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古希腊的城邦文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城邦论文,略说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古希腊城邦的发展十分充分，具有惊人的生命力。一部古希腊的文明史就是它的城邦发生、繁荣及其式微的历史。“主权在民”，亦即实施公民的平等原则是它的本质特征，也是希腊式的城邦制度的基础。由城邦文明而衍生的希腊精神无一不渗透着中庸精神：即寻求平衡与和谐的发展。
关键词 古希腊 希腊精神 城邦文明 民主制
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希腊文明以其特异的风采与卓越的成就享誉后世，以至有“言必称希腊”之说。的确，它的文化创造达到了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高峰[①]。于是，古希腊文明的勃兴和它的“后来居上”，它的光灿夺目的业绩，被学界称之为“希腊的奇迹”。在我们看来，要破译与解释这一历史之谜，在很大程度上要从古希腊人所建立的城邦制以及城邦文明的特征那里去寻找。本文不是对希腊城邦文明的全面剖析，只是略说如下两个问题：首先要说明的是古希腊城邦制的特点，亦即它在古代世界所体现出来的特殊性；其次，则略列古希腊城邦文明的若干特征及其惠泽后世的现代意义。
一
说起城邦以及对它的研究，不啻成了本世纪世界古史研究的一个中心论题。自新时期以来，也激起了中国学者的热烈争辩，在此不容一一申说[②]。一般说来，城邦是由城市、国家和公民公社（或公民集体）这三种互相关联的因素组成的，并具有自治性质和自给自足的倾向：它是由一个中心城市，加上邻近的乡村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因此“小国寡民”是它的显著特征。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应是大到足以自给生活之所需，又要小到观察所能遍及[③]。
在城邦问题的讨论中，有人指出：城邦是从人类社会最早自行瓦解的原始共产公社演化出来的，原始公社的普遍性决定了城邦的普遍性。因此，城邦并非为某一地区所独创。这一意见大体是可以接受的。但令人担心的是，这一论点所导致的“城邦必经说”，有可能在强调城邦普遍性问题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抹杀了古代世界其他地区城邦的特殊性。倘如是，世界历史都在沿着一种范式发展，那么人类世界岂不成了灰色一片，历史研究也因此成了多余的了。
我们认为，古希腊文明是城邦文明，这一断语既与具有悠久历史与广阔领域的古代东方诸文明大国有别，也与从城邦最后走向“世界帝国”的古罗马文明相异。因此，在我们看来，古希腊城邦既具有古代世界城邦的一般特征，但也有自己的独特性。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这一点已众所周知，毋容再说），由于独特的历史发展的形势，亦即迈锡尼文明覆灭之后所处的独特的历史条件[④]，于是就造就了希腊城邦的某些独特之处，这里略说二点。
其一，古希腊城邦发展十分充分，且具有惊人的生命力。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前希腊的爱琴文明时期，它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古代东方社会有相似的一面，如作为经济、政治和宗教中心的宫殿及统治机构等。事实上，在金石并用时代与青铜时代，西方与东方的早期阶段，在政治建制上大体属于同一类型，爱琴文明时期所出现的君主制似乎与同时期的西亚、北非已建立的君主制没有两样，其总的发展趋势也大体是一致的。公元前1150年，迈锡尼诸城堡被毁，自此开始了“荷马时代”（公元前12—8世纪），古希腊史也重新开始了它的新的发展进程。关于国家建置及其组织形式，除了保存在神话与史诗中一些往昔年代的朦胧回忆外，前人没有留下什么可供继承的遗产，于是，古希腊人不得不在实践中重新学习政治知识，并根据当时的情况运作国家政治制度的全部过程：作为最初的设防的城市居民点，其后是作为等级的公民公社的创立，最后是作为有主权的政治实体城邦国家的建立。这一运作过程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开始进行的，由于铁器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其所导致的阶级关系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急剧变化，是青铜时代所不可能出现的。至荷马时代结束之际，各城邦国家已星罗棋布于整个希腊世界，希腊文明发展的速度显然加快了。至古风时代末（公元前6世纪），随着古典城邦的建立，同时也确立了城邦制度。古典时代（公元前6—4世纪）是希腊城帮发展达于极盛，也是古希腊文明大放异彩的历史时期。即使在马其顿统治时代，城邦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仍继续存在。
诚然，在希腊世界，虽然也出现过某种统一的趋向，如城邦联盟等，但并未能完成统一的任务。后来马其顿人入侵，这只是外族对希腊的征服，最终也没有能完成统一全希腊的历史任务，正如汤因比所说的，希腊人虽曾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但始终没有成功[⑤]。因此，一部古希腊的文明史就是它的城邦发展史，是城邦产生、繁荣及其式微的历史过程。有道是，古希腊史是不存在的，要有，只是希腊世界各个城邦的历史[⑥]。
总之，建立在铁器时代的社会生产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基础之上的古希腊城邦与前希腊的爱琴文明的早期国家，或与古代东方最初出现的“城市国家”相比，那是一种发展得更为充分的政治制度与国家形式，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我们把希腊城邦称之为“典型城邦”亦未尝不可。
其二，希腊城邦的本质特征是“主权在民”与“轮番执政”，亦即
实施城邦制度的基础是公民的平等原则。
希腊城邦的发展进程大体是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相吻合的。在这种民主化的进程中，氏族制的残余及氏族贵族的特权一步一步地受到了削弱，公民大会与公民权力一步一步地得到了加强，在这里，公民公社实际上已与国家熔合，这就是公民公社与国家的统一。
这种情景无疑在奉行民主政治的城邦（如雅典）那里有着最典型的表现。雅典民主派公认的领袖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最充分地显示了希腊城邦制度的本质特征及城邦思想的主要原则，那就是：多数人统治的原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即葬礼演说中所称的“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⑦]。
在雅典城邦，民主政体的主要机构是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与民众法庭，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公民大会。在伯里克利当政的时代，公民大会更发展成定期举行、且每个公民都可以以某种方式参与与讨论决定重大问题的最高权力机关。这里说的某种方式，即是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实施的两项特异制度：一为抽签任官法，另一为陶片流放法。前者为公民在古代的社会条件下，提供了一种平等的参政机会，国家公职人员都可由此产生，它成了落实“多数人统治”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一项重要措施；后者可以遏制少数政治野心家，以起到维护政治公平的积极作用，也成了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但此二法，犹如“两刃之剑”，在产生积极作用的正面影响之外，必伴有新的负面影响。如抽签任官法意在保证每个公民参政机会之平等，却牺牲以能力选拔人才的原则，实在是得不偿失。陶片流放旨在维护正义，但也可流为政客与党派之争，成为结帮拉派、排斥异己的一种工具[⑧]。
但是，不管怎样，古代希腊人的民主政体，即由公民广泛参与讨论决定国家一切重大问题的政治制度，是希腊人的创造。可以这样说，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并不存在与希腊城邦民主制那种含义相同的民主政治。因此，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主要是它的“主权在民”与“轮番执政”，似只为希腊城邦所独有，这就是希腊人的城邦制度，对此似乎也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在古希腊城邦，在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是存在明显的落差的，如在雅典，由于各种原因，约占公民总数十分之几的公民不能经常出席公民大会，因而也就不能经常参与讨论决定本邦之大政，因而“主权在民”与“轮番执政”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提请大家注意前苏联史家安德列耶夫的下述论见：真正的城邦只能是民主制，那怕是温和的民主制。因为只有在民主制的条件下，才可能真正实现城邦组织主要的社会政治原则。如果在城市国家里建立了寡头制度或君主专制（僭主制）制度，这可以证明城市国家或者不发达或者处于危机和退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城邦制度实际上已停止起作用。安氏还针对传统认为斯巴达的政治制度是寡头制度指出：这是一个误解。人们通常引用公元前4世纪作家的话来证实这个论点，但他们所看到的斯巴达已处于危机和衰落状态。当时寡头制成分在它的宪法中已比民主制成分更占优势。然而，不曾有过一个古典作家曾经直接把斯巴达的国家制度叫做寡头制度[⑨]。我们之所以转引并且凸现这个在原文中极不起眼的注文，不仅是欣赏安氏的这些见解，而且也为上文所论作出进一步的佐证。当然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安氏之说作为一家之言，还可继续讨论。
二
古希腊文明是城邦文明，这既是希腊人传给后人的政治遗产，也是它的文化遗产；换言之，这既是古希腊文明的显著特征，也是其文明获得高度发展的基本原因，在当代美国史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这是希腊人取得非凡成就的第二个要素[⑩]。这里难以尽述与阐明由这种城邦文明而衍生与体现出来的诸多希腊式的内在与本质的特征，现试列几条如下，也许多是表象的，更难以说是完整的。
⒈寻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这是维系希腊城邦兴衰与存亡的历史前提。
古希腊城邦多为蕞尔之邦，但在这规模有限的空间里，却是一个具有独立的政治生活、自足的经济生活和丰富的文化生活的共同体。在这个狭小的共同体内，每一个成员都能将其他成员置于其视野之内，因而在城邦公民中产生了某种认同感与亲近感。对古希腊人来说，城邦意味着一种共同的生活，它不只是一个生活共同体，而且也是实现人类自我完美的道德共同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希腊人总是把城邦制视为唯一适宜的国家组织形式，因而，致力于社会团体与公民生活之间的和谐统一便成了古希腊城邦每个公民的一种基本信念。但是，这种信念随着城邦的衰落而日渐淡化，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出现的“城邦危机”，极端个人主义与极端民主方式的滋长，公民的责任感因而消退，也就急剧地破坏了这种公民团体与公民生活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这在希腊世界，尤其在战败的雅典城邦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看出，希腊城邦的衰落之日，即为生物与环境和谐的失却之时，在公元前4世纪之后的希腊社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幅江河日下与日渐衰落的景象。
⒉激发好学精神与创造精神，这是希腊城邦公民的一种共同追求。
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希腊人不愧为一个在继承上有着卓越创造的民族。他们的创造性源于他们的好学精神。天生的好奇心、刨根究底的追问与开放的民族性格，促使他们百般地去寻求知识，而不管这种知识来自何方。如“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哲学家泰勒斯等人为觅求真知，其足迹曾遍布东方各个角落。“拜东方文明为师”，这在当时不失为是一种智者的眼光。“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①①]古希腊文明的种种创造，确是建立在吸收古老的东方文明的优秀遗产之上的，踏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这正是希腊人的智慧。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把一切从外国借来的东西变得更美丽”。古希腊文化的奠立，它有一个东方文化的源头，而它自身的发展又成了西方文化的源头。创造者才是真正的继承者，从希腊人的创造性来看，此语信然。
⒊思想自由或自由思想的形成，与希腊城邦制度的本质特征存在着某种因果的联系。
这里所说的思想自由或自由思想并不是指一种天赋的与内在的思维活动，而是将思想作为一种见之于世的理性认识的成果，它出现在古代世界，也以希腊人为最早又最具生命力。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明确地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基础。”[①②]现代美国史家伊迪丝·汉弥尔顿更说在希腊人那里，“世界第一次有了思想自由”[①⑤]。不管怎样，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在希腊城邦中得以首先萌发，是由奴隶制经济与奴隶制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而造就的，这就是：丰裕的物质条件、欢愉的精神生活和足够的闲暇时间，而这些在古希腊城邦制度及推行民主政治的城邦里（如雅典）都一一找到了它的归宿；加之在城邦的实际生活中，那里也没有形成一个有势力的僧侣集团和一个钳制人们思想自由的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这较之于当时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个历史条件是其独有的。
⒋追求人生享受和现世娱乐的生活情趣，是发达的希腊奴隶制城邦文明所导致的一种群体趋向。
希腊人重视现世，当然，他们也有冥府与乐土的观念，但极少谈及，他们也极少考虑来世问题，而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现实人间。无怪乎，阿基里斯的鬼魂也要说，他宁愿在人间做雇工，却不愿去冥府称大王。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也失去了头上神秘的灵光，在那个神话世界所演绎的一幕幕凶残争斗与争风吃醋的故事，不啻是一幅幅洋溢着人间情趣的世俗生活图，此谓宗白华先生所说的神们过的也是“一种在高明愉快境域里的人生”[①④]。神们如此，那么人们呢？且看，他们或去露天广场出席公民大会，聆听别人的演讲，也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高见；或去观剧，震撼人心的悲剧与诙谐的针砭时弊的喜剧，使他们通霄达旦而流连忘返；或去柏拉图学院听大师讲学，领悟人生哲理，同时相互研讨着各种学问；或去运动，平时以健全体魄，战时则从戎，以保卫城邦的安全；或约三五好友，在家聚饮，高谈阔论直至天将破晓才尽兴而归……开会、读书、观剧、听音乐、欣赏艺术、运动、沐浴、聚宴等等，希腊人就这样尽情地享受着人生的乐趣，并在这过程中以求得个人才智的增长与道德品质的完美。希腊人是一个注重现世，而非历史的民族。总之，希腊文化中的历史精神是实用主义的和现世主义的，人们追求历史知识，是因为它具有实用性，用希腊史家波里比阿的话来说，历史是政治生活的一所学校和训练场所。换言之，历史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在，能够享受现世的快乐与度过美好的人生。
⒌崇奉人本主义，尤其重视人和人的自身价值，这是希腊城邦文明区别于古代世界其他文明的显著特征。
对此，学界曾有过不少论述，这里只摘引一段著名的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的识见：“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面。”[①⑤]众所周知的神话“斯芬克斯之谜”，体现了原始先民对人类自身地位的最初思考，自此，揭示人的地位、业绩及其历史作用，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希腊文明史之中。是的，在那里，由于希腊城邦制的发展，作为城邦主体的公民个人的作用不断得到了体现，因而也就不断强化了对个人价值、个人主义与个人尊严的信念，以至到了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太戈拉那里，更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成为公元前5至4世纪希腊世界理性思潮中的一面旗帜；与此同时，在戏剧与艺术领域中，更有着意渲染与表现人的意义、人的力量、人的创造性的作品问世，对世人不乏有振聋发聩的启迪作用。扩而言之，这种构成希腊文化所有方面的人文精神，便成古希腊文明的一种典范。
⒍笃信中庸之道，是古希腊自荷马至古典时代思想家的共同传统，也是希腊精神的一种标识。
前面所论各点，如寻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均衡、思想自由的适度、有节制的生活、人的个性与特长的和谐发展等等，都无一不渗透着这种希腊人的中庸思想，亦即这种平衡与和谐的发展。反之，他们所崇奉的中庸精神又反过来制约着希腊城邦文明与城邦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古希腊城邦文明之所以能维持几个世纪并在世界文明史上大放异彩，都与中庸精神有关。伊迪丝·汉密尔顿的“希腊所取得的全部成就都打上了这种平衡的烙印”[①⑥]，确是画龙点睛之笔，很正确地道出了希腊人崇尚的中庸之道所包含的巨大的与潜在的历史作用。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中国儒家学派的中庸之道可称为中国的“黄金之道”，足可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道”相媲美。但中西中庸论同中有异，古希腊的中庸之道大体是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使用逻辑演绎，而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则从一种伦理观念上升到了世界观，并已“成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①⑦]，具有很明显的和很强烈的政治色彩。
三
古希腊城邦文明既属于古代世界，但又属于现代世界。说它属于古代世界，因为它是继古老的东方文明之后，后来居上，在公元前1000年放射出了熠熠的历史光辉，希腊文明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与顶峰；说它属于现代世界，因为由它所奠立起来并被学界所称为的“希腊精神”（如上文在论列希腊城邦文明的特征时所涉及的诸点），已经超越了时空，在西方乃至世界被发扬光大，成为烛照后世与难以泯灭的历史遗产。
倘借用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创制的“文化元典”的概念[①⑧]，从希腊文化的元典精神来评说古希腊文明的现代意义，也是特具学术价值的重要课题，容当专论，限于篇幅，这里略说一点。
希腊文化元典就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与首创的学科经典之作，在我们看来，除《理想国》（柏拉图）、《形而上学》与《工具论》（亚里士多德）等先哲论著外，尚有《伊利昂记》与《奥德修记》（荷马）、《伊索寓言》（伊索）、《几何学原理》（欧几里得）、《政治学》与《诗学》（亚里士多德）、《普罗米修斯》（埃斯库罗斯）、《俄狄浦斯王》（索福克勒斯）、《美狄亚》（欧里庇得斯）、《鸟》（阿里斯多芬）、《历史》（希罗多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等等，它们的传世为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广阔的发展基础，产生了巨大的与深远的影响。冯天瑜先生说元典之作为“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超越性”[①⑨]，上述被列为元典之列的作品，无疑都具有这样的品格与特性，由它所孕育的“希腊民族精神”，经过世代的继承、充实、演绎与发展，已日渐融合到西方社会的集体意识中，并进而成为影响西方社会乃至世界文明的历史传统，人类文明就在这样的历程中不断地迈开了它前进的步伐。
马克思曾高度评价希腊艺术和史诗的成就，认为它具有“永久的魅力”，“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②⑩]。其实，古希腊文明的永久魅力何止只有艺术和史诗，随着古希腊文化的元典精神一再被弘扬与重建，古希腊文明的现代价值也就一次又一次地被追寻与创造（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可称为典范）。在这过程中，人们莫不感受到希腊元典精神的原创力和那刻骨铭心的“永久的魅力”，这也正是古老的希腊城邦文明所蕴含的与发展的“永久的魅力”。
作者附记：1995年9月下旬，应武汉出版社之邀，在湖北大学出席刘家和教授的大作《古代世界与中国》一书的学术座谈会，复旦校友、湖北大学学报编辑部梅莉同志会后特向我约稿。今遵约呈上拙文一篇，以谢盛意，并藉此就教于学术界的同仁们。
注释：
①学界通常把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文化称为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把中国为代表的封建制文化称之为第二个高峰，把意、荷、英、法等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作为第三个高峰。
②廖学盛：《试论城邦的历史地位和结构》一文注释②，《世界历史》1986年第6期。又见M.H.汉森主编：《古希腊城邦》，哥本哈根1993年英文版。
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④[前苏联]安德烈耶夫：《古希腊罗马城邦和东方城市国家》，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
⑤《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06页。
⑥[英]休德利等：《希腊简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1页。
⑦[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0页。
⑧黄俊杰：《古代希腊城邦与民主政治》一书中关于“抽签任官制”与“陶片流放制”的两篇论文，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
⑨同注④，见安氏之注③③，第77—78页。
⑩、①①[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212页。
①②[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①③、①⑥[美]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90页。
①④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①⑤[英]安·邦纳：《希腊文明》，转见《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9页。
①⑦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
①⑧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①⑨冯天瑜为“元典文化丛书”写的“总序”，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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