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政治”及其存在形态——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政治学论文,之五论文,形态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3)01－0117－07
我们将文学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设定为“文学政治”，是因为只有找到了这个独特的研究对象，才能确立文学政治学。但文学政治是什么？从静态的角度看，指的是文学中的政治；从动态的角度看，指的是政治的文学生产；从变态的角度看，指的是文学接受中的政治。但我们认为，仅仅提出上述概念还不足以描述清楚文学政治的基本特性与存在状态，为此，我们拟从比较的角度提出系列相反概念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样不仅可以说清什么叫文学政治，真正能够较为广泛地含纳文学与政治关系上的广义理解与狭义理解、通过广义理解来定位狭义理解，通过狭义理解来牵引广义理解，从而既将文学政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加以解读，更将文学政治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加以解读；并且在建构文学政治学时能够以文学政治为核心，将文学与政治相关联的一系列事件与要素组织起来，使得这个理解体系真正是交叉学科的理论表述。
这系列的相反概念围绕着文学与政治的主、从关系而设立，体现文学对政治的主动关系的概念分别是：文学政治、作家政治、文本政治与接受政治；体现文学对政治的从属关系的概念是：政治文学、政治作家、政治文本与政治接受；将它们对应起来就是：文学政治与政治文学、作家政治与政治作家、文本政治与政治文本、接受政治与政治接受。其中文学政治与政治文学是一对母概念，其余三种是子概念，正是它们之间的对应性，表明了文学政治学的性质及其基本内涵面。
一、文学政治与政治文学
文学政治指文学中的活动，或者说是文学活动中的政治。出现在文学中的政治，当然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一般属性，但因为已经成为文学中的政治，其主导面体现的却是文学的性质。我们曾提出文学想象政治的观点，其中的想象政治所产生的正是文学政治。它既是对现实政治的吸取，又是对现实政治的文学化超越，它是与现实政治保持审美距离的一种独特的政治形态，所以才有学者将其称为“诗性政治”。文学政治与现实政治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孟繁华一方面肯定了文学政治的存在，认为“文学作品中的政治，从来就没有退场”；另一方面又肯定了文学政治的作用，“我所说的文学政治，是指文学同政治公开或隐秘的对话、表达和阐释，是在作品中直接表达对政治的看法。”[1]对此处的“直接表达对政治的看法”可以加上限定，这个限定还是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想象政治，而非直接投身现实政治之中而不能自拔。
文学政治的合法性来自作家的审美自由与对理想政治的追求。检验它时，不能仅仅依据现实政治的当下需要，尽管这个当下需要具有时代的合理性。文学政治的合法性与现实政治的合法性分属两个合法性系统，应当遵循各行其是的规则，不能以文学政治的合法性来否定现实政治的合法性，也不能以现实政治的合法性来否定文学政治的合法性。
政治文学是直接建立在依附现实政治的理论基础之上的。现实政治指的就是统治者的政治，包括统治者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及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等。政治文学是政治介入文学后对于文学的征用，完全体现了政治的意志。前面所述及的文学工具论思想所揭示的恰恰是政治文学的基本特性。对政治文学提出文学的超越问题，极有可能造成政治意志的极大弹压，在这里，文学的位置是摆放好了的，文学是没有超越的必要的。艾思奇描述过政治文学的本质状态，他说：“我们在抗战，我们的文艺反映抗战中民众的英勇光辉的斗争，来鼓舞最大的民族战斗热情，来争取胜利；我们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们的文艺通过所刻画的各阶级人物的典型，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来指示新民主主义的具体道路；我们必须团结和组织广大的人民共同战斗，我们的文艺，也面向人民大众，用自己的特殊形式来发挥宣传动员的作用。文艺要首先赞扬和鼓舞工农劳苦群众的革命事业，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和最先进的力量，文艺要成为知识分子与工农劳动群众相互了解的桥梁，因为他们的相互结合和团结，是革命成功的保证。我们需要打击敌人，揭露敌人的罪恶，需要联合友人，需要推动群众作英勇的斗争，需要集体的英雄主义。对这一切政治方向的要求，文艺工作必须与它合拍。”[2]230－231政治文学就是服从政治的文学，按照政治的现实需要进行创作，它与政治之间形成共生关系，绝对不能游离于政治要求之外。政治文学是不能质疑政治的文学，也是将政治置于审美创造之上的文学。政治文学的合法性来自所依据的现实政治是否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当政治处于清明状态时，它能促使政治文学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可一旦政治处于黑暗之中，政治文学也会陷入错误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政治文学的概念，在抗战中代表了人类的解放与自由追求，在新时期代表了谋取国家、人民的利益，可在“文革”时却落入路线斗争之中，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
二、作家政治与政治作家
作家政治指的是作家的政治，或者说指的是作家创作中的政治。作家与政治相关联本是作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只要一个作家不能彻底离开社会生活，他就有可能与政治相关，所以，完全不知政治、不指涉政治的作家绝无仅有。但作家与政治的关联，是基于作家对于人生、社会的正常关注而产生的，此时的政治在作家的生活与创作中所占有的位置是相对不必重要的，一个作家甚至可以将爱情视作是比政治更重要的事情。作家对政治的态度也是相对自由的，可以在不同的政治派别之间进行选择。作家的政治态度也可能是相当矛盾的，以至于难以区分作家的政治倾向性。作家政治只是指出作家受到政治的影响，但不能由此认为政治完全控制了作家。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都是极有政治性的作家，但他们又都难以归入某类政治作家之中。巴尔扎克是保皇党人，但却在创作上表现甚至是歌颂了资产阶级，托尔斯泰是个基督徒，却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了革命的动向。当恩格斯或列宁这样评价作家时，证明了作家体现政治的复杂性。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身上也十分典型地体现了作家政治的明确性、广博性与自由性。他终身与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相关联，这种关联促成了他的创作，诚如诺贝尔奖颁奖词所说，叶芝找到了通向人民的道路，首先不是概念化地找到了人民，而是找到了“爱尔兰人民”这个具体的民族；其次，“他在人民中寻找的不是受到时代的需求而鼓动起来的民众，而是一个历史地发展的灵魂，他希望把这样一个灵魂唤入一种更具意识的生活。”[3]但叶芝的创作又与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这个现实政治保持了距离，他所做的是民族灵魂的探索与发现工作，而非实际地去解决民族解放中出现的什么现实问题。叶芝的启示是：一方面他与政治保持最为密切的关联，明证就是从事民族解放的女人成为叶芝的至爱；另一方面他从这个运动中汲取的素材不是具体的事件，而是酝酿成为精神的东西再加以表现。其实，正是后者使叶芝超越了现实政治，却又没有脱离现实政治，他通过精神渠道与现实政治保持了深层的关联性，而这个关联性使他成为伟大的作家。
但政治作家则不同。政治作家是指为政治而写作的作家。与政治的高度一致，是政治作家所恪守的基本写作原则。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不是这类作家的典型，尽管与其他作家相比，他们与政治的密切程度毫不逊色，但他们不是政治作家。艾思奇说过：“不能无条件地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果戈理等的例子作为今天文艺工作者努力的标准。他们的作品所展开的生活内容超过了他们的思想范围，指示出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政治立场所不能容受的现实真理。”在艾思奇看来，政治作家是这样一类作家：“文艺工作者的态度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与革命政治策略相一致。后者指示着战斗的原则和办法，文艺作品却把这些原则体现于血和肉的具体形象中。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可能常常要牺牲一些对于艺术形式的偏爱，为着一定斗争的目的，适当地运用自己的武器(为害怕政治破坏艺术而担忧，乃是自由主义的意识残遗之表现)。在这一方面，鲁迅先生曾有许多可以学习的。《呐喊》时代的鲁迅的心情，是阴暗而又寂寞，然而为着‘遵从’‘五四’文化运动的‘将令’，他就在作品里‘删削些黑暗，装点些光明’。他的杂文的写作，也是为着适用于一定战斗任务的艺术武器。”[2]233政治作家是指作家在选择并服从了一种政治以后，只为表现这种政治的思想意识而写作。过去，文论界常将鲁迅与高尔基并列，但两者间还是具有一定区别的。如果说高尔基是比较典型的政治作家，那么鲁迅却有一个从作家政治到政治作家的过渡问题存在，早期主要体现的是作家政治，后期思想的改变，才使其如艾思奇描述的那样，成为较为典型的政治作家，创造能够“用于战斗任务的艺术武器”如杂文一类作品。被称作代表了工农兵文艺方向的赵树理，应当是一个典型而成功的政治作家。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第一，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作家不是一个贬义概念，它是文学与政治结合后必然产生的一个现象，古今中外皆然，如果将古今中外文学史上那些政治作家剔除掉，文学史会面目全非。第二，我们说某个作家体现的是作家政治或成为了政治作家，是就其主导面而言的，很多作家往往处于作家政治与政治作家之间，体现了过渡性、复杂性与丰富性，不是单一的存在。即使如赵树理，也会体现出作家政治的特性，他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三里湾的巨变》时，就显示了与现实政治的某种疏离。第三，政治作家所把握的政治一旦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这时候，他的政治写作就会体现出历史的进步性与巨大的人性力量，但政治作家总是处于困惑之中，即随着政治性质的变迁而变迁，难以实施文学对政治的超越。如柳青的《创业史》所描述的合作化道路，在当时被视为必须走的那条路，可到了新时期，却被否定，从而使得《创业史》陷入了是否真实的质疑之中。
三、文本政治与政治文本
文学政治同时还是文学形式的政治。一切进入文学之中的政治内容，必须经过形式创造赋予政治以形式后，才可以称之是文学政治。文学形式的政治，其最终表现形态就是文本政治。文本政治是文本与政治的有机结合，但这个结合过程并非没有矛盾与冲突。韦勒克在考察思想怎样进入文学时说：“显然，只要这些思想还仅仅是一些原始的素材和资料，就算不上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只有当这些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肌理真正交织在一起，成为其组织的‘基本要素’，质言之，只有当这些思想不再是通常意义和概念上的思想而成为象征甚至神话时，才会出现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4]政治进入文学必须服从这个要求，也就是说，现实政治不同于文学中的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要经过形式化的艺术“处理”。“‘处理’这个词非常重要，就是将现实生活变为文学作品的时候，一定要进行处理。处理就是艺术。从处理这个地方就显示出文学性和艺术性。”[5]譬如，政治可以隐身于叙事视点、叙事节奏或格雷马斯的语义矩阵之中，也可以转化为抒情文学的语气、格律、音调、意象、象征等等。但更重要的是，它要和宗教、道德、社会、历史、文化、语言等因素一道进入文学的审美场即“文学结构中诸因素所形成的有机网络关系”，成为一种“格式塔”式的整体质[6]。正是审美场将文学性或艺术性赋予了各种组合因素，使其升华为特定艺术时空中的具备诗性的新质。这里所包括的另一个问题是，当政治被文本化时，文本会对政治发生修改作用，甚至会产生一场静悄悄的颠覆。这一颠覆的逻辑演替是：文本表现政治，首先要将政治生活化，这使鲜明的政治开始以相对朴实、形象的生活样态出现；接着，文本在描写生活时要创造情节，刻画人物，而情节与人物直接负载生活的成分远比负载政治的成分要充分得多，开始使得政治变得模糊不清；再接着，这些情节与人物形象要通过一系列的艺术技巧才得以表现出来，例如隐喻、象征、变形、叙事、意象技巧的使用，都会使得作品的政治性进一步变得隐晦起来，叫人难以捉摸；最后，读者是通过对艺术技巧的理解，形成故事与人物形象，再通过故事与人物形象来还原生活，再在生活中窥探政治的，这一逐层还原中所可能产生的差异，即使是非常理性的读者也绝难原原本本地把握文本中的政治含义。我们发现，文本在表现政治时，先是经过了一个逐渐伪装的过程，再经过一个逐渐还原的过程，在伪装与还原之间留下了巨大的理解空间，让接受变成充满想象的自由行为。文本政治是一个充满极多变数的意义空间，而并不是清楚明白地放置了一个政治教义在那里对人们拱手相捧。如丁玲的《在医院里》、《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小说可以说是政治文本，但都没有逃离文本政治的修辞延异。《在医院里》只是描写了延安医院里的官僚主义，这本来是写太阳里面的“黑点”，太阳无限光明，它身上有些黑点，根本不足以掩盖它的光辉。但文本中的“官僚主义”一旦成为国统区重庆的话题，也就变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导致丁玲遭受批判，认为她暴露革命圣地的缺点，有利于敌对势力来反对革命。其实这是政治在文本中发生了艺术变异。丁玲原本描写的官僚主义只是一个健康肌体上的一个缺陷，可当文本充分描写这个缺陷时，它却在文本中成为主体，再加上接受中的放大，就使得一个局部问题变成了整体问题，从而使得延安遭到误解。《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描写土改，歌颂农民的翻身解放，这样的主题无疑是完全政治化的，就此而言，这也是一个政治文本，但这部小说也曾遭到批判。作品中描写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地主侄女黑妮，就被视为同情与美化地主阶级。问题同样出在文本政治之上，即黑妮的出现本是整部小说中的一个细小事件，作家写她的原因源自生活真实，即地主的侄女可能是美丽、善良的，农民阶级的小伙子也完全有可能爱上这个姑娘。可放在政治教义的层面上看，这却变成了反对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既是对阶级敌人的美化，又是对革命阶级的丑化。当丁玲将阶级政治变成生活内容，再加以形象创造时，她已经泛化了阶级斗争，从而使得阶级斗争不能以教义的方式呈现，结果，在让生活本身与形象说话时，就不可避免地偏离了政治教义。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无论多么密切，都是疏远的。意识形态作为对于生活的某种提炼，永远不及生活本身的丰富，当文学是描写生活而非直接描写意识形态时，文学颠覆意识形态的可能性随处存在着。意识形态会在文本中暴露自己的不连续性，因为当意识形态将生活归纳成一种理论时，必然有遗漏，到文本将其还原为生活的连续性时，却使意识形态暴露了自己的缺陷。詹姆逊揭示过这样的现象，“意识形态活在文本中，好像它完全是自然的，好像它那想象的、流利的话语给了现实一种完满而统一的解释。可是当它一旦被做入文本中，它所有的矛盾和裂隙就会暴露无遗。”[7]121意识形态在文本中还会自行退去，原因在于它驾驭不了生活的无限丰富性与复杂性，如阿尔都塞所说“艺术正是从养育它的那个意识形态‘撤退了’(从它的生成结构中产生虚构的距离)。”[7]120意识形态在文本中还会被对立化，如巴尔扎克相信贵族却描写了资产阶级。近年在研究革命榜样戏与革命文学的艺术魅力时，不少学者从中寻找民间故事原型，其实，这也是认为意识形态无法在文本中为所欲为、一统故事的天下，从而留下了其他的意义隙缝。
文本吸纳了政治，却对政治动起了手脚，将其变异、改造甚至颠覆了。文本政治作为文学想象政治的一种形式化，正体现了想象政治的全部特质，从而使其与现实政治有所区别。尽管我们在文本政治中可以找到阶级对立，找到界限分明的阵营，找到非好即坏的人物，但文本又往往能够将这类对立模糊化，从而赋予文本以更大的意义空间。所以，从政治坚定性的角度看文本政治，文本政治总会显示出它的不确定性而遭到批评，这是思想立场最为坚定的政治作家们也无法避免的一个厄运。政治确定性被文本所转化与流失后，再在这一转化与流失中去追寻原来的那个确定性，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如此说来，政治文本就得要绝对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陈涌曾说明过这个问题，他指出，像《李有才板话》、《兄妹开荒》、《白毛女》、《吕梁英雄传》、《刘志丹》、《王贵与李香香》等，受到群众的热情赏识，“文艺在这时不再只是简单的娱乐品了，它成了直接鼓励和指导群众行动的教科书。”政治文本成为政治的教科书，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虽然政治文本同样追求艺术性，“它们像一切艺术品一样是宣传，它们也像一切艺术品一样是艺术”[8]，但评判它们的标准必然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为了保证政治教义在文本中的绝对正确性与明确性，政治文本确实是拒绝含混不清的，排除这样的不确定性也就必然成为政治文本创作的典型处理原则。造成的结果必然是提防生活复杂性、故事情节的曲折性与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只有排除了复杂性、曲折性与丰富性，才能保证政治意识的单一性、鲜明性与关键性。革命榜样戏的修改过程，遵循的就是这样的修改思路。当然，由于政治文本中无论如何也要进行艺术化的处理，仍然会给文本政治留下一定的空隙。政治文本所表现的生活与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的不同侧面，仍然会给读者留下遐想的余地，从而使得它在发生效果时偏离自己的主旨。在中国十分流行的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无疑是一个政治文本，可当时的读者们阅读它时，却每每专注于保尔·柯察金与冬妮娅的爱情。如果要绝对防止爱情冲淡政治主题这样的阅读局面出现，那就只能彻底删除爱情描写，这在绝大多数的政治文本中是无法做到的，因为爱情毕竟属于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属于人物活动的一部分，彻底删除爱情，无疑阉割了生活与人物的实在性与丰富性。革命榜样戏则这样做了，其出发点就是防止爱情描写削弱政治思想的绝对支配性，而将儿女私情排除在描写之外，人物之间单纯的政治关系也就完全确立起来了。但这样一来，革命榜样戏失去了深深打动人心的效应，它所积聚起来的反应，主要是经过煽动后引起的革命豪情。政治文本同样会处于难以制作的状态中，即不适当地扩大生活面与复杂性的描写，会冲淡政治有效性；若绝对地删除这些描写，又会堕入假、大、空之中。所以，耐人寻味的政治文本，总是体现了文本政治的某些特性。
四、接受政治与政治接受
接受政治指的是在接受任何一个文本时，都会受到政治的影响。因为接受者处于政治生活之中，且会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任何接受都有可能与政治密不可分。鲁迅关于《红楼梦》的评述可谓接受政治的最好说明，他指出：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官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挂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现在，陈君梦韶以此书作社会家庭问题剧，自然也无所不可的[9]。
关于《红楼梦》的接受政治，体现了接受主体的政治倾向。其实，这是带着政治意识去寻找作品中可以印证自己见解的东西，或者在《红楼梦》中看到了如何排满的革命情绪，或者看到了宫廷斗争，或者看到了社会问题之所在等等。但接受政治与政治接受有所区别，接受政治只是指接受时受到政治影响，但由于只是个体的接受行为，不同个体都可体现自己的政治意识，所以在这种局面中所呈现的政治解读可以是多样而不统一的。接受政治只是强调了接受与政治相关，并不指向单一的政治解读，这是源自作家政治与文本政治而衍生的一种状态。政治接受则不同，它不仅强调应当集体化地理解一个文本，而且会将接受视为政治行为加以组织。
应当承认，政治接受是一种常态的批评方法，常常因为它的绝对化与僭越本位而失去其准确性。政治接受体现了这样的几个特点：
其一，是其绝对化，不承认其他接受状态的合法性。“政治学派”红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政治学派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红楼梦》的人物形象，这样，荣宁两府那些政治和经济地位卑下的人及大观园的仆役们如尤三姐、晴雯、司棋、焦大等便成了被称赞的人物，而贾母、贾政、王夫人、贾琏、凤姐这些主子，则成为被鞭笞的人物。他们将贾宝玉、林黛玉作为封建社会叛逆者的光辉形象予以赞扬，而将薛宝钗作为与之相对立的形象予以贬斥。在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阐释上，政治学派注重阐释贾府主子和奴婢们的矛盾。金钏跳井、鸳鸯抗婚、晴雯被逐、司棋自杀以及芳官等围斗赵姨娘等，被认为是表现了封建社会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乌进孝交租被认为是反映了阶级关系和阶级剥削。甚至把《红楼梦》看成是封建社会末期阶级斗争的图解，具体核算书中统治阶层有多少人物、被统治层有多少人物、全书共有多少条命，以及贾府的地租收入、月例银两、日常开销、婚丧排场等。”[10]“政治红学”显然对占全书中心位置的宝黛爱情没有丝毫兴趣，只将目光聚焦在四大家族的如何兴衰沿替上，并寻找其中阶级斗争的踪影与线索，期望由此证明小说反映的是封建末世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表现反动没落的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的必然灭亡。
其二，会在少有甚至没有政治意识的作品里，强加政治意涵，对山水诗阶级性的认定就是如此。如萧涤非就认为“任何人的任何山水诗都有阶级性，王维的山水诗，不但不是例外，而且它的阶级的烙印特别深刻，特别群明”。并认为这些山水诗中包藏着强烈的政治倾向，“我始终觉得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是有毒素的，似一粒裹着糖衣的毒丸。因为在那幽美的大自然景物的背后，在那些明月清风、青山白云的外衣下，潜藏着、掩盖着一个丑恶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灵魂，渗透着一种没落的僧侣式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悠闲、冷寂、孤独的情调。它给予人们的感受，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不是向上，而是没落；不是斗争，而是妥协；不是乐观积极，而是死寂消沉。”其理由是，“象王维这样，在国家危机四伏、人民灾难深重的严重关头，反而大作其山水诗，其危害自然更大，这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山水诗和时代环境、时代要求实在太不相称了，应该说，只有毫无心肝的有闲阶级的人才能安下心来写作这类诗。”[11]从诗中找不到确切的政治意涵，就从时代背景中寻找，再将时代背景中的阶级斗争安放在诗歌创作上，这当然也是一种途径，但用这个途径来建立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性，总显得牵强附会。
其三，将接受现实化，失去了文学作品的虚构特性。组织观看《白毛女》就是一例：事前的动员(建立期待视野)——作品的感染(激发了热情)——不时的烘托(间歇性报仇雪恨口号的提醒)——将舞台混同现实(审美距离的消失)——向演员黄世仁射击(象征革命力量动员的成功)。《白毛女》的政治接受变成了政治动员，却难以深入到人的心灵层面，促使观众领悟生命之沉重及尊严之必要。《白毛女》表现了“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的对立主题，这个主题要是从社会异化的角度加以解读理解，自然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重要人类问题。可是一旦将这个主题完全阶级化，就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即一旦解决了社会更替，就彻底解决了社会对于人的压迫，还人以自由幸福。但事实是，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一次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即制度的变迁必然带有巨大的历史遗存，因而人在旧的过去的社会里会异化，人在新的现在的社会里同样会异化，人甚至在未来的社会里还会存在异化。结果，创作上革命化的结果与接受上革命化的结果所造成的观众印象，也就变成了单一的指向革命斗争的确认，而非深入剖析社会整体性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对立。政治接受常常失去两样东西：一样是将主题狭隘化，只能作用于人的现实功利，发挥煽动性而导向政治后果，只追求力量的颠倒，而非思考造成人的对立的根本原因；一样是难以深入人类精神的深处，促使人类的自我反思，从而在精神上建立更加清醒、更加自觉地维护人的自由的意识。雨果的《九三年》写战争，但他超越战争而表现人类之爱，表现人之良心的觉醒，从而引向了人类对自我的思考，提升人类的道德自觉性。所以，组织起来加以学习，追求全场的轰动，把作品当做教材等，这类政治接受方式，即使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却也难以满足审美提升的合理性。中国革命文学所体现的常常是基于阶级对立上的“翻身”解放诉求，而非是基于尊严自由的“平等”诉求。
文学与政治之间是一种征服被征服的相互矛盾冲突却又相互统一的关系，这才形成了文学政治或政治文学，并派生出三个相对应的关系。从文学政治看，是文学对政治的征服，此时不是没有政治性，但这里的政治性不是建立在压抑审美性的基础上的，而是在文学想象的作用下关于政治理想的最好诉求。从政治文学看，是政治对于文学的征服，这里少有或没有文学的艺术性，文学服从于政治需要，这里的政治性往往与现实政治高度一致，表现现实政治的当下诉求。一般而言，前者属于文学家，后者属于政治家(包括职业革命作家)；前者属于文学史，后者属于政治学。落实在作家的创作上，这一相互征服，或形成了作家政治，如屈原、王实味、萧军、叶芝、雨果等属于此类；或形成了政治作家，是政治对作家的征服，如郭沫若、贺敬之、周立波、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反映在文本上，文本征服政治的形成了文本政治，如屈原的《离骚》、雨果的《九三年》等；政治征服文本的则形成了政治文本，如革命样板戏等。表现在接受上，则是文学接受征服了政治，这就是接受政治，体现为自由地接受文本；政治征服了文学接受，这就是政治接受，表明只能高度政治化地接受文本。
收稿日期：2012－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