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下的史学 ：朱熹对 《史记 》的认识与评价

谢贵安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朱熹出于义理之学的立场，对“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迁《史记》表示了不满、贬低和否定，认为《史记》的价值不如四书和五经，存在尊孔不力和尊儒不醇的现象；认为《史记》的书法记载无序，衔接不密，并对其史实错误作了揭露。朱熹对《史记》的批判，也缘于他与浙东学派吕祖谦等人的学术竞争，针对后者尊崇史学、重视《史记》的行为，朱熹表示反对。但是，重视格物致知、承认知识价值的朱熹，在强调“尊德性”的同时，也主张“道问学”，为此又对《史记》记事的客观性及其史料价值、读史地位表示认可。朱熹对《史记》的评价，主要以其义理之学的立场为标准，以是否尊经重儒为准绳，而较少考虑《史记》在史学拓荒中的奠基作用。

关键词 ：朱熹；《史记》；评价；义理之学

中国史学的真正独立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奠基则在两汉时期，《史记》的出现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史记》堪称中国史学之源，司马迁也被称为“中国的希罗多德”。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史书形式，《史记》因而被人目为子部杂家类书籍[注] 参见李纪祥：《〈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文史哲》2008年第2期。 ，它所负载“先黄老而后六经”浓厚的黄老思想，也被班固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注] 《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7—2738页。 ，然而《史记》及其开创的纪传体却获得了“正史”的地位。到南宋理学盛行之时，朱熹对《史记》进行了重新定位，以理学家的义理史学眼光，基本上否定了《史记》的价值和地位，但在某些具体方面，又给予了肯定，特别是在佐证经书中所涉上古历史时，又部分认可了《史记》记事的合理性和可信性。

班固和朱熹对《史记》的负面评价，反映了儒学发展的两个阶段——两汉经学和宋明理学时代，以巩固儒学为目的的思潮对史学开山所实施的的价值否定。然而，无论是东汉还是南宋时期，无论是班固还是朱熹，都在贬斥《史记》的同时，也继承或肯定了它的一些优点。班固继承的是《史记》的体例，朱熹肯定的是它记事可信的史料价值和考经之功。学术界关于朱熹[注] 参见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2000年版；许家星、何发苏：《反史倡史，一体两面——朱熹史学态度辨惑》，《西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等。 和《史记》[注] 参见张大可：《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大可、安平秋、俞樟华主编：《史记研究集成》(全套14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 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朱熹对待《史记》的态度上进行研究，目前尚未见成果问世。本文不揣冒昧，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在这个例句中，根据句义“the man to help you”可以理解为“the man who helps you”。因此，the man与help构成了主谓关系。

一 、以尊经标准否定 《史记 》价值

朱熹(1130—1200年)对《史记》的认识和评价，是以其义理为标准的。所谓义理，就是重视儒家的纲常伦理，并将之视为天理(或称道)。天理存在于孔子删定的“六经”以及理学所推崇的“四书”之中，史书则是对经书和四书中的天理(道)进行阐释，凡合乎经书和四书中伦理纲常的史学就是义理史学，凡不合天理的史书或史学，都会遭到抨击。在经史关系中，传道的经(包括四书)重于述事的史。在朱熹这位著名的理学家眼中，经史关系不言自明，那就是先经(包括四书)后史和重经(包括四书)轻史。[注] 关于朱熹对史学的贬抑，可参见漆侠：《朱熹与史学》，《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1期。 《史记》虽然乘南北朝意识形态之乱而引领史学占据学术主流，成为“史部”下面第一类“正史”中的第一部史书[注] 参见《隋书》卷33《经籍志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53页。 ，但当宋代理学席卷而来时，《史记》的地位再次遭到动摇，朱熹用义理标准进行衡量后，对《史记》从主旨、书法和史实上处处挑剔，并基本上作出了否定的判断。[注] 郭齐也认为朱熹对“《左传》《史记》以下史书予以总体否定”，参见《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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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熹从经史关系的轻重上，将《史记》置于经书之下，特别是四书之下

朱熹曾用《史记》来考证《诗经》经解的是非和真伪，使用的是“以史证经”方法，无形中提高了《史记》所代表的史书价值。他发现伪《毛诗序》总是对《诗经》内容妄意猜测：“《诗序》多是后人妄意推想诗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以庄姜之诗为例，《诗序》“却以为刺卫顷公。今观《史记》所述，顷公竟无一事可纪，但言某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无其事。顷公固亦是卫一不美之君。序诗者但见其诗有不美之迹，便指为刺顷公之诗。此类甚多，皆是妄生美刺。”[注] 《朱子语类》，第100、2824、2152、2077、2134、1316、830、1228页。 朱熹通过《史记》的记载，弄清了《诗序》妄解诗义的缘由。关于《诗·大雅·抑》的主题，《诗序》认为是讽刺周厉王。朱熹则指出：“《抑》非刺厉王，只是自警。”他根据《史记》所载事实，指出：“尝考卫武公生于宣王末年，安得有刺厉王之诗！”并进一步针对《抑小序》“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的说法，指出“不应一诗既刺人，又自警之理”，于是采用了以史证经的步骤：“以《史记》考之，武公即位在厉王死之后，宣王之时。”[注] 《朱子语类》，第100、2824、2152、2077、2134、1316、830、1228页。 这就用《史记》所载卫武公已死的事实，证明《抑》不可能是卫武公用来直刺厉王的工具。

朱熹不满浙东学派热衷《史记》的现象，指出《史记》在说经水平上并非一流。他“因浙中主张《史记》”，便说“如司马迁，亦是个英雄，文字中间自有好处。只是他说经世事业，只是第二三着，如何守他议论！”[注] 《朱子语类》，第2951—2952、2687、2952、2956—2957、3202页。 让人们不要为《史记》所惑，而应该直接向孔子所修六经学习。

在上述基本思想指导下，朱熹把司马迁的《史记》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提出读书应该先读经书或四书，再读《史记》。他说：“先看《语》《孟》《中庸》，更看一经，却看史，方易看。先读《史记》，《史记》与《左传》相包。次看《左传》，次看《通鉴》，有余力则看全史。”[注] 朱熹述、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0、189、2951、2616、195、195、2757、2951、2952页。 他的这种观念并非偶尔闪现，而是长期的、一贯的：“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注] 朱熹述、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0、189、2951、2616、195、195、2757、2951、2952页。 可见，朱熹强调要先将“四书”读熟，胸中有了一个衡量的标准之后，再去读史，否则会被史书带偏。[注] 关于朱熹先读五经和四书然后读史的顺序研究，参见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第58—66页。 在朱熹看来，先读五经或四书，就能找准方向，就是“正路头”。如果只将《史记》这些驳杂之文“钻研推尊”，“路头错了”，就无法真正探寻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因。“比见浙间朋友，或自谓能通《左传》，或自谓能通《史记》，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司马迁驳杂之文钻研推尊，谓这个是盛衰之由，这个是成败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己甚事！”[注] 朱熹述、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0、189、2951、2616、195、195、2757、2951、2952页。 他在给赵几道的一封回信中，对学者“尤喜称史迁之书，讲说推尊，几以为贤于夫子。宁舍《论》《孟》之属而读其书”非常反感，认为“不过只是战国以下见识”。他认为“后之为史”的人“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堕于世俗寻常之见”，只对苏辙所作的《古史》尊崇古之圣人表示满意，特别是对苏辙评论《史记》的两句话“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深表赞同：“其论史迁之失，两句亦切中其膏肓”[注]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4《书 问答·答赵几道》，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并认为“最中马迁之失”。[注] 朱熹述、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0、189、2951、2616、195、195、2757、2951、2952页。 在朱熹重经轻史观念指导之下，司马迁和《史记》被置于五经、四书之后的地位。

(二)从《史记》尊孔不力、尊儒不醇上否定其地位与价值

朱熹认为《史记》儒法并举，王霸相杂，有纵横权谋之气，显得尊儒不醇和尊孔不力，指责“(司马)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注] 朱熹述、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0、189、2951、2616、195、195、2757、2951、2952页。 这与班固非议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相似。司马迁在《史记》中实有尊孔旨趣，如将孔子列入“世家”，但是朱熹却认为《史记》在尊孔崇儒上做得比较粗疏，不够细致，即尊孔不醇。

朱熹站在儒家义理立场上批评《史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责难司马迁未能按照儒家“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书法原则，对上古圣人过于直书。儒家美化上古社会，对上古君主进行圣化，对他们制造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进行不遗余力的维护。[注] 儒家的道统说，见于《孟子·尽心下》；韩愈：《韩昌黎全集》卷1《原道》；黄斡：《黄勉斋先生文集》卷5《徽州朱文公祠堂记》。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就指出：“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表示出对儒家道统代表人物的尊崇。但是《史记》往往据实直书，触犯了儒家的忌讳，因此引起了朱熹的强烈不满。朱熹认为，《史记》在描写商汤、周武王造反过程时，写得比较血腥和恐怖：“《史记》但书汤放桀而死，武王遂斩纣头，悬之白旗。”[注] 《朱子语类》，第1474、2040、3202、3202、3202、3202、3202—3203、3299、3320—3321页。 “看《史记》载纣赴火死，武王斩其首以悬于旌。恐未必如此。”[注] 《朱子语类》，第1474、2040、3202、3202、3202、3202、3202—3203、3299、3320—3321页。 他批评《史记》写这段历史时，不像《尚书》那样婉转和“精细”，比较“粗疏”和“不仔细”。其次，批评《史记》不能按孔子及其经书所说的事实为准绳撰写上古历史。朱熹指出：“所谓《五帝纪》所取多《古文尚书》及《大戴礼》为主，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农见《易大传》，乃孔圣之言，而八卦列于六经，为万世文字之祖，不知史迁何故乃独遗而不录？遂使《史记》一书，如人有身而无首，此尚为知所考信者邪？”[注]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8《书 问答·答吕子约(戊午二月五日)》。 再次，批评《史记》“尊儒不醇”，虽然有儒家讲求仁义反对功利的一面，但又有法家重视功利讥讽仁义的一面。在朱熹看来，司马迁尽管能够把重视国家轻视百姓的卜式视为法家桑弘羊之流，又对法家的管仲、李克不表赞同，是“深知功利之为害”，但是在《六国表》中却又倡导“世异变，成功大，议卑易行，不必上古”的法家功利思想；在《货殖传》中还讥讽“长贫贱而好语仁义为可羞”，在《伯夷传》中赞美许由固然符合孔子之言，但在论伯夷之心时认为胸有怨言，与孔子所评论的“求仁得仁者又何怨”相反，因此朱熹反诘道：“其视苏氏之《古史》，孰为能考信于孔子之言邪？”[注]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8《书 问答·答吕子约(戊午二月五日)》。 其意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在表彰儒家观念和考信孔子之言上，不如苏辙的《古史》更为纯正。

二 、从书法 、史实上对 《史记 》进行责难

朱熹对《史记》的否定不仅表现在该书的主题上，而且表现在书法和史实上。

(一)朱熹对《史记》的书法进行批评，甚至认为《史记》是个草稿

由于对《史记》缺乏好感，因此朱熹认为《史记》的书法不佳，写得粗疏，不够精细，甚至认为它只是个草稿。朱熹多次指出“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注] 《朱子语类》，第1474、2040、3202、3202、3202、3202、3202—3203、3299、3320—3321页。 ，“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注] 《朱子语类》，第1474、2040、3202、3202、3202、3202、3202—3203、3299、3320—3321页。 他甚至怀疑《史记》只是草稿，而非定稿：“《史记》亦疑当时不曾得删改脱稿。《高祖纪》记迎太公处称‘高祖’，此样处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号？《汉书》尽改之矣。”[注] 《朱子语类》，第1474、2040、3202、3202、3202、3202、3202—3203、3299、3320—3321页。 “某尝谓《史记》恐是个未成底文字，故记载无次序，有疏阔不接续处，如此等是也。”[注] 《朱子语类》，第1474、2040、3202、3202、3202、3202、3202—3203、3299、3320—3321页。 朱熹还指出：“迁史所载，皆是随所得者载入，正如今人草稿，如郦食其踞洗，前面已载一段，末后又载，与前说不同，盖是两处说已写入了，又据所得写入一段耳。”[注] 《朱子语类》，第1474、2040、3202、3202、3202、3202、3202—3203、3299、3320—3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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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认为《史记》书法粗率，虽然其文字雄健，朱熹并不主张学习《史记》的语言和文风。他承认“司马迁文雄健”，但却说“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注] 《朱子语类》，第1474、2040、3202、3202、3202、3202、3202—3203、3299、3320—3321页。 当学生问学习《史记》如何？他极力声称：“《史记》不可学，学不成却颠了，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有学生说后山便学的是《史记》，朱熹回答曰：“后山文字极法度，几于太法度了，然做许多碎句子，是学《史记》。”然后解释道：“后世人资禀与古人不同，今人去学《左传》《国语》，皆一切踏踏地说去，没收煞。”[注] 《朱子语类》，第1474、2040、3202、3202、3202、3202、3202—3203、3299、3320—3321页。 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学《史记》也是如此。

(二)朱熹对《史记》的史实错误予以考订和纠正

朱熹不仅对《史记》尊孔不力、尊儒不醇的主旨不满，对其书法上的粗疏草率诋斥，而且还对《史记》中存在的史实错误给予指明和改正。他指出：“《史记》：魏惠王三十六年，惠王死，襄王立。襄王死，哀王立。今《汲冢竹书》不如此，以为魏惠王先未称王时，为侯三十六年，乃称王。遂为后元年，又十六年而惠王卒。即无哀王。惠王三十六年了，便是襄王。《史记》误以后元年为哀王立，故又多了一哀王。汲冢是魏安厘王冢，《竹书》记其本国事，必不会错。温公取竹书，不信《史记》此一段，却是。”[注] 《朱子语类》，第1228—1229、2031、2951页。 朱熹对《史记》所载史实一般认为是可信的，但他用“二重证据”法对《史记》进行考订时，就旗帜鲜明地相信出土文献，指出《史记》记载有误，并明确宣称：“《汲冢》是魏安厘王冢竹书，记其本国事必不会错。”这是南宋时人在“二重证据法”上的实践，也是在判断地下文献与传统文献关系时，明确支持地下文献的学术宣言。不过，朱熹也应用过传统的考据法，对《史记》所载错误进行纠正， “古书错缪甚多，如《史记》载《伊训》有‘方明’二字，诸家遂解如‘反祀方明’之类。某考之，只是‘方’字之误，‘方’当作‘乃’，即《尚书》所谓‘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也。”[注] 《朱子语类》，第1228—1229、2031、2951页。 朱熹虽然是理学家，但却是个崇尚实学的理学家，主张通过道问学来达到尊德性的目的，故对学术研究有一种务实精神。其对《史记》的考订，正反映了这一特点。朱熹还以儒家同姓不婚的伦理以及常理为据，考证《史记》记载之误。对于曹子野所质疑的《史记·三代世表》，朱熹表示赞同：“《三代表》是其疏谬处，无可疑者。盖他说行不得，若以为尧舜俱出黄帝，是为同姓之人，尧固不当以二女嫔于虞舜，亦岂容受尧二女而安于同姓之无别？又以为汤与王季同世，由汤至纣凡十六传，王季至武王才再世尔。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孙纣，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代之，岂不甚缪戾耶？”[注]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4《书 问答·答曹子野》。 可见，朱熹对《史记》的史实多有纠谬。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以及交通运输多样性等因素，意外伤害事件的发生率逐年上升，给个人、社会、国家造成了许多损失与危害。现今，急救的新理念是发挥事发现场“第一目击者”的作用，通过“第一目击者”对伤者进行及时、有效的初步急救，从而争取到黄金时间，提高抢救成功率，降低伤残率。但是，我国社会公众接受急救培训率低下，其原因有社会公众整体数量过多、分布范围之广，且个人学习能力与素质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向社会公民培训与普及急救知识有一定的难度。而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栋梁，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有着较强的学习能力，可以成为应急救护培训参与推广的主力军。

三 、因针对浙东学派而刻意抨击 《史记 》

朱熹对《史记》的攻诘，还缘于当时兴起的学派之争。漆侠指出：“在朱熹派理学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它身旁又突兀而起的是浙东事功派。”以吕祖谦、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入经出史，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疏无用的道德性命之学(理学)，“浙东事功之学同朱熹系理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因此，“朱熹出自于维护道学的立场，必然要反对浙东事功派，而浙东事功派以史学为其看家的学问，朱熹就以史学为靶子而给以不遗余力的压抑。”[注] 漆侠：《朱熹与史学》，《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1期。 浙东学派重视史学，特别是重视《史记》，掀起了《史记》研读的热潮。朱熹对此深表忧虑，多次加以讥讽、劝阻和抨击。

(一)朱熹反对浙东学派将司马迁和《史记》抬得过高

第三次乡建的兴起，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而对比前两次乡建，当下乡村面临更加严峻和复杂的问题：经济发展滞后、社会问题突出、传统文化没落、生态环境恶化，亟待各方力量共同解决（图2）。

其三，从五年规划里中央指标和地方指标的变化趋势来看，可以明显发现，中国央地关系出现了中央集权性的趋势。自主性较强的地方指标数量和比例都迅速下降，而相对更加符合中央目标的中央指标数量和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对其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中央指标的完成率和地方指标的完成率也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未来研究中对各省区五年规划中央、地方指标的分析，特别是对不同省中央、地方指标变化趋势的分析，将有助于研究更进一步从长时序宏观和中观层面理解中国央地关系的变化及其内在机理。

他还对吕祖谦和他的弟弟吕祖俭(字子约)崇奉《史记》，认为汉儒所不及，感到非常不以为然，指出：“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对于苏辙《古史》序称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伯恭极恶之”。朱熹则拿《古史序》中的话“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去质问吕祖谦：“此岂马迁所能及？”他指出《史记》虽然杂述儒家之道，如称“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但在《诸侯年表》中却“盛言形势之利，有国者不可无”。朱熹分析道：“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而其末却如此说者，盖他也知仁义是个好底物事，不得不说，且说教好看。”然而，“伯恭极喜渠此等说，以为迁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为得圣人为邦之法，非汉儒所及”。朱熹大不以为然，指出：“此亦众所共知，何必马迁？”并根据司马迁曾向董仲舒请教，证明《史记》重视古礼、尊崇仁义“亦有所自来”，并非司马迁本人的思想。他还因为争论对手吕祖俭已死，无可辩论感到惋惜：“可惜子约死了，此论至死不曾明。”并从义理之学出发，明确否定了浙东学派重视《史记》的意义：“圣贤以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注] 《朱子语类》，第2951—2952、2687、2952、2956—2957、3202页。

档案文化部门要积极培养档案文化的传播意识，主动去寻找能够有效发挥档案文化价值作用的相关渠道和方式。例如：韩国的国家档案文化记录院早在2008年就已经与韩国的电信公司签订了关于广播与公共服务进行融合的协议，其主要内容是要求电信公司能够对国民提供阅览国家档案文化记录的相关服务，进而有效的为国民获取档案文化提供良好的途径。档案文化是全球性的，并且其是能够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因此，我国应该学习国外的优秀档案文化传播的方式，对各个民族的心理进行有效探索，增强档案文化传播意识，借助新媒体的作用对档案文化进行有效传播。

(二)朱熹反对浙东学派将《史记》解读为代儒家立言的辩护行为

朱熹从义理之学的立场上出发，直接揭示《史记》尊儒不醇、杂纵横和霸道之气的本质。当有学生称吕祖谦的“《大事记》有续《春秋》之意，中间多主《史记》”时，朱熹回答道：“公乡里主张《史记》甚盛，其间有不可说处，都与他出脱得好。如《货殖传》，便说他有讽谏意之类，不知何苦要如此？世间事是还是，非还非，黑还黑，白还白，通天通地，贯古贯今，决不可易。若使孔子之言有未是处，也只还他未是，如何硬穿凿说！”[注] 《朱子语类》，第2951—2952、2687、2952、2956—2957、3202页。 浙东学派曾为司马迁辩护，认为“尊儒不醇”的是其父司马谈，而司马迁则是尊儒重儒的。“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若迁则皆宗孔氏，如于《夏纪赞》用行夏时事，于《商纪赞》用乘商辂事，《高祖纪赞》则曰‘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盖讥其不用夏时、商辂也。迁之意脉恐诚如是。”朱熹对此完全不能赞同，指出：“但以此遂谓迁能学孔子，则亦徒能得其皮壳而已。假使汉高祖能行夏时，乘商辂，亦只是汉高祖，终不可谓之禹、汤。”[注] 《朱子语类》，第2951—2952、2687、2952、2956—2957、3202页。 朱熹讽刺“司马子长动以孔子为证，不知是见得，亦且是如此说。所以伯恭每发明得非细，只恐子长不敢承领耳。”[注] 《朱子语类》，第2951—2952、2687、2952、2956—2957、3202页。 认为吕祖谦对司马迁崇儒是过度解读，对他为《史记》辩护表示不满。

(三)朱熹反对浙东学派偏袒《史记》的行为

在给浙东学派吕祖俭的信中，朱熹谈到自己在《史记》与《汉书》之间更倾心于后者。因为司马迁尊儒不醇，而班固实心崇儒，称：“所示数条不暇悉辨，若以马迁与班固并论，则固不无优劣，而其书数十万言，亦岂无好处？但论其大旨，则苏氏两语，恐史迁复生不能自解免也。今乃讳其所短，暴其所长，以为无一不合圣人之意，推尊崇奖，至与六经比隆，闻有议其失者，则浡然见于词色，奋拳攘臂，欲起而扔之，一何所见之低矮邪？(此事不唯见偏识浅，去取差谬，为明眼人所笑，亦至犯子恶苗硕之戒，大为心术之害，不可不知。)”[注]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8《书 问答·答吕子约(戊午二月五日)》。 文中所谓苏氏两语，就是指苏辙的“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

(四)朱熹不满浙东学者在著作中取《史记》和《左传》等史书所载之事，而弃《论语》的记载

尽管朱熹重经轻史，但因为要用史来佐经，又不得不提出“多读经史，博通古今”[注]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4《书 问答·答江梦良》。 的主张。在读书上，他提倡四书五经或经书优先于史书，而在读史书时，朱熹则认为阅读《史记》是读其他书的基础，应该优先阅读。他特别强调，若从史书领域来说的话，《史记》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资治通鉴》等书。

由上可见，朱熹出于儒家“义理之学”和“重经轻史”的立场，对尊孔不力、尊儒不醇的《史记》从主旨杂糅、书法粗疏和史实错误上进行了全面抨击，特别是对浙东学派尊崇史书、重视《史记》的学术路径进行了不遗余力地嘲讽和批评。这是《史记》自问世以来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打击。

朱熹反对将司马迁的儒学说成是汉儒所不及，认为《史记》说经水平只是二三流。这完全是以义理史学的眼光看待《史记》，也是朱熹理学与浙东事功学派的分野之一。浙东学派创始人吕祖谦(字伯恭，号东莱先生，婺州人)等人对《史记》十分重视，曾劝人们多读是书。当朱熹的学生黄义刚“问东莱之学”时，朱熹指责“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当他的另一位学生吴必大谈起吕祖谦劝自己看史书时，朱熹断然表示反对，声称自己“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注] 《朱子语类》，第1228—1229、2031、2951页。

据盘龙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教堂堂务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路军牧师介绍，建筑跨度大、难度极高，采用的钢混结构强度达九级抗震标准。教堂外墙石材的色调与周边建筑灰色调浑然一体，布局合理、设计精美，尽管是一处宗教建筑，却也并不显得突兀。

四 、肯定 《史记 》的考经之功和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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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一封写给门人蔡元定的信中称自己“数日临睡，读《史记》一两卷，沉着痛快，真不可及”，显然，私下里他对《史记》是喜爱的。[注]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4《书 问答·答蔡季通》(癸丑三月二十一日)。 朱熹不得不承认“自汉以来，为史者一用太史公纪传之法”[注]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1《跋通鉴纪事本末》。 。事实上，朱熹也并未将司马迁及其《史记》一棍子打死，而是部分承认了《史记》的价值，认为它有考经之功。可以说，朱熹在对《史记》进行声讨的同时，对这部史书也做了一些肯定。

(一)承认《史记》具有考证五经四书之功

作为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对《史记》价值的评判，主要看其是否有助于解经和佐经。他深切地认识到，《史记》对于解经是有价值的。正如叶建华指出的那样：“他还很重视史学对于理学的作用，认为理学也离不开史学，需要史学为之体现。由此他提出‘经体史用’说。”[注] 叶建华：《朱熹的史学思想》，《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 朱熹正是在“经体史用”框架下，认识到《史记》羽翼经书的作用。他认为经是本，是理，史是末，是事，但是“理无事，则无所依附”。[注] 《朱子语类》，第100、2824、2152、2077、2134、1316、830、1228页。 只有遍知天下“精粗巨细”之史事，义理“方可见用”，否则便是“恁地空说”。[注] 《朱子语类》，第100、2824、2152、2077、2134、1316、830、1228页。 他发现，经学与史学各有优劣和侧重：“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注] 《朱子语类》，第100、2824、2152、2077、2134、1316、830、1228页。 因此，要想弄清经书所载的史实，需要靠史书来佐证，那么对儒家学者的要求必然是经史贯通。事实上，朱熹是承认《史记》在“以史证经”上的作用，并由此体现了“经史一体”的倾向。

朱熹有明显的“重经轻史”思想，提出“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注] 朱熹述、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0、189、2951、2616、195、195、2757、2951、2952页。 的主张。有学者指出：“朱熹看来，无经为本的史学，即不以理学为指导的史学，便不是真正的史学，只是见得浅。”[注] 参见叶建华：《朱熹的史学思想》，《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 朱熹认为史是无关紧要的“皮外物事”[注] 朱熹述、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0、189、2951、2616、195、195、2757、2951、2952页。 ，明确回答“史什么学？只是见得浅”[注] 朱熹述、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0、189、2951、2616、195、195、2757、2951、2952页。 ，称自己自十五六至二十岁时“史书都不要看”，只觉得里面记载的都是“没要紧”的“闲是闲非”。[注] 朱熹述、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0、189、2951、2616、195、195、2757、2951、2952页。

他还承认《史记》有考证四书史实之功。有学生问：“公孙丑言孟子不见诸侯，何故千里来见梁惠王？”朱熹回答道：“以《史记》考之，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其曰‘千里而来’者，亦是劳慰之辞尔。《孟子》出处，必不错了。如平日在诸侯国内，虽不为臣，亦有时去见他。若诸侯来召，则便不去。盖孟子以宾师自处，诸侯有谋则就之。”[注] 《朱子语类》，第100、2824、2152、2077、2134、1316、830、1228页。 这里便用《史记》来证明《孟子》中关于孟子去见梁惠王的原因，是梁惠王首先招他来的，而不是清高的孟子自己送上门的。

(二)确认《史记》史料的可信性及价值

承认《史记》具有考经之功，是建立在对《史记》史料的可信性判断基础之上。虽然朱熹是个理学家，但是个“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家，强调格物致知，承认知识的价值，在强调“尊德性”的同时，也主张“道问学”。[注] 李之鉴：《谈陆九渊、朱熹“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辩——兼论红与专》，《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他虽然对《史记》“是非谬于圣人”和“尊儒不醇”不满，但是对《史记》记事的客观性及其史料价值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首先，在西周史实上，朱熹承认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具有可信性。《史记》记载了这样两件事：姜太公封齐后，仅五月便向周公汇报政事，而伯禽封鲁后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报告。因为前者是入乡随俗，后者是移风易俗，故办事效率迟速不同。朱熹指出：“先儒多不信《史记》所载太公、伯禽报政事。然细考来，亦恐略有此意，但传者过耳。”[注] 《朱子语类》，第100、2824、2152、2077、2134、1316、830、1228页。 朱熹此语，基本上承认了《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载鲁国首任国君向周公奏报政事的可信性，并对先儒质疑《史记》记事的可信性给予否定。其次，在战国史实上，朱熹承认《史记》记载具有可靠性。关于战国时齐人伐燕一事，朱熹指出：“《孟子》以为齐宣，《史记》以为湣王。”他通过“《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的记载，证明伐燕的齐君“非宣王明矣”，进而证明《史记》所载的史实是正确的。[注] 《朱子语类》，第100、2824、2152、2077、2134、1316、830、1228页。 看来，他坚持《史记》所记齐湣王代燕是可信的。对于此事，他在给曹子野的信中，再次谈及：“伐燕一节，《史记》以为愍(湣)王，《通鉴》以为宣王，《史记》却是考他源流来，《通鉴》只是凭信《孟子》。温公平日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注]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4《书 问答·答曹子野》。 再次，在汉代史实上，朱熹也认为《史记》的记载比较可信，甚至直接指出某些记载比《汉书》可信。他在回应曹子野“示及《史记疑》数条”时，表示：“熹向曾考证来了，《(史记)功臣表》与《汉史·功臣表》，其户数先后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当以传实证之，不当全以《史记》所传为非真也。”他列举史实，“如淮阴为连敖典客，《汉史》作票客。颜师古谓其票疾而以宾客之礼礼之。夫淮阴之亡，以其不见礼于汉也。萧何追之而荐于汉王，始为大将，若已以宾礼礼之，淮阴何为而亡哉？此则《史记》之所载为是。”[注]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4《书 问答·答曹子野》。 朱熹还指出：“班固作《汉书》，不合要添改《史记》字，行文亦有不识当时意思处。如七国之反，《史记》所载甚疏略，却都是汉道理。班固所载虽详，便却不见此意思。”[注] 《朱子语类》，第3202—3203页。 言下之意，还是《史记》记载得可靠。

五 、确定 《史记 》读史的优先顺序和科举作用

朱熹虽然从义理之学的视野否定《史记》的价值，但在读史顺序上，仍然肯定它的优先地位。在纠正王安石变法导致宋代在科举考试上重经轻史的风气时，他也能倡导以《史记》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一)肯定《史记》是读史书的基础

他给门人严世文的信中对浙江青田人郑汝谐(字舜举)的著作《语解》，信《史记》和《左传》，而不信《论语》所载的孔子之事，表示不满：“如三仁之事，《左传》《史记》所载互有不同，但《论语》只言微子去之，初无面缚衔璧之说，今乃舍孔子而从左氏、史迁，已自难信，又不得已而曲为之说，以为微子之去，乃去纣而适其封国，则尤为无所据矣。”[注]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1《书 问答·答严时亨》。

朱熹承认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的记事特长，确定它们是阅读编年体等众史的基础。在他看来，编年体记事太杂，难以识记，只有先看《史记》等纪传体正史，再看编年体，才利于记诵。义理化史学重视编年体，特别是纲目体，但是朱熹却总是贬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甚至用袁枢的《通鉴本末》来打压《通鉴》，还常用《史记》等纪传体正史来贬低《通鉴》，这是个令人玩味的现象。笔者以为，除了对《通鉴》“帝魏寇蜀”的正统观不满外，朱熹贬低《通鉴》还在于让自己的《通鉴纲目》脱颖而出。因此，一与《通鉴》并提，原来让他反感的《史记》就变得可爱起来。

朱熹在其《晦庵文集·序》中称，司马光纂就《资治通鉴》后，“晚病本书太详”，因此删节成80卷的《举要历》“以适厥中”，但未写完。至南宋绍兴初，胡安国在司马光遗稿上修成《举要补遗》若干卷。但朱熹自称读此书后仍然不满意，于是自己干脆“别为义例，增损櫽括”，编成《资治通鉴纲目》，“盖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使夫岁年之久近，国统之离合，辞事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并自许其书“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注] 王懋竑：《朱子年谱》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为了贬低冗繁庞杂的《资治通鉴》以衬托自己简明扼要的《纲目》，朱熹还借助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来达到目的，指出司马光纂述《资治通鉴》虽然不错，“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于数十百年之间，不相缀属，读者病之”，而“今建安袁君机仲，乃以睱日作为此书，以便学者”。[注]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1《跋通鉴纪事本末》。 他还专门赋《读通鉴纪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韵寄机仲》诗以咏其事。[注]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读通鉴纪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韵寄机仲》。 在贬低《资治通鉴》的意图下，《史记》却成了优于《通鉴》的史书。

有学生“问读史之法”时，朱熹回答道：“先读《史记》及《左氏》，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注] 《朱子语类》，第195—196、3205、2698—2699页。 门人饶宰问阅读《通鉴》一事。朱熹答道：“《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通鉴》是逐年事，逐年过了，更无讨头处。”

不光是在便于阅读和记诵上强调《史记》优于《通鉴》，在书法和写作上，朱熹也认为前者更佳。他曾指出：“《通鉴》：‘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议更法，首便有斩敌首、降敌两条赏罚，后面方有此两句比类之法。其实秦人上战功，故以此二条为更法之首。温公却节去之，只存后两句比类之法，遂使读之者不见来历。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此类多矣。”[注] 《朱子语类》，第195—196、3205、2698—2699页。 朱熹虽然不喜欢《史记》，但在《史记》与《资治通鉴》之间，又倾心前者，贬低后者。在朱熹看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帝魏寇蜀”，正统观和纲常伦理上有亏，于是意欲另撰《通鉴纲目》以取代之，为了抵销《通鉴》的影响，朱熹甚至将《史记》拿来做武器。

(二)建议将《史记》纳入科举考试中

朱熹虽然认为《史记》不合醇儒之道，但仍然比较看重它的应用价值，曾建议将《史记》列入科举考试的范围之中。[注] 参见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第66—69页。 针对王安石制定的经义考试，禁止引用史传的情况，朱熹讥之为“末流”。[注]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 门人王过指出：“乙卯年(庆元元年，1195年)，先生作《科举私议》一通，付过看。大概欲于三年前晓示下次科场，以某经某子某史试士人，如大义每道只六百字，其余两场亦各不同。后次又预前以某年科场，别以某经某子某史试士人，盖欲其逐番精通也。”这“某史”中便有《史记》。朱熹针对科举考时文的弊端，指出：“如科举后便下诏，今番科举第一场出题目在甚经内；论题出在甚史内，如《史记》《汉书》等，广说二书；策只出一二件事。庶几三年之间，专心去看得一书。得底固是好，不得底也逐番看得一般书仔细。”[注] 《朱子语类》，第195—196、3205、2698—2699页。 可见，朱熹曾经建议科举考试时应该考史，即设史科以取士，以《史记》为首的史书成为考试的内容。这又反映出朱熹对《史记》的重视态度。

结 语

《史记》在汉、宋两代都受到了儒家的贬斥。东汉儒家经学隆盛时代，即使是体例上继承《史记》的班固，也指责司马迁及其《史记》是非判断标准违背孔子；南宋理学盛行时代，朱熹也对《史记》提出了批评和否定，反映了义理史学标尺对《史记》的苛刻衡量和负面判断。

朱熹对《史记》的态度堪称怨爱交加。出于义理之学的立场，朱熹对“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表示了更多的不满、贬低和否定，认为《史记》的价值不如四书和五经，存在尊孔不力和尊儒不醇(即朱熹所谓“驳杂”)的现象，在尊儒和尊孔上比较粗率、不细致，对于商汤、周武等儒家道统人物未能遵循为贤者讳的原则给予“精细”处理，致使他们在征伐无道时显得过于血腥和恐怖。针对有人认为“尊儒不醇”的是司马谈，而司马迁则“皆宗孔氏”的观点，朱熹不以为然，指出司马迁对于儒学“徒能得其皮壳而已”。朱熹还对《史记》的书法进行抨击，认为它记载无次序，有疏阔不接续之处，随时得到史料，随时载入，无统盘规划和修订，甚至据此怀疑《史记》是一部未成的草稿，“是个未成底文字”。朱熹更对《史记》中的史实错误进行了暴露。他对《史记》的批判，也缘于其与浙东学派的学术竞争。吕祖谦等人尊崇史学，重视《史记》，对朱熹的义理学派产生冲击，朱熹针锋相对，处处贬低《史记》，反对浙东学派将司马迁和《史记》抬得过高，反对将司马迁的儒学说成是汉儒所不及，认为《史记》的说经水平只是二三流而已。

但是，朱熹又部分承认《史记》在考经、读史、记实以及科举上的价值。他认为以记事见长的《史记》有助于弥补以义理见长四书五经的不足，有解经和佐经之功，承认了《史记》在“以史证经”上的作用，并由此体现了“经史一体”的倾向。还承认《史记》记事可靠，甚至对先儒否定《史记》史料价值的行为予以反驳。他肯定了《史记》在研读史书上的优先地位，是阅读其他史书的基础。朱熹甚至建议在科举考试时，以《史记》等史书作为考试的内容，以便推广史学知识，以纠正王安石在科考上重经义而轻史学的偏颇。

他们不住地点头，我不忘给他们泼冷水：“挑战才刚刚开始，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哦！”他们信心满满地说：“老师放心，我们会努力的！”“好样的！”我称赞他们。“你们随时可以来找我，我是你们坚强的后盾。”

此外，朱熹对《史记》的肯定，有借助是书以贬低其所反感的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的意图，属于“退而求其次”。在朱熹看来，《资治通鉴》是史家之史，而非义理之史，其“帝魏寇蜀”的书法淆乱了是非，于是另撰《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以超越之。为达此目的，不惜用他并不太喜欢的《史记》来助力，强调读史先读《史记》，最后再读《通鉴》。因之，我们对朱熹肯定《史记》的态度，还要根据其具体的环境和动机加以考虑和评论。

总之，作为义理学家的朱熹，对于“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史记》颇为反感，但作为“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家，他又重视格物致知，承认知识的价值，在强调“尊德性”的同时，也主张“道问学”，为此又对《史记》记事的客观性及其史料价值表示认可。朱熹对《史记》的评价，主要以其义理之学的立场为标准，以是否尊经重儒为准绳，而较少考虑《史记》在史学拓荒中产生的巨大作用。

History under the Rule of Neo-Confucianism :Zhu Xi ’s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n Shiji

XIE Gui-an

(School of History,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Zhu Xi expressed dissatisfaction,devaluation,and negation for Sima Qian’s Shiji from the standpoint of Neo-Confucianism.He believed that the value of Shiji was not as good as that of Four Books andFive Classics ,and there was a lack of respect for Confucius.He believed that the calligraphy records of Shiji were disorderly,bad connection,and expose it’s historical errors.Zhu Xi’s criticism to Shiji was also due to his academic competition with the east Zhejiang school Lv Zu-qian and others.Zhu Xi opposed the latter’s behavior of respecting history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hiji .However,Zhu Xi also recognized the objectivity of the records in Shiji ,its historical data value and and the status of reading history.Zhu Xi’s evaluation on Shiji was mainly based on the position of his theory of Neo-Confucianism,and whether to respect Confucianism,less considerated the foudational role of Shiji in the pioneering history.

Key words :Zhu Xi; Shiji ;evaluation;Neo-Confucianism

中图分类号 ：K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605X (2019 )02 -0027 -09

作者简介 ：谢贵安(1962- )，男，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郝红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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