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文学与民族心理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刍议论文,民族论文,心理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无论是把文学看作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还是把文学看作作家的记忆、志趣、感受和体验在语言文字中的自由表现，或是把文学看作人类个体之间进行精神交往的一种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再创造过程，文学活动都可以视作一种心理现象，二者的紧密联系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必然存在。同时，文学又都是民族的自觉，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因此，对回族文学创作的心理学观照，是探究回族文学民族特色的重要途径。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蕴涵着该民族的心理。民族心理，亦可称之为民族精神。回回民族从其形成的历史渊源与社会环境来看，她的心理素质的形成受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强烈影响并成为其组成部分，这是回族心理素质中与中华各民族心理素质的共性部分。然而，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的、经济的、自然地域特殊环境以及宗教习俗的独特性，又形成其特有的具有鲜明民族性的心理素质。其中较为突出且目前已被广泛认可的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自强向上，开拓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回回民族没有从祖宗那里继承到现成的土地，没有统一的固有的经商市场。为求民族生存，必须付出比中华各民族更大的努力和艰辛。他们从历史的夹缝中开拓发展。这种境遇造就了回族穆斯林百折不挠，昂然进取的性格，造就了整个民族的心理内容。2.强烈的民族自觉心理。民族自觉感是个体对自己所从属的民族的自觉认识及民族亲近感，多表现为民族认同及民族凝聚力。如回族中普遍存在的“天下回回是一家”，“亲不亲，穆斯林”的心理，使得回回民族颇具凝聚力。这一点，作为全民族的一种基本心理素质，有其坚固的稳定性，至今不衰。3.虔诚信奉伊斯兰教，是回回民族一个强烈而鲜明的心理特点。由于民族整体的心理素质常常通过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习俗和民族感情强有力地影响着本民族的每个成员，因此，即使有少数回回人已不信教，但这种穆斯林回族的心理仍能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回回民族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具有强烈的亲附力。
回族文学的发展与该民族之始形成，同步于历史进程，并以回回民族的鲜明特色为根基卓然独立。民族题材、语言和民族的艺术表现手法等，固然可谓体现回族文学民族特色的重要方面，而民族心理则是凸现民族特色的关键内容。
二
当我们研究回族作家创作活动进展过程时，会首先发现回族作家的创作心理定势，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定势，是指一定的心理活动所形成的准备状态，这种准备状态将影响或决定继起的心理活动。文学活动中的这种准备状态直接影响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的心理因素作用于创作活动的全过程，无疑会对作品的形成产生相应的定向功效。
文学是人学。把握这种人学的是文学家。文学家对于生活的感知，同样也有一种定势作用下的选择过程。作家的经验，需求，情绪，认识，文化结构等都对其知觉定势有所影响和限定。从更高的层次上来看，这些因素又都从属于特定的社会和民族的文化系统。作家既从社会和民族文化系统中吸收营养，同时也受到它的限制和束缚，在每一个人的心理结构中，都积淀着民族的集体意识。创作主体的心理特征又正是进行文学创作的关键因素。回族作家，不管你是否在他的名字前冠以族属，他都会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流露出所属民族的心理特征。之于文学创作，这种特有的民族心理必然影响甚至决定着主体创作的心理定势。
张承志，这位祖籍山东的回族作家，“文革”期间作为下乡知青，曾在蒙古草原的纵深处生活了很久。蒙古族人民的哺育之恩，使他一度将目光投向了那一片古老广亵的土地，写出了一部又一部驰誉文坛的佳作。然而，民族的血统，民族的感情影响着他创作方向的转变。民族心理的驱动力将他拉向西北的黄土高原——这回回民族代代生存、斗争的最大聚居区域。在此心理定势的驱导下，张承志先后写出了以回族为题材的《黄泥小屋》、《终旅》、《残月》、《湟水无声地流》等小说，以及《心火》、《背影》等散文。并以整整六年的投入，完成饱蘸着心血的《心灵史》，为了40万哲合忍耶的期待，为了拯救自己的渴望，他终于描写自己母族的历史了。
在《心灵史》后缀中，张承志这样写道：“我的热土，我的北方，我的大陆！……别人嫌你穷，近在相邻老死不相往来，我却从千里之外投奔了你。别人易遗忘，人去情移，我却对你始终不渝。”这种特有的民族认同感，正是对其创作产生导向效应之内在因素。
同样，曾以数百万字作品享誉文坛的霍达，长期以来也一直酝酿着一部反映回族生活的小说，最终，她以被称为奇书的《穆斯林的葬礼》（下简称《葬礼》）一了心愿。
《葬礼》以50万言的巨幅，以独特的视角，深刻的内涵，宏观地回顾了中国穆斯林漫长而艰难的足迹，揭示了回族穆斯林在华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理结构，以及在人生道路中的追求与困惑，展现了奇异而古老的民族风情和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这是一部成功地表现回族人民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巨著，有着独特的文学地位和审美价值。小说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探究霍达创作《葬礼》的过程，也可看出其心理定势的民族特征。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作家的知觉定势，表现在其情绪态度对创作动机的影响上；表现在思想认识对知觉范围的限定上；表现在由其所受教育和文化陶冶而形成的文化结构上。而这些内容之于回族作家，都必须烙有本民族的心理痕迹，也正是这种民族心理导引出霍达创作《葬礼》的心理定势。
出身于回族珠宝商世家的霍达，身上淌着回回的血脉，心中常存回回亲情。这是一种强大的心理定势。她深爱自己的民族，深爱自己选定的这个题目。民族激情溢于笔端，无法遏止。毕竟她对其中一切太熟悉了，太有感情了：
“我曾和男女主人公的原型有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痛哭与饮泣，闭目如在眼前，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想起他们，我就无法抑制自己，我常在梦中见到他们，以为他们还活着，醒来之后，一阵怅然、茫然！如果不让他们在我的笔下复活，我简直无法安生！”（《葬礼》后记）
这是一种鲜明的民族情绪，这情绪的发生源自她与生俱来的回回血脉。这情绪直接影响着霍达的创作动机，使她突破以往题材的局限，反映回回人的生活。《葬礼》的胚胎开始孕育了。
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葬礼》所营构的世界又正是霍达所熟悉、所透悟的。回族穆斯林对伊斯兰的精神追求和对物质文明的执著创造，回回民族在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与华夏文化撞击与融合的心理百味，都通过她身为其中一员的汲于生活底蕴的再品味。可以说，这个世界正是霍达的生活世界与心理世界的浓缩。对之，她不乏深刻而独到的认识，确是她体验、思考后的结晶。
作品中娴熟描写的回族珠宝业历史及发展状况，正体现了霍达由回族传统文化薰陶而形成的文化结构上的独特优势。凭此优势，主人公原型的谋生行业对她才有强大的吸引力，才能激发其创作动机，才能感到灵思泉涌的兴奋。
由此可见，独特的民族心理决定了创作的心理定势，并生成了作品风格的奇特。可以说，回族作家的民族自觉心理，民族认同感是促成其作品民族化风格的关键内素。
三
回族作家一旦被自觉的民族属性意识及强烈的民族使命感所驱动，那么，对文学创作的民族化追求也即成为一种实践的自觉。在回族文学作品中，作家的这种自觉的实践多是落实于人物民族心理的刻划上。
文学写人主要是表现人的心灵，只有写好人的心灵，才在本质意义上完成了人物的塑造。而较为成功的人物，都应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和心理内涵。聪明的作家都重视对人物的心理刻划。概观回族作家创作，把握与表现民族独特的心理素质确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最重要、最本质隐秘和最难把握的特征之一。回族作家的民族血缘联系和独到的观察体味，对本民族的心理素质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更易于通过人物民族心理的表现实践文学创作民族化的追求。
回回民族不甘落后，勇于进取，坚韧顽强的心理素质，是回族作家尤为注重的描写内容。宁夏土生土长的回族作家查舜的《月照梨花湾》中的主人公，回族青年丁玉清好学上进，志存高远；《穆斯林的儿女们》中的主人公海文及马存惠，杜英英等，都表现出了刚强坚韧，开拓奋斗的心劲。而张承志《黄泥小屋》的引子，则是回族人民坚韧不拔意志和执着追求精神的生动写照：那令争强好胜的硬汉子由满不在乎而逐渐心慌，害怕，甚至垮掉的三边小道，正是三边穷回回的路，“在茫茫荡荡的黄土山地，在密密的沟壑梁峁之间，在纷扬的大雪和疯魔的狂风中，在爆烤般的夏日酷暑和冻硬的阴沉长冬，总是能够看见一些头戴白布帽的人，他们沉默着，在那些小道上一步一陷，他们远远避开喧嚣的世界，走得匆匆忙忙。”正是这样的精神，回回人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在逆境中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起来。回族作家对回回人这种“心火”的礼赞使作品人物风骨卓然。
伊斯兰教，无论在回回民族形成时期还是发展时期，都是回族穆斯林的重要的精神纽带和支柱。作品人物的宗教心理描写，成为回族文学重要内容之一。马连义的小说《春天的奏鸣曲》中，主人公海五爷“望见那片经过翻修，金光闪闪的清真寺大殿顶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当他推开肃穆圣洁的礼拜殿大门，想起那段把清真寺改作库房的年代，便感慨万分地自语道：“回回嘛，总归是回回。”作品细腻生动地表现了海五爷的民族属性觉悟及内心深处的宗教意识。而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则更进一步从伊斯兰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撞击与交融中，通过人物复杂的矛盾心理，来展示回族穆斯林虔诚的信教心理。
人是自然的人，同时又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是多种本质的复合体。人的欲求矛盾和冲突带来人的心理矛盾。刻划人物的心理矛盾已成为作家塑造人物的重要方面。而在回族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矛盾心理又是富有民族特征的。《穆斯林的葬礼》中，女主人公梁君璧的矛盾心理尤为典型。梁君璧，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这一前提便决定了人物特有的民族心理及生活中难以避免的矛盾。作为伊斯兰信徒，她长年坚持定时礼拜，时时感念真主的教诲，检讨规范自身言行。作为家庭主妇，她长于心计，精明干练。作为一个女人，她端庄威严而不失温柔敦厚。然而，她又常常在关键问题上极其愚昧狭隘地将原教的神圣与世俗的自私结合在一起，封闭固旧，为其形象平添了几分阴影。也正于此，使她不仅扼杀亲人幸福，同时在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中，也自酿为传统习俗的牺牲品。作者把握适度、极有分寸地描写了梁君璧在与悲剧命运抗争中所表现出的矛盾心态及其富有民族特征的行为方式。当丈夫韩子奇与冰玉（君璧的亲妹妹）带着他们的女儿来到她面前时，命运的突变使她将对丈夫与妹妹的深挚的爱一转而为刻骨的恨。一时间，冷酷无恨，残忍怨恨似乎成为她的主要心态。她恨不能撕碎负心的丈夫，她恨不能撕碎那句引她男人的狐狸精”。然而另一面的情谊又使她割舍不开，使她对之不忍。她还痴情于和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奇哥哥，感念那重振家业的孩子的爸爸；她割不断那一半像姐妹，一半像母女的刻骨铭心的同胞情谊。矛盾心理的痛苦折磨之后，她只有又怨又怒又怜又悲的叹息。她最终选择了折衷的方式，异常心痛地制造了更为矛盾的未来。她赶走了妹妹，而重新认可了韩子奇作为丈夫的位置，并同意留下丈夫与冰玉的女儿。当我们悉心考察梁君璧的复杂心态时，会发现一位虔诚的穆斯林特有的心迹轨道。一个为人之妇的女人。不能容忍自己的丈夫情移旁枝，这是普通人之常情，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她的宗教信仰使她另有一番痛苦。《古兰经》中有这样的戒律：“真主严禁你们……同时娶两姐妹”。信仰虔诚的梁君璧确认丈夫是有罪的，妹妹是有罪的。他们的结合是真主和穆斯林不能容忍的。她认定他俩造的罪，教规不容！正是这种对宗教的虔诚，对真主的信奉，使她的最终决择别有一番意义，她以行动毅然卫道，虽内心痛苦，但她毕竟恪守了伊斯兰教规，每次礼拜可面向真主问心无愧。这种特殊心态导引着她个性化的行为方式，体现了回族人物民族心理的特点。
同时，民族的自觉感在回族文学作品中，也常常通过回族中普遍存在的民族自尊感及极富凝聚力的“亲不亲，穆斯林”的心理来体现。如电影文学剧本《回民支队》中，主人公马本斋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讲话：
“乡亲们，这是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的开张买卖，这仗打胜了，回回就算吃开啦！看今天有个八路军能打日本，说不定明天咱们回回还有个九路军也能打日本！”
这就是回回人的心理。马本斋的话一方面道出了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的爱国精神，另一方面，作为回回民族的一员，又流露出一种为本民族争气的决心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信心。这种民族意识及民族情感正是人物民族心理的表现。
回回民族庇护其族的心态是长期困顿受压的生存状况使然的。这一心理也反映了回族人保持民族团聚，巩固民族内部团结，壮大民族力量的愿望。正是“一切穆斯林，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心理及信仰和血统力量的感召，才有梁亦清（《穆斯林的葬礼》）对素不相识的吐罗耶定的盛情挽留，才有了他对易卜拉欣的爽然收留。正是“天下回回是一家”的心理，才有了梁君璧对走投无路的回回妇人海嫂的收留，并待之如家人，相伴数十年，才有了海五爷（《春天的奏鸣曲》）“不管当初马金马银怎样的打架闹火，东西马营的穆斯林毕竞是一祖之后”的喟叹。
回族心理的文学阐释已成为绝大多数回族作家的共同追求，并以其成功乃至出色的实践为回族文学增添民族色彩。
四
完整的文学心理学，应当是由创作心理学、文本心理分析和欣赏心理学这三部分组成的。前面分别考察了回族文学创作心理现象及文本心理现象的民族化特色，这里将进一步从回族文学欣赏中的心理效应来探析从作品文本到其价值实现这一过程的有关内容。文学欣赏历来被认为是完整的文学活动的“终端”，是实现作品价值功能的最后环节。而文学欣赏作为人们的一种精神活动，它是感知想象，情感体验等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互相交织的过程。以此理论观照回族文学作品的社会功效，可进一步发现民族心理在文学欣赏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回族文学大体可分为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直接产生于回族穆斯林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浓郁的民族风格。就其具体作品而言，无论是题材，还是由此产生的人物、情节、环境、语言等，都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回族作家文学却由于多种原因，长期以来还未形成总体风格上的民族特色。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回族作家在向这一轨道聚拢，并产生了一些颇具影响的回族题材和回族风格的成功之作。回族文学的民族特色正是回族文学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关键内容。
从文学接受角度来看，文本是否能迎取读者的阅读期待，是实现作品社会功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如缺少相应的欲望或者动力，读者就不会主动地介入文学欣赏过程，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接受。正如没有欣赏艺术的欲望或好奇心的驱使，人们不会去踏入一个绘画展览厅一样，进入文学欣赏活动中的人，同样自觉或不自觉地怀有一种期待欲，没有这样一种期待欲，人们也就不会去捧读文学作品。文学欣赏中的期待欲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心理欲望的综合。人们在阅读中获得的情感满足往往就更深层地反映了欣赏者某种内在的或潜藏的心理欲望的需要。回族文学的价值实现正是要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来迎取读者的心理期待而完成的。一部回族特色浓郁的文学作品一经问世，广大的回族读者便首先会以民族情感的亲附冲动而欣赏之接受之。非回族的读者也会因为认知欲的强烈需求而欣赏之，接受之。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张承志的《心灵史》之所以深受各族读者喜爱，其因正在于此。回族读者以穆斯林同胞的亲情为其中回族人物的命运所吸引，所感动，从中再度品味自身命运的甜酸苦辣，并以切身经历去体验去品评作品的准确度及涵盖面，而《心灵史》，则更是回族穆斯林陶冶心灵，促发民族凝聚力的感召书。回族读者将之视为珍品，四处觅求，无非是一种民族心理的驱使，民族情绪的促动。一经拥有，便迫不及待地反复咀嚼。我亲眼见到一位回族老学者手中的《心灵史》几乎页页被红笔标示段落，并认真地抄录笔记，还颇为动情地向我复述书中的见解，阐发自己的情感。显示了一种出自心理与情绪上的无法遏止的亲附。这说明了民族心理效应在文学接受过程中的存在及其作用。
同样，对非回族读者而言，由于对少数民族精神及物质生活的好奇心乃至认知欲的需求，也会对回族文学作品产生一定的阅读期待。通过作品，他们可以真切形象地了解回回人的历史、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人情世故……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世界。许多非回族读者，甚至外国朋友，并非从事于回族研究，然而都对回族民间文学很感兴趣。《中国回族神话与传说》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发行，立即吸引了大量的欧洲读者。书中丰富生动的回族世界的人文景观满足了他们对生活于地球另一半的一类群体的了解与认识需求。在国内，很多人也都是通过回族民间文学作品的阅读来了解回回民族的信仰与风俗，通过《心灵史》认识了哲赫忍耶，第一次知道了哲赫忍耶苦难、艰韧、不屈的奋斗史，并为其以鲜血与头颅铺成的历史震惊、感动；通过《穆斯林的葬礼》了解回族人在与华夏文化交融中所经历的心灵磨难与情感的调整。回族文学欣赏中的心理效应确实已成为实现其社会价值的重要因素。《穆斯林葬礼》多次再版，畅销走俏，《心灵史》被抢购一空，许多人不惜花两倍甚至更高的价钱四处求购之现状，也印证了这一点。
鉴于此，我们强调回族作家深入回族生活创作回族题材的作品具有一定理论根据的。通过作品民族特色的突出，可以强化文学接受中的心理效应，提高回族文学作品欣赏中的美学价值，成功地完成从作品文本到其价值实现这一过程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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