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淞沪会战中国民党地方系部队的对日参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对日论文,系部论文,地方论文,淞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淞沪会战是抗战初期的一次重大战役，国民党地方系①部队广大将士在这场战役中同仇敌忾，积极参战，奋勇杀敌，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本文仅就地方系部队的对日参战及其作用和原因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淞沪会战，是一场以国民党蒋介石嫡系部队为主力，地方系部队协同作战，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壮烈战斗。参加这次会战的各路地方系部队，主要是南方（含西南诸省）的地方军事集团。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部分地方军事集团中颇有影响的上层将领及国民党要员其爱国心有所萌发，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中，一方面，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并未放弃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另一方面，民族矛盾的激化又使他们不愿因内战而放弃抗日，在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动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抗日行动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利用其在西北军中的影响及他个人在国民党中的声望，坚决要求抗日。他致力于领导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由几千人迅速扩大到10余万人。北方的东北军中部分爱国将领自“九·一八”以后，也揭起了抗敌旗帜，主动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南方，1932年1月28日，福建蒋光鼐、蔡廷锴等19路军将领在上海率部抗战。接着，又联合广东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反蒋抗日，并要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反蒋抗日活动也极为活跃。华北事变后，李宗仁会同宋哲元、刘湘等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同东北军张学良联络。继又联合广东陈济棠于1936年6月发动两广事变，将所部改称“抗日救国军”，宣布出兵湖南，北上抗日。同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李宗仁、白崇禧同力主和平解决的四川刘湘积极酝酿抗日联共。不久，双方在桂林与中共代表直接会晤，签订了反蒋抗日联共的“川、桂、红协定”。“七·七”事变寇深祸亟，李宗仁在广西组建4个军共40个团，改编为3个集团军，由李品仙、夏威、廖磊分任各集团军总司令。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后，廖磊的第21集团军投入了淞沪战场。与此同时，四川省主席刘湘将出川抗战的部队改编为两个集团军。第23集团军在刘湘亲率下，出川鄂大道奔赴平汉铁路前线，川军第26、144、145师以及驻贵州的杨森20军亦增援淞沪战场。广东、湖南、湖北、福建、贵州、安徽、浙江、云南、河南的一部分地方系部队，以及部分东北军、西北军旧部亦在国民党当局调动下，先后赶赴淞沪参战。
淞沪会战自8月13日拉开帷幕。各路地方系部队为共赴国难，尽心尽责，表现十分突出，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有一批作风顽强、治军有方的地方系高级将领亲临指挥。桂系“小诸葛”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身份参与了淞沪战役高层决策。他多次冒着战火亲临阵前察看战情，协助蒋介石指挥和谋划。“铁军英雄”张发奎出任淞沪战区第8集团军总司令，负责上海右翼方面守备。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粤系将领，曾参予指挥过上海“一·二八”抗战，1937年春又负责构筑苏、浙边境自乍浦——嘉善——西塘镇之线的国防工事，对苏浙沪战场颇熟。集团军副总司令黄琪翔是张发奎在北伐时期的“黄金搭档”，两人配合默契。在军界中颇负盛名的老将还有刘兴、廖磊、刘建绪、吴奇伟、杨森、刘和鼎等。淞沪战争初起，冯玉祥将军被任命为第3战区司令长官（9月21日以后由蒋介石自兼）冯乃献身于国难，写下遗嘱7条留给家中，在近一个月的任职期间，以其职业军人的特有素质，常不避艰险，奔走前沿为部属排忧解难，为激励士气颁发了《对日本作战特别办法》；作战方面，提出对日军阵地破坏办法，以及给各指挥官其他一些临时措施和指示。在冯的带领下，中国军队曾将日军赶到黄浦江一边狭长地区。
二是参战热情高，士气极为旺盛。不管是边远省区部队或中央旁系，也不管是高级将领或士兵，均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抗日热情。例如，川黔两省军阀过去只知内争、不为国事，割地为王、闭关自守，这次，在民族精神感召下，都能舍弃防区，远离故土，奔赴抗日前线。一贯拥蒋反共最坚决的杨森，在淞沪前线赋诗云：“满天峰火遥相望，切齿倭奴势正张，指点三军杀敌处，刀光如雪月如霜。”②表达了抵御外侮的决心。他不顾血本，亲率所部20军战斗在大场、蕴藻浜一带主战场。
三是放弃各自为战，怕被侵吞的陋习与戒心。由于历史形成的拥兵自重、以邻为壑的陋习，使地方系部队在作战中往往只为自己打算，不能协同作战，甚至互相制肘。而在这一次会战中却能主动配合，相互支援。如驻真如国际无线电台胡宗南某部遭敌围攻，湘系等19师李觉部主动出击，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将敌击溃。因会战需要，“杂牌”常以团营为单位编入中央嫡系军，如黔军102师奉命进至苏州河南岸时，胡宗南命该师两个团分别拨归其第1军、第8军指挥，渡过苏州河各就位置。该部官兵纵有被分割瓦解的疑虑，仍能夜暗偷渡，一举突击过河，分别到达指定位置，解除了胡宗南17军团侧翼的威胁。上述战例，在过去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四是誓死效命沙场先后为国捐躯者，不仅有一般士卒和中下层官佐，而且有不少高级将领。淞沪战役是8年抗战牺牲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保卫战。广大国民党军将士“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为抗战捐躯者无数。据有关资料载，③地方系高级将领以身殉国的，有在会战中第一个战死的师级将领第18师师长朱耀华（湘系）、第67军军长吴克仁（东北军）、第145师师长饶国华（川系）。少将旅长阵亡的，有第170师庞汉桢（桂系）、第171师秦霖（桂系）、第90师宫惠民（粤系）和第172师夏国璋（桂系）。
二
朱德指出：“这时期（抗战时期）中曾有相当数量在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及地方系军队对敌人进攻做过积极的抵抗”。④在淞沪会战中的国民党军队以血肉之躯坚守上海3个月，粉粹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胜，吞并中国的美梦，这同地方系部队参战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首先，密切配合主力，于侧背牵制日军，为迫敌陷于苦战作出贡献。
大战爆发前夕，敌我战略态势对国民党军颇为不利：日军在上海已有经营多年的驻兵据点，虹口地区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是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所在地；四川北路天通庵车站附近，已形成钢骨水泥要塞，筑有两道防线，进可攻，退可守。相反，中国军队兵力空虚，由于“一·二八”事变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而蒋介石平时只顾“安内”，缺乏“攘外”准备，当敌人发动全面进攻时，临急动员，各项备战工作尚未就绪，被迫仓促应战。战争爆发后，张发奎被任命为淞沪右翼军总司令，率驻沪杭沿线的地方系部队（皖军为主）强袭浦东，负责警备杭州湾北岸，防止日军由海上登陆。
在淞沪会战中，张发奎部行动迅速果断，部署得当灵活，作战勇敢顽强，不仅不失时机地在敌侧背以炮击牵制日军，当日军进扰浦东时，又能有力地将其击退，使浦东及南郊阵地安如磐石，保障了国民党军主力侧翼的安全，如果不能遏制日军在浦东的登陆，则日军可在沿江地带取得一个立足点，然后向闸北、沪东的国民党军后路兜袭，甚至可利用浦东突破口扩大战果，迂回至上海南郊，切断沪杭铁路，使上海地区的中国军队腹背受敌，其后果不堪设想。日人今井武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抗战中的中国军队很善于作战，长时期使战线胶着在上海四周，不易打开战局。”会战初期，日军有2个师团陷于苦战，进展十分缓慢，浦东守军功不可没，它使我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国民党从各战区抽调来沪的部队，得以源源进至战区前线，并按指定地点实行战略展开，从而为淞沪会战持久抵抗达3个月之久创造了条件。
其次，全力以赴投入主战场，敢与强敌拼杀，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8月23日凌晨，日本上海派遣军在司令官松井石根率领下，由川沙口、⑤狮子林、炮台湾等处大举登陆，然后分3路攻击，一路攻浏河，一路取宝山，一路袭罗店。国民党军在沿江吴淞、罗店、宝山、月浦、浏河一带重点防守，抵抗登陆增援之敌的战斗遂全面展开：地方系部队吴淞守军61师杨步飞部（19路军旧部）因部队新到，地形不熟，在敌强大火力袭击下无法阻敌致吴淞陷落；由浙江至沪的第6师周岩部即前往阻敌，与日军在同济大学内逐楼逐室争夺；在狮子林方面，滇系将领王甲本率98师一部与敌后续登陆部队主力反复格斗近4个小时，尸体布满战壕，官兵全部捐躯，在浏河口，参加抵抗登陆日军的地方系部队先后有第4军吴奇伟部（粤军），第26师刘雨卿部（川军）和独立第34旅罗启疆部（黔军），日军多次强行攻击，各部队轮番阻敌，坚守了近一个月；在罗店，敌我双方争夺更为激烈，中国军队在敌人重炮、飞机的攻击下，整营、整连牺牲，援军仍源源冲上，形成敌我包围、反包围、犬牙交错状。第32师王修身部（原西北军旧部）等地方系部队积极配合中央嫡系军几度逆袭、血战2周余。
9月18日后，会战进入相持阶段。21日蒋介石自兼第3战区司令长官，调整战区指挥系统，国民党军右翼依托上海租界、在江湾、刘（行）罗（店）公路、蕴藻浜、大场地区，及至南翔一线，顽强抵抗阻止敌进，日军取侧翼迂回战术，迫使国民党军数度变换阵地。在这场被日军惊呼为“血肉磨坊”式的会战中，各路地方系部队被一师一师的投入战场，“以血肉筑的长城，来抗拒敌人的犀利的火器”。⑥
再次，地方系广大官兵的抗战决心和爱国行动，推动了国民党当局的对日抵抗行动。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国民党当局曾组织过相当数量的对日抵抗行动。先是保卫平津、南口战斗，地方系部队能自发抵抗，出现了像佟麟阁、赵登禹等将军为国捐躯的悲壮一幕。乃至淞沪烽火燃起，地方系各部队大规模对日参战，其整体素质有上乘表现，上至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下至普通士兵，甚至勤杂人员，在整连整营官兵牺牲面前，未被战争的残酷所吓倒，以低劣的武器，抱必死的决心，前赴后继，与敌拼搏，表现出抗日的坚定性和崇高的民族精神。在这种民族精神鼓舞下，在战术配合、局部反攻上均有了改观。上海战场撤退时，蒋介石曾致电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政府要人云：“抱定破釜沉舟之决心，确立信念，再接再厉，建壕堑于亿万民众血肉之上，树堡垒于全民族心态之中”。并表示“中正许身与国，必与我全体将士同胞共安危、同生死、竭尽职责，以求得民族光荣之胜利”。⑦上述训示，且不管它出于何种目的和动机，多少反映了他对会战中国民党士兵爱国热忱的称许和继续抵抗的信心。
三
淞沪会战中，地方系部队对日参战的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是中日全面开战以来空前的，它反映了国民党内各实力派对待抗日战争的态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改内战反共政策而实行抗战，从根本上说是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的结果。
其一，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是地方系部队踊跃参战的主要原因。从“九·一八”到华北事变，全国人民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浪潮。这一运动，参加阶层广泛，无论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都投身之中，甚至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也发生了分化。华北事变后，“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⑧国民党的主战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日益不满。面对这一势不可挡的巨大洪流，蒋介石接受了张学良、杨虎城关于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主张。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抗日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性，在淞沪战争中，他破天荒地把最精锐的嫡系部队约40万人投入战斗。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了较为努力的抗日态度，“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⑨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各地方实力派将领顺乎潮流，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走上抗日道路，出现了派兵对日参战的热潮。
其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促进和推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围绕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根本点，提出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努力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战略上，有明确的《持久战》方针，这同国民党当局在“七·七”后正式确定中国对日总体战略“持久消耗战”的精神是一致的。从抗日行动看，中国共产党有忘我的牺牲精神。“七·七”和“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中共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全力抗战之师，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大捷，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为友军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中共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也十分踏实。自“九·一八”以来，加强同各地方实力派的联络。包括冯玉祥、张学良、傅作义、李宗仁、刘湘、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将领。毛泽东曾指示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要他们千万注意，统一战线应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到西安事变时，中共已与多数地方实力派建立了合作关系。“七·七”事变后，南京政府危在旦夕，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各路抗日首领包括中共代表均出席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白崇禧、龙云、刘湘等人会晤，共商出兵抗日大计，促成了国共合作与举国抗战的局面。
其三，蒋介石吞并异己势力和“一石二鸟”政策的逼迫。以抗日为号召，调动和逼迫各地方实力派是蒋介石预定计谋。他将地方系部队调到抗日前线，既是以抵御日本侵略，保护自己利益为根本目的，又有吞并异己势力之企图，二者是合二而一的。以四川为例，抗战爆发前，刘湘在四川统治权问题上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蒋的势力借追击长征中红军之机，不断向四川扩张。西安事变时，刘湘准备调集军队包围蒋介石重庆行营和蒋介石在成都开办的军事学校，何应钦也派人到成都想联合刘湘共同反蒋，可是还没来得及发动，西安事变就和平解决了。接着，蒋介石正大举进攻陕西杨虎城部队，为自卫计，川军在重庆一带布防，防止蒋军进犯。但是，刘湘的一切活动，都瞒不过蒋的耳目，他蓄意要吃掉刘湘。1937年6月，蒋介石提出要缩编四川军队，又提出要军民分治，刘湘主军，由国民党中央派人任四川省主席。蒋介石的侵吞异己势力和无限度的要求与刘湘有限度的附蒋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到了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有了借口，调四川军队出省抗战，刘湘无法抗拒，为了怕被蒋介石分化瓦解，刘湘带病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到抗日前线，不久就病死在汉口。以上事实表明，消灭日本侵略者固然是蒋介石的根本目标，而以抗日为号召，调动、指挥各实力派，也是蒋介石的预定计谋，他发动的抗日战争，从另一面来说，也是对异己势力的一种逼迫手段。
注释：
①指蒋介石中央嫡系部队以外控制一方的地方军事集团。在国民党中央军队中，又可分为中央嫡系和中央旁系。中央旁系是由那些已失去地盘，被中央收编的地方派系军队组成，亦属地方系部队行列。
②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出川抗战纪事》第31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③参见党德信、杨玉文《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④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第4页。
⑤浦东另有川沙县，这里系指宝山县境之川沙口，又称小川沙。
⑥张发奎：《英勇战士、血肉长城》，原载香港《大成》杂志1976年第9期。
⑦《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三），第212-213页。
⑧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44页、第10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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