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摩梭文化的变化看文化间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走进素有“女儿国”之称的滇西北泸沽湖，不仅仅是感到风景奇美，特别是风俗奇特的摩梭人与摩梭文化的巨大变化，从传播学的视角加以检视，在文化间传播这个课题上给我们不少启示和思考。
四条传播途径
本世纪初上与世隔绝的摩梭人，如何让外界的物质文明进入泸沽湖畔的，主要依靠以下传播途径。
一是现代交通。英语中的Communication的意思，既是“交通”， 又是“传播”，可见交通与传播紧密相连。泸沽湖海拔很高，四周崇山峻岭，自古交通不便。摩梭人司机告诉我们，过去只有崎岖小路，供马帮行走，送进日用品，收走山货。摩梭人大多数终老于湖边、山间，没走出过大山。最近几年通了汽车，虽然路况很不好，摩梭人司机却能如履平地。我们住的这个村子（看来是游览泸沽湖的最佳所在），老百姓就拥有6辆中巴，载运游客和村民。到县城宁蒗，成了人们长见识、 开眼界容易达到的目标，更有一些人到过丽江、大理、昆明。泸沽湖不再与外界隔绝，摩梭人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日益频繁。
二是摩梭人中有许多外出经商、做工、求学的，他们不断地向家乡人传播着外部世界的信息。在深圳的“中华民族园”中，我们看到建有摩梭人的木楞屋居民，七八个年轻的摩梭男女青年在那里表演歌舞给游人观赏。这些人定期轮换，每轮换一批，就有更多一些人能切身感受外部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摩梭姑娘杨二车娜姆，几天几夜才走出大山，到上海上大学，到北京当演员，到美国闯世界，这些事摩梭人家喻户晓，津津乐道。她的穿戴和行为，成为青年仿效的榜样。她说：“许多人喜欢模仿我。当年，我从西昌回家乡，学城里的姑娘烫了发，在家乡先是被议论了一阵，后来许多姑娘也纷纷效仿，后来，大家也见怪不怪了。最初几乎每回去一次，都会引起一些议论，久而久之，她们也学起来，甚至一件衣服，一双鞋，或几句话，一个举动，对那里都形成一定的影响。”“现在，随着录音机、电视之类的传媒工具的进入——唱起港台的那些流行歌来，还特别起劲。”（注：杨二车娜姆《走出女儿国》，中国青年出版社，第31、257、45、43—44页，1998）
三是游客不断涌入，身上所穿，手中所携，向不能出远门的摩梭人展示着外部世界的情况。在村民家的火塘旁边，在为供游客娱乐而每晚举行的篝火晚会上，游客与村民们相互询问，传播着各自的生活情况与道德观念。
四是传播媒介日益普及。村子里可以打国际、国内长途电话。家家有电视机，能收到很多频道的电视节目。电视实在是一种威力无比的传播媒介，即使根本不能出门的摩梭人，也一样可以每天接触外部世界的信息。电视使他们每天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和观念与省内外人、国内外人进行对比和琢磨。
20年代末，美国生物学家洛克博士多次来过泸沽湖畔，从采集动植物标本到研究摩梭文化，写过一本《中国西南的摩梭王国》。但他一个人的走访，除了留下许多有趣的民间传说外，并没有使摩梭人的生活和观念发生什么变化。可是现在上述几种途径，每天每时都在传播着新的信息与思想，使摩梭人发生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的、巨大的变化。
对于文化间传播的几点思考
面对摩梭人和摩梭文化的巨大变化，在泸沽湖畔，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思考着摩梭文化与外界文化的关系，思考着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文化间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思索着传播给摩梭文化带来的喜与忧。
世间的一切事物可以区分为“自然的”与“非自然的”两类，其中“非自然”的一类便属于“文化”的范畴。人类学家赫斯兹和克鲁克罕，曾经对“文化”下过相同的定义：“文化即是环境中由人创造的那一部分”。（注：汪琪《文化与传播》第16页，台北三民书局，1982）此定义表明，文化包含很广，由人创造出来的物质的、精神的一切东西都在其内。这样看来，文化间传播，实质上就是把一个地区的人们的创造的东西和其他地区的人们创造的东西进行交流。泸沽湖的沧桑变化，在文化间传播这个课题上能给我们那些启示呢？我试图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文化的独特性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紧密相连，但现代交通冲破了地理的封闭性，也必然冲击文化的独特性。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所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如果没有外界的影响，或者根本不知道外界的其他方式，它们就可能长期保留其固有的特征，而无实质性的变化。造成这种情况，在古代，最重要的因素是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毛章清先生在论述“环境与传播”时说：“我国古代文化传播活动处于封闭式的自我传播系统，而不是开放的交流系统。地理上的‘孤岛’，是其一大原因。我国位居欧亚大陆的东部，地形由西向东倾斜，面向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与欧亚大陆西部和西南部其他世界古代文化中心的位置正好相背——有高山大洋的阻隔，更加强了彼此的隔膜”。“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十字军东征般的远征；即使是在盛唐时期，也从未有过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同样，无论是伊斯兰帝国的大扩张，还是亚历山大远征波斯、印度，也都未能越过这些巨大的自然屏障，对中国产生任何文化强刺激。”（注：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第186—187页，人民出版社，1997）正是由于这样，中国文化才没有与世界其他文化产生碰撞与交流，从而具有很强的独特性。
同样，泸沽湖的高山环抱的地理环境，使得它既未受过战火的洗礼，也未受过发达地区移民的青睐。因此，摩梭人生产与生活中的一切，都靠自己在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上摸索，千百年也很难有多大变化。可是如今，现代化的交通提供了山里人外出、外界人进山的方便条件，山里人方知天外有天，出门一看眼花缭乱，回得家来，纷纷模仿，“赶时髦”、讲时尚，也同样成了山里人的特点。就拿穿衣来说，穿民族服装的越来越少，在年轻人中的比例最低。
举世闻名的纳西古乐流传至今，说明了同一个道理。 离泸沽湖300多公里的丽江城四方街，一支400 多年历史的古老乐队世世代代演奏着来自外界（可能包括明代洪武年间从南京传入）的洞经音乐。正是因为高山阻隔，才使这种音乐不受外界诸多影响，不被同化，保持原汁原味。此古乐一经发现，便轰动海内外，国内外游客蜂涌而入，英国、挪威邀请乐队前去演出。
（二）文化的独特性被冲击，应该是亦喜亦忧，喜远大于忧。
现在摩梭文化进入历史上变化最快的时期。据杨二车娜姆说：洛克当年所写的书中，记录的大量摩梭人的民俗，“有些如今也很难看到了。”（注：杨二车娜姆《走出女儿国》，中国青年出版社，第31、257、45、43—44页，1998）她回家乡看到很多令她亦喜亦忧的事物，并为此忧心忡忡，不知该如何应对。她写道：“这次趁回乡探亲，到前所（地名）来，我收获不少，如果不来这里，我不会了解到那么多的传统文化。除了传统以外，也深深地感到外面文化已开始慢慢进入了那里，并且，外面进入的文化并不完全是精华，而是一些说不清是垃圾还是娱乐品的东西。连前所那么偏僻的地方，每到晚上，许多年轻人就挤在那间密不透风的录相厅里，里三层，外三层，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些港台制品、无非就是拳头加枕头的玩意……”“如果认为外来的、一切新鲜的东西都是最好的，一概不加选择地吸收，那么，不要几年的功夫，在泸沽湖，将再也见不到真正的摩梭人，说严重一些，只能见到一些穿着摩梭服装的服务员。然而，如果不吸收外来文明，那里将永远贫穷和落后。如何找到自己的路呢？”（注：杨二车娜姆《走出女儿国》，中国青年出版社，第31、257、45、43—44页，1998）
杨二车娜姆发出的困惑，在当今世界上，极具普遍意义。历史上强势文化总是对弱势文化起着支配作用。五代十国时期，汉族文化与北方各族文化相比，无疑是强势文化。北魏为鲜卑族人所统治，但北魏孝文帝为了使国家迅速强盛，就“厉行全面的汉化政策，下令鲜卑族人说汉语，着汉装，改汉姓”。这在今天看来不那么合乎理性，但它却显示了强势文化的几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支配作用。（注：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第259页，人民出版社，1997）在泸沽湖畔， 我们亲身得到类似的启示。我们到了泸沽湖，自然想吃泸沽湖的鱼，可是女房东给我们端上来的鱼，要么是一种世代相传的原始吃法，用竹签子穿着用火烤，要么是放在锅里简单煮熟，腥而乏味，女房东看我们吃时面有难色，陪着笑脸说：“我们是少数民族，做菜技术差了一些——我们也会出去拜师学手艺的。”当然，我们对那种原始吃法还是接受了，因为这毕竟是一种经历。但我相信，女房东若去昆明、大理学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她自己做鱼吃时，也会把祖传的做法抛弃的。
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肯定有保存下来的，也有被扬弃的，并且有大量新成分加入。摩梭文化中新鲜的、具有活力的成分会越来越多，这是可喜的一面。与此同时，摩梭文化的独特性会削弱，某些对外界人来说具有吸引力的成分会减少。这也许是值得忧的一面。但是，喜大于忧则是可以肯定的。
（三）节日文化最容易流传久远。
文化是“环境中由人创造的那一部分”。一切创造都是根据需要进行的，又都是根据需要而发展的。这样，文化就具有功利性。如果文化中某种东西不再满足人们的需要，它就可能被抛弃，及至消亡。文化的这种功利性到处存在。譬如，世界上有很多小语种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因为这些语言所依托的文化不具有丰富的内涵，敌不过强势文化。即使一个最具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可能也不会要求自己的立志深造的孩子，去花很多时间掌握将来没有多大用处的语言。又比如，许多外国的旅游者来北京，都感叹北京不该拆掉那么多独具特色的四合院。可是住在四合院的居民却盼望住上楼房，因为楼房有暖气、管道煤气；城建部门面对着难以安排的大量缺房户，也不愿让四合院式的民居占据太多的地皮。
我们在泸沽湖，也同样看到人们的需要决定着文化的表现形式。在那碧蓝的湖水旁，商店里卖的都是可口可乐、雪碧等现代化饮料，看上去很不协调。但我想，文化首先是根据需要而存在的，“协调”一说也就只有位居其次了。随着人们生活圈的不断扩大，在长期的传播、交流和比较中，人们会发现衣食住行中哪些东西最适合自己，并根据自己的喜好作出选择。民族爱好、民族习惯越来越降到次要位置上去。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爱好会逐步让位给不同个体的不同爱好。
总之，在历史长河中，某种民族独特性的减弱或丧失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如果它是自然发生的，就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恩格斯的一句话足以抚慰人们：“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多么可怕，它们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注：《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59页，人民出版社，1971）
曾紫岭教授对我说了他的一个预言：几千年后，世界各民族的独特性会很少很少，共性会越来越多。因为传播魔力巨大，它可以把世界各民族的好的东西，变成世界各民族共有的东西。但是，节日文化将流传久远。各民族自己的节目，节日期间的独特活动，以及本民族的节日服饰、节日食品，这些将传承久远。因为它是基于两种需要：一、节日文化是运用娱乐方式追思本族的历史传统的最好载体，是人们热爱本民族，团结整个民族的最好显示。二、节日文化是最能表现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形式，是外地游客最喜闻乐见的，因而是旅游业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推动力。总之，还是功利性将使节日文化传承久远。
（四）文化传承应该是听其自然。
据说解放以后，当地政府曾有一个时期要求摩梭人破除走婚制，实行结婚制，结果不很成功。以后再没有听说强求摩梭人改变某种生活方式的做法。在现代文明社会，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实际上是不需要采用多少行政手段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和风俗，只要不违背法律，就无干预的必要（注：摩梭人并无一夫多妻同居一家的现象，因而也谈不上违背婚姻法一夫一妻的规定）。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向人们提供大量的资讯，供人们选择生活方式的参考，所以既不需要根据文明社会的共有特征否定走婚制，也无需因为要发展旅游业禁止不走婚的。每个摩梭人可以根据自己对生活的体验，根据对科学（比如生理卫生知识）的了解，根据自己从事的工作环境，来选择是遵循或改变传统的婚姻方式。历史上发生的强求某个民族改变生活方式和信仰方式的做法，无不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在传播无所不届的现代社会，那种做法更显得没有必要。
政府在民族文化传承上所要做的，是帮助这个民族发展经济，提高教育水平，这些是最基本的。其次是抢救和保存民族文化遗产。比如，达巴教是摩梭人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被称为“摩梭文化的集大成者”，因为“它包括了摩梭人的历史宗教、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自然万物、气象地理、生产生活等等”。但是“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也由于经济及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学达巴的人已渐渐稀少了，现在熟知达巴教的只剩下一位打发·鲁若达巴老人。像这样的文化遗产确需政府出面组织抢救，记录整理，为后人研究摩梭人的历史文化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