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人的价值理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的话语实践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论文,话语论文,理性论文,终身教育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1）04－0068－05
“终身教育”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UNESCO）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教育理念，70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地蔓延。尽管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终身教育”遇到了种种困难，但“终身教育”及其衍生出来的“终身学习”、“学习化社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积极地应对着纷繁变换的外部世界，成为20世纪以来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教育理念之一。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理念的源起
早在20世纪60年代，技术革命的爆发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人口增长、科技发展、政治挑战、信息爆炸、闲暇增加、生活模式和人际关系的危机、精神与肉体不平衡、意识形态的危机等，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这样的冲击下，UNESCO先后两次在国际成人教育大会上展开了有关“终身教育”的讨论，但这一时期的“终身教育”仅仅是一个模糊的观念，并未成为专门的术语。直至1965年12月，UNESCO成人教育计划处处长保尔·朗格朗向第三届成人教育国际促进会议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终身教育》的提案。在这提案中，朗格朗提出了“终身教育”发展的5项目标：“（1）（社会）要为人的一生（从生至死）提供教育（学习）的机会；（2）对各级各类教育的实施必须进行协调与统合；（3）小学、中学、大学及其他地区性社会学校、地区性文化中心所发挥的教育功能，（政府或社会）应予以鼓励；（4）（政府或社会）应对有关劳动日的调整、教育休假、文化休假等针对本国公民的制度或措施的实施起促进作用；（5）为了对以往的教育观念作根本的改变，应使此理念（终身教育）渗透到教育的各个领域。”[1]朗格朗的这一观点很快被UNESCO采用并超越，1972年UNESCO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发表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指出：“最初，终身教育只不过是应用于一种较旧的教育实践即成人教育（并不是指夜校）的一个新术语。后来，逐步地把这种教育思想应用于职业教育，随后又涉及整个教育活动范围内发展个性的各个方面，即智力的、情绪的、美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修养。最后到现在，“终身教育”这个概念从个人和社会的观点来看，已经包括整个教育过程了。”[2]当然，UNESCO超越的还不仅限于此，该报告还突出强调了人的主体性，“虽然一个人正在不断地受教育，但他越来越不成为对象，而越来越成为主体了”。[3]随着这份报告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终身教育”的思想在世界各国迅速蔓延开来。
二、“终身教育”的话语场域分析
作为UNESCO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主流教育政策，“终身教育”的产生与科技革命的爆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表层来看，科技革命大大提高了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因而要求人们扩展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但事实上，科技革命更深层的影响恰恰在于人类价值理性的回归。科技革命在带来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迅速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发展危机，如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社会两极分化也日益严重，“发展的目标由原来的‘以人为本’转变为‘以物为本’，即发展不再是人类完善自身的手段，发展本身就是目的，人则成为发展的工具”。[4]人的价值理性已经被工具理性所取代，这在西方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人们开始意识到必须回归到人的价值理性，人类社会才能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循环。
但此时的西方社会吸取了20年前的教训，不再盲目地对人的理性持乐观态度，转而强调理性功能得以发挥的外部环境及其制度。“如果人的理性经受教育和锻炼，它将强化人类社会的自然和谐，它将创造出一种推动进步、富裕与和平的合作性秩序。但是，每当理性受到阻碍或破坏时，人类社会的自然和谐也将遭到破坏，并将引发不公正、暴力、冲突和战争”。[5]这种对人的理性的强调在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一，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呈现多层次化的发展趋势，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许多不同层面的行为主体行为都在参与并影响国际事务的发展。第二，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除了关注传统的军事问题外，还特别关注信息、通讯、民权、福利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因为发展是一个整体、综合和内生的概念，经济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文化价值，否则最终将以失败而告终。第三，强调制度的作用。“只要行为体处于相互依赖的关系中，那么为了维持这种关系，各个行为体就会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去设计各种各样的管理制度，以使彼此关系处于稳定有序的状态”。[6]不同层次的行为主体也必须通过“合作”与“谈判”来推进自身利益，以使收益最大化。这一系列的观点对UNESCO“终身教育”的实践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终身教育”的话语陈述分析
笔者运用N-Vivo8.0对1970年至1980年间共6份UNESCO大会决议关于“终身教育”政策文本进行了编码。之所以选择这10年的大会决议，是因为这10年UNESCO对“终身教育”的投入最大。同时，这10年也是UNESCO“终身教育”思想奠基的10年，对此后UNESCO“终身教育”的政策有重要的影响。经编码，笔者共得出树状节点82个，所有节点被引用次数为1805次。具体而言，UNESCO“终身教育”政策的话语陈述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终身教育”的目的
UNESCO声称“终身教育”既要促进“社会、科技、经济、文化变革与发展”，又要满足“个人需求与发展”。如1978年的大会决议中就提到“注意到每个人充分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活动的愿望，由此产生的对教育要求的增长，国际社会、经济变化的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加速和科学技术在更广泛多样领域中的应用，这一切给予教育以更显著的地位，而且使教育对社会及个人两者都具有越来越广泛和多样的责任，以促进人类和社会进步”。[7]但表1显示，“社会、科技、经济、文化变革与发展”的被引用次数和覆盖率平均值均明显高于“个人需求与发展”。可见，促进“社会、科技、经济、文化变革与发展”仍是当时UNESCO“终身教育”政策最重要的目的。
（二）“终身教育”的对象
UNESCO认为“终身教育”的对象单位包括：“弱势群体”、“农村地区”、“欠发达国家”及“发达国家”。其中，“边缘化群体”又包括：女性、儿童、难民、残障和移民及其家庭。表2显示，“弱势群体”被引用的次数和覆盖率平均值均最高，分别为39次和1.56％。“农村地区”被引用的次数虽然高达34次，而覆盖率平均值仅为0.87％，但考虑到该节点的来源共6份，说明UNESCO关于“农村地区”的“终身教育”政策具有连续性。而“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无论是来源还是被引用次数都远远低于其他项。由此可见，UNESCO最初的“终身教育”关注的并非国家，而是个体或小范围的群体。
（三）“终身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UNESCO认为“终身教育”指导思想和原则包括：“协商合作”、“统合协调”、“创新”、“本土化和内生式发展”、“民主参与”、“机会均等”、“灵活多样”和“效率”。其中，节点“协商合作”和“统合协调”的被引用次数和覆盖率明显高于其他各项，分别为118次、2.79％和58次、2.24％，而其他节点虽然是“终身教育”理念重要的且极具诱惑力的原则，但对UNESCO而言，“终身教育”最核心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还是“协商合作”和“统合协调”。
（四）“终身教育”的参与方
UNESCO认为“终身教育”的参与方包括：“会员国”、“NGO和IGO”、“联合国体系”和“大学公司等其他社会机构”。其中，“会员国”被引用的次数最多，共被引用156次，其覆盖率平均值为1.58％。其次为“NGO和IGO”，虽然该节点被引用的次数略低于“会员国”，为113次，但其覆盖率平均值高达3.72％，这与NGO和IGO组织名称冗长有关。以UNDP为代表的“联合国体系”被引用的次数位居第三，“大学公司等其他社会机构”虽然是“终身教育”中的新兴力量，但其被引用的次数和覆盖率平均值都远远低于前几项节点。由此可见，会员国和国际组织仍然是当时UNESCO“终身教育”理念的实际推行者。
（五）“终身教育”涉及的范围
首先，从“各级教育”而言，“终身教育”涉及“成人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后教育”、“中等教育”、“大学前教育”等。表3显示，“成人教育与学习”和“高等教育”被引用的次数最多。其余各项无论在被引用次数和覆盖率平均值上均低于前两项，且节点来源也相对有限。可见，当时的“终身教育”并不特别关注基础教育领域。
其次，从“各类教育”而言，“终身教育”涉及“扫盲”、“科学技术与职业教育”、“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教育”、“人权及基本自由教育”、“反教育歧视压迫和民族解放”、“体育与闲暇教育”、“反毒品教育”、“环境教育”、“人口教育”等。其中，“扫盲”、“科学技术和职业教育”、“国际理解、合作和和平教育”以及“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来源均为6份文件，被引用的次数和覆盖率也基本高于其他各个节点。因此，笔者认为，UNESCO的“终身教育”政策主要涉及“扫盲”、“科学技术和职业教育”、“国际理解、合作和和平教育”以及“人权和基本自由”。
此外，“终身教育”在实施过程中涉及的三大问题领域“教育技术和方法”、“教育结构体系”以及“教育内容和课程”在被引用次数上不相上下，分别为57次、56次和51次；覆盖率平均值也不相上下，分别为2.43％、1.94％和2.23％。这说明，这三个领域均为UNESCO“终身教育”政策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
（六）“终身教育”的实施途径
“调查研究”是UNESCO“终身教育”政策实施最常用的途径，被引用次数多达116次，覆盖率平均值为2.66％；其次为“教育人员培训”，被引用次数为105次，覆盖率平均值为3.60％；“建议报告”、“制定国际公约及标准”、“会议”和“人员信息交流”这些原本在UNESCO以往教育政策中不常见的手段，其被引用次数均在50次以上，且覆盖率平均值也均在1％之上。由此可见，“制度”因素开始在UNESCO的“终身教育”政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四、“终身教育”话语实践的理性主义色彩
历经第三次科技革命洗礼的“终身教育”在话语陈述模型上表现出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的价值理性的凸显。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发展使理性主义者越来越认识到人作为社会存在的重要性。与20世纪60年代UNESCO在“教育规划”政策中特别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不同，“个人的需求与发展”及“社会、科技、经济、文化的变革与发展”同时被“终身教育”视为其最重要的两大目标。而“个人的需求与发展”也不是孤立的、脱离社会的，“终身教育”同时认为个体作为社会存在，适应并促进社会各个方面的变革与发展，是个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2.行为主体的多层次。在“终身教育”话语陈述的原始模型中，我们还能看到“大学公司等社会组织”的身影，尽管这些节点的重要性并不凸显，但较之UNESCO以往的“基本教育”和“教育规划”，这毕竟是“终身教育”中的新兴力量。此外，“IGO和NGO”以及“联合国系统”在“终身教育”的政策推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3.发展的综合性。UNESCO的“终身教育”政策选择用“统合协调”的整体眼光看待教育问题，在内容上不仅涉及“科学技术与职业教育”这类对科技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内容，同时也涉及“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人权和基本自由”这类作为社会公平、正义领域的问题。由此可见，“终身教育”的发展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包含社会方方面面的综合发展。
4.制度与合作。UNESCO的“终身教育”政策一个重要的、全新的实施方式就是制定国际公约和标准。这一时期，UNESCO通过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或建议书，如《反对教育歧视的公约与建议》、《关于促进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的教育以及关于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教育的建议》、《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关于发展成人教育的建议》和《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修订的建议》等，制度在国际事务领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制度的保障下，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也越来越频繁，甚至成为UNESCO“终身教育”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
五、“终身教育”的断裂、延续及新生
自20世纪60年代朗格朗提出这一理念以来，“终身教育”在UNESCO“国际教育委员会”的大力推动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终身教育”开始出现分化，有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传统“终身教育”理念的倡导，也有以第三世界国家为导向的、以捷比夫为代表的新“终身教育”论。然而当原本不同立场的学术之争遭遇政治，尤其是UNESCO内部的冷战漩涡时，“终身教育”的命运开始出现转折。1983年UNESCO的大会决议中“终身教育”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断裂。直至20世纪90年代，当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已成定局，冷战也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悄然结束之后，“终身教育”的思想才以“终身学习”的面目再次出现，并得以延续。1995年，UNESCO第28届大会决议正式提出UNESCO的重大教育政策是“全民终身教育”。[8]
“终身教育”似乎永远和科技革命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在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中，“终身教育”升级为“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再次在世界各国掀起新的教育改革浪潮。1996年，UNESCO“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中指出，“终身学习”是打开21世纪光明之门的钥匙，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和扩大“终身教育”这一观点的内涵。一方面，要继续重视“终身教育”使人适应工作和职业变化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要重视“终身教育”在铸造人格、发展个性以及增强批判精神和行动能力方面的意义。[9]这与21世纪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而在个性、批判和创新日益高涨的呼吁声中，“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94年，英国工党政府发表了《打开通向学习型社会之门》（Opening Doors to Learning Society），认为学习型社会是一个“所有个体作为文明的、繁荣的、充满爱心的社区积极公民均能实现自身潜力的社会”。[10]2005年，UNESCO再次将学习上升至知识社会核心价值的高度，指出学习化社会绝不只是一个信息社会，学习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充斥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一个模式。[11]2007年，UNESCO公布的《2008～2013中期发展战略》中再次将“达成优质全民教育和终身学习”作为UNESCO未来5年发展的第一目标。[12]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终身教育”最初的实践模式有所调整，如“大学公司等社会组织”在“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正是因为UNESCO当初选择了回归人的价值理性，彰显人、制度和合作的力量，才使得“终身教育”今天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