这种快乐，就像夕阳即将投入黑暗中的景象十分美丽，哀思就越能衬托出雅集的欢乐气氛。”〔12〕王羲之与东晋的贵游们欣赏山水，实在是把对山水的审美与生命意识的体认契合在一起的。这既是对中国汉末以来的文人作品生命意识的继承发展，同时还体现了正始以来的玄学精神在贵游生活中的渗透。这直接导致了像孙绰、谢万等人《兰亭诗》一类的玄言诗。这些玄言诗或四言或五言，或落笔工丽，或叙事析理细微。如谢万之作：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玄崿吐润，霏雾成阴。（《兰亭诗》）
这首诗“不一语及情而高致自在”〔13〕。极鲜明地表现了一种由旷淡胸怀而来的豫畅散朗的情调。由此可见，玄言诗也并非都是刘勰所批评的“淡乎寡味”，而是贵游文学的游宴诗向山水诗推演的一个过渡形式，是谢灵运山水诗和陶渊明田园诗的前奏。
向往神仙境界，追求羽化长生，是与东晋贵游诗文相联系的内容特征之一。因为东晋贵游们几乎都信奉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颇有论述，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4章也认为“神仙道教在满足门阀士族精神需要方面， 也有其独到之处”。
赤松游霞乘烟，封子炼骨凌仙。
晨漱水玉玄心，故能灵化自然。
（庾阐《游仙诗十首》之六）
乘彼元气涉茫，辐驾赤水昆阳。
遥望至人玄堂，心与罔象俱忘。
（庾阐《游仙诗十首》之七）
庾阐《游仙诗》用平淡的风格叙述灵境之缥缈和悟道的悦乐。而在庾友和王徽之的《兰亭诗》中，则通过较多的山水描绘来表达他们对神仙境界的企羡。
鉴于东晋士族的文化心态，他们在游宴诗文中追求优雅从容的风度，如谢尚的《大道曲》：
青阳二三月，柳青桃复红。
车马不相识，音落黄埃中。
据《乐府广题》说：“谢尚为镇西将军，尝著紫罗襦，据胡床，在市中佛国门楼上弹琵琶。作《大道曲》，市人不知是三公也。”这景象颇似诸葛亮作空城计于谯楼之上，从容弹琴退掉司马懿的大军。这一份潇洒和优雅，正是东晋贵游们人文精神的化现。
总的说来，东晋游宴文学获得了长足发展，不但扩大了题材领域，诗体也较多样，有四言诗、五言诗，艺术上更趋精致，可以说为魏晋游宴文学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收稿日期：1997—05—10
注释：
〔1〕曹丕《于谯作诗》。
〔2〕阮瑀《公宴诗》。
〔3〕刘桢《赠五官中郎将》。
〔4〕王粲《公宴诗》。
〔5〕陆时雍《诗镜·总论》。
〔6〕参见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第一章。
〔7〕周勋初《文史探微·魏氏三世立贱》。
〔8〕曹丕《善哉行》。
〔9〕曹丕《芙蓉池作》。
〔10〕曹植《野田黄雀行》。
〔11〕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玄言、山水、田园》。
〔12〕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石崇与王羲之》。
〔13〕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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