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反常规工业化动因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新中国论文,常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03）03-0075-06
历经一个世纪的战乱，饱尝“弱国无外交”的无奈与痛苦，建国之初共和国领导人最大的愿望就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强国之梦。对于新中国而言，工业化是富强的必由之路，它是使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然过程。问题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工业化模式。新中国自1953年向社会主义过渡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走了一条反常规工业化道路。本文主要讨论新中国选择反常规工业化模式的动因，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需要
新中国建立初期，基本的国情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1]（P44），虽然共和国的领导层都清楚，发展轻工业既投资省、见效快，又能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国家多积累建设资金，但囿于当时的生产能力是“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P292），发展轻工业所需的原料、装备和能源、交通运输等配套设施都缺乏，而冷战背景下，速度不只是发展的问题，更是生存的问题，因此，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借鉴别国经验的基础上，首选的就是实现工业化耗时较短的反常规工业化模式。
众所周知，从历史上看，主要有两种典型的工业化模式。一是常规工业化模式，又曰内生型模式，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其工业化的动因来自内部压力，主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农业的商品化生产，实现原始积累并造就大批廉价的劳动力，然后在科技革命的基础上，以纺织业为先导部门，采矿业和冶金业与其并行发展，带动其他部门的产生和发展，工业化逐渐扩散到其它生产部门和交通运输业中。总之，常规工业化模式基本上是按农、轻、重的次序发展经济，其特点是经济发展比较稳定，但时间相对比较缓慢，像英国的工业化历程从15世纪70年代的大规模“圈地运动”算起，用了三百多年的时间；而美国独立以后，即遵循英国模式，大力发展种植园经济与棉纺织业，并在吸取英国经验的基础上，搞制度创新，普遍采用和推广有利于大工业的股份制和通用制，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有限责任公司由于股东们对公司债务只按股份比例承担有限责任，分散了投资风险，有利于迅速聚积社会闲散资金，为工业化准备了必不可少的大量资金，而通用制则是采用和推广了机器零部件的标准化生产方法，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大大促进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从而拉动了钢铁、煤炭和交通运输业等重工业的发展，到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在美国北方的主要工业部门中已占主导地位，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耗时近百年。
二是反常规工业化模式，又曰应激型工业化模式。历史上反常规工业化模式又有两个形式，较早出现的是资本主义反常规工业化模式，即德国、日本模式。作为后发国家，他们主要在社会军事组织基础上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官僚体系，以此作为实现产业保护、统一市场、投资科技的有效组织基础，在其干预和主导下，利用战争赔款，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以此带动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像日本，在其工业化的发展初期，即以军事工业为基础，以纺织工业为重点，政府一面创办“模范工厂”，一面实行对资本主义企业给予补助金、贷款、减免捐税等优待措施，特别是利用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建立起了金本位制，并将赔款中的75％以上转化为资本和军费，在主要工业部门中扶持株式会社，“就是说，以赔款为杠杆，和天皇制军国主义紧密结合的日本资本主义确立起来了。”[3]（P127）日本为谋求扩军和培植军事工业，甚至其民用产业，例如生丝和棉纱的生产，也是以出口创汇来进口武器和机器设备，以扩军-征掠-积累，再扩军-再征掠-再积累的滚动循环，夺取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所必需的原料和市场。日本工业化历程耗时半个世纪。德国工业化也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以超经济的手段，走军事强国之路的。首先普鲁士政府颁布一系列法规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如1850年通过《调整地方和农民关系》所规定的赎金制，为容克贵族发展工业准备了巨额资本，并变大批破产农民为“自由”劳动力。德国仅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发挥后起效应，在它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英法的重工业的技术基础已经具备，可以直接购买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从而缩短工业革命的进程；另一个原因是，普鲁士政府为武力统一德国，大力扩军备战和修筑铁路，首相俾斯麦公开在议会上宣布要靠铁和血来统一德国，发展军事工业，扩军备战，刺激了钢铁工业的发展，并带动其他部门的工业化。
与德日模式不同，社会主义反常规工业化模式的代表是前苏联，因此这种反常规工业化模式俗称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同样具有反常规工业化模式的两个最大的特征，即政府的强力主导作用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前苏联建国以后，因为意识形态的压力，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确有必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但问题是前苏联要在短期内成为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模式都无法与其现实情况契合，在无外援、无外来资金、无正常的国际贸易、无爆发的横财的情况下，短期内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只有用斯大林模式，采用计划经济体制，集中本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力贫弱，民生凋敝，可谓是满目疮痍、百业待兴，整个经济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根本不具备常规工业化的条件。其一，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包围、威胁之下，时不我待，工业化必须以“快”求“强”。其二，常规工业化模式是建立在农业的高水平的商品化生产基础上的。中国当时是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商品化生产水平不高，还停留在手工耕作、靠天吃饭的水平，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可能像英国、美国那样，依靠农业的市场运作来为工业化实现积累，英国“圈地运动”历时就有几百年，农民大都从事羊毛副业，为国内外呢绒工场提供羊毛，而美国在19世纪下半期，就已经成为世界市场上粮食和肉类的主要供应者之一了[4]（P82）。其三，当时的中国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价值规律发挥作用不明显，全社会的科技水平低下。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都十分落后。建国初，工业整体上还处于手工作业的状况，全国仅有9个城市有煤气设施，煤气日生产能力只有24.9万立方米，供气管道长度1139公里，煤气供应总量3821万立方米；1952年全国仅有82个城市有供水设施，供水能力为每日267万立方米，城市排水设施落后，污水处理设施几乎没有，城市道路严重不足，路况不好，公共交通极为不便。科技人员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1949年，包括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学艺术等各条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只有6万多人，其中地质工作人员只有160多人，到1952年底，在全国总人口5.75亿人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1580万人，其中科技人员只有42.5万人，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不到7.5个科技人员，每万名职工中也只有269个科技人员；科技人员中工程技术人员16.4万人，教学人员12.1万多人，科学研究人员8000人。科学研究事业还处于初创阶段，据统计，解放初期全国的科研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总共只有40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650多人，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之时，全部研究机构只有22个，研究人员只有200人，到1955年，全国科研机构发展到380多个，研究人员增加到9000多人，学科门类也有所增多[2]（P500-503），但毕竟还是初步的，不仅对一些重大的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连某些一般性问题，也解决不了，还需要依靠苏联等国专家的帮助，独创性的科研工作基本上还没有开展，特别是在最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方面更未提上议事日程。原子核物理、空气动力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学等几乎还是空白。所有这些问题，如果由“看不见的手”慢慢调节的话，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必然大大推后。因此，在资本严重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科技水平和国家安全系数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借助政府的超经济手段，效法反常规工业化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实现工业化。
二、总结我国近现代工业化历史教训的结果
新中国从1953年到1978年走了一条反常规工业化道路。究其原因主要有四。首先是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需要；其次是对我国历史上工业化教训的反思；再次是实现积累的需要；最后是国家安全的需要。
实现工业化是几代中国人的理想和实践，与新中国的反常规工业化不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也有过其它的工业化构想与实践，或者说，新中国的反常规工业化就是在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的结果。
近代百年史中我国工业化大体上有两种大的思路。一种是统治阶级在保存旧制度的基础上，依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搞工业化，其代表一是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派，一是20世纪30-40年代的国民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工业化的现实结果却令人沮丧。洋务运动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采西学制洋器”为号召，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针指导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它是清政府因对内对外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而匆忙上马的。洋务运动是一场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军事和工业技术，兴办和移植近代国防工业乃至一般工商业，并相应地发展西式文化教育的“自强”运动。其实质是以近代西方科技和工业文明为传统的皇权——官僚阶级的统治秩序提供新的物质支撑。从其工业化模式看，基本上属于反常规模式，但当时正值英法联军刚刚退出北京、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尚未平定，内忧外患导致地方势力的膨胀和中央政权的衰落，这时试图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动员全社会的资源发展工业显然是不合适宜的；在企业管理方面，基本上是一套腐朽的封建官僚制度，工厂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市场交换，而是由政府调拨分配，或者试图依靠超经济的手段实现垄断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常规的经济法则；加上大部分工业是在侵略者的支持下办起来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都主要地依赖外国，工厂的实际管理权被外国管理人员操纵，带有很大的买办性。所以，虽说洋务派举办的民用性企业客观上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刺激和推动作用，但这次工业化成绩通过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而表漏无遗。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1929年统一全国以后，也有过工业化的尝试。1932年11月，南京政府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掌理全国资源调查和国防设计，其领导人曾研究了德国和苏联获得成功的经验，发现统制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条可行的道路，并据此制订了一些计划，试图利用内地自然资源和依靠外国的援助，在湖北、湖南、四川、贵州、江西等省建立各种工业基地[6]（P327）。根据这个指导思想，资源委员会创办和台办了钢铁、电力、矿冶、机械等一批企业。在1926-1936年，中国现代化工业年均增长率约为7.6％[6]（P76）。但国民党政府所主持的中国工业化好景有限，由于南京政府的腐败和低效率，更加上战争的原因，中国直到解放前还是一个贫弱的农业大国。总之，由洋务派和国民党所主持的反常规工业化是失败的，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率，1877年-1920年为1.38％，1920年-1936年为1.8％，1936年-1949年为-3.76％：现代工业最高时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旧中国最高记录的1943年的钢产量只有90多万吨，铁为180多万吨，而且还大部是由日本占领的东北生产的，因此可以说，“1949年前，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多少建树”[7]（P21）。第二种思路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试图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年轻的资产阶级设想通过发展商品经济，仿效日本或英美的模式发展我国的工业，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政治失败使他们的工业化的畅想只是一个美丽的梦。近代百年的工业化的实践与构想以铁的事实昭示我们，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都无能主持中国的工业化，留给人们的经验教训是，中国作为一个后起国，选择反常规工业化模式无疑是可行的，但前提是必须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主持；中央政府在主持工业化的过程中，它本身应该有能力创造一个和平而相对稳定的建设环境。这样，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就交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是按计划经济体制走反常规工业化之路，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主义与工业化两条腿走路。
列宁曾指出，只有工业化之后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否则就是危险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曾主张建国以后继续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等国家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但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毛泽东首次谈到，“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2]（P213）。应该说，毛泽东制订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据薄一波的回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作出这个决定时，曾经参考过苏联的经验。除了征求过斯大林的意见外，还测算过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的进程。“按斯大林1936年11月25日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所讲的情况”，苏联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1936年）的同时，工业化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1924至1925年工业占32.4％，1933年增长到70.4％。材料表明，苏联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2]（P230），正是这种工业化的速度赋予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以诱惑力。
三、实现积累的需要
新中国的反常规工业化不是效法德国、日本的模式，由政府运用经济的手段来主导国家的工业化，而是效法苏联模式，在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的行政指令性计划控制下发展工业。除了上述工业化模式的条件限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解决工业化所需积累的问题。
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斯大林曾研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筹集资本的渠道主要有4种：剥削本国工人和农民、掠夺殖民地、军事赔款、奴役性的借款和租让[8]（P404），根据前面所分析的两种典型的工业化模式的具体内容可知，这种概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以此反观新中国的情况，这四个渠道都是干涸的，或者说，中国要在建国初期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模式迅速实现工业化是行不通的，只有选择社会主义反常规模式。
新中国建立初期，工业化面临的情况较之前苏联建国初期还要窘迫。首先，底子薄。1952年欧洲人均GDP相当于中国的8.15倍，美国是中国的19.8倍，俄罗斯是中国的5.5倍，日本是中国的4.4倍；中国的工业规模还小于比利时[9]（P486）），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只占35.5％；人均钢产量中国为2.37公斤，印度为4公斤，美国为538.3公斤；人均发电量中国为2.76度，印度为10.9度，美国为2949度[10]（P374），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其次，借贷有限。1950-1955年，苏联政府给了我国政府优惠贷款，借款三亿美元，分五年付款，每年六千万，考虑到中国因战争及经济破坏，年息一分，这比对东南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贷款的二分利息要低一点；后来又给予我国5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年息2分[2]（P217-218），尽管说苏联政府对我国的援助是真诚的，但对一个历经百年战乱、百废待兴的大国而言，显然依靠这些贷款搞工业化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用别的途径解决工业化积累问题短期不能见效。工业化需要资金和粮食、棉花等原材料。建国初期，我国工业极为薄弱，轻工业原料90％左右来自农业，农业丰歉对次年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有重大影响，例如1954年因为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国农业歉收，致使1955年轻工业、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都受到了连带影响，成为“一五”期间工业发展速度最低的一年。陈云回顾说，当时轻工业的增产主要不是增加投
资的问题，而是原料的问题。为了农业增产，新中国摸索了六年，先是垦荒和兴修大型水利，但这些工作本身所需的大量投入与工业化发生了矛盾，而且向边疆地区移民在短期内也很难见效。但“合作化后，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搞水利。人还是那些人，但组织起来，力量就大得多，积肥、改良农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等以前不易办的事，之后都不难了”[11]（P299），认为合作化是投资最少、收效最大、见效最快的农业增产办法（一般可增产10％到30％）[2]（P300）。对此，毛泽东的看法也是一样的，他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12]（P431-432）。其实，毛泽东、陈云代表的是党内大部分同志的意见，据薄一波回忆，那时党内领导同志普遍认为靠小农经济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是不行的。当然这也有苏联的舆论的引导，在1952年苏共十九大上，马林科夫宣布，以前认为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会场上的热烈气氛鼓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因此，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的会议上，大家深感粮食问题的严重，而把解决中国粮食的出路寄托在走苏联集体化道路上。农业合作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便于国家用较低的转移成本和畅通的渠道控制农业剩余流向非农业部门，这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保障之一。而对合作社的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后，主要通过工农业商品价格剪刀差的办法为工业化实现了大量积累，据有关资料透露，1978年，农村商品零售额810亿元，价格高于价值15-20％，收购农副产品460亿元，价格低于价值25-30％，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民向国家提供了300亿元的积累。若按每年最少200亿元的剪刀差推算，建国后的前30年，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民最少向国家贡献了6000多亿元的资金。而从1952年到1979年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累计为6400亿元，其中重工业占50％以上，轻工业占6％，农业只占12％。对农民、农村的这种政策是服务于尽快实现工业化这个大目标的。同理，提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搞大工业的积累所系。在工业基础薄弱，建设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以合作化方式组织手工业，由国家统筹安排，根据需要将之改造成为国家的重工业和轻工业部门，确实是一条低成本地实现工业化的捷径。试想，在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如果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话，农产品、土地、工厂等生产要素都是私人的，那中国的工业化成本必然会因生产资料交换成本过高而搁置或大大延期。以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毛泽东搞人民公社、将土地归国家所有来降低生产资料交易中的制度成本而迅速完成国家基本建设，为工业化总体目标服务的用心了。总之，中国通过走苏联式的反常规工业化道路，用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法，低成本、快速地建立起以大工业为骨架的国民经济体系，为我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奠定了基础。
四、国家安全的需要
1955年12月刘少奇在一次会议曾说，“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2]（P522），可见，刘少奇的意思是工业化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将来在“打起来”的时候争取主动权，而毛泽东早在1945年4月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明确宣称：“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3]（P1080）。共和国领导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工业化的意义可以说是有着历史的情结的，这是对近代百年的屈辱史的理性反思，没有工业，就没有国家安全，也就没有百姓的安居乐业。清王朝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中惨败？根本原因不在于中国穷，不是因为中国没钱。据安格斯·麦迪森写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Chinese Performancein the Long Run）提供的数据，在1700-1820年间，中国GNP总值的增长率高于日本和欧洲，即使在清朝道光年间（1821 -1851年），中国GNP总值在世界GNP总值中的比重仍位于世界之首，高于整个欧洲GNP的总和，甚至于1890年中国的GNP都是日本的5.28倍，但结果却是先有鸦片战争之耻，继有甲午战争之悲。据统计，从1840年到1945年，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共有12次（包括英国侵犯西藏和日本两次出兵山东和“九？一八”），历时16年又9个月。帝国主义铁蹄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兽行昭彰，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逼使当朝签下了一个又一个卖国条约，凭的是什么？就凭它所操纵的坚船、利炮，先进的武器装备！所以，能威慑帝国主义，使其不敢觊觎的根本途径，就是强兵之道。就连被日本人讥为“驴蒙虎皮”的北洋舰队，也曾起到过威慑倭寇的作用。1886年6月，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时，中国水兵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双方互有死伤，因为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没有一支敌得住北洋舰队的舰队”，结果日本政府与中国妥协，中国对日本受害者偿付一万五千五百日元抚恤金，日本则对中国受害者偿付五万二千五百日元[14]（P211）。同理，1889年朝鲜与日本因为粮食贸易发生摩擦时因为李鸿章电告伊藤博文首相：“‘不能默视日本（对朝鲜）的强压’，使伊藤想起了北洋舰队的威力”而以日本妥协告终[14]（P242）。弱国无外交，反向思之，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根本没有什么公平与对等，国际政治不相信眼泪。
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我们国家的国防任务很大。除了工业问题外，还有建军问题和作战问题……除苏联军队外，我们要建设世界上第二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国，但工业不如荷兰、比利时，汽车制造不如丹麦……我们现在坦克、汽车、大口径的大炮、拖拉机都不能造，还是把尾巴夹起的好”[12]（P354-358）。可见，毛泽东将国防工业的生产能力看成是事关国格的大问题。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都是“从海上来”，这是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总结，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海权。1957年，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海军政委肖劲光说：“有海就要有海军。过去我们有海无防，受人欺负，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负了”。“海军一定要搞，不搞不行”。也正因为如此，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从前苏联的3亿美元的贷款中拨出一牛给海军”[15]（P355），这彻底改变了我国海军的装备状况，海军装备由原来缴获接收、购买、转让制造、仿制改进到自行研制，由初期从通用飞机、鱼雷潜艇、鱼雷快艇为主的阶段，逐步走向以核潜艇与常规潜艇、大中型导弹舰艇和海上专用飞机为主的阶段。从1954年6月组建我国历史上第一支潜艇部队以后，随着装备的加强，不仅有新型常规动力潜艇，还建造了核动力潜艇。1970年11月26日，我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并从1974年8月1日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从此，人民海军进入了拥有核潜艇的新阶段。结果是：1960年代以前，人民海军潜艇活动范围只是在近海，而在1970年代以后，随着装备性能的不断改善，潜艇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和延伸到太平洋西部海域和西沙、南沙群岛海域，大大提高了我国捍卫祖国领土统一、维护海洋权益的实力。
美国著名的海军理论家马汉有句名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航空母舰就是世界强国实践马汉理论、争夺海权的产物，建国以后，由于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生产能力有限，一直没有自己的航空母舰，对此，1973年10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谈到海权时说：“我们的南沙、西沙被南越占领，没有航空母舰，我们不能让中国的海军再去拼刺刀。我搞了一辈子军事、政治，至今没有看到中国的航母，看不到航空母舰，我是不甘心的啊！”几个月后，毛泽东在接见海军前政委苏振华时，艰难地伸出自己的右手，挑起小拇指比划着说：“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又挑起大拇指：“要这么大，让敌人怕”。
反常规工业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最集中地体现在三线建设上。三线建设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期。三线建设的出发点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走反常规工业化道路的动因。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16]（P1199-1200）。三线建设工程的铺开改变了原订的“三五计划”。众所周知，1963年国家计委的同志拟将“三五”计划拟定为“吃穿用计划”，是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以此作为发展工业的方向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方向。但由于中苏关系日趋恶化，美国扶持台湾国民党在东南沿海妄图建立“游击走廊”，中印关系紧张局势，客观上存在着战争危险，而1964年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份报告表明，我国经济重心过于集中在沿海大城市，不能应付敌人突然袭击，毛泽东和党中央便做出了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加强国防，进行备战，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建立大后方的战略决策。结果“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三线建设时期，我国在国防工业方面，首先搞起了常规武器中最基本的东西，同时启动了尖端方面一些最急需和周期长的工程。按计划，到1970年，主要装备的生产能力，除造船外，三线地区占到一半左右。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核工业的建成已形成了从铀矿开采、水冶、萃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以及原子能和平利用等比较完整的核工业科研主产系统，在航空工业上，先后在陕西、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建设了生产科研基地，新建和扩建了125个项目，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建有作为国防工业尖端的航天工业96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建成了具有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兵器工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技术先进的重武器。
新中国的工业化选择反常规模式，效果是明显的。新中国工业化开始于工业体系不全、工业规模小于同时代的比利时这样一个低起点，而到1976年，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了。研究表明，此期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就是11.3％。这比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里所取得的工业增长速度都快。在这个时期里，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增加到72％，说明中国已经从一个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比较工业化的国家了。从1952年到1976年，我国的钢产量增长了17.7倍；煤增长了6.8倍；发电量增加了18.2倍；原油由无到有，有了国产原油基地；在这个时期，我国已经能大量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现代远洋轮船；自行研制出洲际弹道导弹、原子弹和氢弹，并于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9]（P483-384）。作为后起国家，莫斯纳认为与别的同类国家比，中国的速度是最快的。例如德国自1880年至1914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是33％（人均是17％）；日本自1874年至1929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是43％（人均是28％）；前苏联自1928年至1958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4％（人均是44％）；中国在1952年到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人均是34％）[9]（P486-487）。但物有两极，新中国的反常规工业化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教训，别的不说，在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大国里搞工业化，抛开不同地区迥异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全国一盘棋，一个模式，显然有些机械。关于反常规工业化的经验教训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将另文单独论述，本文不再详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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