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石刻艺术四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石刻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法 K877.4文献标识码 A
最近，笔者以“六朝陵墓石刻艺术”为专题，组织中国美术学院史论系学生做为期10天的田野考察。地跨江苏丹阳、句容、江宁、南京四市县，足迹遍历数十个乡镇与村庄，日平均步行20余里，逐一勘察、目验、记录、测量、拍摄六朝石刻，对已经所知或重新获得认识，或有若干勘误补阙。兹将个人考察与研究点滴记录于下，就教于诸位方家。
六朝石刻觅何处
六朝石刻伫立于世已1400～1500年，从考古发现看，所谓六朝石刻实际应称为南朝石刻。清同治年间莫友芝撰著《金石笔谈》，首次著录南朝石刻8处。至宣统末年，张璜撰《梁代陵墓考》，录有陵刻14 处。近代学者、浙江海盐人朱希祖、朱偰父子，致力于六朝史迹的调查与研究，开启六朝文物古迹探研的一代学风。1933～1935年朱偰德、奥籍友人Metzener和Strassl一同调查、记录了南京、 丹阳等处散见六朝石刻，共得28处，集录于朱希祖撰写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注：朱希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央古物委员会1935年。），次年朱偰刊印的《金陵古迹图考》第五章《六朝陵墓》及《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注：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建国后，朱偰又先后撰写《丹阳六朝陵墓的石刻》（注：朱偰：《丹阳六朝陵墓的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 《修复南京六朝陵墓古迹中重要的发现》（注：朱偰：《修复南京六朝陵墓古迹中重要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 《齐梁二代石刻和雕塑的评价》等若干论文，对六朝石刻进行论述研究。尽管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朱氏父子的考证不免有错讹和商榷之处，但他们切实的田野调查记录，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建国后的六朝陵墓及石刻调查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知道，汉魏以降大家族墓地普遍兴起，南朝沿袭前风，回归故里、聚族而葬之制也广为流行，故尔在南朝大地留下了片片族墓，如南京蒋山（即钟山）之阳和鸡笼山之阳东晋帝陵、老虎山颜氏墓地、戚家山谢氏墓地和象山王氏墓地等。至于南朝帝陵，则分别设于南京、江宁和丹阳三地，其中宋、陈二朝帝陵集中于南京、江宁一带。现存石刻者有刘裕陵、刘义隆陵和陈霸先陵三处。
齐、梁二朝皇帝因皆为南兰陵（今江苏丹阳市）人，死后悉归葬故里，故二朝帝陵咸集丹阳，且多存陵刻，以至丹阳境内现存石刻达11处之多，占全部南朝石刻的三分之一，而其中有9处为齐、 梁帝陵石刻，独占现存南朝帝陵石刻的四分之三。
但与上述帝王归葬故里相反，梁朝王公贵族则多葬身都城建康一带，组成大型的梁朝皇室成员墓地，仅以栖霞山到太平村的10平方公里范围计，竟聚有萧梁王侯墓9座之多，地面上也相应留下大量墓刻。 同时在江宁淳化、上坊、仙鹤门等地，也散布南朝石刻多处，墓主或为齐梁王室，或失名无考，它们同南京尧化门、栖霞山一代的梁王侯墓刻，共同构成南朝石刻的另一独特景观——王侯大臣墓刻，与丹阳齐、梁帝陵石刻遥相对应，竞相争辉。梁南康简王萧绩独葬句容狮子乡，在梁皇室成员中是个例外。
石刻作为陵墓标识的作用，多年来，考古学家正是以这些地面石刻为基本线索，调查并发掘了丹阳建山大墓、胡桥大墓、南京西善桥大墓、江宁灵山大墓等等，它们多数被认定为南朝王陵，有宽敞的墓室、延至墓外低地的排水沟，内壁以整齐排列的花纹图案砖砌成，题材为《车马出行》、《羽人戏虎》、《竹林七贤》等等，尤以《竹林七贤》题材风靡一时。长长的墓道两侧则对称排列披甲武士、狮子等类画砖，形成地下的仪卫行列，与地面陵刻相映成辉。
六朝石刻知多少
六朝石刻数目几何，似乎一直是个变量，原因之一是不断有新的发现，之二是也不断有新的毁坏或倒伏、覆埋。依罗宗真《六朝考古》和曹者祉《陵墓石刻艺术》的介绍（注：罗宗真：《六朝考古》，第6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曹者祉：《陵墓石刻艺术》，林树中、马增鸿主编《六朝艺术》，第140页，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 均言迄今已经发现六朝石刻33处，南京11处，江宁9处，句容1处，丹阳12处，而通过此次田野考察，我们就获悉丹阳现存石刻仅11处，原位于胡桥赵家湾的齐高帝萧道成泰安陵石刻已于1968年毁掉（注：此说为丹阳市文化局文物科提供的资料，据朱偰《丹阳六朝陵墓的石刻》一文云：泰安“陵前遗物仅存石麒麟2，左右两个，都已残毁， 因此也无从测量。”看来2兽早在4、50年代就已残毁甚重了。）。又如据罗书载江宁麒麟门灵山，地面曾有石辟邪一，但灵山寻访半日，终无所得，当地老人皆言幼时曾见，现已无存。因此曾经发现石刻和现在地面实际是否尚存石刻是有区别的。在10天的考察中，除路途较远、分布零散的几处墓柱、石兽未及足历外，我们大都“按图索骥”，一一勘考，共录南朝石刻凡69件，其中不乏上述那种偶有所“失”，也或颇有新“得”，于以往所知并非无补。现以此次考察记录为基础，结合诸家所记，分列南朝陵刻和墓刻二表，昭明诸般石刻的现存地点、数目、年代等情况，以为南朝石刻考察和研究的后来人提供一种参考（表一、表二）。
表一／／ 现存南朝帝陵石刻简表
陵 名 现 存 陵 刻
宋武帝刘裕初宁陵石麒麟2.其中西麒麟体长3.1、高
2.52米;东麒麟体长3.39、高2.85
米.
宋文帝刘义隆长宁石麒麟2.其中西麒麟体长3.19、
陵 高3.12米;东天禄体长3.13、高3.
02米.
丹阳陵口石刻石麒麟2.其中西麒麟残长3.8、高
3.1米;东天禄长3.9、高3.55米.
齐宣帝萧承之永安石麒麟2.其中西麒麟头已失,体长
陵 3.06、高3.12米;东天禄体3、高
2.72米.
齐武帝萧赜景安陵石麒麟2.其中西麒麟风化严重,残
长2.6、残高2.2米;东天禄保存较
好,长3.2、高2.8米.
齐景帝萧道生修安石麒麟2.其中西麒麟体长3.07、
陵 高2.45米;东天禄长3.12、高2.84
米(基座不计).
齐明帝萧鸾兴安陵石麒麟2.其中南麒麟体长3.26、
残高2.59米;北兽仅存残块.
齐废帝东昏侯萧宝石麒麟2.其中西麒麟现半埋土中;
卷陵东天禄体长2.35、残高2.23米.
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现存石刻共8件.其中南麒麟体长
3.32米、残高2.58米,头顶部断残;
北天禄体长3.1、残高2.3米.
梁武帝萧衍修陵 石兽1,为天禄,居北,体长3.1、高
2.8体.
梁简文帝萧纲庄陵石兽1,后部断失,仅有完整前部,
为天禄,居南.
陈武帝陈霸先万安石麒麟2.其中南麒麟长2.98、高
陵 2.28米;北天禄长2.82、高2.56米.
陵 名 时 间地 点
宋武帝刘裕初宁陵422年江宁麒麟门麒麟铺.
宋文帝刘义隆长宁453年南京尧化门甘家巷
陵
狮子冲(现新杨鱼场
旁).
丹阳陵口石刻 丹阳陵口镇上萧梁河畔.
齐宣帝萧承之永安479年丹阳胡桥张庄村(距
陵
胡桥镇西北仅1公里).
齐武帝萧赜景安陵493年丹阳前艾乡田家村
(东距前艾镇约2～3
公里).
齐景帝萧道生修安494年丹阳胡桥仙塘湾(西
陵
距胡桥镇约1000米).
齐明帝萧鸾兴安陵498年丹阳荆林乡三城巷
(东距前艾镇约2公
里).
齐废帝东昏侯萧宝501年丹阳建山金王陈村
卷陵 (西北距建山乡约3
公里).
梁文帝萧顺之建陵502年丹阳荆林乡三城巷
(东距前艾乡约2公
里),南与萧鸾兴安
陵毗邻.
梁武帝萧衍修陵 549年丹阳荆林乡三城巷,
南与萧顺之建陵毗
邻.
梁简文帝萧纲庄陵552年丹阳荆林乡三城巷,
南与萧衍修陵毗邻.
陈武帝陈霸先万安559年江宁上坊石马冲(距
陵
上坊镇仅约300米).
陵 名 备 注
宋武帝刘裕初宁陵
宋文帝刘义隆长宁
罗书记为一残一毁,实际上这里二石刻保存之良
陵 好、雕刻之精美为南朝石刻之最,其中一天禄虽
曾于脖颈处断残,但现已修复.
丹阳陵口石刻
地处齐梁陵区之南入口,雕刻体量最大.
齐宣帝萧承之永安
萧承之生前未做皇帝,乃其子萧道成即皇位后追
陵 尊.另外,其陵旁赵家湾原有齐高帝萧道成泰安
陵,存2兽,1968年毁.
齐武帝萧赜景安陵
齐景帝萧道生修安
石刻保存最为完整.
齐明帝萧鸾兴安陵
齐废帝东昏侯萧宝
一般称金王陈村佚名齐陵石刻.
梁文帝萧顺之建陵
为南朝帝陵石刻保存数目最完整者.萧顺之生前
未做皇帝,为萧衍即位后追尊.
梁武帝萧衍修陵 保存甚为完整.
梁简文帝萧纲庄陵
保存前半部,但甚精.
陈武帝陈霸先万安
注：以上按帝陵建制的石雕凡存12处，其中陵口1 处为齐梁陵之茔户守
卫，非为专一的某帝陵刻，故所存帝陵石刻实为11处，其中江宁2处4件
，南京1处2件，丹阳8处20件，另加陵口2件，合为22件。保存南朝帝陵
石刻总数为28件，本次考察一一足历。罗宗真《六朝考古》曾有陵刻15
处，其中东晋恭帝司马德文冲平陵玄宫石碣，非为南朝帝陵石刻，丹阳
萧道成泰安陵刻已毁，麒麟门灵山陈茜陵小辟邪一已不存原处，故皆不
作现存帝陵石刻遗迹计。
表二／／ 现存南朝王侯贵族墓刻简表
陵名 现 存 陵 刻
水经山南朝佚名 石辟邪2.其中南兽长1.99、高
墓 1.42米,北兽长2米、高1.45米.
烂石弄南朝佚名 石辟邪2.为蹲姿,其中南兽残甚,
墓 北兽体长1.45、高1.5米.
佚名南朝石刻石辟邪2,柱1.其中东兽长1.39、
高1.3米;西兽长1.6、高1.38米.
佚名南朝石刻石柱1.
佚名南朝墓刻石辟邪2.
佚名南朝墓刻石柱1.
佚名南朝墓刻石柱1.
梁简桂阳王萧融 石辟邪3,其中东兽长3.8、高3.26
墓 米;西兽长3.28、高3.12米,西兽前
另有小辟邪1.
梁安成康王萧秀 石刻共存8件,包括柱础2件(其中1
墓 连柱)、碑4、石兽2,其中东兽长
3.41、高2.96米,西狮长3.58、高
3.06米.
梁始兴忠武王萧 石辟邪3,碑1,其中小辟邪2,大辟
憺墓 邪头部残,身长4.13、高3.3米.
梁都阳忠烈王萧 石辟邪2,其中东兽长3.64、高3.16
恢墓米;西兽长3.62、高3.26米.
梁吴平忠侯萧景 石辟邪1,柱1.其中辟邪长4.09、
墓 高3.52米.
梁临川靖惠王萧 石辟邪1,龟跌及碑2.墓柱2,其中
宏墓辟邪长3.3、高2.88米.
梁建安敏侯萧正 石辟2,柱2,南辟邪长2.2、高1.95
立墓米;北辟邪长2.15、高2米.
梁南康简王萧绩 石辟邪2,柱2.其中东兽长3.9、高
墓 3.4米;西兽长3.86、3.38米.
梁建安郡王萧伟 石柱2.
梁新渝县侯萧石柱1.
陵名时间地点
水经山南朝佚名 494年丹阳埤城镇巨竹
墓
村前(此距白龙寺
约1.5公里).
烂石弄南朝佚名 494年丹阳建山乡烂石
墓
弄,北距巨竹村仅
10分钟行程.
佚名南朝石刻年代不详 江宁上坊陵里侯村.
佚名南朝石刻年代不详 江宁淳化后宋墅村.
佚名南朝墓刻年代不详 江宁县江宁镇方旗庙.
佚名南朝墓刻年代不详 南京笆斗山徐家村.
佚名南朝墓刻年代不详 江宁县官塘镇耿岗.
梁简桂阳王萧融 推测约当梁天 南京栖霞山张家
墓 监初年
库南京炼油厂小
学校院内(东距甘
家巷约2公里)
梁安成康王萧秀 514年南京尧化门甘家
墓
巷小学内.
梁始兴忠武王萧 519年南京尧化门甘家
憺墓
巷西南公路旁.
梁都阳忠烈王萧 526年南京尧化门甘家
恢墓 巷西南,与萧憺
墓紧邻.
梁吴平忠侯萧景 年代不详,
南京尧化门十月
墓 至迟在518村.
年之后.
梁临川靖惠王萧 526年江宁仙鹤门张库
宏墓 村.
梁建安敏侯萧正 年代不详,
江宁淳化刘家边
立墓当死于萧 (距镇约3公里).
宏后.
梁南康简王萧绩 529年句容县石狮乡石
墓
狮村.
梁建安郡王萧伟 532年以后南京尧化门周家
墓
山老米荡.
梁新渝县侯萧年代不详,
南京甘家巷北董
暎墓 当在520-527 家边.
年间
陵名备注
水经山南朝佚名朱偰推测此墓为齐武帝孙、文惠太子之
墓子、齐前废帝郁林王萧昭业墓.
烂石弄南朝佚名朱偰推测此墓乃齐武帝孙、文惠太子之
墓子、齐后废帝海陵王萧昭文墓,为南朝唯一的蹲
姿石兽刻.
佚名南朝石刻
佚名南朝石刻
佚名南朝墓刻 未及考察,罗宗真《六朝考古》定为齐豫章文献王
萧嶷墓.
佚名南朝墓刻 未及考察.
佚名南朝墓刻 未及考察.
梁简桂阳王萧融东兽曾经修整.
梁安成康王萧秀为南朝王侯墓刻数目现在最为完整者.
梁始兴忠武王萧辟邪身体最长.
梁都阳忠烈王萧
梁吴平忠侯萧景罗著录辟邪2,残碎1.
梁临川靖惠王萧罗著录辟邪2,现仅存1,或言另一尊倒伏覆埋.
梁建安敏侯萧正辟邪现浸泡在池唐中,无法测量尺寸,依《六朝艺
立墓 术》.
梁南康简王萧绩
梁建安郡王萧伟未及考察,录自罗书.
梁新渝县侯萧 未及考察,录自罗书.
注：以上现存王侯墓共有石刻17处，其中梁王侯墓10座，佚名墓7 座。罗宗真《六朝考古》将梁昭明太子萧统墓也计算在内，合11墓，但因该墓原存1石辟邪，早已移至南京博物院，现该地已无地面遗存， 故这里舍而不计。石刻的分布及数目为：丹阳2处4件，句容1处4件，江宁6 处16件，南京8处23件，合为47件，除5柱2辟邪未考察外， 考察所得计为40件。若加在南京博物院大厅陈列的萧统墓小辟邪一尊，合为41件墓刻。
综合此次野外考察情况，结合以往若干著录图册，得知现存野外的南朝石刻共有29处75件，在四地的分布情况为：丹阳11处 26件，句容1处4件，江宁8处20件，南京9处25件。当然， 这个数字仍然可能是一个暂时的定数，考察中我们发现有几处石刻已为残块，命运难卜，而象萧衍、萧纲陵石刻，雕制精美，气魄宏伟，却仅孑然独存，另一尊或早已无寻，或仍沉埋地下，因此不能排除未来在当地发现的可能性。
回忆建国之初朱偰先生统计六朝石刻分布，仅南京一地就达18处之多（注：朱偰：《丹阳六朝陵墓的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而今已仅剩9处，残毁之速可谓甚矣。可幸的是，人民政府对这些石刻的高度重视，在1988年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南京南朝陵墓石刻”和“丹阳南朝陵墓石刻”同时榜上有名，句容1处也于次年列入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刻虽身处田野乡间，但其前都醒目地竖起保护标牌，使百姓也知之爱之，尤其是对残碎石刻也安放就位，充分体现了对石刻文物的高度重视和对艺术遗物应保存于原创地的科学态度。
六朝石刻内涵几多
我们知道，神道石刻是在中国古代石刻中占有重要比例、具有相当艺术价值的大型石雕作品，它一般集中、对称地列置于帝王贵族陵墓神道两侧，既有表饰坟垄、以壮瞻观的效用，又有很强的仪卫性、导谒性特征。
仅从神道石刻的主题内涵和组合构成看，从汉代起就因墓主人等级的高低和职守的区别而有不同设置。
六朝石刻较之东汉显然已有长足发展。首先从雕刻组合形式和设置规模看，尽管现在所见多为每墓一对石兽，但从保存最为完整的丹阳萧顺之陵石刻和甘家巷萧秀墓石刻考察，当时陵墓石刻就已达8 件之多，前者包括石兽、石柱、石碑、方形石础（上有排列不同的“T ”形凹槽若干）各1对，后者计有石兽、石柱各1对，石碑2对。 不过据大多数陵墓看，石刻均为6件，即石兽1对、石柱1对、石碑1对，由此构成南朝石刻的基本阵容和相对固定的组合形式，它较之东汉的以一对为常已显宏大，较之唐代帝陵的数十对之多，则又显单薄，实具过渡特征，然而由于魏晋时期未有墓刻，北朝陵刻也仅散见，因此南朝陵刻就成为承汉制以来发展的最为完备的陵前石刻制度，故而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陵墓石刻的典型代表。其次，从雕刻主题内涵看，主要体现在石兽设制上王陵与王侯贵族墓间的严格区分，帝陵前悉用天禄、麒麟，王侯贵族墓前则只能用辟邪，两种题材虽皆承之于东汉，但却走向制度化、规范化道路。
当然，无论天禄、麟麟还是辟邪，都属于狮类石兽雕刻，彼此的区别主要在于头顶是否有角和是单角亦或双角。东汉时期，三者间的界定是不甚明了的。据《汉书·西域传》载：“乌弋山离国有桃拔狮子犀牛。”三国魏人孟康注此条时云：“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而据《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条释：“符拔形似麟而无角。”由此可见，挑拔也即符拔，是一种似鹿而长尾的动物，有一角和两角之分，或者是一种似麟而无角的动物。又据“辟邪为古印度梵文的音译，意为大狮子”的说法（注：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第705页“石雕辟邪条”，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年。）， 这种动物似又形同狮子。记录和解释的歧异舛误，乃因为这类中国不产的动物是西亚奉送的舶来物，颇具古代传说中的瑞兽麒麟般的神异色彩，于是，辟邪也好，天鹿、麒麟也好，都是现实中无可觅得的祥瑞神异之物。对于这种创造出来的异兽神灵，考证它的命名真实或正确与否，可能会显得有些迂阔了（注：事实上，有关“桃拔”之兽的命名，可能更具汉地色彩。依周祈《名义考》卷十云：“桃拔、符祓当作桃祓、符祓，以是兽能祓除不详也。祓误作拔。曰桃曰符者，犹度朔山桃梗之意。祓除不祥，故谓之辟邪；永绥百禄，故谓之天禄。汉立天禄于阁门，古人置辟邪于步摇上，皆取祓除永绥之意。”原文未见，转引自芮传明、余太山著《中西纹饰比较》第306～3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时至南朝，汉代就有的石人、羊、马、虎及石阙等题材很少雕凿，唯有翼神兽风靡南朝帝都和帝乡，达于历史之巅峰，且制度赅备。石兽从造型分有两类：一类狮首狮足，但具有鹿之长角和长颈、麟之华翎和灵动的豹虎之躯；一类则独类雄狮。从头角细部看，有独角、双角和无角而类狮鬃披分的三种。对于它们的称谓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最终为多数学者接受的说法是：由带角者统称麒麟，双角者称天禄，二者构成一对石刻，分置于帝后陵前，无角的狮形石兽称辟邪，俗称狮子，列置于王侯贵族墓前。尽管石柱、墓碑为贵族墓葬所共有，但麒麟、辟邪的不同列置则成为墓主等级身份的明确标识，它们使用的制度划一，既表明南朝贵族政治的力度，又反映出中国神道石刻发展至六朝的水平，其对于唐陵道石刻制度化完备化的奠基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六朝石刻风格何在
如上所计，南朝现存陵墓石刻75件，其中大小石兽即占去47件，足见石兽作为南朝石刻“大宗产品”的地位，而同时它们也是南朝最富特征、最具艺术代表性的石刻作品，故这里着重讨论石兽雕刻风格与艺术特征问题。
现存全部南朝陵墓石兽，包括麒麟22件，辟邪25件，从造型看皆为扬首腆胸、四足错落的昂然行进状（仅丹阳建山烂石弄辟邪例外），但由于主题不同，两类造像从整体面貌到局部特征上都粲然有别。麒麟与天禄除角的差别外，整体造型相同，皆为嗔目张口、垂须，昂首挺胸而凹腰，两胛生羽翼，满身披麟翎，姿态灵动优美，装饰繁复华丽，又往往足不着地或足下攫掳小兽，以显其腾空起跃、轻盈快捷的运动之速；辟邪，以狮子的自然形态为主体，故遂得“狮子”之俗称，在造型上着意夸张雄狮头颈的鬣鬃，强调狮子雄强的体魄和粗壮有力的四肢，因此除几处可能因墓主等级较低而规模较小的石刻外，8 处王侯墓辟邪皆体量巨大，有过于麒麟，辟邪造型普遍作小头蓬鬣、短颈肥胸壮体，张口伸舌、卷须垂尾，前肢生翼。很显然，南朝艺匠为我们创造了两种不同特质的美：麒麟的窈窕优美、轻盈灵动、翎羽披纷，正具有它传说中神物的气质，也完美表现出它拱卫帝陵、作为高居人间、至尊神秘的帝王象征的造像主旨；辟邪作为百兽之王，展现的是神威雄武、沉浑博大、气势恢宏之美，也符合它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室贵族成员墓刻雕造的要求。
南朝最早的一对麒麟见于刘裕陵，虽然二兽造型有明显差异，但颈短项直、腹粗脊平、体围粗阔是其共有特征，可列属上述第一种类型。南京甘家巷狮子冲麒麟，学界多指认为陈茜陵石刻，笔者不欲苟同，而赞同罗宗真先生之说，认为应是宋文帝刘义隆长宁陵刻（注：罗宗真：《六朝考古》中曾援引文献，详考宋文帝、陈文帝陵墓地望，及论及此二陵与南齐诸陵刻的关系等，兹不再赘述，详参该书第71～76页。），依据主要来自对宋、齐陵刻自身的考察。审南齐陵石刻，自宣帝萧承之陵石刻起，就出现了上述第二种风格的成熟形态，此后尽管若干细部施刻不同，但整体造型悉遵此式，麒麟以作两度S形的简洁弧线构型， 收颈腆胸，沉腰隆臀，形体窈窕俊秀，逸然高拔，充满流动的韵律，具有轻盈腾跃的气质，加上兽身长翎分披，拳卷如飘动的流云，脊骨首尾相接，如长长的璎珞串饰，更赋予整尊雕刻神异的色彩。这一切一扫刘宋石刻的凝滞沉重，带来南齐陵石刻的秀骨轻风，而能够作为这两种风格间过渡的代表，就是狮子冲的刘义隆陵石刻和丹阳陵口石刻，前者整体造型尚显粗短（由其长、高比例数据可知）、体态尚有凝滞（表现在头重、颈短、臀厚等方面），但已显出向修长优美发展之势（主要是上脊下腹的拉长、体围趋向匀细），头身的装饰繁复华丽，为现存麒麟之最，也是南齐陵石刻装饰的典范（注：《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云：宋长宁陵“麒麟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者。”）。
萧梁石兽，现存仅3处4件。梁文帝萧顺之陵石兽因是梁始建之石刻，风格一如南齐，至近50年后的萧衍修陵，石兽造型才有所变化，主要表现为：头硕重，颈粗长，前胸肥阔，后腿缩削，身体低长，整个造型重心集中于前部，呈现雄武壮阔、豪迈有力的态势。其后未久的梁简文帝萧纲陵石兽，虽仅残存前半躯，同样具有强悍威猛之势，无疑它们是在南齐石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变体风格。导致南齐石兽向萧梁石兽转变的原因，可能与佛教造像（也包括绘画）中“秀骨清像”风靡一时后的消声匿迹一样，主要是受了北方民族文化与艺术再兴的影响，而这一点是以往学者甚少注意到的。其实，检审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艺术的发展，莫不呈一种此涨彼伏、相互交流与影响的趋势。
陈朝的陵前石兽仅存万安陵1处，造像头阔颈粗，胸臀圆壮， 兽身一无雕饰（或原来风化或施饰甚少），应是萧梁石兽的继承发展之例。从南朝造像的发展轨迹考察，足以代表南朝石刻风格的南齐陵石刻至此已尽失其风韵，并将随隋唐盛世的到来而融入新的内涵与风格，笔者认为，兴雕于万安陵之后的陈文帝陵石兽不应具有甘家巷狮子冲麒麟那样的风貌，若将其视为已呈南朝陵石刻衰退之势的陈茜陵石刻，不符合南朝石刻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是唐突而不可思议的。
六朝石刻风从何来
正如曹者祉先生所言：“石兽和神道石柱，是南朝陵墓石刻最具特征性的造型，也是最能反映南朝时期石刻艺术高度成熟的煌煌巨制”（注：曹者祉：《陵墓石刻艺术》，林树中、马鸿增主编《六朝艺术》，第140页，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然而也正是这两种石刻， 从题材到表现形式上，具有更多异域艺术的色彩，从而引起学术界对其艺术之源长久的争鸣与探求。
南朝石兽上溯汉代，轨迹是清晰可寻的。汉代狮子，是现存汉代各类动物墓刻中最多的一种，造型影响及于萧梁，只是萧梁更行发展了其夸张表现手法，狮子体量巨大，且又体披拳毛华饰。至于汉代天鹿、辟邪，见诸著录的有苞冢墓前辟邪（注：郦道元：“水南有汉中常侍，长乐太仆吉成侯州苞冢……人有掘出一兽，犹全不破，甚高壮，头去地减一丈许，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水经注》卷31，岳麓书社1995年。），见诸考古实物的有洛阳石辟邪等，南阳宗资墓刻既见于著录（注：宗资墓天禄、辟邪首见《后汉书·灵帝纪》唐李贤注：“今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见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53页。欧阳修《集古录》、 沈括《梦溪笔谈》也相继撰录此二刻。），又有实物留存。如果说前者造型类狮似虎，与汉狮仍有相类，后者则更接近南齐麒麟。去岁笔者赴南阳考察，曾面对列置于卧龙岗南阳市博物馆庭院内的二兽仔细观摩，深感石刻从外部造型到兽身装饰都类南齐麒麟，只是其胸前、两肋腹均匀的凸起条饰为南齐所无，若非自古有文献著录，又伫立北方大地（公元4～5世纪间，该地实为南朝与北方交战的前沿地带），说其为南朝石刻，真有几分相象。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汉代自镌天鹿、辟邪的石兽就已开启南朝麒麟雕刻之风，只是这种窈窕优美之风至刘宋初年为粗犷之风所取代，至齐才再为延续和发展，它也再次证明笔者上述优美与粗犷之风交替发展的观点。
不过，大家都注意到，无论是汉代还是六朝，这类石兽都肩胛生翼，颇为奇异。翼兽类艺术题材风靡汉魏六朝，可能与当时盛行的长生不死、羽化升仙思想和歌颂人君祥瑞有一定关系，而再往上溯，又可能与巫术文化有关联。
当然如上所言，既然汉代似鹿的桃拔、狮子都是由西亚诸国梯航遣送，这类动物的艺术品也不排除具有异域色彩，尤其是给石兽雕上双翼，很容易使人与西亚源远流长的翼兽艺术产生联想，特别是亚述帝国上承苏美尔人传统创作的、享誉世界的胡尔西巴德翼牛（公元前900 年）、赫梯艺术中的带翼狮身人面像石柱（公元前730 年）和波斯帕赛波里斯王宫外墙上带翼狮子扑杀公牛的浮雕（500 年）等等（注：〔埃及〕尼·伊·阿拉姆著，朱威烈、郭黎译：《中东艺术史》，第175～235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而当这类翼兽与中国汉代仙府灵异、人君祥瑞思想结合时，带翼天鹿、辟邪、狮子的石雕便勃然而兴，这种情形与佛陀初入中土，汉地一厢情愿地将其与本土神仙相提并论是一样的。
神道柱，汉代始出，称墓表，一般认为原始形态为木质华表。先是立于宫前，后与阙一样移于墓前。现存最早的具完整形态的墓表是北京西郊东汉秦君墓墓表，该表下部在石础上浮雕二虎，其上立柱，柱身方圆，上刻凹槽纹，上端以二虎承托矩形平板，镌刻死者官职姓氏（注：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55～57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这种造型应该说是颇多中国特色的。
南朝石柱从性质上讲，直接上承汉代，立于墓表左右，以为陵墓的标识；从形制看，则与上述汉柱不尽相同。据考察，现存南朝墓柱共18个，其体制皆由柱础、座、身、顶四部分构成。柱础立方形，四侧立面多浮雕神怪图像。柱座为双螭座，由一对张口衔珠、相向环伏、双尾盘交的圆雕螭龙构成。柱身作圆柱或圆角方柱式，一般于柱身三分之二以下施瓦楞纹，三分之一以上施瓜棱纹，二者以上下相接的辫纹带与交龙纹带分隔，上端嵌置一小方形石额，额面以楷书镌刻墓主人官职爵位，其中右柱石额正书，左柱石额反书，以为南朝特制。柱盖呈圆形覆莲式，正中立一小型辟邪。全体整体造型简洁庄重，亭亭高拔。如果将南朝石柱风格分为挺秀轻快和粗犷壮美两种的话，现存南京尧化门的萧景墓柱和句容狮子乡的萧绩墓柱可分别作为代表。南京仙鹤门张库村的萧宏墓二柱，虽顶盖残失，柱身却甚为精美，也为不可多见的南朝石柱雕刻精品。
这样的石柱显然也具有中西合璧特点，它柱体的瓦棱装饰使人想起满布凹槽、在明暗光影变化中挺然高拔、轻快而有力的希腊神庙柱，柱顶的覆莲辟邪，似与至今仍兀立恒河平原上的阿育王石柱柱头上傲踞的雄狮有关联。检阅中亚艺术史，犍陀罗艺术占有重要篇幅，它融希腊艺术与古印度本土艺术于一体，风行于公元前3～公元5世纪，且随着佛教东渐输入中土，对汉地佛教及世俗艺术产生相当影响，南朝集希腊、印度、中国三种艺术因素于一的墓柱的出现，即以此中西文化交流为背景。应该说，也正是由于这种外来艺术因子的输入，才使南朝墓柱雕刻显得分外独特醒目，具有艺术活力。
收稿日期 199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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