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四条路径及其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四条论文,路径论文,国外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2-00030-11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目前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例如“终结论”、“转向论”等。这涉及许多问题，例如，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之间的关系，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英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固然反映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日趋繁荣，但有时也陷入无谓的概念之争，甚至陷入了制造概念的混乱。所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试图构造一个广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概念，构建一个“多元包容，平等对话，求同存异，和谐发展”的学术平台，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尽绵薄之力。也就是说，为了减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的盲目性，增强该学科建设的科学性，也为了减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里的无谓的概念之争，有必要澄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同阐释路径。我们认为，所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以广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工具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主义，以及人类文明本身进行批判性反思，并试图对马克思思想进行重释、补充、完善、修正。这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包括四条不同的阐释路径，即“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①
一、“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之演变
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主要包括恩格斯及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原苏东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今天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尽管它们的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这条阐释路径都是以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基础的。根据俞吾金教授的阐发，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的定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②
第一，接纳了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域，尤其是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论述，并将它提升为所有哲学的基本问题。
第二，断定黑格尔哲学存在“体系、方法之争”，即保守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革命的辩证法之间存在根本矛盾。
第三，认定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主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是由于返回到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后发生的，当然，也指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有两点差别：一是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马克思则抛弃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但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二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停留在对自然界的说明中，并没有推广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而马克思将唯物主义运用到一切知识领域中。
第四，试图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改造成唯物主义自然观。无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存在密切的关系。这从《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逻辑学》的大量引证中可以看出来。
第五，赞同黑格尔关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观念。这个观念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哲学史观，寻找哲学史发展规律。然而，在这个论述中，黑格尔强调的是逻辑对历史的主导性、支配性作用。这就又一次显示出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主义倾向和历史唯心主义立场。恩格斯试图以唯物主义方式重新解读这个观念，但没有注意到要对黑格尔的“泛理性主义”倾向进行批判性考察。如果说，恩格斯赞同这个观念，那么，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从来都不感兴趣，而是注重历史与逻辑的异质性和差异性。
第六，强调黑格尔哲学的大部分研究对象都可以让渡给实证科学，从而断言哲学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这样一来，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就被非哲学化和实证科学化了。
第七，认同黑格尔关于必然与自由关系问题的论述，将自由问题从本体论领域还原为单纯的认识论领域。
这一阐释路线经过普列汉诺夫、列宁，再到斯大林，被固定为传统教科书体系。就是说，“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者的“权威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形成的；将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和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就形成历史唯物主义。这条阐释路径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至于迄今为止的马克思哲学教科书体系仍然以此为主导。
需要说明的是，广义理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应该包括从“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主义”。在这里，我们只想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这几个概念的流变。
第一，根据高放教授的考证③，“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考茨基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三次提到“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无政府主义对立起来：（1）巴枯宁先生，这位无政府主义的权威人物，试图与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相对立，从而制造革命；（2）我们自己阵营里的反对者，现在也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旗帜周围；（3）今天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可以找到马克思最顽强的反对者，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真正的激进主义。不过，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只是作为定语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因为这里出现的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旗帜”、“马克思主义阵营”等。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概念最早应该出现于1881年。1881年2月16日，俄国革命者查苏利奇写信请求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前景发表看法时提到，那些鼓吹“农村公社注定要灭亡”的人，自称是“你的学生和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回信，马克思写了三个草稿。其中，第二个草稿（共五点）的第二点说：你信中讲到的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俄国人，我毫无所知。现在与我保持个人联系的一些俄国人，是持同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俄国人完全相反的看法的。④
那么，作为名词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何时？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应当说是1882年。因为自1882年起，恩格斯也使用“马克思主义”提法：“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⑤
第二，“列宁主义”概念最初是作为贬义词出现的。1903年，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就用否定的口气谈到了“列宁主义的危害性”。直到1923年，布尔什维克党才赋予“列宁主义”以褒义。譬如，在《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一文中，加米涅夫是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斯大林在苏共十二大报告中指出：“在中央委员会里，我们需要独立思考的人，但并不需要离开列宁主义而独立思考的人。”显然，“列宁主义”在这里是一个褒义词。季诺维也夫断言：“列宁主义这个概念同现代共产主义是同义词。”1924年，苏共中央《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正式提出“列宁主义”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⑥。季诺维也夫说：列宁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将之凝练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第一次出现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会议文件中；但直到1938年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被经常使用。苏东剧变后，西方各国共产党不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提“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
第四，“斯大林主义”概念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1934年，加里宁在《要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一文中首次提出“马恩列斯学说”；1936年，赫鲁晓夫第一次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到1948年，季米特洛夫将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联结在一起，称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不过，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推崇“斯大林主义”的同时，西方世界则极力贬斥“斯大林主义”。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将“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并称“极权主义”（Totalitarismus）。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后，“斯大林主义”在西方世界逐渐成为一个贬义词。苏东剧变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重新评价斯大林主义的热潮。
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之特点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新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1903年梅林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发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一文。按照这个概念的广义理解，凡是马克思之后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可以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包括恩格斯在内。不过，人们对之有不同看法。在我们看来，从广义上说，“新马克思主义”是指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说，“新马克思主义”是指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又叫做“异端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持不同政见者的马克思主义”。本文倾向于狭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目的是为了将“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捷克斯洛伐克“人本主义学派”，等等。
南斯拉夫“实践派”因《实践》杂志而得名，它是指南斯拉夫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哲学派别，主要代表人物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等人认为，实践作为一种实现人的全部优秀潜能、使人深感愉快的理想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从对实践概念的这种理解出发，他们坚决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社会实践论。他们的中心议题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道主义，异化是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因而要求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建立真正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⑦
“布达佩斯学派”亦称“卢卡奇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匈牙利的一个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术派别，主要代表人物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瓦伊达等人认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在于探讨哲学本体论，而是探讨社会本体论；哲学的对象是实践，社会和历史问题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社会主义存在着异化，但与资本主义有着质的区别；社会本体论最终归宿是人的问题，因而，人的自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整个实践哲学的必然前提。
“意识形态批判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波兰出现的一个“异端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沙夫、科拉科夫斯基等人一方面批判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异化，另一方面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人道主义并试图建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⑧
“人本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捷克斯洛伐克形成的一个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派别，主要代表人物科西克在《具体辩证法》（1976）、《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激进主义的含义》（1982）等著作中力图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不过，具有更浓厚的思辨色彩，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以及葛兰西主义关系密切；并且注重论证马克思前后思想的统一性，即统一于人道主义。
总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从理论框架看，是以人为核心的哲学人本主义与实践本体论，并以异化理论为基础对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坚持以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改革方案。⑨ 从理论本质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一种旨在重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不过，它并不是统一的政治派别或学术团体，其共同点仅仅在于研究对象为马克思主义；尽管具体观点不同，但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因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从发展趋势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所减弱，然而，仍然为各国学者所重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苏东剧变以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合流。或者说，作为一种独立思潮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但它的历史影响仍然存在。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的多义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于1930年。1923年，卢卡奇、柯尔施分别发表《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以后，遭到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理论家的激烈批评。⑩ 后来，卢卡奇“一半是出于策略一半是出于诚实”（哈利迪语）作了自我批评；但是，柯尔施拒不接受批评，反而于1930年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文捍卫自己的立场，并对各种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说，现在，一场关于今日马克思主义总体状况的根本争论已经开始，（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家族内部之争已经成为次要的甚至已经消逝。在所有重大的决定性的问题上，相互对立的双方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老正统派和俄国的或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正统派的联盟为一方；以今日工人运动理论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趋向为另一方。(11) 尽管对俄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性比较来自今日俄国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反对派，然而它的作者却是一个正统的普列汉诺夫信徒，一个在哲学上站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一边的人。因而，他的批评根本不是旨在反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结构，而是只反对它的最近的滑稽形式——它似乎使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发展和继续”而是“败坏和歪曲”。(12) 就是说，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已经不再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与第三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而是在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的。由此可见，在这里，柯尔施不仅明确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而且第一次从思想路线角度揭示它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定思想内涵。
然而，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当时并没有流传开来。直到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1955）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专门论述后，才引起了较大反响。在那里，梅洛-庞蒂不仅继承了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而且第一次明确把卢卡奇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历史和阶级意识》称为“西方共产主义的《圣经》”；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容归结为四个基本方面：一是突出“主体—客体相互作用辩证法”，否认自然辩证法存在，强调主体能动作用；二是强调“意识形态理论”，为意识形态恢复地位；三是重建“实践哲学”，并把阶级意识等同于实践；四是严格区分自然与历史，注重历史偶然性，宣扬历史相对主义。(13)
尽管卢卡奇本人否认自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存在，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西方世界得到了广泛流传，这得益于安德森(14) 和阿格尔。当然，他们对其含义作了某些修正。例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中，安德森不仅扩大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也包括在内；而且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主题转换和区域西移，即“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重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而“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15)，并从中东欧转移到西欧；此外，它还是一个世代性概念。可见，他改变了柯尔施、梅洛-庞蒂等人从思想路线角度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再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中，阿格尔也对柯尔施、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作了修正：一是消除了地域性含义，强调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他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内涵的马克思主义。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不论它诞生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具有这些意识形态特征，都可以而且应当被包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内。二是不再从思想路线角度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归结为与列宁主义的对立。三是把某些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如帕西（Enzo Paci）等人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16)，也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
总起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可以归结为四种不同用法：
第一，纯粹地域性概念：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例如，原南斯拉夫学者格尔科奇科夫将马克思主义分为三类：一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原苏东、中国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二是“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独立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包括共产党的理论）。中国有些学者，如张本建议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将西方共产党的理论纳入其中。
第二，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特定思想内涵：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对立的特征。例如，柯尔施、梅洛-庞蒂就是从思想路线角度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再如，雅各比在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撰写辞条时也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体系已汇集成为向列宁主义挑战的政治体系。中国有些学者，如陈学明主张回到柯尔施、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用法，并认为它有四个优点：一是这个用法是原本意义的，其他用法都是从这个用法演化而来的；二是他们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或主要代表人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规定更具权威性；三是这个用法既包含地域性含义又不以此为限，内容比较全面；四是他们从思想路线角度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定思想内涵。因而，他们的揭示是实质性的，而安德森的概括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17)
第三，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主题转换和世代更替。例如，安德森将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分为三个传统：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二是斯大林主义；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有些学者，如徐崇温在改造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用法基础上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并指出了他所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与安德森用法的区别。(18)
第四，非地域性的纯粹意识形态概念：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新马克思主义”。例如，阿格尔认为，凡是超越第二国际“科学的社会主义”、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论它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可以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有些学者，如李忠尚主张用“新马克思主义”来代替“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应具有以下三个基本规定性：
第一，既有地域性限制，又有特定思想内涵——它是产生于西方并发展于西方的一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它就既不同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包括西方共产党的理论。
第二，既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又主张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多元化——它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但又用各种西方思潮来重释、补充、完善、修正、重建马克思主义。这样，它就既不同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国外马克思学。
第三，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判现实社会主义；既批判工业文明，又反思人类文明本身——就批判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而言，它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就批判现实社会主义而言，它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样；就批判人类文明本身而言，这是它自己的特色。
因而，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体系庞杂、观点各异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混合的、具有国际性影响的社会思潮。如此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就应该包括：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例如，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柯尔施的总体性理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布洛赫的希望哲学，等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期发展与第二期发展(19)；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等等。这样，我们所理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不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学”，但包括“后马克思主义”。
四、“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的崛起
据说，“马克思学家”概念最早是由苏联学者梁赞诺夫提出的(20)。后来，俄国学者博尔迪烈夫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为“苏联马克思学的新成就”(21)。不过，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学”（Marxologie; Marxology）概念，最早来自吕贝尔1959年创办的《马克思学研究》（Etudes de Marxologie）。他说，马克思的大量思想遗产、社会活动、众多门徒、著作发表史、迄今尚无可靠的著作全集，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使得马克思学研究成为必要。因而，《马克思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意识形态化”。(22) 1962年，波亨斯基在《苏联学：政治与现代史》中区分了“马克思学”（Marxologie）、“列宁学”（Leninologie）、“苏联学”（Sowjetologie）三个概念。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23)，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热”(24)，使“马克思学”概念广为流传。1974年，波亨斯基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科学或信仰》中又区分了“马克思学家”（Marxologen）、“列宁学家”（Leninologen）、“苏联学家”（Sowjetologen）三个概念。1975年，《大拉鲁斯法语辞典》将“马克思学”概念收为词条；1981年，这个概念又被收入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百科全书辞典》。
据介绍，1959—1970年，吕贝尔与苏联马克思学家相安无事，而且还进行了直接的学术交流；苏联学者也接受了“马克思学”概念，例如，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主编的《伟大的遗产》（1969）一书多次使用“马克思学”、“马克思学研究中心”、“苏联马克思学”等概念。但是，“反恩格斯宣言”事件导致了苏联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学”的系统批判(25)。
事实上，“国外马克思学”并不是统一的学派或系统的学科，共同性仅仅在于研究对象；但是研究对象又非常广泛：既包括“MEGA”的编辑出版，又包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文献考证、文本解读；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又包括两者思想差异的分析；既包括马克思所有后继者思想的考察，又包括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差异的辨析。概言之，“国外马克思学”就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著述、著作版本、思想发展、理论观点、学术关系，以及马克思所有后继者思想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差异进行跨学科、超党派、纯学术性的研究。因而，它首先是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学、文本学研究，因而它包括“恩格斯学”；其次是研究马克思所有后继者思想的研究，并且是对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差异的分析，因而它又是“马克思主义学”（Marxistologie）(26)。
从广义来讲，“国外马克思学”的历史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27)
第一个阶段，萌芽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末）。
据不完全统计，1883年以前，公开出版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有20多种；而1883—1904年间，仅在德国出版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就达280多种，其中，1895—1904年不到10年就达214种。(28) 1914—1925年，俄国以外的欧洲国家出版了740种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其中，19种介绍马克思生平学说，64种是关于马克思传记资料和研究性文章。(29)
但是，早在《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哲学》（1871）一书中，巴尔特就批评了恩格斯；到《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史》（1890）一书中，他又试图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这是国外马克思学的主要论题之一。后来，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社会基础》（1898）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危机”；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和比利时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德曼的《社会主义与心理学》（1926）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这些是国外马克思学出现的动因之一。格律恩堡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10—1930）和梁赞诺夫的“MEGA”编辑工作，则为国外马克思学提供了学术规范。
第二个阶段，形成期（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有三个标志。
一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30)，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视。他们夸大马克思早期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并提出了“两个马克思”问题——这是国外马克思学的主要论题之一。德曼的《新发现的马克思》（1932）和马尔库塞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1932）等文章，都宣称在“手稿”中“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
二是形成了国外马克思学研究队伍，出现了一大批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著作。例如，法国马克思学家科尔纽的《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从黑格尔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1934）、《马克思和1848年革命》（1948）、《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论文集》（1949）、《马克思和现代思想的发展》（1950）、《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1955）、《马克思恩格斯传》（3卷本，1955）、《马克思的思想起源》（1957）等；法国马克思学家吕贝尔的《马克思著作目录》（1956）、《马克思：思想发展史概论》（1957）等；德国马克思学家费彻尔的《从马克思到苏维埃的理论》（1956）等。此外还有《从黑格尔到尼采、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洛维特，1950），《马克思：国民经济学和哲学》（梯尔，1950），《辩证唯物主义》（维特尔，1950），《青年马克思：走向共产主义之路》（布罗伊尔，1954），《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朗格，1955），《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伊波利特，1955），《马克思的思想》（卡尔维兹，1956），《当代争议领域中的路德与马克思》（舒尔茨，1956），《青年马克思的人的概念》（梯尔，1957），《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的人本主义社会学方法论》（莱希，1957）等。
三是创办国外马克思学研究杂志。例如，费彻尔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1954），尤其是吕贝尔创办的《马克思学研究》（1959），标志着国外马克思学的真正形成。
第三个阶段，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的问题更加广泛和深化。这个时期，人们从各个方面研究马克思思想及其演变，而且对马克思著作中的概念、范畴深入研究。例如，德国学者门克的《有关赫斯的研究资料》（1964）、《哲学与社会主义文集》（1980）；以色列学者阿维内里的《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1968）、《赫斯：共产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先知》（1985）；希腊学者阿克塞洛斯的《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与技术》（1976）；等等。
二是加大了对恩格斯的研究：不仅出现了“恩格斯主义”概念，而且出现了第一部以马克思、恩格斯对立为主题的著作，即莱文的《悲剧性骗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1975）。
三是国外马克思学家队伍更加壮大，并出现了一大批国外马克思学著作。例如，《马克思主义：历史与批判研究》（李希特海姆，1961），《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麦克莱伦，1969），《社会主义与伦理学》（吕贝尔，1970），《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费彻尔，1971），《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麦克莱伦，1979），《意识形态概念》（拉瑞恩，1979），《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思想》（亨特，第1卷1979；第2卷1984），《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麦克菜伦，1980），《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矛盾和异常》（古尔德纳，1980），《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海尔布隆纳，1980），《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卡弗，1982），《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帕雷克，1982），《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卡恩，1982），《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拉瑞恩，1983），《马克思：一种人的实在性哲学》（亨利，1983），《马克思的方法、认识论和人道主义》（卡恩，1986），《马克思主义与历史》（里格比，1987），《马克思与伦理学》（卡恩，1988）等。
第四个阶段，转型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是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Amsterdam）1990年10月成立。成员单位有：柏林布兰登堡州科学院“MEGA”编辑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和研究中心（隶属于弗里德里希—艾尔伯特基金会），俄罗斯社会史与政治史国家档案馆。主要使命是组织编辑出版“MEGA2”，1995年调整为114卷123册；迄今为止，已经出版57卷；30卷在编；27卷待编。
二是更加重视文献考证和文本解读。例如，《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考证研究。
三是出现了一批新的国外马克思学著作。例如，《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洛斯－兰迪，1990），《恩格斯生平与思想：重新解释》（亨利，1991），《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形成：历史、辩证法与革命》（里格比，1992），《马克思的观念理论》（托兰斯，1995），《后现代马克思》（卡弗，1998），《马克思的复仇》（德赛，2002），《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洛克莫尔，2002），《政治理论中的人》（卡弗，2004），《更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十三个尝试》（豪克，2005），《不同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莱文，2006）等等。
综上所述，广义的“国外马克思学”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31)：
一是抱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明确目的研究国外马克思学说的学者。例如，胡克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933）、《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马克思思想发展研究》（1936）、《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等著作中，按照实用主义精神诠释马克思主义，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化。
二是对社会现实有不满情绪，有改变资本主义弊端的愿望，试图在马克思思想中寻找精神资源的知识分子，如哈贝马斯等。
三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与思想进行跨学科、超党派、纯学术性的研究——这是狭义的“国外马克思学”，研究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外马克思学家”。例如，法国的科尔纽、吕贝尔、洛克莫尔等；德国的费彻尔、豪克、诺伊豪斯等；美国的古尔德纳、海尔布隆纳、莱文、卡弗等；英国的麦克莱伦、塞耶斯、克莱特科等。本文的“国外马克思学”主要是指这种含义。
概括地说，国外马克思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文献学考证。例如，《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的写作时间问题。二是文本学解读。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学研究。三是理论问题研究。例如，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问题，马克思思想来源问题，马克思思想发展逻辑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问题，剩余价值分配理论问题，剩余价值率向一般利润率转换问题，价值向价格转型向题等等。
五、如何看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四条路径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四条路径之间的关系
1.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异同。相同点是：都以马克思思想为主要思想来源，并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都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都具有明确的乌托邦理想。不同点是：（1）前者试图将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或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强调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践基础上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2）前者的批判对象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现实社会主义，既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又反思人类文明本身；后者的批判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3）前者的乌托邦理想带有太多的理想主义成分，譬如非压抑性文明社会、理想的交往共同体、法权共同体等；后者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主义的，譬如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等。
2.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异同。相同点是：都以马克思思想为主要思想来源，并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都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都具有明确的乌托邦理想。不同点是：后者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对象主要是现实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是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
3.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学的异同。相同点是：都以马克思思想为主要思想来源，并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不同点是：前者更侧重于“思想”，或者说，更侧重于理论阐发与现实关注；后者更侧重于“学术”，或者说，更侧重于文献考证与文本解读。(32)
（二）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大致有三种不同观点：（1）极端观点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它不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而是变成了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2）肯定性观点认为，尽管后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但它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多于偏离。所以，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至少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3）流行观点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与重构，从总体上看，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多于继承。
在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出现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因而，后马克思主义是独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另一种思潮或运动。
那么，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看拉克劳、墨菲的论述：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外在于马克思主义，它必须积极地介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介入到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的讨论中。当然，这种介入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一致性的教条式断定，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多样性的证明。他们说，目前的危险，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质话语的延续，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瓦解，没有人再相信它了；目前的危险在于，没有什么话语来替代经典马克思主义。如果一味地信仰和屈从马克思主义，到头来只能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抛弃。因而，后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当代问题出发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这必然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核心问题的解构。“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中，不可能再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主体概念，也不可能延续那种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的幻想，当然也不能再承续无对抗的共产主义社会观念，如果本书的主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它显然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33)
在我们看来，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独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思潮或运动，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的一个分支。简言之，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借助后结构主义来解构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因而，像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一样，后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新左翼思潮。但是，后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不同之处，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解构，在于它离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更远。就像伍德所说，“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是极其脆弱而疏离的”(32)。概言之，尽管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不同理解，但只有拉克劳、墨菲的激进多元民主才是典型的后马克思主义；就此而言，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超越、解构与重建。尽管拉克劳、墨菲一再强调后马克思主义既不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更不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但无论如何，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借助后结构主义来解构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离经典马克思主义已经相去甚远，与后现代主义有某些共同性，乃至表现出某些非马克思主义倾向。(34)
（三）英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关于英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目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英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一个发展阶段。这就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后，出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英美马克思主义思潮。
在我们看来，这个观点需要具体分析：诚然，将英美马克思主义笼统地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肯定是不确切的，但如果将英美马克思主义视为完全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恐怕也有问题。因为事实上，英美马克思主义包括四个分支：（1）正统马克思主义，如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韦斯特、福克斯、林赛、考德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托尔、多布、贝尔纳、默顿、霍布斯鲍姆、希尔）；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巴兰、斯威齐、布里奇曼）；美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派（伯特尔·奥尔曼、托尼·史密斯）。（2）西方马克思主义，如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霍尔、伊格尔顿、菲斯克）；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柯亨、埃尔斯特、罗默、赖特）；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墨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奥康纳尔、福斯特、柏克特、帕佩）；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詹姆逊、哈维）。（3）批判理论在美国的发展（弗雷泽、麦卡锡、凯尔纳）。（4）马克思学，如麦克莱伦、塞尔斯、克莱特科、古尔德纳、海尔布隆纳、莱文、卡弗等。由此可见，在英美马克思主义之中，既有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又有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当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除了英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多的还是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以说，英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复杂的：既不能断言说，英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一个发展阶段；也不能断言说，英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一个分支。
总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学。这四条阐释路径各有特点，不应采取“贴标签”方式简单处理，而应采取实事求是态度进行具体分析。在这里，应当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神圣化”——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是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虚无化”——用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注释：
① 除这四条路径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引起注意。例如，日本、俄罗斯、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等。
② 俞吾金、王凤才：《关于诠释学视阈中的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对话》，载《晋阳学刊》2009(5)；俞吾金：《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阐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③ 高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来龙去脉》，载《文史哲》，2001(3)。
④ 转引自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第100页，北京出版社，1995。
⑤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⑥ 高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来龙去脉》，载《文史哲》，2001(3)。
⑦ 实践派主要代表作有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1966）、《哲学和革命——对马克思的一种解释》（1975）、《革命的思想》（1978），马尔科维奇的《辩证意义论》（1961）、《人道主义与辩证法》（1967）、《科学的哲学基础》（1981），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1961）、《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979）等。
⑧ 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主要代表作有沙夫的《人的哲学》（1962）、《马克思主义与个人》（1965）、《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异化》（1977）、《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1981），科拉科夫斯基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1969）、《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3卷本，1976-1978）等。
⑨ 参见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的有关论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⑩ 譬如：考茨基于1924年6月3日在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社会》上著文批评说，柯尔施是共产主义内部的宗派；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五大”上批评说，卢卡奇、柯尔施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修正主义；德波林等人认为，卢卡奇、柯尔施是唯心主义者。
(11) Karl Korsch,Gesamtausgabe Krise des Marxismus,Band 3,S.373.
(12)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72－73页，重庆出版社，1993，译文有改动。
(13)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第423－43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4) 1962－1983年，安德森担任任《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主编。该杂志是由《新理性主义者》（汤普森创办）与《大学与左翼评论》（霍尔创办）于1960年合并而成的，宗旨是提高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创造一种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政治文化。1991年，因经费问题停刊；2000年改版后复刊。该杂志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5) ［英］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100页，高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6) 我们认为，“现象学马克思主义”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属于“马克思学”范畴。因为最早由法国学者吕贝尔于1959年提出的“马克思学”，被认为是一种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进行的跨学科、超党派、纯学术性的研究，而“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符合这个要求。
(17) 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第23－2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版。
(18)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第121－126页，重庆出版社，1993。
(19) 在几十年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为代表）侧重于批判理论建构与工业文明批判；第二期发展（20世纪60年代来到80年代中期，以前期哈贝马斯、弗里德堡为代表）侧重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第三期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以后期哈贝马斯、霍耐特、维尔默、奥菲为代表）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第三期发展不再属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是已经进入到与当代西方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因此，王凤才提出了“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政治伦理转向”、“后批判理论”[王凤才：《霍耐特与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载《现代哲学》，2007(3)]。
(20) ［苏］梁赞诺夫：《马克思主义史概论》“序言”，1928（参见杜章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家”：吕贝尔》，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5辑，1982）。
(21) ［苏］博尔迪烈夫：《马克思学的新成就》，载苏联《经济科学》，1982(5)，参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3)。
(22)(27) 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第5－6、1－14页，北京出版社，1995。
(23) 1967年6月，德国SDS学潮；1968年4月，美国反战学潮；1968年5月，法国“五月风暴”；1969年，意大利工潮。
(24) 在德国，“几乎没有一个严肃的刊物不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法兰克福总汇报》，1968-01-31）。在美国，出现了“校园马克思主义思潮”，各种激进学术团体拥有一万多名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有些还在学术团体担任主持人；创办了一批左翼学术刊物，如《每月评论》年销量达40万册以上；他们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未来学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响（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第10－11页）。
(25) 1970年5月，吕贝尔为乌培塔尔市组织的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了论文《关于“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题的几点看法》。但是，苏联东欧学者说：如果吕贝尔不撤回论文，他们就退出会议。经过艰苦谈判，最终达成妥协，吕贝尔的论文不宣读，也不收入论文集，而只供评论和讨论。1972年，吕贝尔以《“马克思主义传奇”，或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题发表在《马克思学研究》第15辑。这之后，苏联学术界就开始了对“国外马克思学”的系统批判。例如，库兹涅佐夫、切普连科断言，西方“马克思学”是“对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解释”［《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解释是毫无根据的》，载《苏共历史问题》，1983(10)；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概况及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启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
(26) 梁树发：《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1)。维辛斯基主张将“Marxology”与“Marxistologie”区分开来：前者是“对马克思著作中的理论、概念、策略、主张的系统研究……不言而喻，它的研究水准是先进的，是由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艺术家来进行的”；后者是“对各种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这些领域中所提出的、支持的或者予以传播的主张、思想和学说的系统研究。叶卫平认为，“Marxologie”既不同于“Leninologie”，也不同于“Marxistologie”。“Marxologie”与“Leniologie”都不是地域性概念，而是意识形态概念，但是研究对象不同；前者具有浓厚的哲学、经济学色彩，后者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前者集中在西欧，后者集中在美国。“Marxologie”研究对象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史、生平活动史以及与同时代人和后来人的关系史，并不能包括Marxistologie所研究的“列宁学”、“苏联学”、“卢森堡学”、“卢卡奇学”、“葛兰西学”、“毛泽东学”等内容（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第25页）。
(28)(29) 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第1－14页。
(30) 1927年，该手稿曾经由梁赞诺夫主持翻译成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但未引起西方学界注意。1932年，阿多拉斯基在“MEGA1”第3卷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为题发表手稿德文原件；同时，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迈耶尔在《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第1卷中以《国民经济学和哲学》发表这个手稿，从而引发了西方学术界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兴趣。
(31) 借鉴王瑾、聂锦芳等教授的研究成果。
(32) 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3) 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2001,p4.
(34) Ellen Meiksins 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A New“True”Socialism,introduction,Verso,1998.
(35) 王凤才：《继承与超越、解构与重建——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阐释》，见《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6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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