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须处理好四对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理论论文,体系论文,教材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0)19-0038-04
中央在启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时，针对以往教材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重点加强了统编教材建设，把新教材编写工作纳入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经过几年努力，新教材不仅在科学性和针对性方面有了较大提高，而且在形式和体例方面也有所创新，逻辑结构更加严谨，对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起到了重要的导向性和权威性作用。然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推进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继续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发展，大学生思想状况的新的变化，以及国内外新形势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的新要求，必然需要与时俱进地完善教材体系。当然，具体修订教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责任。但是，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教材体系，也应该是每位教师的义务甚至是权利。因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教师是关键，只有对完善教材体系积极献计献策，才能发挥教师“以教材为教学基本遵循，在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上下功夫，真正做到融会贯通、熟练驾驭、精辟讲解”[1]的主动性，而不至于仅仅成为教材的“播音员”。为此，笔者谈谈关于完善教材体系应处理好四对关系的思考。
一、内容更新与原理稳定的关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是立足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因此其教育教学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这一理论成果选择的必然性，以及其在个人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上的运用。这些内容，无论理论性、还是实践性都非常强。为此，完善教材体系，就需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成果，不断推进教材内容的更新。这一内容更新，主要从两方面着手：其一，及时吸收中央主要领导或重要文件(如党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通过的文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的概括和论证的内容；其二，及时吸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重大发展的成功经验或新的事实。这样，才能成为保持科学性、时代性和前沿性的理性精品。
当然，教材需要具有相对稳定性，否则教师很难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教育教学。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其主要阐述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包括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对大学生的教育重点也在由这些基本理论所确立的“观”上。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硬核”，应具有相对稳定性，即便是由邓小平开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其基本的原理、范畴和方法，乃至主要的战略思想，今天都不能说是过时了。而教材的相对稳定性，即体现在所阐述基本理论的相对稳定性上。政策是可以由党和政府根据实践的每一个新情况而随时变化的，如根据国际金融形势和国内经济运行状况随时调整我国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乃至经济政策，根据台海两岸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对台工作政策，但在指导这些政策调整背后的理论基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前提下，教材的内容不宜变化太快，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不是现行政策的汇编。但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让大学生了解党和政府制定的新政策，它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其一，“形势与政策”课；其二，教师在联系实际讲授基本理论的运用时，可作适当介绍。如果把反映政策的调整作为教材修改的主要工作，不仅降低了教材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而且也可能削弱了它的前沿性，因为待这批大学生走上社会，很多具体政策又将发生新的变化。
二、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关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是为大学生而编写的，因此它要及时吸收教学第一线师生的意见和建议，联系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把教材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统一起来，而切忌理论和实际成为两张皮。这里要尽可能避免两种倾向：其一是从定义、概念或学科的理论体系出发，结论先行，离开实践的发展抽象地作逻辑的展开；其二是单纯以举例来联系实际，就事论事，追求教材在形式上的“生动性”。
教材要“联系”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但不能“堆砌”学生所关心的所有热点问题。因为所谓“热点问题”，可以区分为“社会热点、理论热点和思想热点”，理论热点和思想热点是社会热点的反映，但是，有些社会热点是具体工作差错、政策不完善造成的，并不必然包含重大的理论问题，而大学生的思想热点问题，既有对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大量的又同自己生活和心理的调适相关，而不一定直接反映社会热点和理论热点。作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所应导入的热点问题，应该是能反映社会热点和理论热点的思想热点问题，并且能够导入到教材所确定的教学目标和基本内容中去。
教材要“联系”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但也不能“直接应付”学生所关心的所有热点问题。因为作为“理论课”，它主要提供的是“理论武装”或曰“批判的武器”，即如何准确揭示、科学分析和正确评价社会现实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解决所有社会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案。一则，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2]二则，即使我们自己，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某些新问题的解决方案，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艰苦的探索。
既然如此，教材的编写如何更好地体现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呢？这可以在以下两方面作努力：
第一，在遵循教材所阐述的理论的体系完整性和观点准确性的前提下，提炼重要的“热点问题”，使之成为某一理论观点阐述的“问题背景”，即“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将概念和观点置于对“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揭示、分析和评价”的过程之中，为大学生分析社会矛盾和反思思想困惑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导向。例如，可向大学生提供这样的分析问题的视角：我国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为什么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我国今天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如何正确看待这些问题？我国今后将有什么样的前途以及它对大学生意味着什么？从而帮助大学生了解当代中国大局、把握未来发展大势，以便在走上社会后不仅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更能承担起“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
第二，即使诸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的阐述，没有直接现实的“问题背景”，又不能只做逻辑的演绎，但是应注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即尽可能阐述这一理论观点所得以提出的历史背景(含时代的实践问题和思想文化材料)，以便使大学生感受到其形成并非先验的产物，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的，这样才能使大学生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我们今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需要与时俱进的理由。
三、意识形态性与针对性的关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传播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课程，它不是一般的知识课或信息课，因而有其特定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特别是作为全国“一纲一本”的统编教材，每一个基本观点的表述，每一个判断的提法，都必须具有权威性，这一权威性的主要根据，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的著作，以及中央的相关文件。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大多比较生动和深刻，但考虑到教材的篇幅，无法过多地引用，而只能比较多地使用文件所概括或归纳过的叙述和提法。因而其主要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被许多人称为是“文件语言”。许多教师强烈呼吁教材要有针对性，而着力点则在生动性。这有一定的道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要进一步改进文风、规范语言，力争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是，由于教材性质的制约，它不能承担更多的功能，如生动的图文并茂式的编排、穿插典型的案例教学等。由教材语言向教学语言转化，开展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研究型教学等，这是需要教师将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时所作的努力。
当然，对于生动性的要求，还需作必要的思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编写，乃至课堂教学的组织，都不能把生动性当作目的本身。当社会的日常生活都陷入“娱乐化”之中而缺乏精神提升时，而民族未来的理论思维和精神文化的承担又寄托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时候，思想政治理论课将其“有效性”押宝在所谓的“生动性”而实为娱乐化上，如果要深究的话，恐怕在不同程度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缺乏自信的表现。
既然如此，教材的编写应该如何体现针对性呢？这至少可从以下两方面作努力：
其一，根据教育教学的对象，在兼顾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的同时，突出重点内容，转换理论观点切入的视角。由于中央制定的各类文件，其贯彻的主体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其话语和逻辑是针对领导干部的。大学生大多数不是党员，更非领导干部，而是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专业工作者，小部分将成为管理者，极少数将成为领导者，于是，在教材中，没有必要将文件中对党的领导干部所提的要求全盘强加于青年大学生身上。因而同对领导干部的教育要求相比，某些重点可以有相对不同，即做到内容“详略得当”。有些观点的切入点和逻辑结构也可同文件的阐述有所不同。比如，关于党的建设，文件一般置于最后一个部分，但教材这样安排是否恰当，可作思考；文件的阐述内容，重点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针对大学生的教材系统阐述这些内容是否必要和有效，也值得考虑。对于大学生来说，教材中关于党的建设部分，如能讲清中国共产党有怎样的优良传统、现实面对怎样的挑战、党又是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没有回避而是积极应对这些挑战的，以使大学生真切地认识到，这样一个具有光荣传统与强大的政治和组织优势，又具有忧患意识和理论思维的党，是充满希望和值得大学生信赖的，这样就不错了。
其二，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区分具体各章教学目标以及教学要求的层次性。对于全体大学生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总体的基本教学目标和要求，教材应体现这样的目标和要求，因此“一纲一本”的统编教材不应由于教学对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校的大学生的不同特点，以及国家对他们在思想政治理论素养方面的不同要求，可以通过编写教师参考书、疑难问题解答、案例解析等参考读物的形式来体现，这是对教材体系的完善。而对于统编教材，则可在“阅读书目”的确定上有所区别。一般而言，要求理科大学生阅读如此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应大幅度减少“阅读书目”的篇目，而每章精选一至两篇阅读篇目(哪怕是“片断”)。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课堂上适当指导学生阅读经典文献，可以帮助学生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根据什么条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论证观点的，从而不仅使学生直接领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魅力，同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重大理论观点的精神实质。而对于文科大学生，应有更高的要求，即要把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现实指导意义，作为重要的切入点，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切实帮助他们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这就需要提供较理科学生更多一些的阅读书目。
四、四门必修课教材之间的关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必修课教材的编写，基本根据确定课程方案时的教学目标和要求来组织内容，由于同样是对大学生进行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化成果的教育，内容重复难以完全避免。同时，在教材第一版编写时，各门课程的编写专家都比较看重自己这本教材的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而在之后几次修订时，又集中精力于党的理论创新的新内容。但从现有教材情况看，过多的重复已成为第一线教师比较主要的意见之一。
如果要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解决内容重复问题，教材修订的重点不在于哪本做加法、哪本做减法，或仅仅是作字数和篇幅上的平衡，而首先需要思考并论证课程方案一开始确定时没来得及完全厘清、教师也没有完全把握的问题，即四门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而这一问题的表现，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四门课程的顺序问题。它涉及两个基本问题：其一，从内在逻辑看，思想政治理论课应以哪门课为中心？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为中心，还是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中心？同时涉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关系，前者着重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如果离开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就难以避免以往教材教条化的倾向，而后者着重阐述“三个为何选择”，如果没有选择的成果，则对中学的历史课如何区别和提升？而不同的思考，对四本教材内容的取舍，都会有不同的方案。其二，从教学规律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安排要考虑教学循序渐进的规律和大学生的可接受性。如以教学规律来安排四门课的顺序，则教材内容的取舍，又会有不同的方案。只有想明白上述问题，才能解决现有教材内容重复的问题。如果上述问题想不明白，那么内容重复问题的解决，只能留待各校教师在集体备课中将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时自由裁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