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好好学哲学——做一个学习型政党党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做一个论文,政党论文,要好好论文,学习型论文,党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任务，这是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在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的基础上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基础，而做好学习型党员则是强健学习型政党的细胞。我作为一个有45年党龄的老党员，深知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坚持不懈理论学习和不屈不挠实践探索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也是一部就是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学习和发展创新的历史。所以，做好新时期学习型政党的党员，无疑是自己有生之年的一个不懈追求。
学习，调查，思考
我有在汽车上听收音机的习惯。大约10年前，从收音机中听到清华大学一位教授讲的一个论点：在农业社会时代，衡量一个人的“贫富”，主要看他有多少土地；工业文明时代，衡量一个人的“贫富”，主要看他有多少资本；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衡量一个人的“贫富”，则主要看他有多少知识。我很赞成这一观点。在当今时代，新技术发明、新科研成果、新知识、新论断及新的社会实践探索层出不穷。因此，作为一个执政党及其党员，不坚持学习肯定跟不上形势，就是不善于学习，也肯定会落后。如果既不懂又不愿意学习，在执政中只会抄一些时髦概念，搞一些形式主义，迟早会走向反面。所以，建设学习型政党也同样事关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在学习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中，我回顾了几十年来自己学习和抓学习的正反面经验，特别是直面当前党内的学风乃至作风状况，深感端正学习的出发点、落脚点至关重要。对此，我常想到毛泽东关于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的论述；想到邓小平关于“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的论述；想到陈云关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论述等。
新形势下，建设学习型政党中需要学习的内容无疑是很广泛的，但首要的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根据我国当前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形势，党员领导干部尤其要下工夫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掌握和坚持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掌握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核心、基本要求和实现的方法，切实提高认识事物、分析问题、判断形势、正确决策的能力和水平。
我想，当前强调学哲学，最好讲“学习、调查、思考”。为什么要加上“调查、思考”呢？一是强调我们的学习是包括从书本上学习和到实践中调查两部分，而现在没有读过原著，不肯真正深入到实践一线搞调查的党员领导干部不是个别的；二是强调对读书和调查得来的感性材料，还必须经过深入思考才能上升为自己的理性认识，而现在不论读书还是调查，浅尝辄止的浮躁情绪不是个别现象；三是强调学习中要防止和克服理论与实践“两张皮”、对自己对别人“两个样”，甚至说一套做一套，这种不良的学风与作风也屡见不鲜。
在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要哲学著作中，觉得最“解渴”的，是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及《新民主主义论》、《反对本本主义》等。《实践论》、《矛盾论》是讲“认识论”、“方法论”原理的，其中也讲了学习及学习的方法。毛泽东把知识称作经验，又把经验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直接经验是对自己社会实践的总结，必须通过亲身经历和对社会实践的调查研究得到；间接经验则是书本知识，即前人实践的总结，要通过读书并全面领会得到。毛泽东又把各人学习得到的知识，分为“知”和“行”。“知”就是认识，“行”就是实践，只有“知行统一”了，才算真正学懂了；不论是“知”还是“行”，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行”的结果检验“知”的正确与否，所以“知行统一”是相对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读书和对社会实践进行调查，以保证经常做到“知” “行”的“统一”。只有如此，才能使各人在履行各自职责的实践中，总体上做到主客观相一致，达到预期的目的。
1991年1月，媒体报道，陈云头年春节向浙江省委赠送条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并解释说，前9个字是讲唯物论，后6个字是讲辩证法；“不唯上”不是不要执行上级的决定，“不唯书”也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说最重要的是从实际出发，即“只唯实”；“交换”是说要尽可能与各方面人士、各种意见充分交换，“比较”是要在多个方案和可行性中作比较，“反复”是要翻来覆去思考、研究，不轻率作决策。我当时刚从西藏调到北京工作，正住院检查身体。听了广播，看了电视，又读了报纸，浮想联翩，心潮起伏，情不自禁地发了几句感慨：执行上级决定而“不唯上”，强调的是结合实际；读书而“不唯书”，强调的是联系实际；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统一到“从实际出发”和讲究实效上，即“只唯实”，太深刻了。这不就是实践论嘛！近20年中，我常想到这15个字，越来越觉得很有针对性。深知做到很难，但贵在自己坚持不动摇，进而影响别人不动摇，特别是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干部培训与考察提拔工作中。
我是1960年冬开始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的，但理解运用却在不断地进行中，而且往往是“学习而后知不足”。前些年，中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和社机关党委开展读书活动，要每个党员推荐一本书并发表一句感言。我推荐的就是《实践论》，感言是“终身学习，受用无穷”。
准确领会，牢牢掌握，身体力行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可谓博大精深。怎么学？怎么掌握？当然要读书，且一定要原原本本细读原著，还要与对社会实践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读。目的是掌握准“矢”，有的放矢的“矢”，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用以武装头脑。
我认为，学习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是从准确领会、牢牢掌握、身体力行三个方面的观点加以把握：
第一，存在决定意识，即唯物论的观点。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职责范围及相关的客观存在，既是思考长远发展、指导当前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检查工作部署是否落实及制定新措施的标准。为此，就要坚持做到“信息灵、反应快、处置得当、从善如流”。如果新到一个地方或部门工作，就首先要搞好调研，广泛地向员工和离退休人员问情问计，从而将职责范围内的主要事情，从历史到现状，力求弄得比较清楚，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原有基础上采取可行的措施把事业往前推。这要比急急忙忙出“新思路”、“烧三把火”，甚至为出“新政绩”而不惜做表面文章，“糊弄”上级领导要好得多。即使你经验丰富也不能代替调研，因为能用的也属“普遍性”原则，只能在通过深入调研掌握了“特殊性”以后，使普遍性经验“寓于特殊性”之中，才能发挥作用。
第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并不断发展变化的，即辩证法的观点。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每作一项决策，不仅要切实弄清楚决策事项本身，还要弄清楚与之相关联的因素，并考虑其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中可能受到影响的情况及如何应对等。要“走一步、看两步、想三步”，切忌朝令夕改。社会实践总是要遵循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实现的方式，一是从一开始就比较自觉，能顺利发展；二是“迷途知返”，由于决策考虑不周，中途发现了问题及时调整，虽走了弯路但损失较少；三是“物极必反”，坐在办公室凭想当然作决策，进程中又刚愎自用，直至“撞了南墙”，才不得不回头。“亡羊补牢”、“坏事变好事”是指处置正确，但代价已经付出，无可挽回。特别是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亡羊”、“坏事”重复发生，就损失太大、影响太坏，法理难容。
第三，在解放全人类中解放自己，即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观点。这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决定的，也是共产党执政与其他任何政党执政的本质区别之所在。在美国，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尽管它们对外的价值观不论对错基本是一致的，但一具体到国内，就会表现出代表一部分阶层、群体的利益。为了取得政权，两党的政治精英们依靠他们那部分阶层、群体筹款、拉选票。执政后，在制定法律、政策和权力分配时，只要有可能就毫不含糊地为他们那部分阶层、群体谋利。中国共产党执政则不然，不论哪一届中央委员会和哪一级党组织，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再没有任何别的利益。因此，我从来不赞成领导干部“屁股指挥脑袋”的说法。因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我们的工作岗位，不论是在地方、部门还是单位，只是职责分工的不同，而目标则是共同的，那就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负责。有点“本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岗位职责不同嘛。但成了“本位主义”就不能允许了，因为它会伤及党和人民利益的整体。
当然，共产党员也是人，都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有“七情六欲”，“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但只能在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受益中受益，即按规定应受的“益”。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凡涉及个人名利，我赞成有规定按规定办，没有规定就“让”，即领导向群众让，上级向下级让，党内向党外让，在职向离退休人员让。
我的体会是，这三条作为一个整体，可基本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作为行动指南，给我们开辟了观察世界、认识事物的方法和途径，只会不断发展，不存在过时的问题。
对社会实践的调查研究是重要的学习手段，且要与读书结合起来调查，努力“行万里路”、“不耻下问”，切实掌握准“的”，有的放矢的“的”，即工作对象的本质。怎么掌握？主要是通过亲身实践和对社会实践的不同典型作解剖并加以综合分析，作出准确判断。这方面我经常想到，1840年以后的长时期里，中国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地为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进行的思索、探求和抗争，终未取得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既有未找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问题，更有未认准中国国情本质的问题，未认清和抓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向西方学习，拜西方为老师。正如毛泽东所说，“老师”总是侵略“学生”，瓜分中国的领土、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掠夺中国的白银等，使中国长期处在积贫积弱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经过不同时期国际国内环境下领导革命实践的曲折磨炼，大浪淘沙，党内涌现出一批杰出人士，挑起了中国革命的大梁，突出代表是毛泽东。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那些志士仁人的根本不同，是既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又抓准了中国国情的本质；与共产党内“左”倾、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根本不同，是既真正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体系的精髓，又下工夫研究中国国情，掌握准了本质，并切实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反对简单照搬苏联的经验。他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进而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掌握枪杆子，还必须通过组织、教育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依靠农村发展革命武装，“星火燎原”，包围城市，夺取政权，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中国国情本质的论断，在革命战争中是真理，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也同样不能违背。在当今如果没有农民、农村、农业的现代化，中国就谈不上现代化。
毛泽东是怎么掌握中国国情这个本质的？与他出生于农村有关，但主要是他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中，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搞了许多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例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综合报告，分报告还有很多。他搞调查总是从最基本的数据入手，包括户主是谁，几口人，几个劳动力，种了多少亩地，一年下来自己收入多少、交给地主多少等。然后他将一个个农户、一个个行政区域的调查材料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判断他们的思想诉求和政治倾向。更难得的是他毫不犹豫地用学习得来的正确认识指导行动。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毛泽东不仅抓准了中国革命“实际”的本质，而且抓准了“出发”到那里去的方向。所以，在他身上，“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切实变成了自觉行动。如秋收起义，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典型事例。当时，中央和湖南省委决定的目标是攻打长沙，他也同意。但起义后发现实际情况做不到，他认为如果继续攻打长沙必败无疑。所以他提出并坚持将起义部队带到反动统治较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就这样产生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的科学论断和实践。这在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
实事求是，学以致用，持之以恒
要真正掌握准“矢”和“的”，进而做到“有的放矢”，有三个关系要处理好。
第一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掌握事物的本质无疑是目的，是最重要的，但一般说，离开了现象就掌握到本质几乎是不可能的。对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作了精辟的阐述：现象是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要紧紧抓住本质。毛泽东和我们党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中的“实事”即客观存在的事物，其中既有客观事物的本质，又有客观事物的现象；“求”即研究、探求，就是在人们头脑中对客观事物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以找到“是”即客观规律。这正是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过程。我几十年来多次工作岗位和分工变动中的一个重要体会，就是到一个新的岗位工作或到社会实践中调查研究，一点也不能忽视客观事物的现象，绝不可固守“先入为主”形成的“框框”，而对各种现象不屑一顾。这不仅因为现象是“入门的向导”，而且人的感觉器官首先感觉到的也基本是现象。当然也绝不可使自己的认识停留在现象上，尤其要十分警惕误将现象当本质。
由于掌握事物的本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且客观事物又是复杂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包括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往往会相互转化。所以，要牢记并切实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两个“飞跃”，并在这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中，使自己的认识不断提高，以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
第二是坚持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执行上级决定的关系。这是三个很大的概念，其关系看似难以处理，实际比较简单。不论是“解放思想”还是“执行上级的决定”，“实事求是”都是基础。我认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人做任何工作、处理任何事情，只要做到了实事求是，其思想就是解放的；而违背或者偏离了实事求是，就是思想不解放或没有完全解放。所以，实事求是正是衡量思想是否解放的一把尺子，必须放在思考问题第一的位置。这方面，常会发现些不正确的说法、做法。如有的地方和部门干的一些事，明明违背了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脱离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愿，超出了本地方、本部门的实际能力等，却堂而皇之地冠以解放思想，甚至认为是领导有魄力；有的明明因违背实事求是而造成了恶劣影响和后果，却在作自我批评时，说失误的根源是思想“太解放”了，简直让人不知道是“哪跟哪”。
对坚持实事求是与执行上级决定的关系，陈云关于“不唯上”不是不要执行上级的决定，而是说最重要的是从实际出发的论述，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一般说，上级的决定本身就是经过对工作实践作了深入调研，包括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形成的，即经过了“从实践到认识的飞跃过程”，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而执行上级的决定，即“由认识到实践的飞跃过程”，同样要坚持实事求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这后一个“飞跃”比前一个“飞跃”更重要。因为“上级决定”不仅要指导实际工作，而且要在实践中检验是否正确，以便进一步完善。因此，我们的“红头文件”，一般结尾都有一句话：“要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实践证明，不顾客观实际而简单照本宣科地贯彻上级决定，往往误事，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根源就在违背了实事求是。
第三是学用关系。我们学习、调查、思考，有取得研究成果（如论文）的目的，但主要是为了自己或他人指导实践，履行职责。对此，毛泽东讲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邓小平则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讲的，说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发展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我的体会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我们在实践中就不可能持续地取得实际效果；而离开了社会实践，也不可能真正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就谈不上研究成果，更谈不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了。我深切感受到，不论什么时候，从事哪一项工作，如果能真正注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科学体系，就能增强工作的信心、勇气和智慧，就可以应对各种复杂情况。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只要“情况明”，就总能找着解决的办法。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世界观或叫宇宙观的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的“两种宇宙观”，核心区别是对思维（意识）与存在（物质）的关系怎么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讲存在决定意识，即讲唯物论、辩证法，把社会实践和劳动人民放在第一的位置；而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则是讲先验论，强调“本本”和个人意志至上，总是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特别是忽视甚至无视人类社会的实践，无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地位。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都会体现在分析问题、判断是非的出发点和角度方面。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在你心目中什么最重要？或者说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什么？我这里讲的是“最重要”，不一定都是“唯一”，主要是说总体倾向上，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比如在国家法规或政策范围内，保GDP增长和保民生发生矛盾你保哪一个？这都在体现着一个人的世界观。
由此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必须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要在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根据工作对象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地解决应该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推动实际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中，经常地、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正如毛泽东所说，他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只有执行人民战争的武装力量和指挥员才能学懂一样，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就掌握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科学体系，就确立不了科学的世界观，也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更不可能改造客观世界了。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只要离开“讲稿”，讲上几句话就会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如有的领导干部竟然“理直气壮”地质问新闻记者：是体现党的心声，还是体现人民的心声？还有的一级政府竟然做一些荒唐的“决定”。如对买房超过20万元的业主，其子女参加高考可加20分；公共场所出现宠物狗，发现了就杀；对网上贴文批评政府者，居然派出民警去押解等，都反映出世界观问题。
那如何改造主观世界呢？我还是赞成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要加强党性修养的观点。既然加入了共产党，对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不管是源自本阶级、本阶层、本群体，还是来自其他一些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在个人名利与党和人民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就必须自觉放弃和抵御。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则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即武装自己的头脑，形成世界观。一般说，共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都是在学习和实践中经过改造主观世界形成的，而且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才能坚持。毛泽东讲，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我想，不论哪个人，即使他已经具有了正确思想，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所以要改造到老。“改造”就是一方面要不断去除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过时的思想观念，抵制那些错误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要不断吸收一切新的先进的思想。否则就会出错。毛泽东晚年发生了给国家造成全局性、灾难性的错误，都是在当时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违背了包括实事求是和改造主观世界在内的、他过去长时期里倡导和坚持的正确思想。
为此，必须要靠组织制度经常对党员特别是对领导干部进行管理、教育和监督，要靠评价和用人导向。但还必须要靠党员的自觉，做到言行一致，一以贯之地严于律己。要看到，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每天都在和“歪风邪气打交道”，如果不能自觉改造主观世界，不能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就很难抵御住市场经济消极影响的侵蚀，出错、犯错甚至违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
一般说，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除了摆正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利益的关系，还应该经常注意摆正三个关系：一是行使权力与遵纪守法的关系。党章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是党的意志、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体现，执政党的党员就必须带头遵守，并同一切违背的行为作斗争。尤其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一定要严格坚持依法依规办，秉持公平、正义。二是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这里的组织包括党的组织和行政组织。所以，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首先是有组织的人，既要履行组织赋予的权利，更要履行组织规定的职责和义务，接受组织的约束和监督。如果处理不好个人和组织的关系，纵使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真正有所作为，很难做成多少为老百姓记得住的好事。三是个人情趣与公共道德的关系。共产党人的情趣无疑也会多种多样，但均应努力体现高尚的道德情操，其中公共道德的“底线”则更是不可“触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