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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宣言》运用唯物史观，在认真总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必然灭亡。”从此，“两个必然”的论断唤醒和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继巴黎公社以后，列宁在俄国创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战以后欧洲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亚洲的中国等一批国家也相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十几亿人为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而奋斗，使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当历史的脚步迈进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发展步伐越来越沉重。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纷纷解体。相反，以美国、西欧、日本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稳定发展，国内社会矛盾趋于缓和，管理行为得到认可。因此，相当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产生了怀疑。如何科学、辩证地分析这一现象，实事求是地解释这一现象，是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也是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躲不过、绕不开的一个根本问题。
一、社会主义所遭受的挫折并非是“两个必然”理论的错误，而是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错误
(1)社会主义遭受挫折，错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任何革命的理论都不能等同于化学反应的方程式。马克思主义正确的理论必须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出自己的威力。
列宁之所以能够在俄国创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于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又没有等待俄国像英、法、德那样资本主义成熟。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同俄国不同，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些实践证明，各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两个必然”理论指导下，是以自己的方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然而，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怎样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探索新的社会制度时，大家又放弃了自己的方式，把目光都盯在早些时候革命成功的苏联“老大哥”身上，从一起步就在“老大哥”的带领下迈到了僵化、教条的，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模式中。大小国家亦步亦趋，一模一样，没有符合本国具体实际的特色，严重地缺乏生机和活力，缺乏创造力，从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缓慢，经济滞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实质上搞的是“贫穷的社会主义”。中国在经历了一场政治浩劫后，经济也几近崩溃的边缘。事实告诉我们，错就错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设的是没有自己特色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最早发现这个问题，他深刻地指出：“现在虽说我们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据此，我们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桎梏，使社会主义重现生机，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这种从本国实际出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稳定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在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社会主义必然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没有错，而是以苏联为代表的模式错了。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邓小平同志对此做过令人鼓舞且有远见的论断：“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2)为什么出现苏联模式这样的错误。苏联模式的形成和左右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原因是多方面的。
执政以后的共产党人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走进了误区，运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偏差，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是重要原因。一是墨守成规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特征的预测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是科学的，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具体结论，只是一般性的预测，在具体的实践中，各国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怎样去搞，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来就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法文版序言中十分明确地强调“《宣言》中的这些原则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始终强调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然而很不幸的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没能很好地坚持这些原则，而是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来凌驾实践，剪裁现实，判断是非。长期以来，我们把纯而又纯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大锅饭”式的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加以绝对固守，导致社会主义缺乏生机活力。二是悖入悖出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把一般等同于个别，把终极目标或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建成的较发达社会特征，当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点，超越社会发展的现实，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通过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在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后，可以越过“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前一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严厉地批评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忽视“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的错误，指出“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然而，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成功以后，只注重夺取剥削阶级的资本，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只注重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而忽视了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历史证明，现代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都要发展商品经济，并使之不断发展和成熟，特别是象前苏联、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必须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时期过渡，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确定的社会主义目标。三是舍本逐末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基本原理和本质去认识马克思主义，把阶段性和特殊情况下起作用的模式，作为长期发展的经济规律去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提出的“两个必然”的理论是基本理论，根据当时的条件对未来社会特征的分析预测都是具体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已经阐明了这一观点，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正是不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机械地照搬照抄。比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战争的特殊情况下，在产品、资源、资金极度短缺又需要集中搞重点建设的情况下，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只能起阶段性的作用。决不是按经济规律推动经济发展所必须选择的，决不是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中的本质特征。然而，我们几十年舍本逐末，把计划体制和社会主义划等号，越等同越穷，越等同社会主义优越性越少。四是闭目塞听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亘古永恒的绝对真理，不要随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创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是在实践中探索，而是到马列的书籍中找答案，东凑西拼，丝毫不加更改，改了就说你是违反马克思主义。
从上述原因中，我们可以看出，问题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实践中没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地分析已经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形成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产生了苏联模式的种种错误。
(3)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错在哪里。
一是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在外部或通过内部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可能性，长期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且有极端无协调，一切事物先论姓社姓资，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过低地估计了内部生产力发展滞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战胜资本主义产生的副作用。三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中，单纯片面地强调生产关系落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忽视了生产关系超前也不适应和制约生产力发展，对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生产关系没有调整，不思改革。四是忽视经济规律的作用。缺乏对落后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发展商品经济作为中心，使之带动社会各方面发展变化的认识。特别是忽视经济发展规律中看不见的手——市场的调节作用。五是忽视了经济发展动力中看不见的手——“利益机制”的调节作用。马克思在其哲学理论创建中，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黑格尔哲学同现实的矛盾。在黑格尔看来，国家观念和法的原则决定社会的物质生活，而马克思却发现在社会现实中物质利益比法的原则更有力量，在利益和法的原则冲突中，总是“利益占了法的上风”。可以说“利益机制”是推动形成人的积极性的无形之手，只有通过利益调节才能使发展动力人格化。而我们这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长期不承认这一问题。六是忽视了自我发现、自我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忽视自我调整、自我解决机制的建立。既长期存在问题，又得不到调整纠正，特别是在同资本主义的对峙中，缺乏借鉴。单纯强调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面，单纯强调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的一面；单纯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面，只知道“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知道“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忽视了相互联系前后承继的一面，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汲取极度缺乏。上述情况充分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探索中，出现苏联这样僵化的模式，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走入了一些误区，恰恰是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时，只从本本出发，不从实际出发，理论脱离了实际，不仅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同时，也僵化了马克思主义。
二、资本主义国家吸取历史的教训，借鉴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社会主义长处，积极地进行调整，以资本主义制度修修补补，缓解了矛盾，取得了发展，这就多视角地证明了“两个必然”理论的正确
20世纪中叶以后，社会主义逐步由发展到僵化，由僵化到缓慢、停滞，直至出现90年代的低潮。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也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能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变化？怎样认识这些变化的本质？如何看待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同样是我们是否坚信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必然”的论断，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
那么，资本主义究竟发生了那些变化？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一是剥削剩余价值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绝对剩余价值少了，相对剩余价值多了。马克思时代那种资本家靠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血腥残酷地剥削无产阶级获得绝对剩余价值的行为，在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大大减少了；二是生产的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资本有机构成高劳动集约型生产的多了，资本有机构成低劳动密集型的少了，工人恶劣的生产环境改善了；三是贫困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相对贫困的成分多了，绝对贫困的成分少了，吃不上、穿不上，露宿街头，冻死饿死的少了；四是人口的贫富构成数量比重变了。少数人极富，多数人极贫的状况改变了，出现了少数人富，少数人贫，多数为中产者的状况；五是社会对财富的容纳能力变了，创造社会财富和社会服务的领域扩大了，第三产业的出现和发展，使人的需求领域和就业范围都扩大了，从而整个社会对财富的容纳能力也扩大了。马克思就当时状况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下它所创造的财富了”，因而生产关系必然与生产力发生矛盾，必然爆发革命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六是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提高，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股份制和一定程度上的国家调控，一部分绝对私人资本融汇转化为社会资本；七是资本、科技、管理在物质生产和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知识产权的出现，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科技、管理从属于资本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资本家雇佣高级管理专家管理企业，科技人员靠发明成为资本家的情况。
二战以后，由于新科技革命高速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新情况，和列宁20世纪初对世界状况作出的判断，有很大的变化。一是垄断组织靠垄断提高价格攫取高额利润，消灭竞争，造成技术停滞的状况已不再明显，跨国集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逐渐增大；二是资本输出对被输出国发展作用扩大了，许多国家发生了由排斥到接受，又由接受到争取的变化；三是市场的融通为生产和消费创造条件的作用扩大了，靠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强迫通商的局面变了，世界市场相互融合，争取加入"WTO"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要求；四是经济危机的周期延长，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减弱，技术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对资源配置的调整作用扩大了；五是产业的综合、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扩大了，人们已不再批判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产生金融寡头；六是按资分配，大量的中产阶级参与投资缓解了生产资料少数私人占有和社会化生产的内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改良，食利者阶层由寄生而腐朽，由腐朽而导致垂死的现象得到大大缓解；七是靠武力占领土地，瓜分市场，掠夺资源，强买强卖，直接奴役劳动者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本世纪相继有100多个国家独立，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矛盾因殖民地的减少而大大缓解。
尽管资本主义发生了上述变化，但从深层次看，只是形式上的变化，数量上的变化，方法上的变化，体制上的变化，增长方式和管理行为的变化，仍然可以肯定地说资本主义本质没有变：绝对剩余价值少了不等于没有剥削了；绝对贫困少了，不等于差距缩小了；资本有机构成高了，不等于工人阶级地位高了。
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变化，恰恰正是在马克思、列宁分析中所指出的弊端方面发生了变化，使我们不能不从另一个视角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崛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它们在和社会主义的对峙和交流中，参照和借鉴社会主义好的方面，改良国家管理行为和社会管理行为，限制资本家个人的行为，缓和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克服了马克思、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弊端。因此，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深入地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我们至少可以在4个方面看到资本主义参照社会主义的做法所进行的调整，一是通过各种法规，经济杠杆，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比如美国，近50年来一直通过强有力的财政金融货币政策，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通过降息和收购国债刺激经济发展，通过提息和发放国债防止经济过热引发通胀。30年代后对铁路、航空、银行等一直实行管制，直至80年代才逐步有限度地放开；对垄断组织用法律规则约束其有关行为，对特别重大的采取特殊措施处理，如最近对微软公司采取的措施；通过法规规范企业的产品安全、能耗和环保、职工利益、兼并、进出口许可及贷款等行为。二是通过股份制、证券交易等，促进绝对个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变，加之通过国家的管理和调控，缓解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三是对社会分配进行了适当的调节。对收入多的通过个人收入调节税、所得税予以限制；通过征收遗产税化私有为国有（目前遗产税最低的50%，高的80—90%），在西方发达国家大老板们“子女无创业能力，将三代无富翁”；与此同时对低收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是对工人的权力予以重视。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制定了工会、工人工资、劳动环境、工作时间、年龄等方面的法规，都在一定程度对工人有关权益给予保护。日本的行为科学就是参考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衍生的。资本主义循着马克思指出的问题，参照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己的弊端，缓解了一些矛盾，这种积极的借鉴和学习，是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深层次、多视角看，这也是马克思“两个必然”理论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结果。正如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坦白的：《资本论》把资本主义描绘得千疮百孔，我们正是按照《资本论》的描绘来修补资本主义这条船，才使它没有沉没，照样在航行。
三、我国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科学的真理，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经过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地探索，不仅改变了僵化的模式，而且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生产力得到巨大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一，从我们感受到的实际生活看，20多年来，12亿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意想不到的根本变化。不仅仅改变了吃不饱、靠供给的局面，而且城市居民在吃、穿方面的水平已经和发达国家没有太大的距离；城镇人口由1978年1.17亿增长为3.8亿，而人均住房面积由1978年的3.6平方米，达到1999年的9.8平方米；家用电器，在城市中无论是拥有的品种、水平和数量，都已经大大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通讯、能源、交通、运输业等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90年代以来城市建设、城市环境已有相当大的改善，在东部沿海已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逐步和国际接轨。
第二，同我们自己的基础条件对比看，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我们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在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基础上起步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在一个有6亿人口逐步膨胀为12亿人口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底子相当薄，基础相当差，人口相当多，负担相当重。同建国初期相比，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82054亿元人民币，是1952年679亿元的120倍。从党的十二大到1999年，我们基本提前一年完成了翻两番的目标，成为世界上最大、综合国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
第三，从横向对比看，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基础。当我们看发展水平时，一定要看原来的发展基础，同时也要横向看。横向比，我们人均产值低，我们应该承认仍然落后，但不能因此就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从1979年到198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0.1%，而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为3.4%，发达国家为2.7%，其中美国为2.7%。从1989年到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5%，而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为3.2%，发达国家为2.2%，其中美国为2.3%。1998年和1999年，中国在经受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考验之后，经济增长率仍然分别达到7.8%和7.1%。中国的经济总量如按汇率折算法计算，居世界第7位；若按购买力平价折算，则还要往前排。中国经济发展异军突起，一马当先，是20世纪后20年世界编年史上的一道恢宏壮丽的景观。巴西人权国务秘书格雷戈曾说：“中国持续发展下去，在21世纪就必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强国之一。”
第四，从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态度来看，更加证明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俄中友协名誉主席齐赫文说：“解放前的中国，经济极端落后，而今天，中国许多重要产品的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同其他国家比，1999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7，主要工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1；对外贸易总额居世界第10；外汇储备居世界第2；国际旅游居世界第8；吸收外资居世界第2。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有“左”的思想的人，对我们的体制持有怀疑、审视态度外，对我们的成就都充分肯定；许多原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每当谈起中国都伸出大拇指，称赞邓小平，称赞中国。古巴原驻华大使、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格拉·贝切罗在谈到新中国建国50年来的成就时说，“近5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改革开放在中国出现了经济奇迹，它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第三世界都是重要的。”诚实的西方学者也无不羡慕中国的发展，美国经济学教授拉迪·多恩布什写了《伟大的繁荣》一书，他评价中国说：“自5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活水平增长了7倍，提高速度居世界第2位。在本世纪最后的30年，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了6倍，在那里人们在50年前与公元1700年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中国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中国人创造了新的发展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经济的跨越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抗击风险和灾害的能力已经和20年前完全不同，1997年的金融风暴，我们不仅自己顶得住冲击，而且人民币不贬值，对稳定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做出了贡献，体现了国家的实力和在世界风云面前的负责精神。这些没有改革开放这20年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从上述4个层面看中国的变化，我们的成就是巨大的，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必然”的理论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尽管我们还有差距，尽管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我们决不可以妄自菲薄，自甘暴弃；决不可因苏东剧变而丧失信心，无所适从；决不可因为我们的体制和工作中还有一些弊端而怨天尤人，不思进取。
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我们要充分认识面临的形势，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出现，使我们一方面面临难得的机遇，一方面遇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的挑战；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方面又面临体制、机制、思想观念、国际环境等互相交织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的局面。能不能再向前闯一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已到了又一个转折期。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当前最主要的：一是一定要科学地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里关键是按照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怎么样能解决我们现实问题，怎么样能克服我们面临的困难，就怎么样做。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做“老祖宗”没有做的事，敢于闯“老祖宗”不允许闯的禁区。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的真谛之所在。二是在与资本主义的对峙中，要确立基本点，学习共同点，积极借鉴技术化的趋同点。要确立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把握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继续搞好民主和法制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努力实现多种形式的公有制。要学习共同点，就是要积极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学会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推动经济、科学技术发展；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和严格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特别是他们灵活的社会管理调节机制，以及他们学习社会主义的长处，调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特点。积极借鉴技术化的趋同点，就是在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人的基本素质等方面积极大胆地学习借鉴他们的先进经验。这是邓小平同志强调的“大胆地学习吸收借鉴一切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的真谛之所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过“要保护富人的利益，必然要保护穷人的利益”。资产阶级政治家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能够认识到要保护富人的利益，必须保护穷人的利益，能够积极的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改良马克思、列宁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而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大胆地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东西，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快更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什么理由羞羞答答。三是认真地、坚决地继续贯彻“不争论、大胆闯”的思想，切实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积极解决改革面临的实际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我们要更加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定社会主义必然、资本主义必亡的信心，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行到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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