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与防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9）02-0086-06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举措。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高等学校数量和高等教育投入大幅度增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从1980年的不到3％上升到了2007年的23％①，并已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这很好地满足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很好地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但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日益困难，从学校到工作（from school to job）遇到了阻抑，相当比例的毕业生不能如期实现就业。对这一问题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从经济回报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增大。实际上，教育投资风险及其防范是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已产生了很多相关文献。②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系统、规范的研究主要开始于本世纪初期，但发展很快，涌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成果，比如赵宏斌、马晓强、丁晓浩、王明进和岳昌君、侯风云等人的工作。[1][2][3][4]本文主要想从劳动力市场过程的角度，揭示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类型，并对如何防范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高等教育投资的经济回报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教育的经济属性越来越得到学界的重视，并由此而产生和发展出了教育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上学读书不仅是一种消费，更是一种投资，是有经济回报的。对此，一般用教育收益率来表示。由于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国家的相关数据（见表1）。可以发现：第一，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比较高，各国平均高达18％，这被认为比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还高；第二，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收益率比发达国家高，比如发达国家一般为12％，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收益率高达20％，这也说明，教育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比较稳定，很少发生大起大落的情况。比如美国在1939—1969年间，一直维持在11％左右；在1970—1982年间，则一直维持在8％—9％的水平。
我国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有个明显的变化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刚刚起步以及改革的不平衡，曾一度出现了所谓的“脑体倒挂”，即教育的经济回报比较低；甚至有“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等特殊现象。比如，北京市1982年的有关调查表明，当时只有50岁以上的脑力劳动者的收入比同年龄段的体力劳动者收入高，但高出的幅度不大；50岁以下各个年龄段的脑力劳动者的收入都比同年龄段的体力劳动者收入低[5]。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教育的经济回报逐渐提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的估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已从1988年的3.8％上升到了2005年的12％，其中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要明显高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收益率，而且其差别变得越来越大，即大学及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群组与其他文化程度人群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了不断拉大的趋势。[6](P23-24)事实上，教育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收入分配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前述课题组的分析表明，2002年收入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一起解释了全国基尼系数的大约60％，其中近20个百分点是由家庭中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差异解释的。[6](P23-24)
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有比较高的经济回报，各国老百姓都有强烈的高等教育需求，这推动着政府和社会扩大高等教育供给。考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会发现大部分国家的高等教育都经历过类似跳跃式发展的阶段，比如50年代的印度、70年代的韩国等。我国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虽有扩大当时内需的考虑，但更深的背景在于，随着高等教育经济回报的逐渐提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大为扩大，已把民生问题放在重要议事日程的党中央、国务院顺应民意，实施了高等教育扩展战略，比较好地满足了人们的教育需求。
二、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
上大学读书既然是一种投资，就必然有风险。但正如前文所述，人力资本理论一直没有系统地将风险因素考虑进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风险才作为一个变量被整合进人力资本理论中。尽管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做出教育投资的决策时，并没有真正充分地考虑风险的因素，仍具有某种盲目性。
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是指投资高等教育所带来的收益不一定能补偿投资的成本，或者相同高等教育水平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教育收益，它们可能大于或小于无风险投资的收益，当这种收益差异是由不确定性因素带来时，便形成了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7]。为研究的方便，也为有针对性地分散和化解风险，人们对高等教育投资风险进行了不同的分类。从劳动力市场过程来看，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有下面四种表现。
（一）依附性风险
高等教育能带来经济回报，是因为它能够形成人力资本，而且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是长期的，这也是我国历来强调“百年树人”的原因。但与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有个特点，那就是它与其所有者不能相分离，与所有者具有依附关系，不能被出卖、转让和继承。因此，当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身体状况变坏从而无法继续工作时，人力资本的功能将逐渐变小甚至停止发挥作用；当面临市场上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时，人力资本的数量和结构无法及时做出相应调整，损失在所难免。对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推论：其一，人身依附性与身体状况的矛盾会随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以及能够用以工作的时间的延长而不断缓解，因此，人均预期寿命越长的社会，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越小，人力资本的价值越大；其二；人身依附性与市场不确定性的矛盾会随市场环境的完善而不断缓解，因此，市场经济越发达的社会，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越小，人力资本的价值越大。但依附性风险的这种变化趋势，并不能改变其不可避免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要比物质资本投资的风险大得多。
（二）选择性风险
高等教育投资面临着诸多选择，主要包括学校的选择、专业的选择和教育年限的选择等。由于信息不充分，同一个体的不同选择，会有不同的收益，这其中隐含着相当的风险。以专业选择为例，在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而非通识教育，因此，上大学总得选一个专业。专业设置很复杂，社会分工和市场需求是重要决定因素，这也决定了不同专业的市场“冷热”度是不一样的。从经济回报的角度来考虑，人们当然愿意选择热门专业，但由于高等教育投资作用的滞后性以及信息的不充分性，一个人在专业选择中难免存在偏差。现在热门的专业若干年后也许就不热了，或者若干年后仍然很热，但同一专业的选择者太多，竞争太激烈，毕业后在这一专业就业的可能性很低，这都会降低高等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而且专业学习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属于专用性人力资本（specific human capital），它的回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与劳动力市场的专业匹配度，匹配得越好，回报率越高。但由于劳动力市场是不断变化的，而专用性人力资本则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变化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专业选择本身就有风险，这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专业不对口，要么学非所用，要么用非所学。
（三）失业性风险
高等教育投资较高的经济回报，是建立在大学毕业生能找到理想工作的假设基础上的，没有工作就没有回报，差的工作只能带来低的回报。但现在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已经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更不要说理想工作了。据统计，我国2007年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仅为70％[8]，这说明有30％（超过100万）的大学生毕业时未能如期实现就业。这对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意味着什么呢？在此可借用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的“就业概率”[9]一词来加以说明。托达罗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而且取决于一定时期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高报酬工作的概率大小。比如，农民在农村工作的收入为1000元，在城市现代部门工作的收入为1500元，即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是500元，农民是非常愿意去城市工作的，但若考虑了城市的就业概率后则不一定。假设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是60％，那么，农民在城市现代部门工作的预期收入是900元，还不如继续在农村工作挣得多。这时，按照托达罗的逻辑，农民迁往城市是有风险的，会被认为不明智。同理，进行高等教育投资也有个就业概率问题。假如目前的教育收益率是12％，这被认为是个值得投资的回报率，但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概率只有70％，则预期的收益率是8.4％而非12％，这种差异就是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
当然上述就业率是指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若统计半年后的就业率，可能会高得多。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也有可能会陷入失业状态，就业后再失业意味着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中断，这也是一种风险。而且这种就业率是从整体来说的，在现实中，不同层次的学校、不同专业、不同家庭背景的毕业生就业差异很大，风险的差异自然也很大。
（四）流动性风险
与其他投资不同，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存在自增强机制，即一个人所受教育越多，越倾向于更多地学习，人力资本存量就会越多。但人力资本发挥作用有个前提，那就是劳动力市场要有充分的竞争性和流动性。这是因为，教育对生产和收入有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人们的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来达到的。以前大家更多地强调教育生产能力的作用，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配置能力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所谓配置能力，是指发现并抓住机会，优化资源配置，使价值最大化的能力。[10](P68)这种能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是教育应该致力培养的方向。但配置能力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经济的非均衡性和市场的流动性，经济的非均衡性越大，教育的经济回报越高；市场的流动性越强，教育的经济回报越高。我国教育收益率的逐年提高，与经济的非均衡性加大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密切相关。但客观地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仍不理想，制度性分割仍很严重，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流动的制度成本很高。这一方面提高了大学毕业生选择工作时的保留工资水平，从而加大了就业的难度[11]；另一方面抑制了教育之配置能力的发挥，也降低了高等教育的收益率。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这种与劳动力市场状况相联系的教育投资风险有逐渐降低的趋势，但其复杂性更大，个体可控性更差，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投资风险。
三、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防范
风险的存在会影响人们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的态度和动力，有些地方出现的新的“读书无用论”与我国较高的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是密切相关的。对此，政府有责任去帮助人们降低教育投资风险，保障人们的教育回报；同时，投资高等教育的个人和家庭也应有风险意识，采取措施规避和减少风险。前述导致风险的各种因素存在于劳动力市场过程的各个环节，涉及到劳动力市场与高等教育的匹配，既有总量的，也有结构的，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因此，对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防范也应从多方面着手。
（一）优化高等教育规模
国外关于教育投资风险的文献，有相当一部分是与过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过度教育，是指从业者的受教育水平超过了工作所要求的水平，表现为大材小用、高低学历者收入差距缩小等。导致教育过度的原因很多，教育规模是重要一个。这涉及到什么是合适的高等教育规模问题。现在主流的观点是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衡量高等教育规模，认为与发达国家和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还不够大，需要大力发展。这有一定道理，因为对于正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中国来说，23％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无论如何都不算高。但高等教育不是独立运作的系统，它必须和其他系统相耦合，特别是其规模、结构和质量要与劳动力市场状况相匹配。也就是说，高等教育规模合适与否要充分考虑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吸纳力。如前所述，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制度性分割，特别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这导致大学毕业生主要以城市劳动力市场为就业对象，而很少考虑农村的就业市场，结果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即高等教育的生源来自农村，但毕业去向却主要在城市。这也是为什么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不是很高，但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因此笔者建议，如果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判断高等教育规模是否合适的依据，可以用两个指标分别测算，一是现在通行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二是以城镇学龄人口为分母计算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前者是纯教育的指标，后者是考虑到了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指标，将两者结合起来，能更好地确定最优高等教育规模，制定更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从而降低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
（二）教育教学体制
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发展逻辑，但检验高等教育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则是它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程度，特别是其毕业生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程度。不管一所大学的定位如何，作为一个人才培养机构，它总得对应劳动力市场的某一个层面。就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状况来说，有两个方面的改革尤其迫切。一是赋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高校作为办学主体，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把握要比高校主管部门更敏感、更准确，也能更快更好地做出调整以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因此，高校应该成为有自主权的办学主体，同时为其产品的市场转化承担一定责任。事实上，《高等教育法》对此是有明确规定的。现在的工作，既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订《高等教育法》，更要从体制机制上保障《高等教育法》的贯彻落实。二是改进高校的教学与管理。人们上大学读书，是为了学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更好地工作。但提供什么样的知识？如何提高学生的能力？并不是每一所大学及其举办者都清楚的。我们常说，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其实，这二者都很重要，“鱼”者，知识是也，“渔”者，方法与工具是也。但大学所学的知识“鱼”是一种专业知识，更容易贬值，方法和工具“渔”则更有长久价值。若此，大学教育既要强调专业教育，更要强调通识教育，宽口径，厚基础培养，以变应变。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有更强的适应性，才有更高的经济回报。
（三）完善劳动力市场
除依附性风险外，前述其他几种风险都或多或少与劳动力市场有关。现在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既不利于就业，也不利于流动，增加了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劳动力市场的完善，要者有二。一是制度性整合，二是渠道性建设。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从分割到整合的过程。分割仍然明显，整合还须努力，特别是要打破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包括户籍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福利分割，使就业流动与身份流动结合起来。如果说制度性整合属于改革范畴，则渠道性建设就属于发展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包括渠道建设、信息提供、职业中介等，这是降低工作找寻成本、提高工作匹配效率的前提条件，同时，这也有利于客观地评价人力资本的价值。
（四）毕业生就业
在某种意义上，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是当前高等教育最大的投资风险。有部分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是很正常的，实际上，有相当比例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也是高等教育急剧扩张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但我国情况的特殊性在于，与大学毕业生失业并存的是，经济高速增长，劳动者素质整体不高，以及技工短缺等。这其中有供给方面的原因，也有市场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现在更大的问题在于需求，在于产业结构。我国经济增长这么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已经融入到了世界分工体系中，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产业。但问题是，我们只承担了生产加工的功能，只是制造业的基地，至于具有高附加值、需要大量高端人才的研发、设计、销售、物流等则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这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技工短缺的重要原因。因此，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减少高等教育投资风险，需要改善供给质量，需要完善劳动力市场，更需要调整产业发展战略和结构，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升产业层次和质量，促进第三产业中有更高附加值的部分的发展。
（五）教育投资风险意识
物质资本投资、金融资本投资有风险似乎已为国人广泛接受，但提出高等教育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有风险，很多人似乎还不理解，也不接受。几千年的“黄金屋、颜如玉”文化传统以及几十年的“统包统配”实践，使人们对上大学读书只有回报概念，没有风险意识。一旦出现了风险，则往往归罪于政府，迁怒于社会。对此，现在应该开展有关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教育，在告诉人们高等教育投资有高经济回报的同时，也要告诉人们高等教育投资是有风险的，以及如何应对风险。在此基础上，政府要调整相关的制度安排，比如高校管理制度、学习学籍管理制度、助学贷款制度等，为个体规避或减少教育投资风险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个人（家庭）要调整高等教育投资决策，这又涉及到诸多方面。比如教育年限的选择，并不是越多越好，这要因家庭经济状况而定。同一教育年限，是连续完成还是分若干次完成，也有不同的选择。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孰优孰劣，现在似乎呈一边倒的趋势，只要能进入高等教育就不选择职业教育。但在劳动力市场健全的社会，它们是各有优势和劣势的，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这么发达，仍有不少人选择读职业教育的原因。另外，专业的选择，在一定时期，肯定有冷热之分，但那也是相对的，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专业组合，采取“主专业＋副专业”模式，甚至还可以获取有关以市场为导向的职业资格证书，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收稿日期］2008－07－30
注释：
①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中新网（www.cyol.net），2007－09－12。
② 虽然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舒尔茨和贝克尔都曾提到过人力资本投资及其回报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从而存在着风险，但以下两篇论文被认为是该领域的开拓之作：Yoram Weiss."The Risk Element in Occupational and Educational Choic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2,80(6):1203-1213; David Levhari,Yoram Weiss."The Effect of Risk on th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4,64(6):950-963。更详细的文献综述，可参见廖娟：《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与教育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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