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北京的八处居所
祁 建
中共党史界有一句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其中的
吃苦耐劳、勇敢、坚韧、勤俭、顾家等优点，法国老百姓都看在眼里，很多法国姑娘都希望嫁一个华工，即使可能失去法国国籍也在所不惜。据统计，有三千多华工与法国妇女结婚，或者得到了新的雇用合同，最终留在了法国。
“李”就是指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与谢伯俞、
邓文辉等21人在北京殉难，到今年已经整整过去90年了，他在北京曾经住过的8处故居……
早春的时候，沿着李大钊在北京生活过的故居，寻找他最美丽的人生。
皮库胡同：与白坚武、张泽民、高一涵同住皮库胡同
多数“玩阴”之举，都戴上了“惺惺相惜”的面具，令人防不胜防。黄鼠狼给鸡拜年，是阴；引蛇出洞，瓮中捉鳖，是阴；当面拥抱，背后使枪，是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是阴；有酒有肉亲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是阴；借嘘寒问暖之际煽阴风点鬼火，更是阴……被“阴”者当初以为遇到知己，不胜感激涕零，托付重任、倾吐衷肠、一泻胸中块垒；岂知一旦利害攸关，“知音”原形毕露：“跳踉大，断其喉，尽其肉，乃去。”——此时方知被“玩”、被“阴”，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另一边厢，“玩阴”者鸣锣收兵，弹冠相庆。
《白坚武日记》第36页记载：“9月7日，遂同泽民至皮库胡同新宅，守常今日移居于此。”说明李大钊居住在皮库胡同。李大钊、白坚武、张泽民同住皮库胡同，他们三个人被称为“北洋三杰”。
1916年9月7日移居皮库胡同。（《白坚武日记》第一册）10月1日返京。晚白坚武到皮库胡同看望，并一起去羊肉胡同孙伯兰宅。（《白坚武日记》第一册）这时与高一涵同住皮库胡同。据高一涵回忆：他们“在失业时心安理得，天天读书和研究问题，意志绝不向境遇低头。”（高一涵：《和大钊同志相处的时候》载《工人日报》1957年4月27日）
这是清朝皇家储存裘衣的地方，叫皮库胡同。顺着弯弯曲曲的二龙路走进这条胡同，北面是北京师范大学实验附中，而胡同南侧已经是住宅小区了。胡同还算安静，有派出所，有小区，有饭店，有幼儿园、有菜馆……很难确定李大钊在这条胡同具体的哪里居住过。
高一涵于9月2日由家乡赶到北京时，李大钊因汤化龙违背“言论绝对自由，不加干涉”的诺言，已决定辞去编辑主任之职，离开刚刚创刊半个多月的《晨钟报》。高一涵亦毫不含糊，根本未到《晨钟报》编辑部就职。
民国初年，李大钊当《晨钟报》主笔时，曾在“晨钟之声”栏刊登杨继盛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作为《晨钟报》的使命。李大钊还将杨继盛对联中的“辣”字改为“妙”字，多次手书此联，送给友人。
李大钊和高一涵同住在皮库胡同新租的一间屋子，与白坚武、秦立庵、田克苏等人筹办《宪法公言》，进而同秦立庵、田克苏等人一起编辑《宪法公言》，为《宪法公言》撰稿，并应当时在国务院任内务部长的孙洪伊之约，起草地方自治法规。
在此期间，两人同在由《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的第2卷第1号上（9月15日出版）发表了文章，一篇是李大钊在与高一涵结识后在东京郊区高田村月印精舍写的名作《青春》，一篇是高一涵同期在东京写的《乐利主义与人生》。自此，李大钊和高一涵一样，成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
竹竿巷：为《甲寅》撰稿的岁月
竹竿巷（今朝阳门内南小街竹竿胡同，只有地名，目前成为小区）在那个时代那是妓女们脱籍居住的地方，所谓“教坊脱籍洗铅华，一片闲情付落花”。 而今那里已经是小区林立，根本无法体味历史的味道。穿越这片楼群，在它的北面发现了几家，还没有拆的平房，还能够看出一丝当年这条胡同的味道。
物理机械法操作简便，所得产品产率较高。陈九菊等[7]利用物理机械法中的超声法制备的类球形三氧化钼(MoO3)纳米颗粒为前驱物，并在氢气气氛下采用硫化还原辅助制备纳米MoS2纳米微球粉体。这种类球形结构的MoS2纳米微球添加在基础润滑油中可极大提高其润滑性能。但是此方法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重复性低，满足不了工业化需求。
1917年1月，高一涵随同李大钊搬至朝阳门内竹竿巷一个僻静的宅院，依然同租一室，专事《甲寅》日刊的撰稿、编辑等工作。《甲寅》日刊于1917年1月28日创刊，李大钊特意写出开篇之语《〈甲寅〉之新生命》，为《甲寅》的新生鼓与呼。
自此，李大钊文思如潮，每天写一至两篇，甚至3篇文章，放在《甲寅》日刊发表；而高一涵亦如此，每天都有新作写出。两人共同住在一间屋子里，昼思夜想，促膝畅谈，笔耕不停，把《甲寅》日刊办得有声有色，使其在京城，乃至全国迅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两人在一起搞编辑工作的最和谐、最默契，也最愉快的一段时间。遗憾的是，这段时间到是年5月上旬，李大钊回乡探望生病的妻子赵纫兰，一去一个半月而基本结束。7月下旬，李大钊自家乡乐亭返回北京不久，就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李大钊与高一涵双双脱离了改印复辟一时的清朝年号的《甲寅》日刊。
（1）不强制进行负荷均分。当#2主变变低开关过负荷时，方启动负荷均分功能。以#1主变失电为例，10kV 1M无压、无流，10kV 2AM有压，512备自投装置充电完毕；经3.0s延时后跳501开关不联切502B开关，确认501开关已于分位后，合512开关，再经10s延时后若502A开关电流值大于1.05倍额定电流值，启动 512备自投负荷均分功能，联切 502B，若10s后502A的电流值小于1.05倍额定电流值，则不启动512负荷均分功能，直接由#2主变带 10 kV1M、2AM、2BM运行。当#3主变失压时，原理和#1主变失压类似，这样就不会出现过载的现象。
在管理人员对建筑安全标准化管理体系改善的过程中，没有对建筑安全标准化管理体系真正认识到位，其中体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离建成全面性的体系还有非常大的距离。例如，绝大多数的建筑安全管理人员只是考虑或管控到现场施工环节中的安全。当前，我国的安全管理还是浮于表面，大多数的建筑企业为了追赶工期、降低成本，现场施工没有完全根据相关制度、方案而靠经验，最终造成了安全事故的频发，这都直接体现出施工现场管理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安全标准化管理体系没有完全发挥出作用，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来。
李大钊避走上海，到11月中旬方返回北京，继而被章士钊推荐，应蔡元培之聘，出任专职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有色金属生产国和消费国，在我国发展有色金属工业具有潜在的资源优势。我国矿产资源潜在总值居世界第三位，是世界上矿产资源总量丰富、储量可观、品种较齐全、资源配套程度较高的少数国家之一[1]。但是，我国的铜、铅、锌等重要金属资源矿石一般品位较低，成分复杂，且随着矿石资源的不断开采，易选冶的硫化矿逐渐减少，为有色金属行业的发展带来难题[1-2]。因此，资源的综合利用应运而生，对各金属的氧化矿及二次金属资源的开发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到这时，仍留在北京竹竿巷那间屋子以撰稿为生的高一涵，已经与由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大学任教的安徽同乡胡适同住在一起，李大钊无以再与高一涵同住一室，不得不在别处另租房屋居住。这样，两人再也难以像往常那样朝夕相处了。在李大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不久，高一涵也进入北京大学，任编译委员会编译员，主事一些外国著述的编译工作。
回回营：乡下的妻子和孩子接到北京
回回营故居是回回营2号，为现在闹市口大街南端一带，现在这条大街根本没有任何历史上的胡同遗迹，只有喧闹的车海，只有宽阔的马路，谁能够想到，李大钊在这里住过？
铜幌子胡同故居当时的旧门牌是甲3号。李大钊在这里居住时间不长，当他把家迁到这里后，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下，坚持开展斗争。
除了自己的事业，这里也是李大钊与妻子、儿女生活在一起最快乐和开心的地方。在孩子们的眼里，父亲越来越忙了。但是李大钊还是一有空就和他们谈心，谈古论今，比赛背诵诗词，下雪了就在院子里一起堆雪人。即使外面有特务监视，他甚至也会在雷雨天，在大雨能掩盖住歌声时弹着风琴教孩子们唱《国际歌》。
1918年1月，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决定把已经随他迁至北京有一年的《新青年》杂志变成同人刊物，邀请李大钊和高一涵，还有胡适、钱玄同等人，轮流编辑每期的《新青年》，以推动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召开会议，决定创办时效性较强的周报《每周评论》，高一涵也加入其中，被聘为撰述。
1918年9月，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结识李大钊，并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由于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参加了少年中国会，并积极参与北大哲学研究会等学术研讨活动，阅读研究马克思主义书籍，“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语）。后来毛泽东在西柏坡谈到李大钊时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57页）
后来，李大钊被聘为教授，社会地位与个人收入自然也增了不少，但他依然过着“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淡的日子。他没心思讲究物欲，更没像其他教授那样有欲望去逛“八大胡同”，他的全部兴趣只是思想，只是工作。“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大钊先生题写给别人的这帧集古人句的对联，正是他追求人格完美的写真。
当初被章士钊推荐到北大时，李大钊曾受到不少同事的颇不友好的眼神的质疑，因为，他没有大学文凭，而且，土气。很快人们对这位留着平头的青年人就刮目高看了。他既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工作，是享有较高声誉的作家，又把图书馆整治得井井有条。20年过后，美国人在权威的《世界图书情报百科全书》中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显然是经过详尽考证的。
此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中国新思潮风起云涌，新文化运动与封建势力展开激战。李大钊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他在宣传歌颂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办革命刊物、组织进步团体的工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
1919年爆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正是李大钊先进思想影响推动的结果，他本人也参加了这一运动。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引起反动政府的恐慌，并预谋对他进行迫害，鉴于形势危急，李大钊于1919年7月举家回故乡避难。
据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教授白眉初后人回忆，1919年元旦，白眉初刚起身要到李家串门，却遇李大钊和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迎面走来，李大钊指着白眉初向青年介绍道：“这位就是白眉初教授，白老先生。”那人彬彬有礼地操着三湘口音说：“久仰老先生的大名。”三人寒暄罢，便进入书房叙话。他们纵横捭阖，畅谈今古，书房里时时传出朗朗的笑声。直到若干年后，人们才知道，这个青年就是毛泽东。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当前，民营经济新一轮大发展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的安排部署，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奋发图强，以实际行动真正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为谱写陕西追赶超越新篇章再立新功！
白眉初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教授，后又提任为史地部主任，但仍兼任天津直隶女师第十年级主任。大钊目睹白眉初奔波于津、京之间，甚为辛苦，心中十分不安。时值其房主欲出售住房，他便动员白眉初购房，自己另觅住处。
后来，随着条件的改善，李大钊也将家属接到北京，住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白、李两位的夫人也一见如故，以姐妹相称。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包括糖尿病、关节炎、眼疾（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失禁、冠心病、脑血管病（中风）、老年人痴呆症、帕金森症等，简单了解这些疾病的基本特征及注意事项，以避免在护理时犯不必要的错误。随时注意老年人的细节变化，如冷、热、咳嗽、口渴、方便等问题，以便及时给予服务。
石驸马大街后宅胡同：住的时间最长
李大钊一家在石驸马大街后宅胡同35号住的时间最长，即从1920年春季到1924年1月。几年前，我曾经去过这里，那时那里有好多居民，里面自己搭建的小厨房和临时房子鳞次栉比，路两边挂着凉晒的衣服……前几天再次走进这里，这里已经是一个繁忙的工地了，工人已经把原来的大门拆掉了，准备换上一个很大的、崭新的大门。和里面施工的工人攀谈，他们也说不清楚这里面的事情。
在此居住期间，可以说是大钊人生事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他非常忙碌的时期。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重要活动地，中共北方区委的一些活动就在大钊的家中举行。李大钊还在这里接待过许多各界人士和青年，非常喜欢这处住宅，这里是他与妻子儿女生活在一起最快乐、最开心的地方。他的次子光华、幼女钟华出生在这里，长子葆华、长女星华都是在这里耳濡目染，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0年初，形势稍有好转，李大钊重返北京，租赁了石驸马后宅35号(现西单文华胡同24号)院居住，这是一座三合院，大门坐北朝南。正房三间，是卧室、餐室和子女读书处，东厢房为往来亲友居住，三间西厢房是李大钊的书房与会客的地方。院内有海棠树3株，院子南边是花畦和盆花。李大钊在繁忙工作之余，亲自栽培花木，环境因此幽雅整洁。在这里，李大钊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由筹备到成立的关键历史时期。
几年前笔者亲自到过这里，现状令人堪忧。除三合院的格局没有改变外，正房和东西厢房均年久失修陈旧不堪，不大的小院子里搭满了防震棚、小厨房，几乎没有转身的地方。想拍张照片，但实在没找到合适的角度。想向老住户们询问些详情，都不愿谈及。这院里的住户说，文物部门曾于20世纪50年代就实地勘查并拍照，70年代末正式挂上市级革命文物保护标记，80年代也一度即将动工修缮，连方案已拟定了， 可现在依然如故。好在近年来，经过修缮，文华胡同24号作为李大钊故居已经对外开放，并被辟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对脑梗塞患者进行护理期间,针对患者心理需要给予充分照顾,对于系列异常可以做到及时处理以及疏导,对于患者的积极思考加以充分引导,确保对于现实可以做到勇敢面对,将自身思维模式加以端正[2]。
从1920年春到1924年1月，李大钊在文华胡同住了近4年，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重要活动就在这里进行。在这里，李大钊与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和马林多次会晤，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有关事宜。在这里，李大钊和邓中夏、陈独秀等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在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后，这里也是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地方。这一时期，北京的党团组织经常到他家来开会，由于组织经费困难，李大钊每月都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80元钱充作活动经费。
在此之前，由于生活动荡不安，李大钊随朋友一起处于漂泊状态，直到1918年1月，他受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生活才有所改善，并将乡下的妻子和孩子接到北京，租下回回营2号院的房子居住。
现文华胡同24号已于1979年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920年春至1924年1月，这里是他和邓中夏、陈独秀等秘密筹备建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并在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后，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地方。”出生在这里的李光华回忆说，“陈独秀的第二个儿子陈乔年、张太雷夫妇都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铜幌子胡同：十分险恶的环境
1923年“二七”惨案后，李大钊被当时的北京政府通缉。石驸马后宅35号成为监控的重点，常有一些人到院子里捣乱，后来，李大钊家就搬到西城铜幌子胡同去了。
生态红线区：根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总量与城市发展与生态因素，确立各镇规划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分配。
当时李大钊正在广东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夫人赵纫兰怕孩子们有危险，急忙把家搬到铜幌子胡同甲3号（西城区闹市口南街的铜光胡同）。这里和回回营应该是不远，如今只有马路和来往的车辆，根本寻找不到一点历史上胡同的影子。
由此可见，空气源热泵与燃气锅炉耦合供热系统相较于单一热源供热系统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可克服空气源热泵在寒冷地区供热不稳定的问题，有助于空气源热泵的合理推广和应用.
李大钊在这里居住时间不长，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下，仍然坚持开展斗争。他深入位于西城地区的蒙藏学校传播马列主义，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的成立。他团结国民党左派，领导北方地区国民党的筹建和改组，促成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成立。
邱祖胡同：当局下令逮捕李大钊
曲子胡同，清代讹为邱子胡同，清末为邱祖胡同。民国初年属内右二区，邱子胡同易名为邱祖胡同。因东西街巷均到西墙为止，往来交通不便，在邱祖胡同及卧佛寺街西端挖一豁口式城门，未设门洞与门扇，规制简单，因靠近长安街而称长安门。
解放后，因西郊的建设蓬勃发展，与城区之间的交通量增大。复兴门城门洞至长安街间的旧刑部街、报子街、卧佛寺和邱祖胡同宽度只有5米，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流量，同时亦不能快速疏散每逢重大节日的游行队伍。从1956年7月改造工程开始，拆除旧刑部街、报子街、卧佛寺、邱祖胡同胡同之间的房屋2500余间，将复兴门城门洞、鹫峰寺中的部分殿宇、报子街东口的同懋增纸行拆除。1957年9月工程竣工，道路拓宽35米。
目前这里根本没有一点历史上胡同的影子。
朝阳里：在北京最后的居住地
李大钊一家在北京最后的居住地是府右街后大坑朝阳里。这里的屋子和门前的街道非常宽阔，环境舒适。
朝阳里故居(现西城区后达里)，当时的旧门牌是3号。而今这里已经是一个大杂院，甚至走进大门，里面也没有人能够说的清楚这里和李大钊有什么关系。一个姓王的中年人，只能够记起他家是20世纪50年代买了这个房子，以前的大门是向南的，后来才改向东。以前古色古香的大门，已经拆除了，现在还能够在屋檐边看出当年大门的痕迹。
1924年冬，李大钊从苏联回到北京，租赁了此处的房子居住，家人得以重新团聚。由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使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李大钊不失时机地抓紧开展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工作，随后又主持了欢迎孙中山北上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召开，领导北方广大地区的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东交民巷：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东交民巷是北京最长的胡同，旧称江米巷。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一签订，东江米巷就成了使馆区，改为东交民巷。
李大钊居住在原苏联使馆西院(现东交民巷西口路北侧，已拆除)，是已废弃的旧俄国兵营，还曾经是庚子赔款委员会的旧址。
为满足客户的定制化需求，企业的生产模式逐步向敏捷制造和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转变，采取这样的生产模式，企业可以以大规模生产的效率和速度来设计和生产定制的产品，提高市场响应速度。企业通过企业标准化管理，设计团队围绕已经标准化和模块化的产品以及典型结构并行设计产品，最大限度地提高设计继承性和产品互换性，减少所采用原材料、元器件、标准件与外购件的品种和规格，降低风险。标准化工作是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基础，是PLM项目和规范PLM工作流程的前提，是发挥PLM功能的基本措施和提高PLM工作效率的有效手段，成功的PLM系统建设必然建立在完善的标准化工作基础上。
当我走进这个大院的时候，我已经被院子里的俄罗斯风格的房子，震撼了。院子里的居民很多，一家挨着一家，还有很多自己搭的房子。一些居民，问我这里是不是要建李大钊的博物馆？一个居民还告诉我，在他们这里西面的一家，当年就是关李大钊的地方，连当时窗户上的铁窗都是当时留下来的。走了这么多李大钊居住的地方，只有这里还算有一点遗迹，也算一点发现吧？在这些俄罗斯风格的房子周围转了一圈，能够想象出，李大钊在这个院子里办公的样子。
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在北京城贴满了“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标语。《京报》的主笔邵飘萍等人相继被杀。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亲自参加群众游行示威活动，由于段祺瑞执政府的血腥屠杀，酿成“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反动当局又一次通缉李大钊。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亲自率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的旧俄国兵营院内。
本研究通过网络药理学方法对钩藤散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了其潜在的作用靶点，了解了其治疗AD的作用机制，但仍需要进一步实验数据支持，包括对预测靶点和生物学途径的确认。此外，研究还需要进行体内活性化合物的药理毒理测试来评估其应用于临床的可能性。
在战乱的旧中国，下野军阀和政治家及名士绅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然而，这次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允许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
张作霖的幕僚由此开始频繁进出东交民巷。最后与使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科为代表的八国使团达成默契。北洋军阀与西方列强合谋制造了这个罪恶的阴谋。1927年4月6日上午，全副武装的300多名军警突然包围了苏联使馆。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以及60多名国共两党的工作人员，同时被捕。
李大钊在狱中备受酷刑，被凶残的敌人剥去指甲。在法庭上，他始终镇定自若，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经受百般折磨，毫不妥协。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和另外20位年轻的革命者走向了刑场。
李大钊去世整整22年之后（1949年），由李大钊一手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终于重又回到北京。
人民解放军进城后，一支小分队迅速开始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寻找绞死大钊同志的那座罪恶的绞架。此刻，它已经被列为001号文物。
又过了10年。就在当年绞死大钊同志的那个刑场旁边，一座宏大的建筑已经施工，这就是著名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开馆。
1919年，年轻的李大钊曾经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是他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