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移植型产业成长模式及其缺陷——兼论对我国产业成长模式的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产业论文,缺陷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成长模式看，似乎都遵循着相同的规律，即第一产业急速下降，第二产业先升后降，第三产业急速扩张。但细细考察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可包括发达国家中的日本）的产业成长异同，可以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产业成长模式，即自由竞争的、自发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成长模式和市场垄断式的、移植型的后发资本主义产业成长模式。
自由竞争的、自发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成长模式，是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其间市场机制作为经济生活中“看不见的手”自动地调节着资源配置的均衡过程，也调节着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一整套市场机制，通过对社会总的供求比例关系的调节，制约和决定着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产业结构的成长以竞争为主要动力机制演进，政府不对产业结构成长施加任何直接影响，即使二战以后出现了政府对宏观经济层面的调节，也只是通过一整套市场参数体系（金融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来实现的。
市场垄断式的、移植型的后发资本主义产业结构成长模式与前者相比，第一由于商品经济的历史基础比较薄弱，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较小；第二由于国家干预和控制经济的历史传统，故在资本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政界和财界一开始就裹缠在一起，其界限不很明确；第三由于可支配资源（人、财、物、市场、技术等）的天然短缺，单凭市场机制的调节不可能很快使产业建立和成长起来，因此产业结构成长受到政府——超级财团的直接干预和影响。这种干预和影响虽然也同市场机制的手段结合在一起，但是它直接深入到产业结构内部的力量却非常引人注目：一方面，国家规划和干预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政府的决策触及到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均衡关系；另一方面，政府直接干预建立在一定技术基础上的大批量生产体系的形成过程，表明政府的力量已经深入到了直接生产过程之中。
比较两种产业结构成长模式就会发现，移植型模式由于受到垄断力量的直接影响，其产业成长的步伐大大加快，一些产业能一步跨越幼稚阶段而进入成熟阶段，尤其是一些产业由于受到政府和超级财团实施的优惠的保护和培植政策的倾斜，得到了无忧无虑的发展。但是这一模式也明显存在以下四大缺陷。
1.产业成长基本依赖于国际产业转移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成长侧重于产业结构内部的自均衡、自调节过程。其产业结构成长按照价值规律法则的要求，受市场经济的均衡调节，而无需宏观调节来保持其结构的平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价值规律的发展形态——生产价格规律自发地调节和平衡社会各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即产业结构关系）。这一论述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成长的动力来源于社会经济主体对平均利润的追逐过程中，这种过程所产生的均衡力量是自动而非自觉的。而移植型产业结构成长模式则基本依赖于国际产业转移。例如韩国的纤维工业发展得益于60年代中期日本对韩国的大举转移，韩国的造船、钢铁、汽车工业飞速发展也得益于日本70年代开始的相关产业转移。亚洲其它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同韩国一样，其产业结构成长主要得益于美、日60年代以后对该地区的产业转移。70年代末，美、日又从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撤出部分产业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地，另外亚洲“四小龙”也对泰、马、印尼、菲等国实行产业梯度转移。
产业转移、再转移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之一，它通过中间产品、资本先进技术的转移，使发展中国家获得部分生产要素，产业得到快速成长，进而推动了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但这种产业转移、再转移对产业输入国来说不能长久起作用。这是因为：第一，跨国公司不可能转移高新技术来培植与自己竞争的对手，因而不会轻易让发展中国家获得关键技术和工艺。根据克鲁格曼技术转让模型，发达国家也只有当一项技术所产生的产品达到成熟期时，该项技术才会转让，因此技术移出国和技术移入国之间的差距将长期存在。由于技术转移的固有级差存在，产业移出国与产业移入国之间的产业级差也被固定化，日本的产业转移也可对此佐证。日本一般将设计与关键性的部件生产留在国内进行，而将一般元件的生产和成品组装转移到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就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经过多年发展后，仍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的原因。第二，移植型产业的后发利益已与知识经济时代所展示的技术进步的创新利益差距拉大。在本世纪中期移植型产业成长的后发利益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后发国家反而打败了技术创新发明的母国。许多产业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出口导向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快速成长的主要推动力。然而，后发者不可能长期获得后发利益，当大量发展中国家涌入后发行列时，竞争使后发者的出口导向受到猛烈冲击而导致利润降低。与此同时，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及信息产业的发展，使得技术和产品创新的周期加快，产品更新的生命周期缩短，后发者刚刚学会模仿，新一代的产品又出来了。于是，后发利益大于创新利益的时代宣告结束，移植型产业成长道路已日显狭窄。
2.移植型产业成长模式的外部政策力量功过各半
从推动产业成长的外部力量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在二战前均是以竞争为动力、以市场为准则而逐步成长起来的，政府不对产业结构施加任何直接影响。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产业结构的自动均衡过程被资本的集中和垄断所打破而产生宏观层面的调节，但其作用仍然是间接的，它的隔离层是整套的市场参数体系，例如价格、税收、利率以及货币供应政策、政府财政政策等等。与此相对照，移植型产业成长模式主要是通过政府的经济计划、经济立法和经济措施来扶植“战略产业”的起飞，从而诱导经济按既定的目标发展，这一模式的典型是韩国。韩国政府在缔造和扩展大公司财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官僚机构和大企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大集团在韩国的经济成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大大增强了韩国经济的竞争力、扩张力，但是由于他们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这些财阀不断兼并他人，扩展自己，聚敛财富，给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带来了消极作用。大财团章鱼蜿足式的不计成本的扩张，是以牺牲盈利为代价的。1996年销售额相当于全国工业产值97%的韩国49家最大企业的净利润只有6500万美元，如果加上后来破产的韩宝集团，这前50家大企业竟出现净亏损（见人民日报1998年1月19日）。这种以牺牲盈利为代价的扩强一旦遇到市场风险，如国际生产能力全面过剩、贸易保护主义、市场信心动摇等，其失败造成的危害就极具社会性，韩宝钢铁公司和起亚汽车公司破产案已经证明这一点。移植型产业成长模式在政府的产业政策推动下，虽然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可以走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百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但政府的产业政策有利亦有弊，最大的弊端是造成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西方经济学人士在评价东亚各国产业政策时认为，目前技术进步一日千里，市场行情瞬息万变，使得任何异想天开的产业计划都很快过时或失败，不管这种政策考虑的多么巧妙。如果认为政府官员们比市场更擅长于选择赢家，这简直是幼稚的。
3.移植型产业成长模式缺乏生产要素（如资本、科学技术、设备、市场、人才等）的全面发展
从17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产业成长历程看，伴随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部门结构发展的是产业要素结构的发展，即产业结构成长具有部门结构和要素结构“复线发展”的特征。这里的产业要素的发展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伴随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到资本密集型工业为主再到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的发展轨迹，技术、人才、管理、资本、原料、市场、熟练劳动力等产业要素同步发展。
移植型产业成长模式同样具有从第一产业经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为主的变化。由于历史的原因，教育、科技落后，人才、资金短缺，产业是在大量引进资金和技术，大举外债，为发达国家进行加工、装配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大部分国家缺乏消化、吸收、开发、创新的能力，无法实现技术进步的跨越，而科技与教育的进步恰恰是推动本国产业结构进一步高级化的基础。保罗·克鲁格曼在1994年发表的有争议的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中曾预言：如果不能在技能和教育方面更多地投资，亚洲的增长曲线最终必然下跌。由于产业要素发展的滞后，也使移植型国家苦心经营建立的产业结构显得非常脆弱，一旦出现强劲的产业竞争对手，就难以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重灾区泰国为例，由于人力资源投资普遍缺乏，危机前几年，泰国国内学术界就对泰国的高技术产业的前途忧心忡忡。近年来一些国家的科技事业的资金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是在增加，相反有所下降。如菲律宾政府对教育事业投入的资金目前竟然低于10年前的水平；一般东南亚国家现在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也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忽视科技事业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亚洲开发银行最近一份报告中指出，东南亚国家科技和管理人员十分匮乏，许多重要的科技和经济部门要靠外国专家帮助维持运转。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还得依赖外国科技和管理人员。亚洲开发银行最近在“1998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中指出，各国应该增加教育和科技领域的投资，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提高经济的竞争力，走科技兴国的道路。
4.移植型产业成长模式具有产业同构性缺陷
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三大产业比例关系、产业内部前向与后向联系、产业区域布局等日益有序规范，即通常所说的产业协调。自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开始至今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纯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调节，辅之经济危机的一次次巨大震荡来整合产业，使之协调发展，二战后又采用各种宏观政策加以协调。至于国与国之间的产业协调，李嘉图的后人们又清楚地理解为用英国的毛呢交换葡萄牙的葡萄酒所形成的双赢局面，在二百多年时间里，发达资本主义各国根据本国的自然优势和获得性优势，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基本形成比较有利的国际分工格局。
移植型产业成长的一些国家由于其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依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夕阳产业、“短平快”的组装产业的转移，因此从总体上看这些国家就不得不陷入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具有同构性的泥沼中。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由于这些国家只有劳动力价格低廉和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处于国际产业垂直分工格局中的最底层，而且一旦跨国公司再次发现有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超额利润获得地点，产业会再度转移。要摆脱这种困境有三种可能：一是降低商品售价以增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这无疑给其它移植型伙伴国的产业带来巨大压力，倘若各国均使用此法，则无疑是集体慢性自杀；二是提高产业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但由于产业要素制约而举步维艰；三是把资源转移到新兴产业开发中去，形成新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但这种转换投资大，风险高，技术要求精，移植型国家没有一定的科技、人才、资金实力就无力涉足。
二
从建国以来我国产业发展历史看，中国亦属于移植型产业成长这一类国家。我国共有四次大的产业移植：
1.50年代的第一次转移。建国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和禁运，中国从苏联、东欧进口技术和设备，引进管理和技术人才，围绕156项重点工程，以交钥匙工程为主引进各类成套项目450多项，实施以引进替代为主的产业转型战略。这些经济开放、技术引进和工业投资活动，迅速地促进了我国产业向现代化的转型。
2.70年代初的第二次移植。1970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两国并于1972年2月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同意逐步发展两国经贸关系，自此中国在与西方国家隔绝20多年后正式走向开放，西方国家也开始逐渐放松向中国出口高技术设备的禁令和放弃各种歧视性的贸易政策。以1972年8月从德、日引进1.7米轧机为开端，形成大型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进口的一次高峰；1973年1月，制定了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所谓的“四三”方案；到1997年实际对外签约成交约39.6亿美元，引进包括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8万吨尿素大型化肥成套装置等在内的多项薄弱基础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到1979年底，绝大部分建成投产。在中国石化、钢铁、机械和能源等基础工业中新增了一些骨干企业，既使国内急需的工业产品产量成倍增长，又使某些工业的技术结构迈入较先进的水平。
3.“洋跃进”移植。“四人帮”刚粉碎后的1977年，中央提出了脱离中国国情和国力的经济发展目标。按照当时提出的计划，中国要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建设十大钢铁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等等。按照这个计划，中国产业进一步向重型化发展投资，更向重工业倾斜。由于当时中国的基本国力还很弱，缺乏资金、原材料和大规模成套设备制造能力，只好利用大量进口来支持。1978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开始同国外签定了以冶金和石油化工为主的22个大型成套设备引进项目协议，仅此就需要130亿美元外汇。
4.三中全会后的经济开放和产业移植。“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成为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中一项获得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重视和广泛遵循的基本原则。截止1998年10月，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达32万多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约2577亿美元，位居全球发展中国家之首，在世界的排名也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而用国外贷款也接近1000亿美元。大量外资流入中国，不但缓解了改革开放之初国内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带来一些较为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技术结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肆虐包括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为前车之鉴。有人认为“国际投机分子是危机的罪魁祸首”；有人则认为危机是东南亚各国的经济结构、金融体制不合理造成的；还有人把危机归咎于发达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援救措施失当；更有人提出要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似乎危机是由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其实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产业危机，其它都是导致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国家经济大厦的坚实基础除了科技就是产业，而不是别的东西，只有把日新月异的世界科技成果不断融入生产领域，从而不断提升本国产业结构，使本国产业位列世界产业成长的先导地位，一个国家的经济才可称得上先进、发达和强大。产业移植的四大缺陷犹如四个陷井布列在产业成长的道路上，移植型产业成长国家唯一的选择是政府适时转变职能，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本国在雄厚研究基础之上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自主开发新技术、新工艺。中国要在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道路上避开陷井，必须抓住两个关键环节：
第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应逐渐淡出，特别要从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中撤出，不再直接参与微观经济主体的具体活动。重点加强宏观调控，并改变政府进行经济宏观调控的内容、方式和手段等。①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干预过多，企业活力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客观上要求政府不再对企业发号施令，由企业自主选择生产经营方向和内容。政府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利用税收、利率、汇率、信贷、价格等经济调控手段来影响企业的投资、生产和销售，使企业经营活动符合政府经济发展的意图。②从个量管理、局部管理向总量管理、全局管理转变。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可能也没必要进行个量的局部的管理，而是要实行总量的全局性的管理。总量管理、全局管理指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向企业发出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要求的市场信号，引导企业按国家计划规定的轨道运行。③从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转变。静态管理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制定并向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来实现对经济的经营和管理，这种管理方式的特点是缺乏应有的灵活性和可变性。而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计划只是一种指导性计划，不仅企业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而且政府也要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修改计划目标，这样才能实现对国民经济的有效调控。
第二，扎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教育和科技落后是移植型产业成长国家“经济木桶”中的“短板”，因此“科教兴国”战略是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的一项根本战略，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方向转变的基准点。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即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以教育为本，坚实科技和教育两个知识经济的支撑点，增强国家科技实力及科技转化能力，提高民族的科学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本国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此，①明确一个重点——提高各主要产业的科技含量。农业领域的科技革命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人口的压力迫使我们必须在品种、耕作、病虫害防治、水土资源利用保护等系列环节上实现技术飞跃；基础产业、制造业必须完善国家的科技创新体制，强化科技与经济、知识与生产的有机结合，加强企业内科技研究机构和企业外技术市场体系的建设；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是推动知识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必须加快电子、网络、信息技术这些新增长极的培养和完善。②落实一个关键——高科技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如果说高科技是知识经济的源泉，那么高科技产业化就是知识经济的载体。高科技的研究开发是科技进步的先锋，也是当今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环境等问题的交汇点。国家要在产业政策的指引下，坚持“求高求新”的原则和“有所赶、有所不赶”的战略部署，科学布局，超前起步，自立创新。政府应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拓展多种融资渠道，建立以政府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各方积极参与的投融资体系，发展风险投资基金。为促进高科技产业化流程的顺畅进行，政府要引导建立以中介机构为主体的科技信息发布、成果展示、咨询、评估、中介、专利转让的科技转化一条龙运作体系，加快科技成果的市场化、产业化步伐。在企业内部要建立有利于科技人员发挥才智的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③狠抓一个基础——以教育为基础，重视人力资本，建立一个适应新潮流的素质教育新体制。调整知识结构，完善学科结构和人才结构，建立一支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跨世纪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