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历史分析的中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图书馆论文,事业论文,政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到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她的60周年大庆。共和国的60年发展需要在展望辉煌未来时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图书馆事业发展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也需要通过回顾过去才能评价得失。作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最生动的当代部分，总结和回顾60年来的图书馆事业发展，首先是需要对这60年来的事业发展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认识60年中图书馆事业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境况，总结成绩，也客观认识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和错误，这是开拓图书馆事业未来发展的必要前提。
1 建国60年图书馆事业的曲折发展历程回顾
1949年到1957年是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创阶段，通过接管和改造旧时的图书馆、调整和合并解放区的图书馆、新建图书馆，增加了图书馆数量，形成了我国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初步定点布局。在服务上，充满朝气蓬勃的政治热情的各类型图书馆在“千方百计为读者服务”的口号鼓励下，加强了图书流通工作，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图书流通的方式，积极开展服务工作，并结合时事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图书宣传和阅读辅导活动，积极进行抗美援朝时事宣传，使图书馆活动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的图书馆事业进入了稳步建设和提高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学习苏联图书馆发展的经验，提升图书馆工作和服务水平，图书馆理论研究和图书馆专业教育得以逐步展开。为了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各类型图书馆加强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并制订了全国各系统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协作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在图书馆数量上，新中国成立时接收的各类型图书馆共55个，至1957年，公共图书馆增至400所，高等学校图书馆为229所，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增至101所。
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涌起时，虽然基层图书馆为大众服务的工作从观念到方法上都有很大突破，但不切实际跃进的高指标、浮夸风也不同程度出现在图书馆建设领域，“图书馆内部管理混乱，馆藏严重丢失、缺藏；藏用矛盾突出；规章制度破而不立，无章可循。”[1]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出现了大起大落。1957年时全国县以上的公共图书馆数量还是400个，1958年就剧增到922个。基层图书馆（室）更是数量猛增，仅农村人民公社图书馆就有47万多所，1959年又直线下降为28万所；到“大跃进”结束时，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又由1960年的1093所下降到1962年的541所，图书馆工作也因此而逐步趋于稳定。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受到严重破坏。“文革的前五六年许多图书馆工作停顿，图书馆处于关闭或半关闭状态，有些图书馆的藏书部分或全部散失，有的甚至被烧毁；图书馆人员流失；图书馆事业的规模被缩小，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由1965年的573所减少到1970年的323所，高校图书馆由1965年的434所减少到1971年的328所；图书馆学的专业刊物全部停办，学术研究停止；北大、武大图书馆学系1966-1971年停止招生。[2]“图书馆的基本职能被扭曲为‘为阶级斗争服务’，‘阶级斗争工具论’甚嚣尘上。[3]”经“文革”大破坏，“1976年的公共图书馆数量较1960年减少了425所”[4]。而在这10年中，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发达国家已由工业社会发展到信息社会，信息已成为战略资源，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要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图书馆事业才开始进入全面恢复时期。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打开了国内图书馆界和国外同行间交流的大门，使我们看到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国外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而各项建设事业对图书馆服务的巨大需求又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国家也对图书馆事业加大了投入。1978年以后的10年时间中，“图书馆经费年平均增长率为20.5%，远远高于10年间国家财政支出年增长率，也高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增长率，即图书馆投资超前于国民经济增长”[5]；县以上公共图书馆数量，也从1978年的1256个增加到了1984年的2217个，到2006年底已达到了2777个。图书馆工作手段实现了计算机化和网络化，馆藏资源数量增长加快，数字化图书馆建设进入了实用化阶段，以“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为代表的图书馆协作组织的建立和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建设则标志着中国图书馆事业社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图书馆事业的法制化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2 我国图书馆事业社会定位的特殊性和制度建设的缺失
从60年图书馆事业曲折发展的历程，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进过程中的阶段性痕迹，这种吻合的本身就证明了我国宏观社会政治环境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过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制度体系设计本身具有较大的缺陷。
“图书馆制度属于制度安排的范畴，即国家及其政府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的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6]”公益性的图书馆的设置保障了公民的信息获取权，体现了政府制度安排的正义性，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图书馆是公民政治制度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证公民的权力，无一不是通过严密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公民利用图书馆的权力。“为图书馆的存在和进步给予了适应政治民主和人权发展理念的制度保障，纳入了民主政治制度系统建设的范畴，图书馆的工作目标必须也只能围绕着民主、公民权利和开放的思路不断调整和进步，因而，西方图书馆可以通过《公共图书馆宣言》向世界宣告：‘每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而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馆藏资料和图书馆服务不应受到任何意识形态、政治或宗教审查制度的影响。也不应屈服于商业压力’。上述宣言的基本内容在西方图书馆实践中被有形的工作方式、服务制度和工作原则所保证和实现，已内化为图书馆工作者的职业精神”[7]。有关图书馆事业的法律制度和图书馆业者的职业自觉，成为图书馆事业能在人本主义思想指导下按自身规律发展的双重保障。
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肇始于清末对西方图书馆制度的考察，期望通过引进现代学堂制度和图书馆制度“输入文明，开通智识”，认为“图书馆之性质，不在培养一二学者，而在教育千万国民，不在考求精深之学理，而在普及国民教育。[8]”把引进西式图书馆作为教育救国的重要途径加以宣传和推广，在这种思想背景下，20世纪20-30年代曾掀起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了图书馆以新的定位，作为建国临时大宪章的《共同纲领》第41条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这标志着“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图书馆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图书馆成了广大人民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9]。图书馆的地位也在这时得到中央政府的充分认可，认为“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是现代国家必设的文化机构”[10]。但其后的事业实践却是把图书馆作为教育人民的机构，是教育和宣传机构的一部分，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在其后“政治挂帅”的年代，图书馆则成了无所不在的政治的附庸，图书馆员也成为政治进军征程中的马前卒。对图书馆事业和工作的评判标准也只能是“政治正确性”和“政治效益性”，这样，图书馆事业就注定要成为漂荡在政治浪潮风口浪尖上的浮萍。
这种新的社会定位在图书馆事业中的体现，明显地与西方民主国家或中华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努力保持职业理性、保持与政治的距离不同，新中国成立后的图书馆是较积极地参与甚至迎合政治形势的[11]，是主动地“较多地关注政府政治目标的应对和机构的扩张，不断强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区分服务思想，总缺少把图书馆作为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平台来建设以保障公民知识权利的统筹考虑，图书馆在政治与现实的博弈中时兴时衰，实际上已逐渐淡出社会公益教育的中心，在社会机构分类管理的层次比重趋向边缘化。[12]”其结果，使图书馆事业发展在宏观表现上是深受政治运动的冲击之害，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因为缺少法理基础而不得不依托于机构化的存在方式……只能借助区分服务的形式争取领导和社会强势群体的重视和支持，博得继续存在的一席之地。[13]”在政治运动的年代去迎合政治，在以经济建设为发展中心的时代里去迎合经济利益，“图书馆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把‘为领导决策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当作搪塞‘为公众服务’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甚至将此类口号写入全国性公共图书馆会议文件中。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口号的实质，其实是使公共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向信息强势人群倾斜。[14]”如近年来政府部门对图书馆的评估促成了大量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一大批作为“城市标志性建筑”、“文化标志性建筑”、“大学标志性建筑”的图书馆矗立起来，一些县区图书馆的楼也越盖越豪华[15]。这些都是一种缺少制度保障的社会事业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本能的自保，属于职业上的非理性表现。
3 打破单位化体制束缚是促进图书馆事业社会化协作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组织形式，除城乡二元结构、社会生活政治化外，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社会的单位化。新中国以单位制度取代了以往的具有较明显民族传统特征的家族和氏族而成为维持政权和社会运转的基本单元，单位成为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中的基本构成。随着上世纪50年代过渡阶段的提前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的完成，单位制度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每一个单位都是由一些由政府授权的精英人物或依附精英的人物控制的小型社会[16]。单位本身的权利和利益趋向使它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内敛性和排外性，即使是上下级单位和同行间也不例外。这种单位化的形成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就是割裂了图书馆间的内部联系，每一个图书馆除了具有“守土”的忠诚外都不再有兴趣和同行进行更多的合作。“图书馆大小机构众多，割裂分立，未形成全民素质教育的制度平台和资源共建共享的统一整体，作为政府行政行为的附庸，无法有效操作和实现图书馆整体的社会性目标。[17]”这成为长期以来我国图书馆界协作共享滞后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我国普及图书馆社会信息保障意识和建立现代化图书馆制度必须面对的现实。虽然现在我们已借助于政府的推动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了较大范围和较深层次的图书馆资源共享和协作，并尝试在制度上保障和促进这种共享协作，但这种基于外部推力实现的协作还远不足以实现社会进步对图书馆的服务要求。
4 借鉴西方现代图书馆制度，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事业价值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60年历史发展证明，凡是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导致社会政治气氛紧张的时期，也是图书馆事业偏离自身发展轨道、事业发展被破坏的时候；凡是全社会一心一意搞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界干扰和政治控制较弱）的时候，就是图书馆能更好地按自身的发展规律得到较快发展的时期。目前在我国图书馆界已普遍认识到，无论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基础的西方图书馆制度设计，还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图书馆事业，除政治旨趣的差别之外，其工作方法、服务方式、管理制度都是基本一致的，具有相似的内在的事业发展规律，也有共同的职业价值观，这些职业价值观是保证图书馆事业正常发展的基础。在以技术为工具的和人文的技术手段为主体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中，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在事业发展中的影响，经常会干扰图书馆事业的科学发展，这与列宁、斯大林基于意识形态对自然科学发展的认识是相类似的[18]。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就是揭去强调意识形态的面纱，从制度层面认识到图书馆的设置是要实现公民的知识自由权利的保障、知识平等权利的保障、知识共享权利的保障和知识休闲权利的保障[19]，结合中国国情，借鉴西方的图书馆价值观和制度设计，构建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图书馆事业的制度体系，这是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必补之课。
5 尝试建立多元化的图书馆事业建设和管理机制，探索图书馆事业发展之路
西方近代图书馆产生于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得以普及的环境中。近代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出现为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提供了需求空间和物质基础，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倡导的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等人文观念与理想国构想是近代公共图书馆产生的理论基础，基于民权的法律体系、多元化的社会权力产生和监督机制则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的保障。近现代西方“官办公共图书馆采取的是政府有限权力管理与公民自治结合的管理模式。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向下负责的机制，理事会中的市民代表经常收集市民读者的意见。市民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图书馆的辅助经费，这些都是促使公共图书馆必须倾听市民意见，使其办馆方向与市民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取得一致的措施。社会舆论、媒体有监督政府正确管理图书馆的权利，因此要解决公民知识权利与政府之间、与公共图书馆自身权利之间的矛盾，其机制是畅通的”[20]，公共图书馆的设立是从民间自发创办与官方重视这两个渠道逐渐汇合而达成共识的产物。
而我国社会长久以来具有顽固的一元化政治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也依然是继承了这种高度的一元化社会结构体系。晚清以降，在我国“无论是图书馆的创建还是管理都被官方一手包办。这样，图书馆的开办被认为是官方的恩赐，也成为一种对民众进行思想教化、控制的工具：统治者要在哪里建图书馆，要采取什么方法、选择什么样的人来管理图书馆，利用图书馆对民众灌输什么，以达到什么目的，要买什么书，什么书不能流通，完全是统治者的事，人民没有权利过问，他们对知识信息的接受与否自由选择的余地也很小。这就是中国官本位专制文化制约下公共图书馆的发展逻辑。[21]”如果单独对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前后存在着明显差别：1978年以前是强调“政治挂帅”下的僵化单一的文化建设事业指导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继续强调党的一元化政治领导下，则是图书馆事业建设资源投入、管理方式、评价机制的逐步多元化，是以“三个有利于”这样的标准对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文化事业进行更合理的目标管理。
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现代企业制度的设计是利润和社会责任的结合与优化，现代图书馆制度也应该是其社会知识信息保障效果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优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知识信息保障是我国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在此以外，中国的图书馆和西方国家的图书馆没有本质区别，其评价体系也不应有差别。作为现代社会图书馆事业无差别的一般价值体系，图书馆的设立和管理、运行、评价都属于这个范畴，西方图书馆事业先进国家对图书馆设立、管理、运行、评价的经验一样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当前我国的经济成分已实现了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为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活力，极大提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那么在图书馆事业领域，在坚持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引进多元化竞争机制，也一定会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生促进力量，实现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共建，实现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化。
收稿日期：2009-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