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3/57/3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0)12-0001-09
三、对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的重新思考
(一)差别、不平等、机会均等
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的着重点是市场原理主义，它的应用造成国民之间的差别扩大了。[1]可是，“差别”(「格差」)一词稍微给人以暧昧的印象。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政治家和财经界人士说“社会上存在差别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教育学者苅谷刚彦曾经指出，我们在将“差别”翻译成英语时，有过种种争论，最终翻译成了“inequality”，因为大家的意见倾向于“在日语中，把inequality翻译成‘不平等’是最合适的”，“差别，这实际上说的是不平等问题”。进而，苅谷刚彦还阐述道：“不平等问题与所谓的社会正义、公正问题也有密切的关系，把它仅仅作为‘差别’来把握，那就变得暧昧了。社会上，‘差别社会’一词的叫法定势化了，但是一说起‘差别(社会)’，在心头上，我宁愿把它叫做‘不平等社会’。”他说得有道理。所以，今后笔者尽量不使用“差别”，而使用“不平等”。
另外，苅谷刚彦关于“机会平等”的如下注释也值得倾听：“在日本，在说起机会平等时，多数是把它作为结果平等的对立面而被述说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认为过分强调结果平等的日本是一种横向攀比社会，而未给予机会的平等以关注。特别是在谈到教育的话题时，经常被引证的例子是，在运动会上大家手牵着手跑到终点，这是完全否定竞争的做法，这不是机会平等。但是，我的想法是，本来所谓的机会平等并不是那样的，而是与一放手就会产生不平等相对照，重要的是如何准备公平的竞争。也就是说，为了整理好起跑线，在教育上，要切实地尽量缩小家庭环境等所导致的不平等。这虽然与结果平等这种‘分配的平等’不直接相关，但却是与机会平等相关。”[2]
(二)对“虚伪意识”的探讨
以上对“差别”一词的暧昧性进行了检证，下面看一下与新自由主义的推进相并行而散布开来的“虚伪意识”。
政治学者山口二郎对日本知识分子的言行进行了批判，对其“虚伪意识”尝试进行了反证。他指出：“对于政策形成的基本前提的意识形态，明确其虚构性应该是知识分子的作用。但是，即使有加入审议会后对意识形态表示嘲讽的知识分子，但与意识形态相对抗的知识分子的活动却呈沉滞状态。”这里仅介绍下面几点情况。
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原理主义逐渐呈增长之势，认为日本政府过于庞大，所以应该实行小政府，为此，依靠市场就能很好地发展下去。作为与此表里一体的言论，如下主张在教育界也为人们所熟知：日本社会是过度平等主义的，因而效率受到削弱，失去了活力。对此，山口二郎列举“人均公务员数”、“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租税和社会保障费的比率”两个指标，仅从这两个指标所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小的政府。”另外，关于日本社会的平等性，橘木俊昭在《日本的经济不平等》一书中断言，“与通俗性的印象完全不同”，日本“已变成了发达国家中不平等性尤其高的国家”。
以上仅引用了一些要点和结论。在此，笔者想提请注意的是，山口二郎断言：“由于政府庞大、政策上管得过细，因而社会过度平等、经济效率受到阻碍这一命题，几乎是没有根据的。”[3]
另外，经济学者佐和隆光指出，有不平等是当然的、这可以刺激劳动积极性(也可以叫做“学习积极性”)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命题”，也是“没有被准确实证的先例的”。他举例说明指出：“假如把美国和瑞典作比较，由于美国是低福祉、低负担，最高税率为28％，这绝对比其他国家低得多，而瑞典的直接税和间接税都很高，那么就说瑞典人比美国人缺乏劳动积极性，现在没有发现能证明这个说法的证据。过去一次也没有被证实过的命题——‘在有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会好好劳动’，竟公然地盛行起来。”进而，佐和隆光还阐述道：“不能断言不平等大的社会更有效率。”对此，他尝试作了如下说明：“像战前的日本那样，(人们的)收入差距非常大，穷人的孩子被高等教育排除在外。其结果，(这部分孩子的)潜在能力被极大地忽视了。仅在这一点上，就说这样的反论也是成立的：没有不平等的社会能够让(人们)优秀的能力得到充分地发挥，在这一意义上，(这样的社会)效率更高。……这有过于轻易地而且无批判地接受新保守主义的命题的感觉。”[4]
以上围绕新自由主义的一些词语和言论进行了探讨。顺便提一下，关于美国的近况，堤未果的《贫困大国美国纪实》一书值得参考。根据这些想法，下面介绍一下笔者所看到的教育中的“差别”(不平等)的现实。
(三)教育不平等的现实——“指导困难学校”
这里想说的是笔者参观神奈川县某“指导困难学校”(也被称为“底层学校”、“问题成堆学校”)时的情况。很久以前，笔者作为日本放送协会(NHK)电视台的系列节目《关于高中中途退学的思考》的评论员，在客串出场时，从采访录像中看到了一些“困难学校”的情况。后来，又得到机会实际访问过这种“困难学校”。现在还保留着实际看到“教育病理”的活生生的场面后受到冲击的记忆。
笔者看到的场景是，一般意义上的“授课”无法成立。在大约40名学生中，仿佛在听老师讲课的只有几个人。学生们大致分为四组，不停地说话，时而出现叫喊声。
开始上课后不久，突然一个女同学一边用筷子大口吃着盛在盘子里的“荞麦炒面”，一边不慌不忙地走进教室。“上课时不要吃东西！”“可是肚子太饿了，没办法啊！”这个学生和老师的对答持续了一会儿。这名学生全然不顾已经惊呆的笔者的存在等，坐到旁边的座位上，吃光剩下的食物。这时，一组学生们的噪音增大了。“不能安静点吗？”在忍无可忍的老师的再三制止之下，声音降低了一会儿，但几秒钟后又恢复了原样。
这是以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为主题的高中一年级的国语课。如果没有喧嚣，应该是一堂课前准备周到的非常好的课。笔者抱着事隔许久又当一回高中生的想法，想努力听听老师的课。但是，又有几个学生是这样做的呢？笔者对老师的努力表示敬意，同时也情不自禁地对这些学生表示同情。因为，笔者切实地感到，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这是一堂难得的课，但课堂上只不过是“噪音”而已。
据这位老师说，以前曾经严厉地警告学生，对他们的管理也很彻底，但事与愿违，愤怒声、暴力、威吓行为频繁发生。所以，通过相互“妥协”，这种场面得到了避免。听到老师这样说，笔者心里有点厌恶，兴致索然，但是，没有感到学生们的阴暗和粗暴。“叔叔也是学校的老师？”“恩。”“来到这样的地方，不能学到东西吧？”前面说的那个“荞麦炒面”女生轻松地对笔者说。面对她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笔者不禁有点苦笑，但觉得她还能被挽救过来。
那位老师还跟我说，时常中断上课的噪音，“因为有参观者，今天还是安静的”。笔者在参观时还看到，在休息时间，老师们两人一组在校园内巡视；一堂课已经上到一半了，但是有些男女学生还在厕所前面高兴地勾肩搭背、语声不绝；在一间空教室里，剩下一名男生在埋头于阅读杂志；在走廊上，一群女生正在吵吵嚷嚷。完全感觉不到这些学生有犯错的意识。老师们在不至于和学生发生紧张关系的前提下，一个一个地警告学生。但是，想说服他们，赶着他们到规定的场所去“上课”，是非常难的吧。这样，笔者一边表示同情，一边跟在老师们的后面走。
这所学校的近邻是一个雅致住宅林立的新兴住宅街。也许有这个原因，学生们的“问题行为”(边走路边饮食、乱扔烟蒂和空易拉罐、乘摩托车到处转等)经常被居民反映到学校中来，为了采取对策，校长以下的老师们忙得不可开交。下面介绍一个传闻的小故事。
一位为学生在店内的“问题行为”大发雷霆的店主，决定禁止该校的学生进出本店。一位女生，由于是新生的缘故，不知道该店的规定，和母亲一起进入店中，被发现带着校徽，于是被命令退出店外。母女俩感到屈辱，哭倒在地。这可能是因为，这名女生虽然不情愿上这所学校，但好不容易考上了，所以想学下去，这个起初的愿望从一入学就被无情地打碎了。概括地说，这所学校的学生在这一地区成了“麻烦制造者”。
这所学校的学生的家庭环境也存在许多问题，家长对学校漠不关心、离婚、拖欠学费十分显著。[5]
顺便说一下，近年，苅谷刚彦等人实证性地研究了学力问题与家长的经济实力之间的相关关系，他们的研究受到了好评。然而，想提请注意的是，在此之前，笔者发现在神奈川县的高中里也有同样的倾向。
再者，当时在有关人员中间流传着“二、六、二”的说法。这说的是上等、中等、下等学校的比例。以参观这所“困难学校”为契机，笔者在此后的十余年间，以高中为中心，到全国各地进行教育调查，并且经常通过媒体提出一些改革方案。另外，如前所述，笔者曾经连续二十多年担任日教组全国教师研修(含几个县市的教师研修)的合作研究者，但是由于孤陋寡闻，还不知道有“教育病理”得到很大改善的报告。
(四)现在的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
最近，笔者阅读了一本与上述问题相关联的应当关注的著作，它是青砥恭的《高中中途退学记录——现在产生贫困的场所》。这里没有详细介绍其内容的空间，书中以“贫困”和“中途退学”为视轴，实证性地描述了像笔者曾经看到的“底层学校”的实况。关于升学型学校与“困难学校”(底层学校)，著者阐述道：“这两种类型高中的学校文化及其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在升学型学校与底层学校之间存在着不能说是同样的公立学校那样的巨大鸿沟，断定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教育机构也许是可以的。”笔者在十余年的调查研究中，参观了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总共近100所高中，得出的见解与该书的著者相同。该书以升学型学校和底层学校的区分为基础，从上述观点(“贫困”和“中途退学”——译者注)出发，揭露了底层高中的状况。
下面省略该书的具体内容，仅引证一下与本文有关的结论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席卷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的实验，给全世界带来了凄惨的结果。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攻击对象的福利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的成立所需要的劳动力再生产来说，应该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新自由主义使在劳动力再生产上所需要的住宅、教育、医疗、福祉走向市场化，通过解体福利国家所带来的结果，是给最需要福祉的贫困阶层以(沉重的)打击，而且也分化了中间阶层。”“事情当然不仅止于此。新自由主义使人变成了‘一个人生存的孤立的存在’、‘竞争的存在’，使人忘记了与他人共同合作、共同感受、互相勉励的‘共生’这种人类本来的素质。在欧美国家，从十余年前就开始掀起了各种各样的反自由主义的运动。在日本社会中，也兴起了针对‘新自由主义’、‘贫困’、‘排斥、异化’的抗议运动，但是，这没有成为大的话题，其中媒体的责任很大。媒体自不待言，学校和家庭也处在了其影响之下。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真是太大了。”“儿童贫困的最大的原因在于，作为儿童保护者的家庭没有发挥出安全网的功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功能能够起到安全网的作用，但是，防止儿童贫困的福利国家中本来(应有)的系统在这个国家中没有发挥出功能来。由于这个安全网的缘故，有的儿童受到了保护，有的儿童没有受到保护，这就是不平等的本质。另外，世界上最高的教育费也加剧了儿童的不平等和贫困。”
以上叙述引用的比较多。关于笔者所看到的教育病理(“困难学校”)的现实，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教育)病理”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在“贫困”的加速作用下，进一步扩大、深化了。果真如此的话，可以断言根据新自由主义进行的教育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了。那么，应该如何使“(教育)病理”得到恢复呢？应该寻找什么样的教育改革方向？对于这些问题，将在下一部分中探讨。本部分剩下的篇幅将尝试对安倍晋三内阁实行的国民“统合”政策作以探讨。
(五)教育再生的方向
公立高中分化成了两种类型(升学型学校和底层学校——译者注)，这在前面的引用中可以看出。在小泉内阁时代流行过“胜利学生群”和“失败学生群”这样的词语，高中的分化是国民的阶层分化的反映。社会“溶解”、共同体“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原理主义，教育荒废是临教审以来新自由主义运用于教育之中的结果。这样，教育恢复的途径只能是转换其原理。
但是，当阅读当时流行的安倍晋三的《致美丽的国家》中“教育的再生”一章时，令人惊讶的是，书中写到教育改革的榜样是撒切尔夫人。该书对撒切尔夫人的改革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重新打造英国精神，特别是年轻人的精神，这是令人吃惊的意识改革……是宏伟的教育改革。”书中强调，我国也应该学习这种做法，由国家制定教育目标，整顿法律等的基础，扩大市町村和学校的权限及责任，确立评估其成果的组织机构，通过这些途径，培养对本国有自豪感的年轻人。该书对“不平等”也有所涉及，但是他只阐述了重要的是生存价值这种心情。他好像想说的是，只要有民族自豪感，共同体的丧失等可以一举消除。
需要确认的是1997年5月撒切尔政权瓦解了。在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下，英国的经济灵活化了，但是，其反面，由于发生公共医疗和教育的荒废、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英国国民对市场原理主义说“不”了。现在，英国虽然有继承撒切尔主义的一面，但是其下述最近的状况值得关注：“在英国，在改革经过20年后的今天，可以说‘现行体制行不通了’，在这一认识之下，(他们)正在走向教育制度的修正。”“甚至在实行教育改革的罪魁祸首、现在的在野党保守党内部，也有人提出，‘不要像从前那样，从上至下地管束(学校)一线，要转变为信赖教师和学校的教育体制’……现在英国的教育改革正在进行重大的方向转换。”[6-7]
强化教育的国家管理，如实施全国统一考试、推行学校选择制、实行学校评价制度等，推行“优胜劣汰”的市场原理主义的撒切尔夫人的教育改革，尽管得到了当时安倍首相的礼赞，但是就是在这个英国，其教育政策正要进行重大的转换。安倍强调“提高学力”。对此，笔者没有异议。问题在于其内容和方法如何。近十年来，以欧洲为中心，发达国家的学力观正在由知识中心向适应信息社会的思考中心的学力观转变，并且正在致力于这种能力的培养。一个好的例子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实施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中取得绝对领先成果的芬兰。[8]概括地说，芬兰的成果是保障了顺利应对产业变化的学力。其方法上的特征可以列举出废除按学习程度(能力)进行分组教学，实行平等推进，通过原则上废除国家的指导监督权实行地方分权化。可是，安倍之流的教育改革与此正好相反。与世界潮流相悖的安倍推行的改革，是通过强行表决修改教育基本法，并根据新的教育基本法强调爱国。这算是什么事情呢？
自民党政治终于宣告结束了。新自由主义的潮流会发生转换吗？这尚难以预判。下一部分笔者想探讨一下新政权的教育改革，探索一下教育改革的方向。
(六)补记
前文中述及了PISA问题，这里与不平等相关联，补写一些想法。
以2000年和2003年数学测验的结果把日本和芬兰作一下比较会发现，在芬兰，学力处于最下层5％的儿童只有5个百分点强，其学力较高。也就是说，他们最下层儿童的学力高(当然，上层学力的儿童的比例也高)，这是值得关注的。但是，在日本，只有上层5％的儿童的学力高，而下层25％以下的儿童的学力，与2000年相比，2003年下降了近40个百分点。由此，前文提到的苅谷刚彦作了如下阐述：“当时盛传日本的学力低下，但是最大的问题不是平均分的下降，而是学力低下儿童们的学力进一步下降了。如果对这个事情有错误认识，就会出现只要把授课时数增加10％即可这种草率的说法。”[9]
上述情况对于明确今后的教育改革方向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四、对“宽松教育”的重新审视和教育改革构想
(一)“宽松教育”的理念及其概要
笔者在前面的第二部分中已经论述了试图通过“特色化建设”来纠正一定的差别(“不平等”)的第14届中教审的理念和现实。[10]这里在提出教育改革方案之前，首先探讨一下成为促进“宽松”教育之契机的第15届中教审(1996年)的咨询报告。
第15届中教审的咨询报告不是对分论性咨询的答复，而是阐明“面向21世纪的教育的应有状态”的总论性报告。下面介绍一下该报告的要点。
1.儿童们的现状
作为富裕的结果，高学历社会到来了。这带来的问题是，儿童们虽然体格有了提高，但是却失去了“闲暇”，生活变得忙忙碌碌，体力和运动能力下降了。总体上讲，社会性不足十分明显。与此相关联，拒绝上学者增加了，欺侮问题深刻化了，自杀事件也相继发生。同时，在家庭和社区中，便利和舒适换来的是教育能力的下降。
2.今后社会的展望
今后日本要从“吸收—提高型”社会向成熟社会转变。国际化、信息化进一步发展，地球环境问题也更加深刻化，国内老龄社会中的少子化现象更加严重，日本将被迫应对前所未有的老龄社会的各种问题。也就是说，今后的社会将是一个变化激烈、前途不明的严峻的社会。
3.培养“生存能力”
社会的变化要求儿童们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应当是“生存能力”。这种能力的主要内容包括：1)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主体性地作出判断的能力；2)与他人相协调、关怀他人之心。换言之，该报告建议，要培养的不是把别人踢倒在一边、自己坚持“活下去”的能力，而是培养在社会协调中自立的个人，利用这种“能力”闯过严峻的时代。
4.“宽松”的实现
为了培养“生存能力”，“宽松”是不可缺少的。该报告提倡，实现“宽松”的途径有：1)“学校的消肿”；2)恢复和充实家庭与社区的教育能力。其具体措施，就第一点而言，建议实施学校周五日授课制，为此，“严选”课程，实行“综合性、横向性学习”；就第二点而言，力陈家庭(特别是父亲)的责任，要求教育委员会和企业以及家长教师联合会(PTA)、青少年团体要采取措施增强教育能力。
以上只对第15届中教审咨询报告的概要作了阐述。其实，从该报告中还可以读取出以下两点：其一，不能把儿童们封闭在学校内，要在他们活动的所有时间和空间中培养“生存能力”；其二，要以在社会连带中培养自立的个人为目标。应该说这些建议正是与终身学习时代相符的。笔者在阅读该报告时，觉得大体上与此建议有同感，但是，也抱有一些忧虑。对此，根据笔者的旧文作如下记述：“21世纪被称为教育竞争的时代，美国正在重新认识五日授课制，英国正在研究国家课程，近邻的韩国更是想大胆地进行以学校为中心、实行无学年制、贯彻能力主义的激烈的教育改革。如果无视这样的世界动向，轻易地强制实行‘学校的消肿’，(日本)非但成不了成熟社会，恐怕会跌落成衰弱社会。也就是说，‘学校的消肿’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消肿’。通过实行‘五日授课制’产生真正的‘宽松’，(使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一道，通过‘终身学习’来培养和充实‘生存能力’，是(第15届中教审的)咨询报告的着眼点。但是，即使在呼吁正式向终身学习时代过渡的今天，对教师终身学习的认识、对校外教育的关心的程度却低得惊人。不管怎样，正确地把握此次咨询报告的要点是最重要的。”[11]
(二)“宽松教育”与学力问题
回顾“宽松教育”的经过，实行“宽松教育”虽然是好事，但是，它从终于开始实施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出现挫折，这是众所周知的。其背景在于，出现了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而增强国力、推进市场的灵活化、为此而提高“学力”这样的众口一词的论调。尽管提高学力是无可质疑的，但其内容和方法有问题。即使像东京大学佐藤学教授那样把学力作狭义上的把握，即认为它是“英语achievement的翻译词”，意思是对于“学校教授的内容”，“通过学习达到目标”，[12]那么，面对许多儿童即使仅是学校的“教学(内容)”也难以掌握的现实，岂止如此，再面对即使要求儿童从“(拼命)学习”转向“(一般)学习”也有七八成儿童逃走的现实，如何打开这种局面呢？这应当是第15届中教审所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学校五日授课制转换以“学校和教学”为中心的教育，通过“综合学习”恢复“学习”的乐趣，是“宽松”教育的具体方法。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发达国家为目标，为了追赶、超越它们，而一路奔波过来。为此，顽强坚忍的“(拼命)学习”是有效的，因为人们抱有付出辛苦会得到回报的信仰和梦想。但是，当完成经济增长，加入发达国家行列以后，日本却没有了“目标”。也就是说，日本要被迫自己创造出“目标”。在全球化、老龄社会、地球环境及资源问题等新状况中，对于为什么努力奋斗、得到回报是什么样的事情这些问题，不应该依靠一部分擅长照搬发达国家的精英人物去思考，而应该由每一个国民自己去思考。因此，要少教，让儿童掌握充分思考的能力，通过这种教育，全面地培养生存能力，是第15届中教审的理念。由于靠“(拼命)学习”、拼命努力过来的成人已经不能提出未来的指针，无论如何要创造思考未来的“宽松”，所以期望年轻一代自己用比较长的时间去思考未来，这样，未来就寄托在了儿童们身上，这可以说是第15届中教审咨询报告的着眼点(顺便说一下，众所周知，在历次PISA测验中表现出高学力、给世界带来冲击的芬兰，也经过长期的岁月，才克服了在欧洲国家中十分多见的精英教育[13])。
(三)“宽松教育”的狭窄化
如前所述，在第15届中教审的真意没有得到深刻反思的情况下，“宽松教育”被狭窄化为“学力低下”，被彻底否定了。学校五日授课制最初是每月一次，经过五年后变为每月两次，终于经过十年试行之后，于2002年决心实行完全的五日制。关于“综合性学习”，笔者所看到的经过是，在日教组教师研修中成立特别分科会，教师们基于学校一线的实践，十余年来反复进行了讨论。
只要有机会，笔者就和一线的教师们这样述说：从终身学习的立场上看，“学校的消肿”不是教育的消肿，综合学习是“新型学习”的开端。许多一线的教师也都充满了激情。
但是，此后，事态完全不顾一线教师们的努力，朝着可怕的方向发展了下去。详细的经过请参见笔者于2002年发表的《现代的异化与教育改革——超越国家主义和市场原理》一文，[14]这里仅引用一下“宽松教育”的负责人之一、原教育课程审议会会长三浦朱门的有名的证言：“不会的学生就让他不会也可以。战后50年，(日本)把气力光倾注在了提高后进生的水平上，今后要把精力转向无限地发挥好学生(的能力)上。一百个人中有一个这样的人就够了。不久他们将引领着国家(向前发展)。对于众多没有才能的后进生，哪怕是只培养他们正直的精神也可以。……”“平均学力高是落后国家拍着国民的屁股，让他们追赶、超越现代国家的结果。如果进行国际比较会发现，美国和欧洲的分数比较低，但是它们却产生了了不起的领袖人物。日本也必须成为这样的发达国家类型。这才是‘宽松教育’的真正目的。由于(现在)是不便说精英教育的时代，所以这只是绕着弯子说的话。”
这个发言是三浦朱门在接受记者斋藤贵男的访谈时所作出的回答的一部分。另外，曾任教育改革国民会议主席的江崎玲於奈在同样接受斋藤贵男的访谈时也作了这样的回答；“对所有人在入学时都进行遗传基因检查，应实行与不同儿童的遗传信息相匹配的教育形式。”[15]概括地说，他们公然述说的想法是，只有有能力的人为了进一步发展其能力才应该受教育，其他人只要掌握正直的精神就可以了。更有甚者，作为宽松教育的负责人的那个人竟然公开地说，“宽松教育”也是这种教育的一环。这说的是什么话！
(四)“欺骗、轻视、效果”论及其在教育中的运用
这种进一步发展有能力的人的想法，此后通过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路线被彻底化了。对于这一过程无需多言，只要引用一下在内阁中主导这一路线的竹中平藏的如下话语就能充分地说明问题：“我想，无论是承认还是不承认经济不平等，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是大家平等地贫穷下去，还是靠能够拼命努力的人引领着提高水平，即使是一点点也可以？道路只有后者。在美国，通过一部分成功者带领整个社会，整个社会得到巩固和提高，人们都很满足。(他们的)实质工资并没有怎么上涨，但他们一定程度上是满足的。”[16]
对此，斋藤贵男感到愤慨，指出“(竹中平藏)向往别人、竟然能看低(美国人)‘一定程度上(的满足)’这种过分的选民意识”是一时难以令人相信的。斋藤贵男还指出：“优待有钱人、这样可以给穷人多少带来一些恩惠的想法，并不是(当时的)竹中大臣的专利。他的这种被称做欺骗、轻视、效果(渗透效果)的想法，是构成以美国式市场原理主义为理想的全球主义和今日(日本)结构改革的根本。”[17]
(五)最近教育中的市场主义
为了明确起见，这里先引用一下概括最近教育中的市场主义的方法的说明：“所谓共同的原理，是指市场原理。它是以新公共管理理论(New Public Management理论)为基础的站在消费者主义、成果(结果)主义立场上的观点。正因为如此，要对结果承担责任，即问责。因此，要确立学校的自主性和自立，基于学校的自我负责，建设‘有特色的学校’，进行‘开放学校建设’。其目标在于，在公共教育中确立一种直接反映教育消费者需要的框架，谋求平等观的转换。促使管制缓和启动、为行政改革的应有状态指明方向的行政改革委员会打出‘学校选择弹性化’的旗号，在第二次意见《用独创性打造新日本》中提出了如下见解：如果说学校之间存在多样性是‘不平等’的话，今后也要在义务教育制度中积极地肯定这种‘不平等’。接受这一建议后，中教审提倡在评价中从‘单一尺度’向‘多元的多样化的尺度’转换，鼓励适应地区、学校、儿童们的实况的发挥创造性的特色化建设，同时要从‘全体一致且平等’的平等观转变到谋求重视‘适应个性和能力的内容、方法和框架’的应有状态。并且，中教审还提倡实行教育的地方分权和确立学校的自主性、自立性，提出扩大学校的自主权和允许社区居民、家长参与学校，要求向学校问责。”[18]
在现实中存在差别(不平等)的情况下，如果缓和管制，推行“自由”竞争的话，在竞争中获胜、能够享受自由的就只能是强者。能够进入排名高的学校的，除了一部分例外以外，只有那些在经济、文化、“学力”上得天独厚的人。事实上，在底层的学校中，聚集了在这些方面条件不优越的人。[19]在“自由化”最彻底的大学中(全国只有一个学区)，差别(不平等)扩大了。而且，正像木冈一明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倾向正在逐渐地波及到义务教育。可能有人会说，是吗？如果强制性地实行管理控制的划一化，只会招来儿童、年轻人的反抗吧。但笔者想说的是，这又回到了如何调整自由和平等这一既老又新的问题上来，虽然这个问题有点抽象。考虑到这一点，下面阐述一下笔者自己的教育改革构想。
(六)教育从市场主义向公民主义的转换
最近的十余年间，笔者不断地到各地的教育现场巡视，经常与当事人进行讨论，提炼出了自己的教育改革构想。经常萦绕在心头上的是对教育病理的现状的心痛，以及持续地应对教育病理的教育一线的人们的真挚努力的身影。通过从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审视国家的教育政策，冷静透彻地分辨出了它们在实施过程中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有害的。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确信在教育中推行市场原理主义是决不可能期望教育病理得到恢复的。笔者在看到不附带预算的在“特色化”名义下进行的学校“差别化”竞争所带来弊病的各种案例时，经常陷入黯然沉思之中。另外，笔者也真实地感到通过强调国家主义来强化管理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直率的地方初中校长对“强制”升国旗、唱国歌吐露了反感，说“这打乱了好不容易维持下来的职场的协调”。笔者在听到这话时，与这位校长产生了深深的同感。
通过长期“遍历”职场所看准的改革方向是超越“国家主义”和“市场原理主义”二者的道路。笔者愿意把它叫做基于“公民主义”的改革。用口号的形式来说，结论可以表达为“个人自立与社会连带”、“通过调整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实现友爱”、“由自立的个人创造公民社会”等等。
虽然说“教育”只是一个词，但其对象和范围是广泛多样的，包括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还包括社会教育等。笔者不准备针对教育各阶段、各方面的差异逐一阐述其改革方案，只想阐述与新自由主义政策针锋相对的教育改革的基本概要。其要点大致分为以下两点。
1.作为公民社会的协同互动事业的教育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着重点——“教育的商品化、市场化”，即使不能废除，也必须尽可能地控制住。因此，要改变把学校、教职员和家长、儿童的关系当作商品(教育=服务)的卖方和买方关系(市场主义)，使家长、广大的社区居民和公民也加入到教育的供给方中来。也就是说，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不应该只委任给学校的当事人(教职员)，使其转换成为社区、公民社会的“协同互动”事业(恢复其公共性)是不可缺少的。为此，需要有常设的管理组织，欧洲的“学校评议会”值得参考。以前笔者曾经参观过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学校评议会”，它是学校、行政部门、儿童、社区代表聚集在一起，就预算、课程、人事进行协商和决策的机构。以此为样板，川崎市在全部初中学区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地区教育会议，它们正在开展着活动。这不是单纯的学校开放，而是被当作教育消费者的人们也加入到“生产过程”之中，与作为生产者的教师“协同互动”，共同地管理学校。如果这种做法扩展到全国，那么教育的商品关系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纠正。
2.建立地区综合学习网络
笔者提倡推进教育的网络化。为了消除市场原理主义的弊端，必须改变各学校相互孤立、为差别化(个性化、特色化)而互相竞争的局面。为此，学校间的合作是不可缺少的。这种合作，应首先从附近的多所小学、初中的合作开始，再把临近的高中也组织进来，创造一个贯穿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习网络。在少子化的今天，如果使这个网络内的人员和设施相互接轨，弹性化地统筹管理，那么即使不进行高中入学考试等，也能实现高中的志愿者全员入学(从高中入学率已达98％的现状看，应早日实现全部废除高中入学考试)。这样，即使不设立使不均衡扩大化的精英性的初高中一贯制学校等，实行小学、初中、高中一贯式教育也是可能的。
另外，这种网络应不限于仅由学校组成，还要请社会教育和文化福祉设施以及企业、商店和教育文化团体等予以合作，使之扩大成为地区的综合性学习网络。这样，可以实现仅在一所学校或者仅在学校内部不能做到的编制丰富多样的课程。后工业社会的儿童、青年们需要多样化的选择。通过编制这样的课程，能够把他们从“(拼命)学习”中解放出来，使其恢复到“(一般)学习”。
在这种地区综合学习网络中，儿童们可以与残疾人、老年人、外籍人士等社区中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交流，一方面可以掌握作为国民、地球公民、社区居民共同的不可缺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另一方面也可以学习到适应个性的多种多样的选修科目(应编制、实施这样的课程)。其结果，培养扎根于当地的公共性和个性，通过“个人自立与社会连带”创生“公民社会”就不是一个梦想了。另外，从财政方面来看，有效利用社区教育资源的网络方式也应是有成效的，应该会受到欢迎。
以上就是笔者的两点教育改革构想。
本文系翻译文章，“参考文献”部分中基本照搬了原文的参考文献信息，同时对有的参考文献增补了一些信息。特此说明。
译者：
姚舜(1986-)，男，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硕士生，吉林 长春 130024；张德伟(1966-)，男，河北衡水人，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吉林 长春 13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