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与《呐喊》(《烽火》)周刊合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烽火论文,周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7)11-0132-03
《呐喊》周刊和《七月》周刊先后创刊于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的上海，同是当年较有影响的救亡文艺刊物。
《呐喊》周刊创刊于8月25日，第3期更名为《烽火》，共出版14期。1938年5月1日复刊于广州，改为旬刊，刊期连续。《七月》周刊创刊于9月11日，共出版3期。同年10月16日移至武汉，改为同名半月刊，刊期另起。
晚年的胡风曾在多篇文章中谈到《七月》周刊。1979年10月，他在《我的小传》中写到：
抗战起，“血誓”的喊声集为《为祖国而歌》。自筹印费编辑出版了《七月》(小周刊)，坚持通过生活实际反映人民性的真实和历史动向的现实主义道路，抵制了所谓标语口号的教条公式主义的浮嚣文风。①
1982年他在会见美国学者柯丝琪女士时又谈到了《七月》周刊，更明确地说道：
1937年上海发生“八·一三”事件，抗战开始了，硝烟弥漫，战火纷飞。当时上海原有的一些刊物的主办人都认为现在打仗了，大家没有心思看书，用不着文艺刊物了，所以都纷纷停刊。只剩下一个缩小的刊物《呐喊》(后改名《烽火》)，却陷入了一种观念性的境地，内容比较空洞。我认为这很不够，不符合时代的要求；这时候应该有文艺作品来反映生活、反映抗战、反映人民的希望和感情。因此，我就和朋友们凑了几个钱，在上海创办了《七月》周刊(是用一张报纸折叠成的十六开本)。这就是《七月》创办时的情况和办《七月》的主要宗旨。②
看来，要想如实地评价《七月》周刊或《呐喊》(《烽火》)周刊的历史功绩，非进行比较式的综合研究不可。首先需要考辨的是，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文艺刊物的“主办人”是否普遍存在着“文学无用论”的观念；其次需要考辨的是，《呐喊》(《烽火》)周刊是否存在着“观念性”的倾向或“标语口号的教条公式主义的浮嚣文风”；最后则需要对这两个姊妹刊物的异同处作出恰当的判断。
胡风对抗战初期上海文艺刊物状况的描述不甚准确。
“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后，上海确实有许多文艺刊物被迫停刊，如黄源主编的《译文》月刊(1937年6月终刊)、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1937年6月停刊)、卞之琳等主编的《新诗》(1937年7月10日停刊)、钱瘦铁等主编的《美术生活》(1937年8月1日停刊)、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1937年8月1日停刊)、黎烈文主编的《中流》(1937年8月5日停刊)、洪深、沈起予主编的《光明》半月刊(1937年8月10日停刊)、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月刊(1937年11月10日停刊)；另有不少杂志“迁址”或“休刊”，如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1938年4月迁到广州出版；巴金和靳以合编的《文丛》，1938年2月迁至广州复刊，等等。
但导致这些文艺刊物的终刊、停刊或迁址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所谓的“文学无用论”，而是有着其他的原因。
首先，是为了避免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文化损失。五年前的“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日本飞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均被炸毁。商务印书馆承印的中国近现代大型文学期刊《小说月报》因此终刊，老舍的长篇小说《大明湖》也毁于炮火。“八·一三”后三日，开明书店及美成印刷厂被炸毁。在战争状态下，有些出版社暂时停业，作应急准备，这是完全可能理解的。
其次，国民政府命令上海各书局疏散或内迁，也是造成有些出版社暂时歇业的原因之。据《上海出版志》介绍：“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各书局奉命疏散或内迁。商务印书馆在租界内租下临时工房和栈房，把华界的印刷厂和存书、纸张搬来。1937年9月1日，商务印书馆宣告‘所有日出新书及各种期刊、预定书籍等，一律暂停出版’。生活书店不顾形势险恶，反而先后创办《国民》周刊、《中华公论》月刊、《抗战》三日刊、《战时教育》半月刊和《集纳》周报。1937年11月，生活书店除《文学》月刊外，原有8种期刊随总店迁汉口继续出版。此时，上海还先后出版了《黑白丛书》、《战时大众知识丛书》、《世界知识丛刊》等多种丛书，近100种战时读物。商务、中华的总管理处迁香港，凭借在香港的印刷厂印刷图书，发行各地。”
不过，这些“刊物的主办人”即使在停刊或休刊时，也未曾有过“文学无用论”的观念，他们纷纷创办各种战时特刊，以文艺形式承担起救亡宣传的责任。
文学社、中流社、文季社、译文社的主办人于8月25日联合编辑出版的《呐喊》，是文学性的；《宇宙风》、《逸经》、《西风》的主办人于8月30日共同出版的《非常时期联合旬刊》，也是文学性的；《光明》于9月1日出版的《光明战时号外》周刊，还是文学性的；《世界知识》、《妇女生活》、《中华公论》、《国民周刊》于9月1日联合出版的《战时联合旬刊》，其中也不无文学类的稿件。这些战时特刊的出版时间都早于《七月》周刊。
退一步说，即使当年上海出版界有过“文学无用论”的偏向，也不曾成为主要的倾向。
且看茅盾“8月16日夜于隆隆炮声中”为《呐喊》创刊号写的“创刊献词”(《站上各自的岗位》)，其中有云：
我们一向从事于文化工作，在民族总动员的今日，我们应做的事，也还是离不了文化，——不过和民族独立自由的神圣战争紧紧地配合起来的文化工作。我们的武器是一只笔，我们用我们的笔，曾经画过民族战士的英姿，也曾经描下汉奸们的丑脸谱，也曾经喊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同胞的愤怒，也曾经申诉着四万万同胞保卫祖国的决心和急不可待的热忱，而且，也曾经对日本军阀压迫下的日本劳苦大众申说了他们所应该知道的事，寄与了兄弟般的同情。
这篇文字是代表“文学社、中流社、文季社、译文社”同人写的，这四个社至少占了上海文艺刊物的半壁江山。然而，从以上文字中，却读不出丝毫“文学无用论”的气息。
胡风对《呐喊》(《烽火》)“观念性”的评价也难称准确。
《七月》周刊创刊时，《呐喊》已出版了3期。
第1期出版于8月25日，为“文学社、中流社、文季社、译文社合编”。共发表文章10篇，社中同人茅盾、郑振铎、巴金、王统照、靳以、黎烈文、黄源7人作品8篇，邀请外稿2篇(胡风、萧乾)。按文体分类，诗歌1篇(黎烈文)、速写2篇(王统照、黄源)，杂感7篇(胡风等)。
第2期出版于8月29日，编辑者同上。共发表文章11篇，撰稿者与第1期基本相同。按文体分类，诗歌1篇(巴金)、小说1篇(黄源)、杂感4篇(郑振铎、余一、必时、茅盾)、速写1篇(王统照)、短论4篇(萧乾等)。
第3期出版于9月5日，刊名改为《烽火》，刊号另起，标为“文学社、中流社、文季社、译文社联合刊物，编辑人茅盾，发行人巴金”。共发表文章8篇，社中同人稿件3篇(王统照、巴金、茅盾)，外稿增至6篇。按文体分类，诗歌2篇(王统照、芦焚)、小说1篇(谢挺宇)、散文2篇(刘白羽、端木蕻良)、速写1篇(周文)、杂感2篇(茅盾、巴金)。
胡风认为《呐喊》“陷入了一种观念性的境地，内容比较空洞”，如果用以批评第1期“杂感”过多、“创作”过少，或许还说得过去。但，这仍不能说是对该期的公正评价。仅以巴金特约的两篇外稿(胡风和萧乾)为例：
胡风杂感的题目是《做正经事的机会》，文中引用了宛平城守将吉星文的话“人生难得有一次做正经事的机会，我们还会放弃么”，由此生发议论，写得慷慨激昂：“不要爱惜在奴隶境遇下的生命，也不要贪恋瓦上霜一样的个人‘事业’，更不要记住什么狗屁‘地位’，把一切后事交给幼小的我们底子弟，抓住这个千载一时的难得有的机会罢！当我们尽了我们底任务以后，我们底幼小的子弟们将感恩地生活在光明的世界里面。那时候，他们底努力，他们底事业，将结成一个亘古未有的巨大的花环，安放在我们底坟头上面，使中华大地上充溢着鲜艳的色泽和浓郁的香气。”虽然是政治表态，也不能说是“观念性”的。
萧乾杂感的题目是《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文中记述了近几天所亲见的爱国青年救助难民的感人事迹，也写到救亡运动中出现的“不健全”现象。他写道：“佛学书局贴着‘念十声南无观士音菩萨’或国医家防毒的草药方就都近于用仙方抵抗血肉的袭击。这是不中用的。然而每一张这样的字条都能长久地吸引几十个路人，其中，还有不少人赶着抄在手本里。这种种方法可太有效也太危险了。”他进而呼吁：“我们能做的太多了。即使拿笔，也不再是‘做文章’了。”这是从现实生活中生发出来的感触，没有半点“观念性”的意味。
《呐喊》第2期的变化不显著，但从第3期开始，“短论”明显见少、“创作”增多，同人稿件减少，外来稿件增多，文学特色也显现了出来。其中，刘白羽回忆离开故乡通县奔赴抗战前线的散文《家乡》至为感人，端木蕻良回忆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山东的散文《青岛之夜》令人如临其境，周文描写成都救亡运动的速写《说和做》开掘极深。这些作品显然不能以“观念性”蔽之。
《七月》周刊创刊于9月11 日，比《呐喊》创刊号晚出17天，比《呐喊》第3期(即《烽火》创刊号)晚出6天。该期共发表文章11篇，社中同人胡风、曹白、端木蕻良、萧红、萧军、艾青6人作品7篇，外稿(刘白羽、老沙、胡愈之、丽尼)4篇。按文体分类，诗歌3篇(胡风、艾青)、速写6篇(曹白、端木蕻良、萧红、萧军、刘白羽、老沙)，杂感2篇(胡愈之、丽尼)。
可以见出，《七月》周刊创刊号用稿情况与《呐喊》创刊号类似，都以社中同人为主；文体与《呐喊》第3期类似，都以诗歌、散文、速写、杂感为主；刊物容量也相同，都是“用一张报纸折叠成的十六开本”。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刊物的作者还存在着交叉的情况，胡风曾为《呐喊》撰稿，端木蕻良和刘白羽则同时为这两个刊物供稿。
从以上比较中似乎可以作出初步的结论：《七月》周刊是继《呐喊》后出现的又一个救亡文艺刊物，且在许多方面仿效了《呐喊》。简言之，两刊有着很多的相同点，同大于异。
胡风曾对其主编的《七月》周刊有过自我评价，他写道：
(《七月》周刊)内容完全集中在抗日斗争和抗日战争这一点上。当然，希望是和群众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斗争和战争的反映，如曹白、柏山、萧军、萧红、胡兰畦等的散文。希望是从这个斗争，这个战争触发起来的感情表现，如艾青和我的诗，如李桦、力群等人的木刻。……我们的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是互相联系的，如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欢呼，关于国际作家大会的报导，就是这个历史大潮的反映。至于抗议日本政府迫害致力于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进步作家，那意义就更直接了。③
实际上，胡风提到的《七月》周刊的特点，《呐喊》也无不具有。
“完全集中在抗日斗争和抗日战争这一点上”，既是《七月》的特点，也是《呐喊》的内容要求。茅盾为创刊号所作的《本刊启事》写得分明：“沪战发生，文学、文丛、中流、译文等四刊物暂时不能出版，四社同人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爰集群力，合组此小小刊物。倘蒙各方同仁，惠以文稿及木刻漫画，无任欢迎。但本刊排印纸张等经费皆同人自筹，编辑写稿，咸尽义务。对于外来投稿，除赠本刊外，概不致酬，尚祈原鉴。呐喊周报同人启。”通观《呐喊》(《烽火》)前14期(上海时期)内容，无一不与抗战有关。
“和群众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斗争和战争的反映”(散文、报告和速写)，《七月》上有“曹白、柏山、萧军、萧红、胡兰畦等的散文”，《呐喊》前3期上有靳以、刘白羽、端木蕻良等的散文及王统照、黄源、周文的速写，后几期(上海时期)又有田间、孙钿的散文，骆宾基、周文、余荼、周文、待睛、慧珠(萧珊)、茅盾、鄂鹗等的报告，黄源、黎烈文、蔡仪亭、骆宾基等的速写。
从“战争触发起来的感情表现”(诗和木刻等)，《七月》上有艾青和胡风的诗，《呐喊》前3期上有郭源新(郑振铎)、巴金、王统照、芦焚的诗，后几期(上海时期)又有胡风、叶圣陶、夏蕾、艾芜、靳以、健先、孙钿、田间、邹荻帆、蔡若虹等歌者加入了进来。至于“木刻”，《七月》发表过“李桦、力群等人的木刻”，而《呐喊》(《烽火》)则发表过蔡若虹、陈烟桥、巫蓬、佚名、蔡若虹、力群等的多幅木刻和漫画作品。
“和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是互相联系的”，《七月》发表过通讯《炮火下的第二次国际作家大会》，《呐喊》刊载过《朝鲜民族革命党告中国同胞书》和萧乾的杂感《莫怪外国报纸》。至于“中日民间文化交流”方面的稿件，《七月》发表过胡风的《忆矢崎弹》，《呐喊》(《烽火》)发表过黄源的小说《俘虏》，巴金的信札《给山川均先生》和《给日本友人》等。
综上所述，胡风的自我评价应该扩展到《呐喊》，不能专美《七月》周刊。
若要比较这两个刊物对上海抗战军民的激励作用，《呐喊》(《烽火》)的影响当然更大也更持久一些。《七月》周刊只出了3期(9月25日)，便随着胡风撤往武汉；而《呐喊》(《烽火》)则坚持出到了第14期(11月21日)，那时日军占领上海已有十天。
除此之外，《呐喊》(《烽火》)还有《七月》所不具的特点：她的作者群非常庞大，既有已成名的文化人，也有刚执笔写作的青年；既有前左联的成员，也有其他流派的作家；她的艺术度量也相当宽广，既有现代形式的短篇小说，也有适应战时形势的报告和速写，而且不排斥传统的或民间的艺术形式(如旧体诗和歌谣)。可以说，她是一个初具文艺界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性的文艺刊物。
《七月》周刊则稍有不同，虽然她并不公开排斥外稿，但基本作者始终只是胡风和他的几位左联朋友，是个“半同人”刊物；她没有刊载小说，也没有采用传统的或民间艺术形式的作品，诗歌和速写居多。而且，她尚未从“两个口号的论争”及门派的历史记忆中解脱出来，据胡风称，他和朋友们都看不上《呐喊》，说是：“《呐喊》篇幅太小，而且，无论在人事关系上或它那种脱离生活实际的宣传作风上，这些人也都是不愿为它提起笔的。”出于这种心理，他也就没有邀请过茅盾、巴金等人写稿。
注释：
①胡风：《我的小传》，《胡风全集》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②胡风：《关于〈七月〉和〈希望〉的答问》，《胡风全集》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7页。
③胡风：《回忆录》，《胡风全集》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